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为国捐躯

随着历史剧《芈月传》的热播，秦这位历史上杰出的女性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当然，文艺作品虚构一些情节和故事是必然的。历史上真正的秦许安泰皇后是什么样的？

宣太后，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太后”的人。记载：“赵太后，宣太后。母亲于是开始认为它叫做。因此，范睢说秦王对王太后有一句独特的话。后来，赵和王新礼也有了太后御用东西的说法。这是太后的名字，自秦王赵浩棋起。汉攻秦旧称后，帝尊其母，称皇太后。”

第一，诱出易曲。伊曲，古西戎之国，位于今甘肃、宁夏境内。春秋时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郡县，与秦、魏抗衡，并一度参与中原争夺战，成为当时强大的少数民族国家。公元前352年，秦国出兵攻打魏国，一举攻占了县和县，随后秦国和义渠的摩擦又起。秦国趁着伊渠国内混乱，出兵攻打伊渠，平定了伊渠内乱。义渠投降了秦国。此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与和平状态。于是宣皇后改变了过去征服伊曲的军事策略而采取绥靖、讨好、腐化的政策，与伊曲王发生了暧昧关系。

她让伊曲国王长期住在甘泉宫，用优厚的生活招待他。伊渠在位后，宣太后又生了两个儿子，这让伊渠对秦国彻底失去了警惕。三十四年后，宣皇后在甘泉宫杀了伊渠王，然后发兵攻打伊渠。伊渠亡，其疆域并入秦。

可以说她为了秦国的强大牺牲了自己，下面的例子完全是因为她的浪漫爱情。

二、《史记秦本纪》记录了宣皇后的另一段恋情。当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他看中了秦国的一位大臣，成了。尤其是宣皇后临死前，提出要为她安葬魏丑夫。经过永瑞的劝说，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宣太后之所以这么风流，除了年轻守寡之外，跟她是楚人也有关系。楚文化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与秦当时的社会习俗有关，当然也与她手握大权有关。

秦襄公四十一年，襄公任命为其相，驱逐了宣皇后同父异母的弟弟一行，宣皇后开始失势，甚至被废黜。次年十月，宣皇后驾崩，葬于芝阳历山，谥号。

这句话的意思是：三十五年，楚国讨伐随国。随国君说：“我没有罪过。”楚王说：“我处在蛮夷地区。”

出处：《史记·楚世家》

原文：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译文：

三十五年，楚国讨伐随国。随国君说：“我没有罪过。”楚王说：“我处在蛮夷地区。今天诸侯们都背叛王室互相侵伐，互相攻杀。我有军队，想凭此参与中原的政事，请求周王室尊奉我的名号。”

扩展资料：

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楚文化独具特色。与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礼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之说，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楚人独具特色的文化心理。

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楚辞：采用楚国方言，句式灵活。时代及创作者。战国时期，屈原。代表作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与唐朝李白相同。

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

　　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

　　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

　　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

　　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

　　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

　　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罗运环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示与劝戒作用。

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