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 电子版

　什么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节译）[1](吴西之译)
　　
　　第一节：哲学及其相关领域
　　
　　在当下的英语学界，如果说浪漫主义已经获得普遍青睐的话，那也只能是由于它以一场诗学运动的形式而出场的缘故，虽然说其本身所具有的哲学维度仍幽暗未显。一些核心文本没能被译入英语学界，这加剧了英语学界对浪漫主义哲学之维本可避免的忽视。的确如此，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大师最初为我们创获了巨大的诗学价值。他们毕生工作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在追问艺术之于社会和哲学的价值。聚焦于这场运动的诗学之维，并力图对其做出一幅全息图景的解读，这本身乃是完全合乎情理之事。诗学之维取向乃是切入此运动并对其做出诠释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这并非就是说它是进入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唯一途径。如果诠释活动坚执着这种取向并放言宣称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只是关乎诗学之事，那么只能说这一诠释学路向本身已在歧途之中。因为正像曼弗雷德·弗兰克先生这本书（指《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译者注）早已无可争辩的表明的，如果我们仅仅把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当成一场诗学运动的话，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以及荷尔德林便只能以天才作家和诗人的身份出场来与我们照面，而他们对哲学事业所做出的那些贡献则将被遗忘于幽暗之中。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大师对于哲学的贡献巨大而深刻。他们的志业曾影响过很多重要的哲学家。狄尔泰的哲学运思就曾受到哲学本质上乃是带有历史主义性质的事业这一浪漫主义观念的巨大启发。再如瓦尔特·本雅明，其关于德国浪漫主义文艺批评观念的学位论文最初就是源发于对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相关思想的研究和借鉴。事实上，尤为重要的是必须记取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大师乃是康德思想催生的第一代产儿。在这康德思想的第一代成果中，孕育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对于普遍理性主张的怀疑和挑战，以及将历史政治之维收摄于哲学之中并加以强调的趋向和要求。我们知道，经过康德哲学洗礼的德国哲学并不认为历史政治之维在哲学思考中具有第一哲学的位格。在这一点上，当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将历史政治关怀加以哲学地强调时，并最终促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这一新领域的诞生，对于以知识论为其第一原理的德国哲学传统而言，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不宁唯是，就像弗兰克先生在此书中已经阐明的，针对以第一原理为其根基的传统哲学之可能这一问题，浪漫主义的怀疑主义致力于创建康德费希特先验哲学统绪之外的新基地，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如果我们的意识之光仍然无法通透照彻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之维，那么以上所言及的诸多哲学创获对于我们而言就依旧是沉落于幽暗之中蔽而不显的。
　　
　　无可否认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大师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诗学财富，他们毕生的大部分工作也都是在努力追问艺术之于社会和哲学的价值所在。尽管如此，如果仅仅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单维地标定在诗学运动上，那么这对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大师关于其自身志业的自我理解乃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这场运动的所有成员并不会将自己的劳作成果仅仅视为诗学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自视为哲学家，并始终持守着从各个方面解构哲学与诗、以及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传统界线这一哲学信念。虽然浪漫主义父辈对于这场运动的自我理解在以下的诠释活动中变得不再整全，但试图为这场运动提供一个精深的诠释以求理解其诗学之维仍不失为一次合乎情理并实有必要的努力。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寻求变革和重新定义关于诗和哲学的范畴，因而他们往往采用非常规的表达方式以求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体系化的格言式写作方式，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就能将自己召唤入富有创造性的诠释学张力之中。尽管如此这般的书写方式会让观念性分析变得困难重重，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本身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一观念性分析的困难在我看来正是导致浪漫主义运动遗产中哲学之维缺失的原因所在。
　　
　　弗兰克先生的此部著作为我们逼近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之维提供了一条精深的分析路向。考虑到这场运动其本真要义在英美哲学界的普遍误读中失落已久，现如今将此书译入英语学界想必会成为英美哲学同仁在同一领域所做出的诸多研究成果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第三节：对第一原则的拒绝
　　
　　作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认为哲学并不是从第一原则开始的。在《雅典娜断片》第八十四节他写道：“像史诗一样，哲学亦始于中间。”当这一主张汇入诸如“诗与哲应该相与而为一”这样的观点中并得到映照和反观时，施莱格尔在我们的阅读视域中便会发出一种取消诗与哲之分明壁垒的诉求。然而，移除诗哲壁垒以并和诸般原则并非施莱格尔的初衷。事实上，他对于调和诗哲的强调和期许只是他的知识学劳作的一部分，他最初关注的乃是知识的本性。
　　
　　对诗哲之统一的期许以及对哲学的方法与诗艺的法则进行格对的要求，常常会导致人们将浪漫主义者仅仅视作较之理性和严格更偏爱于感性和诗艺的反启蒙者。虽然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并没有抛弃理性作为知识的最终基准这一信念，但是他们确实拒绝了哲学会以一个第一原则开始这一前提。一旦我们明了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这一面相，我们就有可能开始理解施莱格尔何以会对“中间”一往情深。
　　
　　浪漫主义是完全彻底的反基础主义者，并且它时刻意欲着寻获哲学和知识固有的不足。在他完成于科隆的关于哲学史的第一本书中，施莱格尔强调了这一点。在这本名为“从哲学的发展史而来观望哲学的历史性品格”的书中，施莱格尔开始着手探讨哲学的开端问题：
　　
　　想要暂时性地确认哲学的开端之点，一般的做法就是像在科学演绎中那样关心如何把作为开端的第一原则从哲学中抽离出来，当然前提是存在这样的第一原则。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由以开始哲学化的开端只有在不确定的模糊的观审姿态中方可被寻求和确证。
　　
　　当然，如果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原则，它仍将会被广为寻求但始终是一无所获。施莱格尔的立场是我们从来不会以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确定知识为始点而发端，相反，我们必须从我们已经居有的地方开始。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居有的所在乃是以往的哲学观念史。施莱格尔的第一次讲座关涉的即是导论哲学的问题，如何导论哲学最后即被还原为事关为人类知识奠定基础的哲学之开端问题。施莱格尔认为，从纯粹的确定性之点开始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
　　
　　像笛卡尔那样企图从以往的所有结构中完全的抽身而出并将它们抛出于自身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来自于心智的完全崭新的决断，这一试图忘却和抛开以往整个传统的企图，在费希特那里同样得到意欲并以失败告终。
　　
　　对于施莱格尔以及整个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家而言，哲学要远远多于推论演绎的科学，并且它不能单纯的只从逻辑法则的基础上升华出来（即使它不能违背这些原则）。考虑到历史上哲学体系之间的互文性，对以往传统的了解就变成必要的了。并且，对于每一部分的充分理解必然以对于整体的把握为先行条件。哲学不是历史学的，因而它也不能还原为历史，因为哲学关心的永远是理念、意见和思想、通过对这些观念作历史性的评析，我们就能获得理解哲学的方便门径。
　　
　　对于历史之于哲学的重要性之识取，代表着后康德哲学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向。虽然与费希特的著作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但浪漫主义者仍不能被视作费希特主义者。的确如此，在弗兰克的这本论著中逐渐显明的是，尽管费希特对于早期浪漫主义者影响甚深，但后者从一些关键的方向上已然背离了前者，由此如若再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视作德国绝对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将是不明智的。费希特坚决主张，为了使哲学成为一门关于知识的科学（知识学），哲学就必须从一个绝对的第一原则出发。《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即是他确认第一原则来解决哲学的开端问题的努力成果。
　　
　　只有在我们理解了作为浪漫主义的核心命脉即反基础主义之后，我们才有望充分理解在他们的同时代人面前浪漫主义哲学家所表现出来的反—动姿态的意义。以施莱格尔为例，施莱格尔对于费希特的批评，本质上说即是对于他的绝对基础主义的攻击。在1796年的断片中施莱格尔写道：
　　
　　哲学作为哲学不应有什么第一原则，也不应有明确的对象和任务。《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却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自我与非我及其关系，一个明确的第一原则——绝对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个明确的任务。
　　
　　当我们开始理解这场运动的怀疑论底色时，我们就有望居有了一个理解施莱格尔的主张之哲学意义的有利视点。直到这时，“浪漫的”仍将会持续吸引诗艺群落而非哲人的关注。弗兰克此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分析展现“浪漫的”一词的原初含义来为人们提供一条通达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哲学创获的幽幽小路。
　　
　　虽然揭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意义的方便法门是先行理解其成员共享的反基础主义精神，但这不是唯一的门径。已然赢获了对“浪漫的”一词的原初含义的理解，我们就将能够超越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仅作诗艺维度的阐释而更多地去关注它的哲学之维，而且我们也能够将诗艺与哲学放在一起加以追问以便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赢取关于“浪漫的”一词更加丰富的意蕴。
　　
　　第五节：关于荷尔德林
　　
　　在本书的第四到第八章，弗兰克讨论了谢林和荷尔德林的著作对于费希特的依赖，并且介绍了两个难以归类的杰出人物：伊萨克·万·星克莱尔和雅各比·兹威林，他们是积极回应费希特的绝对唯心主义并开辟它途的思想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四章贯穿到第八章，弗兰克的主要任务是为集中探讨荷尔德林的《判断与存在》（Urtheil und Seyn）做准备。他细致地介绍并分析了形塑荷尔德林著作的当时境况和人物，以及《判断与存在》对荷尔德林同时代人的影响。我们被指引向当时影响荷尔德林思想进展的哲学背景以及他与当时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作用的哲学家的特殊关系。在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星克莱尔和兹威林之间逐渐回落并流逝的友谊在哲学上是如此的重要，乃是因为这些思想者们在对彼此的回应中均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我们知道，谢林对费希特自我哲学的持久倾慕是他与荷尔德林之间最主要的交接点。弗兰克令人信服地阐明，荷尔德林《判断与存在》中的若干片段只有在与谢林的《论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对话语境中才是可通达的，因为他们处理的是相同的问题并且就此问题自由地分享着彼此的观点。他们之间的私人情谊在已出版的诸种著作中得以发现。谢林一直坚执着他的意识决定存在的主张，然而与此同时荷尔德林已经开始为存在决定意识做辩护了。荷尔德林并没有罔视自我意识，但是他确实将其降格为低于存在本身的次级存在。在自我意识从作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到作为诸原则中突出但不绝对的原则的转移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弗兰克所说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第一次自我主张”。弗兰克指出，如果自我意识不再被承认为哲学的推论原则，那么存在的超越性就会迫使哲学走上一条无限究问的道路，而我们对于知识的寻求也将成为一个无期限的努力过程。知识作为无限的进取这一观念导源于存在的超越性。存在被圆满理解并不能仅仅凭靠意识。这并不是说存在对于我们而言是纯然不可知的存在，朝向存在的道路被审美体验指引出来。弗兰克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明审美体验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审美体验的重视暗示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本身对于哲学的看法。借助于弗兰克的视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运动的诸多领袖都是一些禀有天赋的诗人这一事实便显现出了新的更加丰富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