俄国采取什么方式把地主夺去的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293439902

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分土地”在1861年后是一种民间共识

　　长期以来，在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圣经”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灌输下，苏联革命史的书籍都在讲述这样一个观点：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宫胜利后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项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尤其是后者宣布：“立即毫无赔偿的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废除资产阶级、皇室、教堂与教会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一切土地属于人民的财产，并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这一举措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进而导致十月革命的凯歌行进。在遇到敌人反扑时，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革命成果自愿参加红军，成了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 这种的叙述中有很多含混和有意遮蔽的地方，难道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派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吗 是《土地法令》宣布以后农民才获得土地的吗

　　俄国地主的前身服役贵族的土地是国家划拨公有土地以及连带上面的劳动力的方式形成的。农民们认为贵族的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1861年的农奴解放，又被地主割去大量的好地。民间对剥夺地主土地的呼声一直就很高，从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组织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这些名称就可以得知当时“分田地”的呼声有多高。1905年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成立时就对农民宣布说，“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土地外加自由。”他们在国家杜马中呼吁纠正“现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过立法无条件、强制性的废除大地产。俄国杜马中只要稍微带有左派光谱的党派，从到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民粹派后续组织的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以及农民党团的“劳动派”，更不要说社会民主政党无一不把“公平解决土地问题”视为第一大要务。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十几个党派提出：尽快尽早完成农民多年来的夙愿——“收回割地”，所谓“割地”指1861年改革中被贵族割占原公社土地，把这些土地从地主那里夺回来还给农民。当时就连那些被认为是最保守的右翼党派也不敢坦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只是强调“地主经济商品化程度较高”不要盲目摧毁，或者用社会震荡较小的“赎买”方式来化解这一社会矛盾，这个主张当然是遭到革命政党反对的。也就是说，从1861年以后“分地主土地”就是一种全民共识的“政治正确”，并不只是布尔什维克一家的主张。 列宁承认说，“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假设”。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接着使1/5的农民占有1700万土地成为“独立农场主”，导致农民破产状况严重，俄国的土地分配不公问题愈发突出了。

　　列宁政党在革命前夜并没有讨论分地问题

　　俄国社民党在1916年2月召开了二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特别代表会议，针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后的形势变化，列宁在会上强调了修改土地纲领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于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从1906年起俄国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党的现行纲领过时了，已与俄国现行制度不合。据列宁说，俄国的土地问题在最近十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政府废除村社，出现了大量的独立农庄。村社制度的破产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因缺乏耕作土地所必需的资金而破产，沦为无产者并具有了革命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越来越多地变成中等农户和大农户，农业逐步资本化，形成了一个反动的、忠于旧制度的农民阶层，农村中资本和地产正飞速集中。

　　列宁认为，俄国政府“土地问题尽管解决的合理，但是暂时只解决了一半问题”。政府的土地改革所触动的只是村社占有的土地，至于地主私人的地产、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会土地依然原封未动，而这是政府改革最薄弱的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政府如果进一步推行改革，即转让大块的私有土地等等，那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就出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农民阶层，这一阶层是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可靠支柱。政府采取这一措施虽然不会阻止革命的发展，但总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革命运动的发展。

　　列宁表示，俄国土地问题的变化，迫使党在党纲中规定要没收大块是由土地，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堂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列宁根据上述理由论证了需要修改土地纲领的必要性。很显然，在这次会议上仍然像以往党代会的“土地纲领”一样，仅仅局限在理论上分析，既没有提出领导农民土改的问题，也没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出现的特殊形势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更也没有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至于主张没收大地产的土地则是包括自由主义在内众多政党都没有异议的一贯观点，。

　　会议虽然注意到了农村分化问题，但是仍然对斯托雷平土改发展方向给予肯定，认为这样发展的趋势将会对革命形势不利，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斯托雷平改革已经把农民分裂成两大对抗的群体”。而且对上次代表会议中反对由公社出面组织“侵犯和分割贵族庄园”的主张并没有加以修改，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村社”是一种过时的封建宗法组织，由它们主导未来的农村斗争，会使“历史车轮向后倒转”。可见布尔什维克对即将到来的“农民分地”始料未及，自然也就谈不上去领导它了。更何况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494名党员，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后的1917年也只有203个支部，4122个党员，与在农村具有百万之众的社会革命党无法匹敌，所以即便它想去领导农民，也无法与之争夺领导权。

　　“马后炮”的临时政府土地政策

　　其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于俄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民怨沸腾，沙皇权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领导国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笼罩在沙皇身上浪漫的光环消散了，各地法制松弛，政府已无暇顾及农民抢占地主土地的事件了，它对农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地已经自发地兴起“夺地”运动。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来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中化公为私的“割地”，而私有农民土地则来自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对村社的瓦解，这两次专制制度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很不得民心，“开倒车”的“反改革”呼声一直就很高。政府权威削弱后自发地就出现了利用传统村社剥夺地主和“富农”(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私有农民)的浪潮，而这时地主早已成为“死老虎”，要么把土地交给管家自己逃往城里成为“不在地主”，要么贱卖抛售土地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月革命后作为临时政府清楚地知道首先需要做的是分给农民土地。这是立宪民主党多年来承诺过的主张！现在轮到自由主义第一次可以大展鸿图，圆农民的梦，怎么能轻率行事呢 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战争状态下毫无规划的“乱分”，前方正在打仗时怎么分 如果在全国丈量、统一规划没有出来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张分土地，擅自改变土地制度，势必会造成农村和前线的双重紧张和动荡，将直接关乎到战争输赢的结局。

　　于是新政府要求农民稍作忍耐，等到战争尘埃落定，等到临时政府能站稳脚跟，就召开了立宪会议，进行了全国摸查，一定能够完成俄国农民等待了几百年的夙愿。临时政府3月19日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中说：“土地问题不能用任何抢占的办法解决……应当通过人民代表机关制定法律来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农民在法律的框架下“分土地”。

　　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已停止焚烧地主庄园和分地活动，呼吁，“不要把土地社会化的伟大事业变成随意私自占有土地”。切尔诺夫说，用非组织手段夺取土地是不行的，他呼吁农民代表苏维埃有组织地夺取土地。切尔诺夫反对“自行夺地”，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进攻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称号。他号召农民耐心等待召开立宪会议。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同意临时政府的主张，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自行夺地将会被视为非法行为。只有想乘乱夺权的布尔什维克煽动农民一刻也不要等待，许诺支持立即展开分地运动。

　　在不同地区已经展开的分地运动中，后来者唯恐叫别人占了先机，拿到土地者也害怕得不到承认，于是发生了农民情绪的激进化的过程。二月革命后的头两个月农民寄希望于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以影响战争为借口而拖延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又使农民把希望转移到社会革命党身上。但是当他们得知社会革命党要求农民以克制的态度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就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纷纷指责“自行夺地”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违法行为时，农民就开始抛弃他们寻找更激进的代言人了。布尔什维克鼓噪农民趁乱分地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在那些靠近前线和城市的地方，许多人从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变为列宁政党的支持者。主张合法分地的党派延误了时机，叫激进的布尔什维克钻了空子。在他们看来，土地运动为革命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

　　引用一段职业历史学者的评论：

　　这种冒险怎么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么会在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的整整13个世纪中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中国人和伊朗人都没有忽视过这支骑兵。中国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起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这一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于，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并不是说他们常常遇上敌人，相反，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尽。这支骑兵蒙蔽人的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假象，一经被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者别（哲别）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赋予了它一种共同的智慧。普兰·迦尔宾和卢布鲁克曾亲眼目睹过战斗中的这支骑兵，他们被它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产生于马其顿和罗马政体，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像所有国家一样，它们兴起、发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达13个世纪之久，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产物，是熬过了饥荒岁月幸存下来的游牧民。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时，他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上的孤儿时，就与弟弟老虎术赤一起每天带回了足够的野味，而没有被饿死。

　　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

　　什么因素使这一优势结束了呢？16世纪以来游牧民族怎么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后者用大炮来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长期以来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伊凡雷帝用炮声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几小时之内，游牧民的传统优势已成为似乎是不真实的过去。在1807年的战场上，浪漫的沙皇亚历山大召集来打拿破仑的卡尔梅克弓箭手们，就像是马格德林时代的猎人一样过时了。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志》

　　这位的评价比较中肯，游牧民族就像是天空中的雄鹰，俯冲，盘旋，不断袭扰着他的对手——如同黑熊般庞大但笨重的定居民族。无边的欧亚大草原是它双翅翱翔的最广大的领土，黑熊被自己的体重（农业经济）和臂长（军队构成和补给方式）束缚着，无法对每一次袭击作出真正的有效反击。雄鹰的攻击凶狠残忍，往往是极其迅疾的一击，咬下皮肉，撕开伤口，然后迅速飞上高空，躲避巨熊的臂膀，寻找巨熊的下一个破绽。如果大熊已经因疾病和伤痛无比虚弱，则这样的一击就将是致命的。在后来，当大熊的臂膀已经因后勤和武器的进步强壮到足以触及天空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雄鹰的折翅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领导：“沙皇”毫不掩饰地回答：“当然是强者的荣耀。强壮的身材和男人的荣耀总是让我兴奋。”

俄罗斯人似乎认为男女相爱是浪漫的，属于卧室和床之间的“私生活”；可惜俄罗斯和法国一样浪漫，就算是当权的“一把手”也会玩弄女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俄罗斯人还是讲究传统和礼仪的。不然著名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什么结婚八年都没有性生活？她仍然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处女。

俄罗斯人似乎认为男女相爱是浪漫的，属于卧室和床之间的“私生活”；可惜俄罗斯和法国一样浪漫，就算是当权的“一把手”也会玩弄女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俄罗斯人还是讲究传统和礼仪的。不然著名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什么结婚八年都没有性生活？她仍然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处女。翻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于1770年7月创办的讽刺杂志《闲话人》第二期，书名为《中国可汗雍正帝对他儿子的遗嘱》。两年后，公元1772年，列昂尼德编辑出版了他的中译本集《中国思想》，并再次收录《儿童遗诏》，从而使这篇文章不断流传，广为人知。

雍正帝的原文，标题为《雍正遗嘱》，可在《清世宗实录》第159卷第20-24页找到。这是雍正帝对他的继任者甘龙等人的意愿。这是公元1735年，也就是雍正十二年。

那么，俄罗斯人喜欢它什么呢？原来雍正告诉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说的“好好干，再好好干”，就是希望未来的乾隆皇帝“勤于求治，养精蓄锐，用之不竭，用之有度”大赚一笔，民乐千万”。应该说这也是当时俄罗斯人的最高理想。

当时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执政。这位女沙皇即位之初，接受“启蒙思想”的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主张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亲自写作，在俄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启蒙思潮。叶卡捷琳娜应该接受的“启蒙思想”的指导和“开明君主”的制度指的是中国的清朝和清朝的雍正帝。

《》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的意志宣传给诸侯，作为“君主”的原则。在他们看来，雍正的话当然是理想君主的行为准则。因此，这些宣传家深深感染了俄国沙皇。

然而，俄罗斯的现实与沙皇叶卡捷琳娜的宣布相去甚远。为了炫耀自己的“善政”，叶卡捷琳娜甚至写信给伏尔泰，说俄罗斯农民可以随意养鸡。现实情况是，农民正在大量破产和死亡。

诺科夫讽刺杂志的宗旨是揭露讽刺作品中具体的社会丑恶，进行无情的攻击。但是雍正的遗诏里没有讽刺的话。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的正义，他这样描述：“奸，除暴，惩贪恶，端俗，抑官。”显然，雍正帝是俄罗斯人眼中的理想君主。

不仅如此，俄国人还把雍正帝统治下的清朝视为最理想的国家。这一点从杂志的版面就能看出来。这是雍正帝的话，贴在杂志的头上，展示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杂志的最后，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作家冯伟新的打油诗《流言蜚人》，讽刺了俄国社会的现实，指出：“在俄国，人人都在欺骗，教士试图欺骗普通人，仆人欺骗主人，大贵族总想欺骗皇帝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这是从编排上来说的一个独特的讽刺，它向读者表明，相比较而言，今天最理想的国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东方的清朝。这说明在俄国人眼里，雍正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一个理想社会。

18世纪的俄国人不仅注意到了清朝，还用雍正帝的文章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毕竟这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意味深长的一幕。

当时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在中国北京的使命不是传教，而是从多方面了解和考察清朝，尤其是朝廷和政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雍正遗诏的俄文译本。

雍正帝传记中的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他治国有方的名声外，主要是因为俄国翻译学者的学识和俄文翻译的准确性。俄罗斯翻译学者阿列克谢列昂捷夫能够从众多文学书籍中选择遗嘱进行翻译和介绍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他对中国的广泛了解。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教会工作者的家里。他于1738年进入一所中国学校。学了三年，在外交部工作了一年。1742年，他作为北京东正教会的学生来到中国，在北京生活了12年，并于1755年回到中国。他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翻译和教授中文和满语。直到去世，他全职工作了近50年，即使只是在1750年。

在中国期间，阿列克谢莱昂特在清政府的旧金山学院担任汉语和满语的翻译，并在俄罗斯学校任教。他在北京的时间恰好是雍正帝去世后不久的乾隆时期，因此他对中国皇帝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使他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有了明确的选择。从实际成果来看，除了雍正帝的遗诏，他还有大量的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中俄关系、政治制度与刑法、哲学伦理、圣旨等。从1771年到1786年，共出版了21种译本。18世纪，俄罗斯出版了120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他的翻译占了五分之一。另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欧洲是第一次翻译。

说起来，列昂特的俄语翻译是最忠实通顺的。俄译本中人名的音译显示，有些人名明显是从满语而不是汉语翻译过来的。清朝的诏令通常用满语和汉语发布。最大的变化是，他根据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圣旨分成了几段，并在每段的开头加了一个标题，使每段的意思更加明确。加上“天佑大帝！”这份奏章，上谕开头加了“太子与大臣”，还有人指着乾隆皇帝未来的继承人说“李弘，现在我要对你说几句话”。

当然，在翻译的句子之间加上一两句类似的评论，更容易让俄语读者理解，也说明译者对清代帝王将相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如后“皇子黄保四子李弘，天性善良孝顺，孙辈中最宠爱高皇帝圣父。他抬高了这座宫殿，给予了比平时更多的仁慈”，他补充道：“他显然希望李弘能成为我王位的真正继承人。”

再如，在原遗诏中，甘龙是“和洪州太子一样亲近，一个人，特别真诚友好”，俄译本又加了一句：“李洪！别忘了你的小弟弟来庆祝这一天。

当然也有可能全文是原文，而不是中文。无论如何，它始终是译者外语水平和国情知识的见证，说明自康熙年中俄开始正式交往以来，文献翻译已经提高到相当的水平，最早的俄罗斯汉学家和满清学者已经成长起来。由于这些俄国汉学家和满族学者的努力，俄国女沙皇了解了中国和中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