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18世纪戏剧 浪漫主义的谁有几个介绍一下 要英文版的

路易十五时代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他的重孙子路易十五（1715年至1774年）的死亡，登基，当时年仅5岁，由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五的法国专制政治危机公开暴露出来。路易十四去世，留下24十亿锂国债，其中1/3已经到期，国家财政1715纯收入只有69万只锂财政支出达到1447亿锂，国家财政是很大的困难。 1716国家预算的赤字近100万只锂。政府试图打击投机和高利贷的名义收取罚款，但只拿到10多万只锂。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奥尔良公爵，聘请了约翰·劳埃德财政改革。约翰·劳埃德是苏格兰银行家。 1716年，他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票据，银行票据现金支付国家税收作为有效的。在1718年，约翰·劳埃德的银行，被宣布为国家银行的信誉大大提高了。政府和贵族的银行票据，以偿还其债务。约翰·劳埃德是西印度公司股票的问题，该公司享有的权利，贸易，殖民主义，种植烟草的销售到美洲。这在法国引起投机狂潮，成为暴发户了。约翰·劳埃德从那时起水泥，并于1720年晋升为财政大臣。然而，这种改革，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的财政状况陷入更大的混乱。到1720年年底，银行约翰·劳3000000000锂资源储量的银行发行的钞票是只有700万锂。消息传出后，引起狂热的黄金和白银交易所，约翰·劳埃德逃离国家和银行倒闭。许多银行票据持有人的贵族，富商破产了。尽管使用银行票据，以偿还大部分债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恢复旧的金融体系，使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1723年路易十五亲政，但国家财政没有改善。路易十五奢侈，法院支出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的贵族集团仿效奢侈的宫廷生活。首相后继的一次改革融资，但最终未能挽救危机。下层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社会的阶级矛盾。

路易十五继承了路易十四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参加了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并退出占领的比利时，荷兰等地。法国遭遇惨败在七十年战争（1756-1763），失去的电子商务网站，在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路易斯安那州，塞内加尔。印度失去了一个大的殖民地，只留下五电子商务网站。七年战争英国建立了殖民霸权，而法国的大国地位受到严重损害。长期食用大量法国的国力，法国的对外战争陷入危机的专制。

18世纪的法国社会和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在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绝大多数集中在手中的贵族和僧侣国王为首的国家土地。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5％以上，基本上是一个佃农，耕种土地的地主。从18世纪初，法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但在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英国，深到农村地区。

18世纪，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 - 洛林，那里有很多的性质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手工工场的就业一千多工人分散就业100人集中的手工工场是不罕见的。到了18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炼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国家的最先进的机器。在贸易方面，鲁昂，AIKS，亚眠，波尔多，许多城市的对外贸易的中心。法国外交部主要出口葡萄酒和奢侈品。进口商品，如棉花，香料，皮革，咖啡。法国商业的繁荣，集中一半以上的欧洲货币。

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法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许多障碍。在法国，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在包的第16世纪的税务系统，和美国国债系统的实施是的主要手段原始的积累的资本在法国，通过数据包收到国家责任，到了国家的钱贷款人，法国的金融资本家得到一个巨大的数额的收入为法国社会最富有的阶层。但是，路易十六登基以来，以各种手段，以减轻他们的金融危机，从金融资本家手中的拿钱，使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因为路易十一的合作关系，迫使金融资本家代表的资产类也开始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上。在工业领域，由于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大量的手工业作坊不能过渡到一个手工业作坊。公会系统保护的封建制度，也有严格的限制，工匠和学徒的数量，规模生产和技术。范围的工业和法规，制定了到18世纪路易十四时代，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他们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法国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再加上各省之间的法律，度量衡，货币等的残余封建存在的，很难有不同的困难领先的商业联系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封建专制制度，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购买力非常低的水平，国内市场萎缩。 18世纪以来，法国迭戈在对外战争的失败，不仅国库，困难和损失，许多海外市场。只有在七十年的战争，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大殖民地，殖民地的印度，法国，英国占领。到法国的王室，贵族的带领下，在各级，法国贸易和工业敛财的一个重要来源，工业和商业征收重税流动在他们手中，大多数工厂的老板和商人的利润，这大大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在法国的新兴资本主义与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革命前的法国，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所有的人都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名罗马天主教神父，和第二个层次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和手工工场的工人构成了第三级。

天主教会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尽一切努力敏感的人口封建迷信，封建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提倡人们保持一天的生活态度，没有做丝毫反抗。 “异端”反天主教教会和封建制，实行的残酷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落实急需蒙昧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人们的思想，你必须先铲除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封建领主。教会土地占土地总，喇嘛和其他封建贵族，雇农的剥削，压榨封建租金的1/10。主教大多出身贵族，主要集中在城市，像一个贵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低阶修士在一年级主要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收入低，生活贫困，并有敌视态度的高僧大德，同情三年级。

第二级的贵族，分为两个类，一个佩剑桂家庭“，长袍贵族。所谓的佩剑桂家庭的主要手段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部分大贵族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土，住在凡尔赛宫，依靠养老金生活很奢侈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拥有垄断地位，在军队，政府和教会的特权。佩剑桂家庭“中小大小贵族，多年生活在农村，虽然不是大贵族的奢华生活享受，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成为农村的封建专制的主要代表。

“袍贵族”是不是世袭贵族，贵族头衔的钱购买。因此，他们大多是从资产阶级。法官袍贵族的各级法院，并可以给儿子的父亲。包揽诉讼，他们挤在财富的人，也过着放荡的生活。的佩剑桂家庭“，歧视他们，但不允许他们进入法院。因此，他们也不满的”佩剑桂家庭。

三年级的成分更为复杂。资产阶级，但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包税商，军火商，特许经营，银行家。这些人与封建专制的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他们还花钱买爵位的，长袍贵族。因此，他们并不想推翻独裁政府。然而，由于政治，他们不拥有任何权力，而不是封建政府，并保证资产的经济活动往往是贵族或国王的干扰，所以他们反对革命需要改善只是希望通过双方的根本利益，未触及下，限制国王权力，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中产阶层是主要的手工业作坊业主和商人。封建专制的政府的压迫和勒索，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渴望被大大阻碍。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保护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镇居民。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这些人不仅对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他们，他们痛恨封建专制的无限利用它们。但他们也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摆脱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损害他们的利益。

第三个层次，数量最多的农民。他们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向政府支付租金给房东，但各种苛捐杂税向地主交纳。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王缴纳所得税（收入的1/20的土地税），人头税，土地税，支付什一税的教会。经过层层盘剥，农民耗尽，这是难以维持温饱。在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封建反动”的历史时期。国王已经返回徭役农民建设道路和建筑的兵营。房东正在努力改善的封建租金，也篡夺了公共土地的农村公社，使广大农民更加贫困。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前夕在法国的23万农民，150万的乞丐竞争。因此，在小学三年级，农民是最讨厌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精神，最富有的。在第三级在各级之间的矛盾，而且反对封建的系统是一致的。因此，国王为首的第三级，僧侣和贵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

启蒙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承诺，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这是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思想的人从拘留的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解放发动了一场解放运动。他们激烈地批评指责封建专制和腐朽，反动的性质，教会，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占有了所有的社会财富，而在极端贫困中的人的呻吟。他们反对宗教迷信，指出上帝是不存在的，“圣经”是编造的，是一个神圣的奇迹牧师任意编造的谎言。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和要求应完全自由。启蒙思想家表明破坏的封建制度，主张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未来的社会中更好地了解。

开发的基础上，17世纪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启蒙。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数字，尽管他的哲学是唯心论，他建议采用合理的，而不是神的启示和人的分析论证，而不是神的偶像崇拜的思想，打破了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文化的垄断有一个显着的进步。作为一个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思想家，合理的原则，而不是权威和传统的原则，提出了过去，包括旧的传统宗教和国家政体应研究。这种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启蒙运动，是最突出的特点。此外，发生的启示，同时也得到了自然的发展，18世纪的欧洲社会契约的权力，分权理论。启蒙运动的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吸引群众参加革命的推动，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同的英国革命，彻底扔掉披着宗教外衣，采取的形式公开的政治斗争。

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伏尔泰（1694-1778）和孟德斯鸠（1689年至1775年）。他们的教义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要求，的温和派属于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指导思想。

伏尔泰原名弗兰？，OIS玛丽阿鲁埃。浩丰他的书，涉及其他方面的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 “哲学大辞典”，路易十四“，在不同的民族风情和精神”，在他的杰作。伏尔泰无情地批评天主教教会作为一个精神支柱的封建制，口号“摧毁丑闻”，公开反对教会的宗教迷信，宗教迫害和人的无知，以及对各种社会弊病指出，所有这些弊病在于天主教会欺骗。他谴责天主教教会是一个“九头鸟”，教皇是一个“骗子”。天主教牧师“文明恶棍。他的政治倡导者按照英国的宪法君主制的例子，主张自然权利交给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所有，废除权限，限制王权。但是，因为他站立的位置中大资产阶级，思想上，经常发生矛盾，他批评天主教会的一方面，但是，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可改变的现象，一方面，提倡的“自然权利”的人，但人们的回报是“暴民”没有自己的能力，管理自己的需要“聪明人”的监护权。伏尔泰的二元性的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反映的模糊性的大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和妥协的态度。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曾担任当地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上升和下降的原因。孟德斯鸠和伏尔泰（Voltaire） ，很坚决地反对天主教教会的思想专制。在他的书，狠狠地批评和嘲笑的天主教教会和教会的残忍和不称职的。与此同时，他强烈反对专制和残暴的特权阶层。然而，他不主张废除君主制，法国应仿效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他的政治思想反映在他的著作“法的精神”。在这项工作中，因此，孟德斯鸠，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可以限制君主制，是没有必要的一场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样的想法，后来利用立宪党人的革命，并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

代表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魁奈Encyclopedists的重农学派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1713年至1784年），主要代表的Encyclopedists，霍尔巴赫（1723年至1789年），爱尔维修（1715年至1771年。 ），以及其他反映他们的政治思想狄德罗主编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因此，他们被称为“Encyclopedists，。百科全书是在16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代表，最有代表性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时代。然而，他们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物质的，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通过百科全书出版的关于自然和科学文化知识，教人以公开的宗教封建迷信的荒谬，批评的无知和残酷的天主教教会和牧师，而宗教是用来提高价值被压迫的国王人。讨论的社会现象，他们使用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即封建制是不合格的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性的政治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提出了王权应限制在最低限度，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不一定要采取的手段的革命。魁奈（1694年至1774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之一，主要作品包括“经济表”。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一个系统的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他极力推崇经济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和创造性的论述了再生产理论。

启蒙思想家的小资卢梭（1712-1778），代表他们的利益。卢梭出生在日内瓦钟表匠家早年因为家境贫寒，生活的生活徘徊，有着深刻的体会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情绪。因此，他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和革命。 “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论不平等的原因和基本人权，在他的名著“忏悔录”。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的不平等和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他强烈批评了现有的在社会上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但卢梭主张消灭私有制，并通过一个小型私人所有权保留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上的平等。政治思想，他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的理论。他认为，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并建立一个国家应该是社会契约的原则。路易十六“我的国家”的谬论之王，而不是人的主人，但人民的仆人，不称职的公务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取代他的人。 “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卢梭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卢梭和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他极力主张推翻的专制君主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卢梭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以后的雅各宾革命。

启示，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家，以反映较低的群众革命的要求，最有代表性的梅里叶（1664年至1729年），马正丁基锂（1700年至1785年）和：鄚来蜊（生卒年不详）等。集团与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家和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色彩。梅花离开他的杰作，“遗书”，谴责私有财产，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是万恶之源，是祭司，投机者，官员都称为“富裕的懒虫”说，封建地主的“魔鬼”。他主张在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和社会财富的应该是广大市民的共同享受。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没来由李在他的著作“自然码应该废除私有财产，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他不主张革命要实现这一目标，但他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只要消除社会偏见和谬误。马狗不理以梅里叶大致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消除社会不平等，以消除暴政和邪恶在他的书“的原则，法律规则或法律的”和“的力量公民和义务，马狗不理描绘了他的理想共和国的画面：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兄弟，禁止拥有的财产是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律。”不过，他提出了不切实际，理想国，不能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建立在一个荒岛上。这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人民在社会的现实绝望。

自启蒙运动以来，被称为18世纪的“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较高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神圣外衣 - 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会，以及在神圣的外衣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活动，都在理性主义的平衡，让人民群众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揭露虚伪性和欺骗性。启蒙运动的哲学前提，社会应该建立上述的法律性质。启蒙思想家既然上帝不存在，授予权限，那么这个人是天生的平等和自由，追求幸福的，生存是每个人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可分离的。有头脑的人的自然权利对抗，否定了封建特权，对人类的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启蒙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蒙昧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还自然科学狂热的拥护者和倡导者。胜利在三年级的未来有信心的新的社会启蒙思想家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思想反映政治和阶级的不同派别的要求，但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每个阶段都可以发现其踪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与此同时，法国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和美国，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相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于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之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最苦难者，生命最贫乏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提供信任感。简言之，需要某种温暖的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愈来愈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反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 根据很权威的性格MBTI性格理论，理想主义者=直觉+情感

“理想主义者”型的人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基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念做出决定。这是一类关心个人成长和如何理解他人与自我的人。

“理想主义者”做人的原则是：“真实地面对自己”，是四种类型中精神上最具哲理性的人。“理想主义者”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善于容纳他人。

“理想主义者”好像永远在寻找生存的意义。他们非常崇尚人与人之间和各种关系中的真实和正直，容易将别人理想化。许多“理想主义者”本能地喜欢帮助别人成长和进步。“理想主义者”是很好的传播者，被人们认为是促进积极变化的催化剂。

他们天生能够理解别人的情感，关心他们在生活、工作中碰到的人们（如同事、病人或客户、雇员）的需要。

对于“理想主义者”型的人而言，一份好的工作应该是对他们个人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常规工作或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理想主义者”崇尚和谐，不愿意在一种竞争激烈或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发展。他们喜欢民主、能够激励各种层次的人们高度参与的组织。他们会被那些促进人性价值的组织或那些允许他们帮助别人完成工作的职业所吸引。

优势

1 对别人的情绪敏感，能理解、体会别人的心情，善于安慰、鼓励别人

2 对文字、语言敏感

3 善于分析、总结

4 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5 能理解复杂的理论概念，善于将事情概念化，善于从中推断出原则

6 擅长策略性思维

潜在弱点

1 有仅仅凭个人的好恶或价值观来决定事情，并希望别人也以同样的角度或标准来处理问题的倾向。

2 有时他们心里老想着别人的问题，可能会过于陷于其中，以至于被其困扰。

3 有时容易将别人或事情理想化，不够实际。

4 不是特别善于管束和批评他人，尽管常常自我批评。有时会为了和睦而牺牲自己的意见或利益。

5 有些“理想主义者”比较容易动感情，情绪波动较大。

理想对应着现实，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对手。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碰到适合的环境，它也可能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和实践的结合对理想主义而言是必须的，为人类设计的蓝图只有在社会全体的试验田里开花结果，才能证明理想的价值。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义的目标，也是它的首要意义。

柏拉图为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设计了一种制度，他坚信消除财产公有和取消家庭的共产主义能够让城邦的护卫者一心一意地保护城邦，坚信最有智慧的人一旦愿意承担最高的统治工作，这个城邦就是正义而完满的。可惜这都是说说而已，他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因毒害青年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拿着自己的方案去帮助小邦立法，差点被贩为奴隶。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虽然相信存在一个“幸福岛”，但他没有选择当一个实干家，而是老老实实的操持着自己的学园，还精心培养了一个学生：马其顿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不能说亚历山大日后实现的霸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帝国和征服早已远离了昔日的理想国，但理想借助英雄改写了世界历史。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故事跟这段往事有点相似。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列奥·斯特劳斯在大学校园里终老一生，不担任社会公职，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成分被他的第三四代传人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利器，也成为促使美国变成新帝国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思想变成了行动，不如说斯特劳斯的理想主义为21世纪的美国指明了方向。

布什显然不能和亚历山大相比，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承担了哲人的理想。理想主义在鞭策社会趋于完善的同时也肩负着制造英雄的任务，这是理想主义的第二个作用。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刹那，他肯定会相信，能够逃脱风暴、饥渴和死亡的威胁是命运女神的眷顾。事情一旦到了生死这份上，理想不理想的就不重要了，理想主义看重的，是在遭遇艰险的历史时刻，敢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挺过来的人。那些开拓者是最具有理想主义成分的偶像，他们经过大风大浪但初衷不改，理想主义经受了现实的洗礼而愈加光彩夺目。

但理想主义选择和制作英雄的活动只存在于每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理想创造神话，现实消解神话，尤其是民主社会的现实，更令理想主义尴尬万分。我们的时代是理性主义的，理性奉行的是现实标准，当今的英雄没有几个敢于构想亚历山大的事业，中产阶级也不再是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理想主义逐渐受到制约而被边缘化了，人们对“社会乌托邦”的灾难性后果感到恐惧，而不再对最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所欲求。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就是身边的伊甸园，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

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从根本上释放了人性的全部欲望，而且在一个平面上将追逐不同欲望的行为等量齐观。但理想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要为这种平静的生活注入一丝灵气，以它的卓而不群证明它的高贵。

有些人也正在借助着这股灵气为理想主义大厦增砖加瓦。雷锋就是我们身边的理想主义英雄，摒除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道德符号，雷锋确实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全理想主义的典范，他把助人为乐当成最大的快乐，他把有道德的行为当成生活理想。雷锋的理想主义就是将德行贯穿于人伦物用，这让我们想起了从“遵德性、道问学、致良知”到“人人皆可为舜尧”的中国儒家传统。

理想主义认可的英雄越来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种历史趋势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评价身边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往往以让现实更美好的名义开始行动，那么考量真假理想主义的标准就不在名义，而在“行动”。它的目标虽然不必是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但至少是在朝着有利于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

真正的理想主义越多，我们的社会也就越完善。社会对理想主义的宽容和容纳程度证明了其成熟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值得赞扬的，它允许一个旨在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存在。这也是理想主义的第三重意义，即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霍布斯：霍布斯论自然

一 问题

霍布斯在他的一本主要著作《利维坦》当中，将作为其思考核心的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原则坦率地归纳为22条，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霍布斯阐发了他关于政治生活的构想，最终也是以这些原则为中轴，霍布斯建构起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大厦。政治哲学，当其在古希腊起源的时候，意味的是在城邦中构建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一种政治不能承担起指导公民走向真正美好生活、走向真正健康的价值，那么这种政治必定是腐坏不堪的。可以想见的是，如果霍布斯不想让自己的政治哲学走向坏的那个方向，那么他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哲学论述与公民真正的美好生活、与真正健康的价值关联起来。事实上，霍布斯的这些自然法则恰恰就是在探讨什么是公民真正美好的生活、什么是真正健康的价值，霍布斯所要解决的是关于生活之道的问题，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判断，这个问题一直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那么，什么是霍布斯眼中的健康的生活之道呢？很明显，在霍布斯关于自然法则的构想最关键的有两条：1，怕死的本能，以及因此本能而生发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2，信守约定。也正是这基本的两条原则使得列奥施特劳斯将霍布斯看作是现代政治哲学之父。

这是为什么？

二 对问题的解释

记得在一篇有关弗朗西斯培根的研究文章中，A帕里-拉莫斯这样写道：“马克斯韦伯生动地用之以形容现代欧洲文化性格的世界之解魅体现在多个领域当中。其中之一是宗教上的变革，重要性与此相当的另一个领域则是有关认识的对象，即自然变成了一个无灵魂的机器的胜利形象，变成一个庞大的仓库或者一个没有知觉的以最苛刻的方式被加以考问的证人”。[1]的确，此前一直占据思想界支配地位的中古自然观，包括古希腊，罗马（尤其是斯多亚里派）以及中世纪，不管在时代变任中经历过多么大的变化和调整，但核心的一点却一直得到确认和坚持，即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机体，由在空间展开，在时空中渗透着的运动物体所组成。整个世界具有生命，它所有的运动都是生命运动，这些运动有目的、受理智规约和引导。自然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生命体，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任一种生物依照它自身的等级，分有世界灵魂或神圣理智，分有世界心灵的活动。不存在没有精神的物质世界，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精神世界。物质本身是无形式的，精神作为终极因和目的因引导物质的变化。

到了十七世纪，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借助科学已经发现了或者严格说来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物质世界；一个僵死的物质世界，范围上无限并且到处充满了运动，但没有质的区别和等级、没有秩序、没有和谐、更没有目的，而是由普遍而纯粹量的力所驱动。物质不再是无形式的质料。通过被强加于自身的形式构成一切东西，而是从量上组织起来的运动物体的整体。

与自然观的变动相伴随的则是对人的看法的变动。在亚里士多德式宇宙观和自然观为主导的古希腊、斯多亚、以及中世纪观念当中，自然的图景与人的价值是完全相溶为一体的。亚里十多德的自然观以质料的形式和目的论的理论为基础。活的生命有机体是思维的对象，规范、和价值构成它们的本质。事物存在于一个目的论的链条当中并一步步被引导向更为高级的生命形式，一种更有效、更充满生命力的形式。整个过程包含着潜能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潜能是奋争的基石，借此，潜能朝着现实的方向进步，这一进程以目的论的意蕴贯穿于整个自然当中，最终朝向“不动的推动者”。世界的过程不能是自因的和自存的过程，必须有一个自然之外的动力因去解释发生在自然当中的变化。很明显，这种有关发展的目的论观念将人维系在一个等级秩序当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和价值达到自己完满的存在。人因此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和方向，也因此分有了世界灵魂、拥有自己的固定的价值。现代的自然观则以恒久和普遍的怀疑否定了上述形而上学体系，只承认散布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僵死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关于精神、关于灵魂、关于上帝，既使不被彻底否定，至少也被排除在对于自然的解释之外。人失去了作为中古文化基本特征的那种统一秩序和内在和谐，仿佛成了宇宙的弃儿。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在机械论的自然当中，他没有必然性的地位设定，自然本身已经失去了目的和秩序。他只有凭自己的不懈斗争取得能够得到的一切。尽管后来的帕斯卡尔对这种自然图景中人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忧心忡忡，这一自然观却在主要的方面道尽了启蒙运动的总体特征，即以永恒秩序向人的转变，以义务、规则向权利和要求的转变。人类的正当研究对象是人，所谓启蒙，正如康德所言，就在于自由和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也不再是原先的对世界灵魂即Logos的分有，或是对神性秩序的参与，而是成为人类自主的行为和思想能力，整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幸福，一切知识的基础在于对心理活动的实际过程的考察。[2]

在这场从永恒秩序向人的决定性转变中，最有效的力量来自霍布斯，霍布斯第一次将法律和权利作出了明确的区分。[3]按照霍布斯的分析，法律代表着特定的义务和规则，它导源于永恒的理念或神性的秩序，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这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点。正义在中古社会是独立于人们意志的标准和规范，而关于单纯个人权利的某种确定性观念并未真正达到。霍布斯反其道而行之，着力论证了国家首先建立在个体的权利之上，而法律则是这一权利的衍生物。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要从“人性”的视点才能被正确理解。霍布斯发现人性的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特性在于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这是解释整个意志活动的简单的和自明的原则。这种自我保全的动机就其实质而言是指个人肉体生存的保持和促进。意志的其它一切活动都将服务于这种自我保全。判断是非没有别的客观标准可供奉行，只有对于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自我保全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成为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根本准则。每个人的自卫权利与他人的自卫权利根本对立，并发生冲突。为了最有效地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摆脱普遍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走出糟糕的自然状态，进入和平相处的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可行途径莫过于人们订立相互保证的契约，按约建立国家，以国家所颁布的法令定夺是非善恶。如果人们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必须受到国家法令的限制或纠正的话，那么国家本身首先就应该是利己主义所设计的一切装置中最完善的装置，以满足自我保全的要求。除此之外，所谓的善、美德、神圣秩序以及人的社会属性等，对于国家来说并非根本的，甚至是多余的或不相干的，它们只是作为实现自我保全以及和平生活的一些条件和手段而存在，国家并不负有将公民引导向善的责任和权力，更不该有过分的精神要求。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分点在于：在古典政治哲学以法律和规范为基点的地方，现代政治哲学则以个体的权利取而代之，成为政治哲学论说的出发点，据此施特劳斯将霍布斯视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他这样写道：“在现代和古典政治哲学的相互对勘中，无疑，霍布斯，而非其它人，是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因为正是霍布斯以此前此后都无以比拟的明确性使得自然权利，即个人的合理要求成为政治哲学的根基，而用不着再时不时地借助自然法或神法”。[4]的确，霍布斯生活和写作在启蒙运动勃兴的十七世纪，当时，欧洲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智力生活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之中。世俗文明在宗教文明旁边自觉地壮大起来，这种世俗文明一直潜流于西方民族的宗教文明主流之下，不断膨胀，不断壮大，最终破土而出，以胜利者的形象构成近代生活的基本特征。近代生活显示出丰富多彩和强大的生命力，冲破了中世纪精神所集中的坚固统一性，精神领域的帝国时代土崩瓦解。罗马失去了对宗教生活的完全控制。宗教信仰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完全的统治地位被摧毁。与此相应，在思想领域中，以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受到了全面的怀疑和批判。笛卡尔的怀疑哲学成为十七世纪理智生活的精神统治力量，从怀疑一切的原则开始，从各方面检验了全部的观念领域。笛卡尔说，我们经历过的意见的变化和感官的欺骗的次数太多，使我们无从信任他们。同一物体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的印象，面对此等印象的多样性，不可能确定这些印象中的哪一个印象或者究竟有没有一个印象包含着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且根据我们的现实经验，我们在梦中出现的生动性和确切性必然会激起我们绝不可能摒弃的狐疑：即使在我们确信我们清醒、正在感知事物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许还在做梦。因此，以想象力可能产生的所有的组合物中，我们只能确证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得不加以接受的最简单、最清晰和最明确的真理，诸如2＋3＝5这样的数学命题。[5]培根所提出的四幻像说也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和批判意向。[6]这种意向的矛头直指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体系和其支撑的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帝国，它要求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探求确定的和牢靠的真理，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一种全部人类知识的有系统的崭新整体。他们对于历史积累知识的传统继感到厌恶，渴望一个崭新的由一个模子铸成的哲学创造物。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教条主义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成功克服怀疑主义。确保智慧的实现意味着通过公正地对待体现于怀疑主义中的真理来消除怀疑主义。为此，必须让极端的怀疑主义任缰驰骋：只有经受住怀疑主义的批判方可成为智慧的绝对稳靠的基础。智慧的实现同时就是在极端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绝对稳靠的理论大厦”。[7]霍布斯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和时代背景中进行着他的思考和写作的。他以第一位真正的政治科学家自居，而他的雄心壮志恰恰就在于在真正稳靠的基础之上创立一门崭新的政治科学。霍布斯发现这种真正稳靠的基础扎根于人性的各种自然情欲当中，其中对暴死的恐惧以及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是具有根本性和支配性的。人们在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动机，并务必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秩序的基点。以前的政治理论于从某种先在秩序的和谐体系的视角考察政治生活正当与否，认为政治生活应该以美德为基础，其目标则在于引导置身其中的们向善。这种理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述，并在强大的宗教背景下改造了这一理论，使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异教思想家在基督教土壤中扎根生存，并最终成为基督教世界理智生活的统治力量。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可视为中古欧洲政治思想脉络中的两个制高点，两人的思想则相互辉映，构成中古政治论述的主流。霍布斯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表现出相当的尊重，但在根本的方面却将中古的形而上学体系认定为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一堆不知所云的词藻的胡乱堆砌。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德和善对于政治生活而言是过高以至于近于虚幻的要求，是完全行不通的。政治生活要以人的自然情欲为基础，以每个人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为出发点，简而言之，政治生活所要慎思熟虑的是实然，而非应然，[8]而它以此所要完成的任务莫过于将人们由战争状态中的“狼”变为和平状态中的公民，将人们之间的公共生活秩序由糟糕的自然状态导入和平的文明状态。总之，在霍布斯这里我们见到了现代政治学主流论述的几乎所有基本特征，比如个人权利的根本重要性、政治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分离等，他的契约理论所导出的结果虽然罕有后人加以接受，但契约论本身一给他开创，便成为宪政理论家手中最经常和最有效的武器，康德在总结关于国家构成的社会契约观念时得出的结论是：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更适宜的方法了。这一切都使得霍布斯想当然地成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尽管我们不能忽视马基雅维利在政治与道德之间划出界线时所付出的努力。[9]

很明显，霍布斯政治哲学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的宗教、信仰、先知、价值、超验的领域、道德、神灵、或者神学，甚至某种法条，相反，他迫切需要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能够在清晰、明确的证验和推理的基础上对任何政治的-神学的-宗教的-道德的-习俗的-祖先的-法条的-革命的-启示的-人造的意见（doxa）说"不"!!换句话说就是，保持人之为自然的人，为自然的存在。恰恰在其自然性上，人要清楚自身的局限和渺小，并且要让自己自然的存在远离这样的企图，即企图跨越那条绝对的界线，跨进所谓的非自然的领域当中去，这种非自然，我指的是传统宗教信仰中的“超自然”，也是指现代性背景下的"人为捏造"。要做到这一点，基本的一点是：哲学，或者哲学化，或者哲学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哲学就是“去思考”。在哲学的审判庭面前，没有一种信仰可以高高在上，它只是没有经过思考和审理的“意见"（doxas），无论是原始的迷信、希腊荷马的神话、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还是其他的东西。

在《国家的神话》中，卡西尔谈到了西方思想历史上的一桩奇事，即，当城邦哲人开始凭借自己的理性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引发的是一场“理智”和“神话”的对抗。而在这场对抗中，从事哲学追问的那些人恰恰是借助“自然”的崭新观念来介入对抗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抗争。

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乃是与艺术和诗学相对立的，首要地是与Nomos相对立的，Nomos指涉的是特殊的法规、习俗、约定、同意、以及权威的意见等。自然以及由之而生的自然法的观念恰恰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超越特殊人群、地域和时间中的特殊的习俗和规则，转而寻求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和超越的规范体系。“自然法理论与哲学同样古老。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好奇处于哲学的开端，同样在自然法理论的开端处人们发现了好奇”。[10]好奇作为一种人们的思维状态，不同于道德教化和宗教义务所要求的服从和谦卑，它所指称的是哲学所特有的工作意向，这种意向一般而言就是对万物自然理则的理智追问，是一种纯粹的爱智行为，它要求以人的理性检省世界和宇宙。因此，哲学的目标在政治学、法理学和伦理学上就体现为寻求一种超越特殊的地域、人群、宗教和道德的、普遍的公共生活方式。[11]这正是苏格拉底的先行者们所致力的工作。在这之前，古希腊文明的智力状态基本上处于一个由《荷马史诗》所营造的神话氛围当中。政治和法律上的规范与由神话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混杂在一起，而人们赖以生活的社会秩序也想当然地被认为神灵所创，法律被牢固地打上了各种神灵的烙印，并附属于这些神灵。公元前六世纪，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希腊文明经历了一场以神话到哲学的革命，它导源于“理智”与“神话”之间的对话和抗争。哲学要求并尝试着揭开笼罩在们理性之上的神话面纱，要求通过关于真正现实的概念去解释经验世界。在这场哲学与神话的对抗当中，希腊人很快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他们在研究政治之前先研究自然”。[12]他们差不多硬生生地创造了自然这样一个概念，以之为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与神话对抗。“他们是这个领域里哥伦布。如果没有这首要的一步，他们便不可能向神话思想力量挑战，新的自然观念成了关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13]以这一新的自然观念为基础，自然法的观念同哲学一道诞生了。它与城邦旧有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祖法伦理一开始便处于对峙的格局当中，自然与习俗，即Physis与Nomos的对立一直是古希腊思想的一条轴线。[14]在此，事物的“正则现在已不再为权威所佑护；它们成了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被追问的对象。原初的善与祖法伦理之间的同一被它们之间的基本性区分所取代”。[15]显然，自然和自然法的新观念是哲学的产物，是在人们开始怀疑权威、怀疑城邦生活中旧有的伦理道德，认识到并非怕有的法律都是永恒的神法，并以批判的理性对之加以全面检省的时候诞生的，它成为哲学的理知追问工作赖以进行的有效工具，成为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按照自然而生活，是解脱粗俗人民的混乱习惯和粗野放纵而达到的较高级的行为规律。人们意识到古老的宗法伦理的可变性，并超越自己的城邦审视其他众多城邦的种种不同的法律和制度，这时激动人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法律？什么是符合自然的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为什么有约束力？法律怎样才能规约人的良心？国家的法律和道德秩序强制力的伦理基础何在？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成了自然法理论的基本问题，从柏拉图时代起，就吸引了几乎所有自然法理论家的注意力。这些自然法理论家所要寻求的是关于法律秩序的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基础，它要求以一种统一的或者说是符合自然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这种统一的标准之所以自命具有普遍效力，并非基于武力，更非基于特定的道德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某些教务，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

有趣的是，霍布斯站在现代世界的开端，站在从宗教文明到世俗文明的转折点上，在与中世纪的宗教文明对抗的时候，他所借助的恰恰也是“自然”的观念。通过塑造一个崭新的“自然”的观念，霍布斯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崭新的生活之道。霍布斯关于“自然”的观念的基本质性尖锐体现在下面的三个点上：

1，关涉到意志问题。在霍布斯的自然观念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政治生活中的初次表达，这个基本特征就是意志（will）相对于理智（intellect）取得了优先地位。真假、对错、美丑都依赖人的激情、人的意志而订，而并不象中古时代那样有着先在的客观、普遍规范。因此，人可以自由地创造所需要的规范，而这种自由创造是以霍布斯的新的知识论为基础的，对此，施特劳斯有过细致的分析：霍布斯的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是非智性的、和机械论的，不存在任何的超越人类的世界动因，霍布斯不相信中古世界的目的论的宇宙观是可能的，“这意味着世界本身不需要目的，因此，仅仅蕴涵在认知中的目的就足够了”（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6页）。这就是说，“认知本身就可以提供必要的目的论原则”（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6页）。这就产生了一个对现代政治哲学有着深刻影响的后果，即，认知与目的的同一。由此，霍布斯所谓的“科学知识”就不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且也有着目的论的意涵，最终也就必然有着价值上的关涉和目的上的关涉，由于这种关涉，认知就必然企望行动。对于现代认识论的本质，施特劳斯给出了一个直接的定义：“去理解就是去创造。”（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7页，第11个注释），这使我们想起了培根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根据施特劳斯，现代行动化的认识论意味着“对沉思或者理论的优先性的屏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实践的优先性。”（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176note 11）。考虑到霍布斯的思想中深刻的神学背景，这就不仅仅是理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也是意志和理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恰恰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参见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p174--177）。意志先于理智、或者说，权利先于规范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2，关涉到历史问题。施特劳斯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历史问题在霍布斯思想中的作用。在霍布斯早期的思想当中，他似乎脱离开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特性，而对修昔底德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霍布斯从纯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并非尚古的好奇。相反，这一转向是由他强烈的目的论关怀所驱使的。施特劳斯指出：“霍布斯对于历史的增长的兴趣乃是一种对使用问题的关注。”（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89页）。而这是以霍布斯的下述信念为基础的，即，“传统的哲学没有办法对规范加以使用。”（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8页），以及他对“传统哲学格言有效性的系统怀疑”（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2页）和他所作出的“理性无用”的判断（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3页）。初看起来，从哲学到历史的转向似乎是一个从价值、规范、格言、目的到关于事实的纯粹知识的转向，或者说是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向。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霍布斯的认知和知识有着很强的目的论意涵，这决定了霍布斯要在历史的实然当中，而非在已经失效的传统哲学，寻求一个新的哲学的应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霍布斯的晚期思想中，他又回归了哲学，回归了他的崭新的政治哲学，说崭新是因为它有着新的规范和格言的核心，并开始压迫、驱逐历史。因此，霍布斯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文中所做的“历史问题并不重要”的判断乃是就其思想成熟的时期而论的。

3，关涉到理性问题。在霍布斯的思想当中，尽管理性已经转化为一种没有价值诉求的单纯的计算能力，但是理性地位仍然是非常低微的。由于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目的论意涵、以及他对使用的强调，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了，因为传统的政治哲学完全慑服于所谓的“永恒规范”、“最好的政体”、善或者美德等等超越人类意志和行动之上的目标。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则仅仅寻求效用。伴随着这种从真理到效用的转变，理性自身的角色也必然发生转变。简单地说，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理性和恐惧（fear）、自我保全等激情（passion）是同一的。（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113页）。根据霍布斯，恐惧和虚荣是恰成相反的，虚荣使人容易迷惑，而恐惧则使人清楚地看到事物、从而照亮和启蒙人们。而它所照亮和启蒙的恰恰正是理性，因此，是恐惧指导并支配着理性，换句话说，是激情指导并支配着理性，霍布斯相信，恐惧这种激情能够为人们恰当的行为和恰当的政体提供充分的动因。这是霍布斯道德哲学的根基所在，在此，他将以往的中古时代道德哲学做了个彻底的反转，以激情取代理性、以行动取代规范、以意志取代理智。

两个世纪之后，马克思断言霍布斯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但是，按照施特劳斯的分析，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他的政治分析过程的确贯穿了分析――综合法的严格科学性，将政治生活分析到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即个人及其自由，再以此为基础通过普遍同意的契约建立一整套的政治秩序。但是，再严格的分析过程也有一个终止点，而这个点在霍布斯就是人的最普遍，最低的日常生活经验，比如怕死和自我保全等。反过来，霍布斯严格的科学必最终则成为人们清楚地认知并固守日常生活经验的最有效工具。一切神秘的、经不起科学分析的东西都被它排除净尽，真的，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契约更不神秘，更清楚明白的了。“政治哲学，因为它的原则并非借自自然科学，也非借自任何其它科学，而是由经验提供的，所以独立于自然科学，而这些经验是每个都会有的，更确切说，它可以通过每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检查的努力而加以发现。”[16]因此，在霍布斯“认识自我”是其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心灵活动的原因并非仅仅通过推理才可获知，而且也可以通过每个人努力地观察自身的这些运动所获得经验加以认知”。[17]人们对自身认知的努力就获取真正的生活经验提供一条较之科学方法更切近的途径。但人们必须为此作出努力，霍布斯呼吁：“让人们不要完全根据别人的行动来了解别人吧，这种办法只能适用于他们所熟识的人，而那是为数不多的。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18]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否认科学原则对于霍布斯“自然”观念的达成的作用也许是不恰当的，但是，单单科学原则能够成就霍布斯整个政治哲学体系的大厦吗？事实上，霍布斯不但没有回避宗教问题、信仰问题而单纯去谈论人的问题，天、地、神、人构成霍布斯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而又互相支持的四重根。正如施特劳斯学派所分析的那样，霍布斯最终想要成就的理论工作恰恰就是去证成这样的一点，即，阐述于《圣经》中的政治哲学和阐述于他自身的政治哲学是并行不悖的。那么最终的问题就在于：这又是怎么可能的呢？

情形是这样的。

霍布斯同培根、笛卡尔一起，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从人或万物的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既有制度和提出改革这个制度的原则，它往往倾向于无视历史的生命力和现实的合法性，并且它相信，在既有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之变成一块白板，以便根据新的原则勾画出完整的社会。启蒙运动的这种无历史性表达了关于制度形成的理性建构意向。而这种建构意向则最终表达了对传统累积的厌恶，它要求以理性之雄心审判并解除中世纪等级秩序加诸个人之上的种种束缚。为此目的，它需要全新的观念和方法。培根把哲学完全局限于自然研究，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而只让教义去谈论神性以及人类超自然的命运。他把目的论的自然观当作危险的种族幻像之一，当作根本错误，正确之道则是将自然视为等待人力加以征服的机械物。霍布斯倒更愿意让人知道，他的自然观与伊壁鸠鲁同出一辙，他在超自然的观念中看出的只是一种由于对自然缺乏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⑴美学史上把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浪漫主义时期。法国浪漫主义在19世纪20至30年代走向繁荣，并在文学、音乐和绘画中得到了特别充分的表现。

生平：2）维克多•雨果（1802—1885）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贯穿他一生创作的主导思想是提倡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雨果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艺术真实观、美丑对照观、创作自由观和教育功能观等四个方面。

作品：3）1827年，他发表的《克伦威尔序》一文，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引起极大的反响，从而奠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

雨果《欧那尼》：(1)引起了法国文学史上的“欧那尼之战”，成为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代表，主题不仅是对封建反动势力控诉以及对叛逆的青年一代的歌颂，还包括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强调。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

思想：4）美丑对照观：小说《巴黎圣母院》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是遵循了对比逻辑，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在雨果看来，浪漫主义是艺术史发展过程的最高表现，浪漫主义戏剧体现了悲剧与喜剧、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完美结合，因而能够最充分、最全面地描绘生活。雨果认，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滑稽丑怪是戏剧的一种最高度的美。雨果之所以特别强调滑稽丑怪，是因为他把滑稽丑怪表现为近代艺术的新类型，是艺术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区别于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之所在。

创作自由观：他坚决反对新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教条，强烈要求戏剧的创作的自由；

5）雨果作品特色

创作主调：赞颂真、善、美，鞭挞黑暗、丑恶、残暴。

诗作方面：有着瑰丽的色彩，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绝妙的音乐性，多方面的用字与巧妙的用韵法，达到优雅、精美、雄伟、朴实的非常境界。

小说方面：多半写社会小说描写人生百态为主，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情节生动、结构离奇、感情澎湃、气势磅礴，震慑人心，脍炙人口。

剧作方面：打破希腊悲剧的三一律，创始了悲喜交杂的浪漫剧。运用丰富的想象、强烈的情绪、无边的气魄、美丽的诗词，造成一种强烈而矛盾的戏剧效果。

画作方面：作品包括名著插画、人物画、风景画。描绘作品中的情节，展现内心的思绪，而以水墨画西方山水。十九年流亡期间，「海」成了他绘画的主题。

浪漫主义芭蕾是芭蕾发展史上“黄金时代”，在舞蹈技巧，编导艺术以及演出形式方面都经历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阶段。《仙女》、《吉赛尔》、《爱斯梅拉尔达》、《海盗》等舞剧的产生，造就了一批芭蕾人才，如佩罗、布农维尔、塔尼奥尼、艾尔斯勒等。这个时期的芭蕾特点概括如下：内容和题材的变化。舞蹈技巧和表演都有了重大发展，脚尖舞技巧成为女舞蹈家表现手段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男子舞蹈技巧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演出形式上，采用了瓦斯灯的照明和大幕，改革了芭蕾服装和舞鞋，产生一种诗意轻盈的风格。浪漫主义芭蕾的黄金时代极其短暂，从19世纪30-40年代，仅仅10多年就出现停滞枯萎的局面。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芭蕾的中心逐渐移致俄国。

浪漫主义芭蕾是受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之后出现的新式芭蕾。

浪漫主义运动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和北美兴起的一股新的文艺思潮，它的目的在于推翻古典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歌颂情感、崇拜自然、接近民众、反对理性、蔑视形式主义。浪漫主义始于文学，它反映了对资产阶级变革的失望。产业革命以及战争所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使浪漫主义古采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去描绘一幅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美丽的、虚无的世界。芭蕾舞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反映了这一政治性的运动情况。具体表现为，舞蹈家摆脱束缚、更多地追求个人自由，尽情地抒发和展示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受浪漫主义运动影响，芭蕾舞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即：轻盈飘逸、热情奔放、表演细腻、技巧高超、情感真挚、充满朝气。

浪漫主义芭蕾是芭蕾发展史上“黄金时代”，在舞蹈技巧，编导艺术以及演出形式方面都经历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阶段。《仙女》、《吉赛尔》、《爱斯梅拉尔达》、《海盗》等舞剧的产生，造就了一批芭蕾人才，如佩罗、布农维尔、塔尼奥尼、艾尔斯勒等。这个时期的芭蕾特点概括如下：

　　1、内容和题材的变化。超凡脱俗的仙女、幽灵代替了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故事中的人物。反映一种对现实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一种追求超越尘世的对另一世界的情趣，或以死亡摆脱对现实的失望，或以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代替对生活的愿望。其中代表作有《仙女》（1832）和《吉赛尔》（1841）。《吉赛尔》汇集法兰西风格，成为浪漫主义芭蕾的顶峰，此后逐渐出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2、舞蹈技巧和表演都有了重大发展，脚尖舞技巧成为女舞蹈家表现手段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男子跳舞技巧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在演出形式上，采用了瓦斯灯的照明和大幕，改革了芭蕾服装和舞鞋，产生一种诗意轻盈的风格。

　　浪漫主义芭蕾的黄金时代极其短暂，从19世纪30——40年代，仅仅10多年就出现停滞枯萎的局面。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芭蕾的中心逐渐移致俄国。

浪漫主义芭蕾的题材多选自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传说和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海涅等文学家的作品。 代表浪漫主义芭蕾的舞剧有《仙女》、《吉赛尔》、《葛蓓莉娅》。

《仙女》，首演于1832年，舞剧表现了苏格兰音年农民詹姆斯订婚前与林中仙女——西尔菲达在梦中相见。他们彼此相爱，他离开了原来的未婚妻。跟仙女离去。不久，詹姆斯发现很难留住仙女，于是采纳了女巫的意见，用长纱巾缠住仙女的腰部，结果仙女的两个翅膀掉下来，立即死去。这时詹姆斯的未婚妻答应了詹姆斯朋友的求婚，婚礼的行列在詹姆斯一旁通过，见此情状、詹姆斯非常懊悔，最后昏倒在地。

这部舞剧的情节与以往的芭蕾舞剧情节不同，过去的芭蕾舞剧情节往往习惯以大团圆、狂欢舞蹈来结束，而《仙女》则以忧郁悲伤的场景结束。给人留下无限回味的余地。这部舞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实现了浪漫主义舞剧的变革，它无论在故事情节、戏剧结构以及舞台布景、人物服饰、舞蹈表演技巧等方面，都较之以前的芭蕾舞有了较大的突破。

在这部舞剧里，最突出的贡献是，女芭蕾舞演员立起了脚尖，并且身着半透明的白色薄纱。白纱舞裙后来成为浪漫主义的芭蕾象征而保留下来。此外，还新设计了”飞行”、“大跳”等优雅舞姿造型，丰富了古典芭蕾舞剧的语汇。

《吉赛尔》是浪漫主义芭蕾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这部舞剧结构与《仙女》结构大体差不多，也是以忧郁悲伤的场景结束。舞剧表现了一位天真纯洁的农家少女吉赛尔爱上了乔装农民的青年伯爵，他们热恋着，这时来了一队宫廷贵族打猎队，其中有青年伯爵的未婚妻和她的母亲，一直暗恋吉赛尔的守林人汉斯用佩剑和衣物来揭露伯爵，吉赛尔受到打击，当场气绝身亡，第二幕，伯爵在吉赛尔墓前悲痛忏悔，女鬼们包围了伯爵，要惩罚他，这时，吉赛尔挺身而出，保护了伯群。天亮了，女鬼们离去，旷野里只留下伯爵一人倒在地上。

舞蹈编导在《吉赛尔》舞剧中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人间，—个是神幻世界，歌颂了—个主题思想，即真、善、美。在剧中人物的舞蹈设计上也采用了强烈对比的手法，正面人物吉赛尔跳的是轻盈、流畅、优美、典雅的古典芭蕾舞蹈动作，守林人跳的是丑陋的民间舞，伯爵在第—幕中主要是哑剧式的舞蹈动作，第二幕采用了亩典芭蕾舞动作，准确表达了伯爵的内心情感加强了爱情悲剧的感染性。

《吉赛尔》在今天仍然是世界各国芭否舞团上演的剧目，我国的中央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都曾演出过这部舞剧，并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葛蓓莉姬》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最后一部典型代表作，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开辟了木偶题材的芭蕾舞剧。

《葛蓓莉娅》剧情是：在加里西亚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广场上，少女斯万尼达来到邻居葛佩利乌斯老头的家门前．她忽然看见阳台上坐着一位深亮姑娘正在读书。她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不出门的、“谜一样”的葛蓓莉娅。这时，少女的恋人弗朗茨也来到这里，并与阳台上的姑娘调笑，这引起了斯万尼达的不满，她扭头回了家。葛佩利乌斯老头走上阳台，把坐在轮椅里的葛蓓莉娅推进屋里，弗郎茨回到广场，向未婚妻赔扎道歉，斯万尼达跑开了。

市长宣布，第二天庆祝大钟典礼，他拿看一根麦穗说，谁要是摇响它，谁就可以得到一笔嫁妆。斯万尼达与弗朗茨一起跳起了摇动麦穗的双人舞。

葛佩利乌斯走出家门，他把钥匙丢失在门口。斯万尼达捡到钥匙后，和女友们钻入房内，她们发现美丽的葛蓓莉娅原来是一个玩偶，斯万尼达决定戏弄葛佩利乌斯和弗朗茨，她换上木偶的衣服装作葛苍莉娅，这时老头回来了，弗朗茨也好奇地从墙头上爬了进来，老头用酒把弗朗茨灌醉，然后老头又按照魔法书给伪装的葛穆莉娅念咒，伪装的葛穆莉娅开始转动起来，她戏弄着老头，让所有木偶舞蹈，使老头家里混乱一片，最后，斯万尼达拉着弗朗茨逃跑。第二天，村里举办大钟安放仪式，村民们跑来围观，市长向新婚夫妇们顾发金币，这时葛佩利乌斯老头气冲冲地赶来，要求赔偿损失，斯万尼达将金币送给他了事。

《葛蓓莉姬》是一部恢谐的、热闹的舞剧。在这部舞剧中有许多独立的舞蹈片断，如时计舞、曙光舞、祈祷舞、纺织舞、婚礼舞、战争舞、和平舞以及加洛普舞等。它是木偶题材的新舞剧代表。

　现代芭蕾舞，为一种流行的舞蹈形式。现在的人们对古典芭蕾舞与现代芭蕾舞的认识一般都是以20实际初发生的现代艺术潮流对芭蕾的影响为分界线的。在此之前的芭蕾都是遵循芭蕾原有的城市规范也风格特征，都认为是古典芭蕾。而现在产生的许多芭蕾作品，在选择题材上就和以往的芭蕾有一些区别，并且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再从其他类似的舞蹈种类当中吸取或者借鉴了舞蹈词语和表现手法，形成了区别古典芭蕾的风格，这就是现代芭蕾。比如《红色娘子军》，描写的是中国30年代的故事，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舞剧，所以就标示为“现代芭蕾舞剧”。在古典芭蕾基础上发生较大变化的还有运用交响乐编舞的“交响芭蕾”代表作有《小夜曲》，《协奏曲》，主要吸收现代舞的编舞方法与技巧。现代芭蕾,是结合芭蕾舞与现代舞而创造的在芭蕾中融入现代元素比如古典芭蕾<<天鹅湖>>主要以剧情为主,而现代芭蕾则以表达内心的感受心理活动为主,多为抽象派艺术

现代舞（Modern Dance）, 是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一种与古典芭蕾相对立的舞蹈派别。其主要美学观点是反对古典芭蕾的因循守旧、脱离现象一辛生活和单纯追求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主张摆脱古典芭蕾舞过于僵化的动作程式的束缚，以合乎自然运动法则的舞蹈动作，自由地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强调舞蹈艺术要反映现代社会生活。 它的最鲜明特点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心理特征,故称为现代舞。美国现代主义舞蹈家海伦·汤米尼斯概括现代舞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存在普遍的规律，每一个艺术家都在创造自己的法典。” 其创始人，公认为是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on,1877^-1927 )，她认为古典芭蕾的练会造成人体的畸形发展。她向往原始的纯朴和自然的纯真，主张“舞蹈家必须使肉体与灵魂结合，肉体动作必须发展为灵魂的自然语言”，真诚地、自然地抒发内心的情感。 系统地为现代舞派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和训练体系的，是匈牙利人鲁道夫•拉（RudolfVonLaban,1877-1968)，他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自然法则的训练方法，把人体动作的构成归纳为“砍、压、冲、扭、滑动、闪烁、点打、飘浮”等八大要素，认为正确处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就能组成各种动作。他创造的“拉班舞谱”至今仍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舞谱之一。 与邓肯同期的舞蹈家露丝•圣一丹尼斯（Ruth St Denis,1877 ^-1968）是美国现代舞的先驱，她广泛吸收了埃及、希腊、印度、泰国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舞蹈文化，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表现了一种宗教精神的现代舞。她的学生玛莎•格雷厄姆(Marthe Graham, 1894-1991）是当代现代舞的杰出代表，她认为人类既然有美有丑，有爱有恨，有善有恶，那么舞蹈就不能只是赞颂美好和善良，也应当表现罪恶、悔恨和嫉妒，所以她特别强调运用舞蹈把掩盖人的行为的外衣剥开，“揭露一个内在的人”。她还创造了一套舞蹈技巧，人称“格雷厄姆技巧”。近数十年来，这一流派的舞蹈家各自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风格和艺术主张的派别，有的在舞蹈的创新和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有的却完全违背了早期现代舞派的基本思想和艺术主张，远离了客观社会现实生活，发展到离奇、怪诞、晦涩的地步，为广大观众所不能理解和接受。

现代舞无论是以何种的形式表现，最基本的都是要从动作开始，而动作的形成、延续、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是看动作的借力方法，其次是看作品的结构，现代舞打破了和谐理想的古典审美原则，对现实社会中人的关注和对自然真实美的追求，因此，在结构上特别讲究对比．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现代舞最注重是感觉和气息，那么我们怎么来衡量这个感觉与气息呢？在跳现代舞的过程中要用自己生而有之的六种感觉去全身心地感受现代舞。在现代舞作品中，强调的是舞者自身的重量而不是如芭蕾般的轻盈，在动作中强调空间的过程而不是动作的本身，在空间上强调韵味的顿挫而不是流畅，在构图中强调不平衡而不是平衡，强调过程的揭示而不是过程的遮掩。所以说不论是什么舞种，只要音乐一响起、随着这部舞蹈作品的主题不同，凝成爱、恨、情、仇，苦、乐、悲、欢，在每一个小动作中缠绕、扭转、跳跃、甩手、摆头、踢腿、以至于凝神中，都要表现出舞者的坚韧和执着．

19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和新的风格,就是浪漫主义随着西方音乐史上浪漫主义的形成,钢琴音乐进入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许多作曲家开始从个人的情感角度去观察世界,以突出自我感受,将灵感及超人的作曲才能尽情发挥于精致、玲珑的钢琴小品中这时的德国先后出现了四位作曲大师: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斯,他们为世界钢琴小品的写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浪漫主义乐派是继维也纳古典乐派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流派，它

产生在十九世纪初。

这个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上则表现为对主观感情的崇尚，对自然

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幻想。艺术表现形式也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出

现了浪漫主义思潮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浪漫主义音乐与古典主义

音乐所不同的是，它承袭古典乐派作曲家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也有

了新的探索。如强调音乐要与诗歌、戏剧、绘画等音乐以外的其他

艺术相结合，提倡一种综合艺术；提倡标题音乐；强调个人主观感

觉的表现，作品常常带有自传的色彩；作品富于幻想性，描写大自

然的作品很多，因为大自然很平静，没有矛盾，是理想的境界；重

视戏剧，研究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学，从中吸取营养，作品具有民

族特色。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是继承古典乐派，但内容上却

有很大的差异，夸张的手法也使用的特别多。在音乐形式上，它突

破了古典音乐均衡完整的形式结构的限制，有更大的自由性。单乐

章题材的器乐曲繁多，主要是器乐小品，如即兴曲、夜曲、练习曲、

叙事曲、幻想曲、前奏曲、无词曲以及各种舞曲——玛祖卡、圆舞

曲、波尔卡等。在众多的器乐小品中，钢琴小品居多。声乐的作品

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歌曲，并将诸多的声乐小品串联起来形成套曲，

如舒柏特《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等，就是浪漫乐派创新

的艺术题材。和声是表现浪漫主义色彩的重要工具，不谐和音的扩

大和自由使用，7和弦和9和弦以及半音法和转调在乐曲里的经常出

现，扩大了和声范围及表现功，增强了和声的色彩。作曲家创立了

多乐章的标题交想曲和单乐章的标题交响诗，这是浪漫主义音乐的

重要的形式。

浪漫注意音乐以它特有的强烈、自由、奔放的风格与古典主义

音乐的严谨、典雅、端庄的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果贝多芬的

音乐只是黑白**或版画的话，那么浪漫乐派作品则像水彩画和五

颜六色的油画。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浪漫主义音乐流派。一

种是以勃拉姆斯为主要代表的保守浪漫主义，另一种是积极浪漫主

义。浪漫主义音乐时期也是欧洲音乐发展史上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

它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古典主义音乐的优良传统，并有大胆的创新，

这一时期的许多音乐珍品至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浪漫派，也就是浪漫主义。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出现在十八世纪下半叶，首先反映在文学中，后来扩及到包括音乐在内的整个艺术领域。浪漫主义是对传统、古典模式和束缚个性的种种权威的反叛，重视个性、主观、情感的自由表现和抒发。

音乐的浪漫主义大约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直到十九世纪末，是浪漫主义迅猛发展，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浪漫主义开始衰落，但仍然有少数音乐家坚持浪漫主义风格。

贝多芬是欧洲音乐从古典向浪漫时期转变中承上启下的作曲家。整体上他遵循古典形式，但已经在突破。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着力于在音乐中表现他的个性，努力在人格、精神上争得独立和自由。

直到贝多芬为止，音乐家们都是在贵族的“保护”下生存的，这使他们处于依附他人的社会地位。莫扎特、贝多芬都为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付出了巨大痛苦的代价，直到浪漫主义时代，音乐家才成为自由、独立的艺术家。但精神上的自由却不等于物质上的幸福，这使他们常常处于“痛苦的自由”的矛盾之中。

浪漫主义音乐最显著的特征，是重视个人主观情感的抒发。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他们的情感世界，来自对大自然的微妙观感、触情生情，来自诗歌、戏剧、绘画等姊妹艺术的启迪，来自神话、传说和民间文学引发的幻想、想象。于是，标题音乐盛行起来。他们也应用古典传统的形式或曲体名称，但往往以全新的、自由的方式处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形式。例如“性格小品”就很有代表性，这是一种随兴之所至，表现某种情趣、心境、感触的小曲。

当然，他们不拘泥于传统形式，不等于完全不注意形式。他们抒发的情感也不都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优秀的浪漫主义音乐，都有与他们的音乐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形式。而他们的音乐内容，也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具有广泛社会性、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的意义。

在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专门以演奏为职业的钢琴家。在这以前，作曲家与演奏家是合而为一的。就是说，钢琴曲大都是由写作乐曲的作曲家自己演奏。职业钢琴家的出现，意味着作曲与演奏的分工。分工的结果，是演奏技巧的空前提高。那种令人耳晕目眩的超级技巧，是音乐会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适应这种需要，这时期出现许多含有高超演奏技巧的钢琴曲，与此同时，大量目的只是为练习技术的钢琴练习曲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那位“折磨”了几代钢琴家的贝多芬的学生、李斯特的老师，车尔尼（1791—1858）的没完没了的练习曲，就写于这时期。除他外，克列门蒂（1752—1857、克拉玛（1771—1858）、莫什科夫斯基（1854—1925）等人，也都写下了有价值的技术练习曲。

总之，浪漫派时期，钢琴艺术得到全面、高度的发展。假如我们乐于平均起来计算一下，在今天的音乐厅里听到的钢琴曲目中，浪漫派钢琴曲仍然占有最大的比例。我们的漫游，也将尽可能多停留一些地方。

欧洲音乐进入浪漫主义时代的第一位重要作曲家是威伯（1786—1826）。他是德国民族歌剧的先驱人物。他也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创作了四首钢琴奏鸣曲，许多舞曲。他的广为人知的钢琴曲是《华丽回旋曲》和《邀舞》，都写于1819年。两首作品的性质也相近，都华丽、明快，在优美、轻松之中透露出浪漫主义的气息。《华丽回旋曲》的主题是：

与这首作品相比，他的《邀舞》流传的要更广些。邀，就是邀请，乐曲描写的是邀请跳舞的情景。威伯本人对乐曲给予了生动的解释，大意是：开始是一个男的很有礼貌的邀请一个女的跳舞：

这条低音区的上行旋律表达着这个男人诚恳的态度。但女的有点不好意思，也很有礼貌，不过谢绝了：

但男的又一次邀请，低音旋律又重复一次。这次，引出了两人的交谈，很自然的共进舞池。后来就是华美的多段圆舞曲了，是一听就清楚的优雅的舞蹈场面。当舞蹈音乐停止后，类似开头的音乐再次出现，这回是男的向女的表达谢意，两人友好地互相告别。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标题带有情节性音乐也沿着情节的线索发展。

舒伯特（1797—1828）是早期浪漫派又一位代表人物。他有着与莫扎特相似的天才，却经受了比莫扎特更多的困苦。他31岁早逝，仅比贝多芬晚去世一年。他是艺术歌曲的伟大作曲家，也创作了著名的交响音乐作品。他在钢琴音乐上也有建树。他一生写了十六首钢琴奏鸣曲，还有许许多多“即兴曲”、“音乐的瞬间”（这是舒伯特首创的名称）、“进行曲”等等小品。这些作品被称为性格式小品，每曲都表现一种特定的、语言无法形容的微妙的情绪和感受，展示出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他的一些小品我们都早已耳熟了，比如第二首《音乐的瞬间》，在许多场合都会听到：

这就是舒伯特在瞬息间产生的音乐灵感谱成的美丽可爱的小曲。对于这类小曲，不必费心去想“表现的是什么”，它表现的就是你听到和感到的。他的《即兴曲》也是这样。比如《E大调即兴曲》，让你的情绪、你的想象跟随着那串蜿蜒起伏迅速流动的音流飞翔就是了，肯定把你带到美妙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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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

　　我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远见、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善于在实践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强调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他坚持《***宣言》所明确指出的“***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的精神，教导我们从事任何革命工作必须把宏伟理想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既不忘记今天，又要看到明天，今天为明天开辟道路，而明天又是今天的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也是文学工作的指导。毛泽东同志正是从上述的思想出发，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学的创作经验，根据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和革命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同时又吸取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进经验，于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为了“把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艺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以便更有利于表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利于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①。

　　那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哪些基本要求呢？

　　首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地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实际上也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把革命的理想和客观的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它要求作家既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又要站在一定的理想高度去认识和概括生活，即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理想，把革命理想溶化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有一定的理想作指导，但对过去的作家来说，理想与现实往往较难统一，因而反映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理想往往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同时，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的革命理想往往受到压抑和摧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实现。这也影响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在矛盾斗争中可以得到统一，无产阶级作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能够从现实生活的发展中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趋向，能够把对丰富多采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描绘，同展示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崇高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诗词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这些诗词中，诗人把对现实的形象描绘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抒发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鼓舞、激励人的力量。在小说《创业史》中，由于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理想高度来描写互相合作时期农村的现实生活的，因而能在深刻地描写现实的革命发展的同时揭示生活的发展趋势。作者在描写蛤蟆滩上发生的这场革命的风云时，形象而又充分地展示出农业集体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生命力，使读者深深感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光辉前景是当时农村矛盾斗争的必然趋向。

　　我们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把表现理想和反映现实结合起来，把揭示生活的内在矛盾和表现矛盾斗争的前景结合起来，这是因为革命理想只有通过生活矛盾的内在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表现。它不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一种东西，而是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鼓舞人民群众斗争、推动生活前进的巨大力量。我们不需要在生活画面之外，再去外加一个理想，而是通过生活的革命发展的真实描写，反映出理想的光芒和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不但不需要回避，相反的需要勇敢地加以揭示。因为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矛盾，战胜一个个困难，理想的境界才能逐步地实现。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实的，使人信服的，能培养读者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品质。如果离开生活真实，回避矛盾，粉饰现实，把生活写成一点曲折和困难都没有，把理想变成廉价的豪言壮语，其结果只能造成创作上的说大话、说空话、说假后的恶劣风气，这对于文学创作和广大读者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反之，如果只写矛盾和困难，看不到生活的光明前景，也就缺乏激励和鼓舞读者的力量。

　　总之，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必须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同时又不是简单地做生活的记录员；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把对现实的生动描绘同对理想的揭示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是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其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努力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各种消极现象。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要求文学表现自己时代的英雄，塑造处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本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过去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无论是过去的现实主义文学或浪漫主义文学，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它们中的英雄人物，与时代、与集体、与群众常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就不同了，个人与集体、英雄与群众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真正的英雄也都来自群众之中。新的人物的出现向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正确地表现一代新人，反映处于现实的矛盾斗争中的新的人物，通过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来展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历史发展的趋向。

　　无产阶级的英雄，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他们从群众中产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又成为党的坚强战士和群众的领导或骨干。他们把党和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终生为此而奋斗。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又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推动革命事业的前进。他们尽管也有思想矛盾，也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但他们对于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们那种闻过则喜、有过则改的坦白无私的性格，他们那种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周围群众的真诚的爱，使他们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成为群众爱戴的领袖，能够带动群众一起前进。这样的人物，今天已经无需作家凭空来创造，他们活跃在实际生活之中。他们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这样的新人和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个人主义“英雄”，那种性格分裂的人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歌颂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并不是要求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去写天生的“圣人”，写十全十美、高大完美的英雄，写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发展过程的纯粹的“完人”。这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对于无产阶级作家来说，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要正确地表现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真实地描写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斗争历程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鲜明而多样的个性。在这方面，《红岩》等反映革命先烈的斗争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那么，是否可以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批判旧世界，批判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反动势力和反面人物，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落后、反动势力和一切消极的现象呢？毫无疑义，这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的。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①在社会主义时代，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不仅可以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而且也可以用它来暴露和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一切消极的现象，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当然，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暴露与批判：一种是对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错误、缺点和一切落后、消极现象的批判。性质不同，态度、方法和分寸也应该有所不同。我们决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写暴露与批判性的题材，同样可以发挥无产阶级文艺的打击敌人与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

　　第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文学作品实现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程度不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性。只不过有的作品表现得明显突出，有的作品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罢了。这是因为作家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总要直接间接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同时，文学艺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它与生活之间就有一个反映得是否真实的问题。或是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或是歪曲了现实生活，没有真实性。过去时代成功的文学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其思想倾向应当说是好的，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的作品虽然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却不完全正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有的作品虽然倾向是好的，但缺乏真实生动的形象，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也不能说是完全统一的。至于那些反动的作家，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违背，同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同客观存在的实际相违背，所以他们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是无法统一的。而无产阶级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代表了千百万群众的利益，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创作，能够深刻认识和反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和客观生活发展的规律，使作品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达到统一。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把作品的倾向性与真实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因为，进步的、革命的倾向可以促使作家更真实地反映生活，面对于生活的真实表现又使革命的倾向性更有说服力。任何把革命的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以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上任何创作方法一样，它是在实践中产主的，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

　　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需要全面地继承我国文学历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并加以革新和创造，求得更新更高的发展，使之适合于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生活。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充分研究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总结过去优秀的作家结合地运用或参差地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就和经验。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上，既有光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有灿烂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并且也不乏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成功范例。鼓励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有利于更系统、更全面地继承我国民族的文学遗产和文学传统，从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更光辉的社会主义新文学。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为更好地发挥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和广阔的天地。它有利于把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文学形式、风格和题材的多样性辩证地统一起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有利于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二者在创作实践中得到统一。这一创作方法还有利于鼓舞作家在文学传统的全面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和多种途径的推陈出新，发挥作家们的积极性和独创性，并由此使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更进一步地臻于优美动人、丰富多采、风格多样。作家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之下。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喜爱，探索多种多样的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途径。在具体的创作中，每个作家都完全可以发挥个人的独创性，积极地为造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多姿多采、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