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出生于浙江的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1913年赴日留学,在日本参与组织创造社,1921年9月回到上海筹办《创造季刊》。1921年10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沉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并以独特的“自叙传”风格开创了描写知识青年内心苦闷的浪漫抒情小说流派。
郁达夫是一个内心敏感的文学青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国内流行所谓的“私小说”的时期,这是一种以作家身边的事情作为题材,大胆描写灵与肉的冲突的小说样式,这种小说风格对郁达夫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以后,黑暗势力愈加猖獗,包括郁达夫在内的许多进步青年感到自己追求的“个性解放”的理想破灭了,找不到反抗黑暗社会的出路和武器。《沉沦》正是反映这种彷徨苦闷的时代病的代表作品,因而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当时青年读者的广泛反响。
《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为社会所不容。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大多数作品选和文学史对这部小说都做以上的解读,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小说中主人公爱国的社会意义。事实上,我在读过小说之后,觉得小说中“我”几次写到“祖国”,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并无太大关系,只是“我”自怨自艾时的一种借口。
小说中“我”的感伤,大多是由于所谓的“忧郁症”导致的敏感、多疑、偏狭造成的,很难都推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支那人”的歧视上:因为“我”不仅是感到“日本人”对自己的冷淡而发出复仇的呼喊,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甚至自己嫡亲的兄长,也会反目成仇,因此与其说是由于祖国弱小,身在海外受到歧视社会原因使“我”产生痛苦,不如说是由于“我”本人的性格弱点使自己产生痛苦,是一种病态的痛苦,作者只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将这种痛苦表现出来而已,将小说的主题勉强拉到“爱国主义”上,我以为并不符合小说的真正实质。而从叙述者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在描写到主人公的某些内心情绪时,会有一些近似调侃的句子出现。
如描写到他与兄长之间发生了龃龉,并写信与兄长“绝交”,描写他心中“恨他的兄长竟如同蛇蝎一样”,然后写道:他“把他兄长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
在这一番描述中,作者虽然没有出面分析主人公的极度“自我中心”的错误,但语气显然是不赞同的。
总之,我以为,与其说《沉沦》是一部社会悲剧,不如说它是一部性格悲剧,以“我”的性格,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恐怕都不会感到快活。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恋慕少女的少年内心的情绪躁动。而之所以有文学史上那看似严肃的解读,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性”的问题是建国后评论者力图回避的话题,但小说的作者却又是一位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进步作家,《沉沦》也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代表作,因此只好借着小说中几次出现的“祖国”字样,将小说的主题拉到“爱国主义”上面,对其中显而易见的“性的躁动”避而不谈了。以我之见,这部小说是一部“私人化”极强的作品,如果说它反映了什么时代进步思想的话,那也只是由于作者对“性欲躁动”和内心隐秘的大胆揭示,所展现出来的,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
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自叙传小说占了绝大部分,代表作诸如《沉沦》、《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不能机械的与作者本人等同起来,但他们身上却无疑都融汇着作者本人的性格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疾俗,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这个“自我形象”是富于正义感和良心的青年,同时也有着过人的才情和异常的敏感。在污浊黑暗压抑着他的发展的社会中,只能以怨愤、自戕来进行反抗。这些主人公经常经历命运和心灵的三部曲:追求合理的人生----合理追求的幻灭----绝望沉沦的自戕。在这些作品中,郁达夫敢于面对自己生活的隐秘和卑下,打破了中国传统写自叙传者的“名为自叙,实为自赞”(如《五柳先生传》)的局限,表现出卢梭式的坦率与真诚,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在青年中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响,因此吸引了许多模仿者,逐渐形成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创作风气,创造社的大多数作家都有此倾向,较有成就者如郭沫若、张资平,其他作家还有冯沅君、废名等。这其中,张资平在描写爱情与性欲上表现特别突出,因而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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