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流域的汉江与楚文化

楚人以汉江上游丹阳为起点，取威定霸于春秋战国，开疆拓土，先后统一了50多个小国，全盛时领域北至黄河、东至海滨、西至云南、南至湖南。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建功立业，而且确立了其文化的历史地位，为同时代的中原许多区域文化所不及，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具奇秀，无与伦比。

汉江下游江陵一带有20代楚王建都。楚纪南故城，为当时南方第一大都会，被誉为“南国之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楚国在此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人口500万众，一座城就占东周列国总人口1/6。城周宫殿等建筑145座，古陵墓2800多座。

当时在汉江流域及周边，有了最先进的采矿冶炼技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向世界昭示了楚人采矿冶炼技术上的惊人成就。“失腊法”等铸造工艺至今在高科技领域还有应用价值。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最早掌握冶铁技术和使用铁器，迄今可考的世界第一炉生铁锻炼是楚人，而且当时楚人的金币、银币——郢爰陈爰迄今出土最多，黄金最早被引入流通领域执行了货币职能。楚境出土保存完好的绣、锦、罗、纱、绢、绦等图案千姿百态，色彩如新，品种数量最多，漆器数量之大，工艺之精亦超越各国。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楚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产生了商品交易场所，称为“市”。春秋时期，楚国就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官职，称为“市令”。当时三个商业和经济中心——鄂城、鄢城、纪郢，地处汉江之溪，辐射全国各地。

楚人还有独具风格的精神文化。楚辞文学是楚文化的最高结晶，最正宗产品，是中国第一流文化的第一等创作。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就在他作品中，创造了一种由神话传说、巫术礼仪、原始歌舞三位一体而组成的缤纷文学世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

楚国的天文历法也十分完备，有我国二十八星宿、星座全部名称的最早记载。

楚国更是音乐舞蹈之邦、绘画艺术之国。宫廷雅乐《阳春白雪》最早普及到市民中，著名琴师、乐音家瓠巴、伯牙、钟子期、钟仪等大都出在楚国。绘画艺术中，楚墓出土的两幅帛画堪称稀世绘画珍品。漆画“金秋郊游图”，组画中26个人物的尊卑等级从服饰举止情态上栩栩如生，是旷古罕有的彩画。

楚人的哲学以道家为主流。楚人先祖鬻熊是楚哲学的开山人物，著有《鬻子》。其后，道家学派的形成是以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的出现为标志。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就是以夏民族为核心所创造的中原文化，和以楚民族为核心所创造的汉江、长江流域的文化汇合而成的。楚文化的浪漫奇丽色彩与中原文化朴实的理性之光，交融汇合成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

汉江、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在缔造和发展统一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为人类的进步贡献了力量。

汉江临眺

——王维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渡汉江

——宋之问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

　　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

　　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

　　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

　　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

　　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

　　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罗运环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示与劝戒作用。

对。《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屈原所作的作品大多是超梦幻般的浪漫。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楚辞是楚文化的一部分，楚辞与诗经是一种被影响关系，诗经与楚辞相比，楚辞是一种自由的，是代表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发展路线。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扩展资料：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

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共收集诗歌305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风俗、文艺等诸多方面，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现实的广阔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一。《诗经》中的诗来自广大的地区和阶层，作者有奴隶、自由民、士兵、流亡者、乞丐、思妇、弃妇，也有从统治者内部分化出来的受打击、排斥的贵族。他们从不同的地位、遭遇和生活感受，从各个不同社会侧面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之长，背景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是后来许多诗集都难以比拟的。《诗经》反映现实的深刻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二。作者大多能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揭露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本质和压迫人民的罪行，也反映了奴隶们的悲惨命运及奴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反抗过程。《诗经》通过这些描写，真实地勾勒出周代怎样由全盛走向崩溃没落的历史。

《楚辞》是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论述，正确指出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传说中，岳麓书院悬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名联。此乃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则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与《诗经》来自民间、经过提炼加工不断臻于完善一样，楚辞也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熟起来，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