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有哪些浪漫的爱情故事？

他那强烈的个性魅力，风靡了整个贵族社会。他首创侧对观众的钢琴演奏坐资，那轮廓分明的但丁式的侧影，曾令多少贵族少女为之神魂颠倒。

作为著名的钢琴家，他也有过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

16岁的时候，李斯特来到巴黎，开始以教授钢琴为生。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少女卡罗琳·圣格雷，师生之间滋生了热烈的爱情，很快就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但是因为卡罗琳出身贵族，她父亲圣格雷伯爵极力反对女儿下嫁平民音乐家，严禁二人再次会面。李斯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内心极感痛苦，一度曾以宗教作为解脱，这也成了他日后皈依宗教的源头。

不过，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李斯特在22岁的时候，终于走出了第一次恋爱的阴影。多年后他遇到了28岁的玛丽·达葛尔伯爵夫人。她和丈夫达葛尔伯爵相差20岁，当才华横溢的李斯特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很快就获得了这位**的芳心。

1835年12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布兰丁在日内瓦出生。1837年第二个女儿柯西玛也随之诞生。而这位柯西玛，后来就成了音乐家瓦格纳的妻子。

李斯特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就是与卡罗琳公主的恋情。

那时，李斯特来到俄罗斯举行演奏会。他那迷人的风采使俄国的卡罗琳公主大为倾心。卡罗琳公主28岁，而且因和丈夫感情不和而分居。10月间，在李斯特结束了俄国的最后一场演奏会后，二人就一同回到魏玛。在此期间，李斯特完成了12首交响诗、浮士德交响曲、但丁交响曲、15首匈牙利狂想曲，以及许多其他作品，达到了创作的巅峰。

这位比李斯特小8岁的卡罗琳夫人，据说长得并不漂亮，可是李斯特却心甘情愿地为她付出了大半生的代价。

那一年，李斯特36岁，他到俄罗斯举办他的独奏音乐会的义演活动，义演所得用来捐助当地的慈善事业。可是在俄罗斯的义演中，居然有人花了贵宾席票价的100倍即1000卢布的价钱买了一张票，这消息让李斯特有些吃惊。这个人就是卡罗琳夫人。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李斯特对她一见钟情。而这位家中光奴隶就有3万的贵夫人，宁可被沙皇开除国籍、剥夺一切财产，舍弃了两个孩子和地位，也要同他出走，共赴天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至死也要嫁给李斯特。

李斯特和卡罗琳的爱情历经周折，在李斯特50岁生日的时候，本来已经被教皇允许和卡罗琳结婚了，可是由于宗教和沙皇的阻挠还是没有结成婚，梵蒂冈将他们的婚事予以无限期的延缓。失望之余，李斯特对宗教的信念更深，最终皈依了宗教。但是“神父”李斯特，并没有减少世俗的活动，仍然从事各种音乐工作。

等待是漫长的，一直到75岁的李斯特撒手人间，他们还是没能结成婚。半年多之后的春天，卡罗琳带着无可言喻的遗憾与世长辞。

李斯特和卡罗琳等待了39年，李斯特在他的遗嘱里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所有的欢乐都来自她，我所有的痛苦也总能在她那儿找到慰藉。”“无论我做了什么有益的事，都必须归功于我如此渴望能用妻子这个甜蜜名字称呼她的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

此外，他与著名作家乔治·桑，及“茶花女”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等著名女子都有恋情。

也许是因为李斯特那高亢激昂的音乐中流淌着忧伤，伴随着欢快、诙谐和梦想，这种与旋律一起经历那如生死般的起伏，经历着那高潮间来回往复，让人不得不跟随他的脚步。

霍布斯：霍布斯论自然

一 问题

霍布斯在他的一本主要著作《利维坦》当中，将作为其思考核心的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原则坦率地归纳为22条，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霍布斯阐发了他关于政治生活的构想，最终也是以这些原则为中轴，霍布斯建构起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大厦。政治哲学，当其在古希腊起源的时候，意味的是在城邦中构建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一种政治不能承担起指导公民走向真正美好生活、走向真正健康的价值，那么这种政治必定是腐坏不堪的。可以想见的是，如果霍布斯不想让自己的政治哲学走向坏的那个方向，那么他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哲学论述与公民真正的美好生活、与真正健康的价值关联起来。事实上，霍布斯的这些自然法则恰恰就是在探讨什么是公民真正美好的生活、什么是真正健康的价值，霍布斯所要解决的是关于生活之道的问题，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判断，这个问题一直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那么，什么是霍布斯眼中的健康的生活之道呢？很明显，在霍布斯关于自然法则的构想最关键的有两条：1，怕死的本能，以及因此本能而生发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2，信守约定。也正是这基本的两条原则使得列奥施特劳斯将霍布斯看作是现代政治哲学之父。

这是为什么？

二 对问题的解释

记得在一篇有关弗朗西斯培根的研究文章中，A帕里-拉莫斯这样写道：“马克斯韦伯生动地用之以形容现代欧洲文化性格的世界之解魅体现在多个领域当中。其中之一是宗教上的变革，重要性与此相当的另一个领域则是有关认识的对象，即自然变成了一个无灵魂的机器的胜利形象，变成一个庞大的仓库或者一个没有知觉的以最苛刻的方式被加以考问的证人”。[1]的确，此前一直占据思想界支配地位的中古自然观，包括古希腊，罗马（尤其是斯多亚里派）以及中世纪，不管在时代变任中经历过多么大的变化和调整，但核心的一点却一直得到确认和坚持，即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机体，由在空间展开，在时空中渗透着的运动物体所组成。整个世界具有生命，它所有的运动都是生命运动，这些运动有目的、受理智规约和引导。自然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生命体，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任一种生物依照它自身的等级，分有世界灵魂或神圣理智，分有世界心灵的活动。不存在没有精神的物质世界，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精神世界。物质本身是无形式的，精神作为终极因和目的因引导物质的变化。

到了十七世纪，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借助科学已经发现了或者严格说来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物质世界；一个僵死的物质世界，范围上无限并且到处充满了运动，但没有质的区别和等级、没有秩序、没有和谐、更没有目的，而是由普遍而纯粹量的力所驱动。物质不再是无形式的质料。通过被强加于自身的形式构成一切东西，而是从量上组织起来的运动物体的整体。

与自然观的变动相伴随的则是对人的看法的变动。在亚里士多德式宇宙观和自然观为主导的古希腊、斯多亚、以及中世纪观念当中，自然的图景与人的价值是完全相溶为一体的。亚里十多德的自然观以质料的形式和目的论的理论为基础。活的生命有机体是思维的对象，规范、和价值构成它们的本质。事物存在于一个目的论的链条当中并一步步被引导向更为高级的生命形式，一种更有效、更充满生命力的形式。整个过程包含着潜能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潜能是奋争的基石，借此，潜能朝着现实的方向进步，这一进程以目的论的意蕴贯穿于整个自然当中，最终朝向“不动的推动者”。世界的过程不能是自因的和自存的过程，必须有一个自然之外的动力因去解释发生在自然当中的变化。很明显，这种有关发展的目的论观念将人维系在一个等级秩序当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和价值达到自己完满的存在。人因此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和方向，也因此分有了世界灵魂、拥有自己的固定的价值。现代的自然观则以恒久和普遍的怀疑否定了上述形而上学体系，只承认散布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僵死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关于精神、关于灵魂、关于上帝，既使不被彻底否定，至少也被排除在对于自然的解释之外。人失去了作为中古文化基本特征的那种统一秩序和内在和谐，仿佛成了宇宙的弃儿。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在机械论的自然当中，他没有必然性的地位设定，自然本身已经失去了目的和秩序。他只有凭自己的不懈斗争取得能够得到的一切。尽管后来的帕斯卡尔对这种自然图景中人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忧心忡忡，这一自然观却在主要的方面道尽了启蒙运动的总体特征，即以永恒秩序向人的转变，以义务、规则向权利和要求的转变。人类的正当研究对象是人，所谓启蒙，正如康德所言，就在于自由和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也不再是原先的对世界灵魂即Logos的分有，或是对神性秩序的参与，而是成为人类自主的行为和思想能力，整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幸福，一切知识的基础在于对心理活动的实际过程的考察。[2]

在这场从永恒秩序向人的决定性转变中，最有效的力量来自霍布斯，霍布斯第一次将法律和权利作出了明确的区分。[3]按照霍布斯的分析，法律代表着特定的义务和规则，它导源于永恒的理念或神性的秩序，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这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点。正义在中古社会是独立于人们意志的标准和规范，而关于单纯个人权利的某种确定性观念并未真正达到。霍布斯反其道而行之，着力论证了国家首先建立在个体的权利之上，而法律则是这一权利的衍生物。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要从“人性”的视点才能被正确理解。霍布斯发现人性的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特性在于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这是解释整个意志活动的简单的和自明的原则。这种自我保全的动机就其实质而言是指个人肉体生存的保持和促进。意志的其它一切活动都将服务于这种自我保全。判断是非没有别的客观标准可供奉行，只有对于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自我保全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成为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根本准则。每个人的自卫权利与他人的自卫权利根本对立，并发生冲突。为了最有效地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摆脱普遍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走出糟糕的自然状态，进入和平相处的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可行途径莫过于人们订立相互保证的契约，按约建立国家，以国家所颁布的法令定夺是非善恶。如果人们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必须受到国家法令的限制或纠正的话，那么国家本身首先就应该是利己主义所设计的一切装置中最完善的装置，以满足自我保全的要求。除此之外，所谓的善、美德、神圣秩序以及人的社会属性等，对于国家来说并非根本的，甚至是多余的或不相干的，它们只是作为实现自我保全以及和平生活的一些条件和手段而存在，国家并不负有将公民引导向善的责任和权力，更不该有过分的精神要求。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分点在于：在古典政治哲学以法律和规范为基点的地方，现代政治哲学则以个体的权利取而代之，成为政治哲学论说的出发点，据此施特劳斯将霍布斯视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他这样写道：“在现代和古典政治哲学的相互对勘中，无疑，霍布斯，而非其它人，是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因为正是霍布斯以此前此后都无以比拟的明确性使得自然权利，即个人的合理要求成为政治哲学的根基，而用不着再时不时地借助自然法或神法”。[4]的确，霍布斯生活和写作在启蒙运动勃兴的十七世纪，当时，欧洲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智力生活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之中。世俗文明在宗教文明旁边自觉地壮大起来，这种世俗文明一直潜流于西方民族的宗教文明主流之下，不断膨胀，不断壮大，最终破土而出，以胜利者的形象构成近代生活的基本特征。近代生活显示出丰富多彩和强大的生命力，冲破了中世纪精神所集中的坚固统一性，精神领域的帝国时代土崩瓦解。罗马失去了对宗教生活的完全控制。宗教信仰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完全的统治地位被摧毁。与此相应，在思想领域中，以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受到了全面的怀疑和批判。笛卡尔的怀疑哲学成为十七世纪理智生活的精神统治力量，从怀疑一切的原则开始，从各方面检验了全部的观念领域。笛卡尔说，我们经历过的意见的变化和感官的欺骗的次数太多，使我们无从信任他们。同一物体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的印象，面对此等印象的多样性，不可能确定这些印象中的哪一个印象或者究竟有没有一个印象包含着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且根据我们的现实经验，我们在梦中出现的生动性和确切性必然会激起我们绝不可能摒弃的狐疑：即使在我们确信我们清醒、正在感知事物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许还在做梦。因此，以想象力可能产生的所有的组合物中，我们只能确证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得不加以接受的最简单、最清晰和最明确的真理，诸如2＋3＝5这样的数学命题。[5]培根所提出的四幻像说也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和批判意向。[6]这种意向的矛头直指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体系和其支撑的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帝国，它要求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探求确定的和牢靠的真理，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一种全部人类知识的有系统的崭新整体。他们对于历史积累知识的传统继感到厌恶，渴望一个崭新的由一个模子铸成的哲学创造物。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教条主义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成功克服怀疑主义。确保智慧的实现意味着通过公正地对待体现于怀疑主义中的真理来消除怀疑主义。为此，必须让极端的怀疑主义任缰驰骋：只有经受住怀疑主义的批判方可成为智慧的绝对稳靠的基础。智慧的实现同时就是在极端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绝对稳靠的理论大厦”。[7]霍布斯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和时代背景中进行着他的思考和写作的。他以第一位真正的政治科学家自居，而他的雄心壮志恰恰就在于在真正稳靠的基础之上创立一门崭新的政治科学。霍布斯发现这种真正稳靠的基础扎根于人性的各种自然情欲当中，其中对暴死的恐惧以及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是具有根本性和支配性的。人们在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动机，并务必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秩序的基点。以前的政治理论于从某种先在秩序的和谐体系的视角考察政治生活正当与否，认为政治生活应该以美德为基础，其目标则在于引导置身其中的们向善。这种理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述，并在强大的宗教背景下改造了这一理论，使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异教思想家在基督教土壤中扎根生存，并最终成为基督教世界理智生活的统治力量。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可视为中古欧洲政治思想脉络中的两个制高点，两人的思想则相互辉映，构成中古政治论述的主流。霍布斯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表现出相当的尊重，但在根本的方面却将中古的形而上学体系认定为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一堆不知所云的词藻的胡乱堆砌。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德和善对于政治生活而言是过高以至于近于虚幻的要求，是完全行不通的。政治生活要以人的自然情欲为基础，以每个人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为出发点，简而言之，政治生活所要慎思熟虑的是实然，而非应然，[8]而它以此所要完成的任务莫过于将人们由战争状态中的“狼”变为和平状态中的公民，将人们之间的公共生活秩序由糟糕的自然状态导入和平的文明状态。总之，在霍布斯这里我们见到了现代政治学主流论述的几乎所有基本特征，比如个人权利的根本重要性、政治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分离等，他的契约理论所导出的结果虽然罕有后人加以接受，但契约论本身一给他开创，便成为宪政理论家手中最经常和最有效的武器，康德在总结关于国家构成的社会契约观念时得出的结论是：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更适宜的方法了。这一切都使得霍布斯想当然地成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尽管我们不能忽视马基雅维利在政治与道德之间划出界线时所付出的努力。[9]

很明显，霍布斯政治哲学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的宗教、信仰、先知、价值、超验的领域、道德、神灵、或者神学，甚至某种法条，相反，他迫切需要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能够在清晰、明确的证验和推理的基础上对任何政治的-神学的-宗教的-道德的-习俗的-祖先的-法条的-革命的-启示的-人造的意见（doxa）说"不"!!换句话说就是，保持人之为自然的人，为自然的存在。恰恰在其自然性上，人要清楚自身的局限和渺小，并且要让自己自然的存在远离这样的企图，即企图跨越那条绝对的界线，跨进所谓的非自然的领域当中去，这种非自然，我指的是传统宗教信仰中的“超自然”，也是指现代性背景下的"人为捏造"。要做到这一点，基本的一点是：哲学，或者哲学化，或者哲学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哲学就是“去思考”。在哲学的审判庭面前，没有一种信仰可以高高在上，它只是没有经过思考和审理的“意见"（doxas），无论是原始的迷信、希腊荷马的神话、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还是其他的东西。

在《国家的神话》中，卡西尔谈到了西方思想历史上的一桩奇事，即，当城邦哲人开始凭借自己的理性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引发的是一场“理智”和“神话”的对抗。而在这场对抗中，从事哲学追问的那些人恰恰是借助“自然”的崭新观念来介入对抗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抗争。

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乃是与艺术和诗学相对立的，首要地是与Nomos相对立的，Nomos指涉的是特殊的法规、习俗、约定、同意、以及权威的意见等。自然以及由之而生的自然法的观念恰恰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超越特殊人群、地域和时间中的特殊的习俗和规则，转而寻求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和超越的规范体系。“自然法理论与哲学同样古老。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好奇处于哲学的开端，同样在自然法理论的开端处人们发现了好奇”。[10]好奇作为一种人们的思维状态，不同于道德教化和宗教义务所要求的服从和谦卑，它所指称的是哲学所特有的工作意向，这种意向一般而言就是对万物自然理则的理智追问，是一种纯粹的爱智行为，它要求以人的理性检省世界和宇宙。因此，哲学的目标在政治学、法理学和伦理学上就体现为寻求一种超越特殊的地域、人群、宗教和道德的、普遍的公共生活方式。[11]这正是苏格拉底的先行者们所致力的工作。在这之前，古希腊文明的智力状态基本上处于一个由《荷马史诗》所营造的神话氛围当中。政治和法律上的规范与由神话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混杂在一起，而人们赖以生活的社会秩序也想当然地被认为神灵所创，法律被牢固地打上了各种神灵的烙印，并附属于这些神灵。公元前六世纪，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希腊文明经历了一场以神话到哲学的革命，它导源于“理智”与“神话”之间的对话和抗争。哲学要求并尝试着揭开笼罩在们理性之上的神话面纱，要求通过关于真正现实的概念去解释经验世界。在这场哲学与神话的对抗当中，希腊人很快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他们在研究政治之前先研究自然”。[12]他们差不多硬生生地创造了自然这样一个概念，以之为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与神话对抗。“他们是这个领域里哥伦布。如果没有这首要的一步，他们便不可能向神话思想力量挑战，新的自然观念成了关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13]以这一新的自然观念为基础，自然法的观念同哲学一道诞生了。它与城邦旧有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祖法伦理一开始便处于对峙的格局当中，自然与习俗，即Physis与Nomos的对立一直是古希腊思想的一条轴线。[14]在此，事物的“正则现在已不再为权威所佑护；它们成了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被追问的对象。原初的善与祖法伦理之间的同一被它们之间的基本性区分所取代”。[15]显然，自然和自然法的新观念是哲学的产物，是在人们开始怀疑权威、怀疑城邦生活中旧有的伦理道德，认识到并非怕有的法律都是永恒的神法，并以批判的理性对之加以全面检省的时候诞生的，它成为哲学的理知追问工作赖以进行的有效工具，成为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按照自然而生活，是解脱粗俗人民的混乱习惯和粗野放纵而达到的较高级的行为规律。人们意识到古老的宗法伦理的可变性，并超越自己的城邦审视其他众多城邦的种种不同的法律和制度，这时激动人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法律？什么是符合自然的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为什么有约束力？法律怎样才能规约人的良心？国家的法律和道德秩序强制力的伦理基础何在？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成了自然法理论的基本问题，从柏拉图时代起，就吸引了几乎所有自然法理论家的注意力。这些自然法理论家所要寻求的是关于法律秩序的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基础，它要求以一种统一的或者说是符合自然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这种统一的标准之所以自命具有普遍效力，并非基于武力，更非基于特定的道德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某些教务，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

有趣的是，霍布斯站在现代世界的开端，站在从宗教文明到世俗文明的转折点上，在与中世纪的宗教文明对抗的时候，他所借助的恰恰也是“自然”的观念。通过塑造一个崭新的“自然”的观念，霍布斯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崭新的生活之道。霍布斯关于“自然”的观念的基本质性尖锐体现在下面的三个点上：

1，关涉到意志问题。在霍布斯的自然观念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政治生活中的初次表达，这个基本特征就是意志（will）相对于理智（intellect）取得了优先地位。真假、对错、美丑都依赖人的激情、人的意志而订，而并不象中古时代那样有着先在的客观、普遍规范。因此，人可以自由地创造所需要的规范，而这种自由创造是以霍布斯的新的知识论为基础的，对此，施特劳斯有过细致的分析：霍布斯的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是非智性的、和机械论的，不存在任何的超越人类的世界动因，霍布斯不相信中古世界的目的论的宇宙观是可能的，“这意味着世界本身不需要目的，因此，仅仅蕴涵在认知中的目的就足够了”（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6页）。这就是说，“认知本身就可以提供必要的目的论原则”（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6页）。这就产生了一个对现代政治哲学有着深刻影响的后果，即，认知与目的的同一。由此，霍布斯所谓的“科学知识”就不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且也有着目的论的意涵，最终也就必然有着价值上的关涉和目的上的关涉，由于这种关涉，认知就必然企望行动。对于现代认识论的本质，施特劳斯给出了一个直接的定义：“去理解就是去创造。”（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第177页，第11个注释），这使我们想起了培根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根据施特劳斯，现代行动化的认识论意味着“对沉思或者理论的优先性的屏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实践的优先性。”（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176note 11）。考虑到霍布斯的思想中深刻的神学背景，这就不仅仅是理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也是意志和理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恰恰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参见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同前，p174--177）。意志先于理智、或者说，权利先于规范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2，关涉到历史问题。施特劳斯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历史问题在霍布斯思想中的作用。在霍布斯早期的思想当中，他似乎脱离开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特性，而对修昔底德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霍布斯从纯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并非尚古的好奇。相反，这一转向是由他强烈的目的论关怀所驱使的。施特劳斯指出：“霍布斯对于历史的增长的兴趣乃是一种对使用问题的关注。”（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89页）。而这是以霍布斯的下述信念为基础的，即，“传统的哲学没有办法对规范加以使用。”（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8页），以及他对“传统哲学格言有效性的系统怀疑”（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2页）和他所作出的“理性无用”的判断（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93页）。初看起来，从哲学到历史的转向似乎是一个从价值、规范、格言、目的到关于事实的纯粹知识的转向，或者说是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向。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霍布斯的认知和知识有着很强的目的论意涵，这决定了霍布斯要在历史的实然当中，而非在已经失效的传统哲学，寻求一个新的哲学的应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霍布斯的晚期思想中，他又回归了哲学，回归了他的崭新的政治哲学，说崭新是因为它有着新的规范和格言的核心，并开始压迫、驱逐历史。因此，霍布斯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文中所做的“历史问题并不重要”的判断乃是就其思想成熟的时期而论的。

3，关涉到理性问题。在霍布斯的思想当中，尽管理性已经转化为一种没有价值诉求的单纯的计算能力，但是理性地位仍然是非常低微的。由于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目的论意涵、以及他对使用的强调，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了，因为传统的政治哲学完全慑服于所谓的“永恒规范”、“最好的政体”、善或者美德等等超越人类意志和行动之上的目标。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则仅仅寻求效用。伴随着这种从真理到效用的转变，理性自身的角色也必然发生转变。简单地说，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理性和恐惧（fear）、自我保全等激情（passion）是同一的。（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同前，第113页）。根据霍布斯，恐惧和虚荣是恰成相反的，虚荣使人容易迷惑，而恐惧则使人清楚地看到事物、从而照亮和启蒙人们。而它所照亮和启蒙的恰恰正是理性，因此，是恐惧指导并支配着理性，换句话说，是激情指导并支配着理性，霍布斯相信，恐惧这种激情能够为人们恰当的行为和恰当的政体提供充分的动因。这是霍布斯道德哲学的根基所在，在此，他将以往的中古时代道德哲学做了个彻底的反转，以激情取代理性、以行动取代规范、以意志取代理智。

两个世纪之后，马克思断言霍布斯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但是，按照施特劳斯的分析，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他的政治分析过程的确贯穿了分析――综合法的严格科学性，将政治生活分析到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即个人及其自由，再以此为基础通过普遍同意的契约建立一整套的政治秩序。但是，再严格的分析过程也有一个终止点，而这个点在霍布斯就是人的最普遍，最低的日常生活经验，比如怕死和自我保全等。反过来，霍布斯严格的科学必最终则成为人们清楚地认知并固守日常生活经验的最有效工具。一切神秘的、经不起科学分析的东西都被它排除净尽，真的，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契约更不神秘，更清楚明白的了。“政治哲学，因为它的原则并非借自自然科学，也非借自任何其它科学，而是由经验提供的，所以独立于自然科学，而这些经验是每个都会有的，更确切说，它可以通过每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检查的努力而加以发现。”[16]因此，在霍布斯“认识自我”是其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心灵活动的原因并非仅仅通过推理才可获知，而且也可以通过每个人努力地观察自身的这些运动所获得经验加以认知”。[17]人们对自身认知的努力就获取真正的生活经验提供一条较之科学方法更切近的途径。但人们必须为此作出努力，霍布斯呼吁：“让人们不要完全根据别人的行动来了解别人吧，这种办法只能适用于他们所熟识的人，而那是为数不多的。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18]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否认科学原则对于霍布斯“自然”观念的达成的作用也许是不恰当的，但是，单单科学原则能够成就霍布斯整个政治哲学体系的大厦吗？事实上，霍布斯不但没有回避宗教问题、信仰问题而单纯去谈论人的问题，天、地、神、人构成霍布斯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而又互相支持的四重根。正如施特劳斯学派所分析的那样，霍布斯最终想要成就的理论工作恰恰就是去证成这样的一点，即，阐述于《圣经》中的政治哲学和阐述于他自身的政治哲学是并行不悖的。那么最终的问题就在于：这又是怎么可能的呢？

情形是这样的。

霍布斯同培根、笛卡尔一起，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从人或万物的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既有制度和提出改革这个制度的原则，它往往倾向于无视历史的生命力和现实的合法性，并且它相信，在既有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之变成一块白板，以便根据新的原则勾画出完整的社会。启蒙运动的这种无历史性表达了关于制度形成的理性建构意向。而这种建构意向则最终表达了对传统累积的厌恶，它要求以理性之雄心审判并解除中世纪等级秩序加诸个人之上的种种束缚。为此目的，它需要全新的观念和方法。培根把哲学完全局限于自然研究，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而只让教义去谈论神性以及人类超自然的命运。他把目的论的自然观当作危险的种族幻像之一，当作根本错误，正确之道则是将自然视为等待人力加以征服的机械物。霍布斯倒更愿意让人知道，他的自然观与伊壁鸠鲁同出一辙，他在超自然的观念中看出的只是一种由于对自然缺乏

SELF格致论道第6期

Herself·别样魅力

——2016年女神专场

两百多年前，大部分女性的社会活动被局限在家庭内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研、教育、艺术等诸多方展现出无以伦比的才华，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她们独立、自信、充满了独特的人格魅力，为社会文化思想的多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SELF格致论道第6期邀请了来自科研、文化、艺术、IT领域的杰出女性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故事。

报名猛戳：http://huodongkepucn/event/event_detailhtmleventseid=93

时间：2016年4月17日下午 14:00-17:30

地点：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学生小剧场（综实楼B座5层504）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本场联合主办：共青团北京联合大学委员会 承办：中国科普博览 北京联合大学学生科技协会

陈艳红 空间科学家

在地面30公里以上，在我们仰望不到的地方，有着不一样的“天气”变化，科学家们称之为“空间天气”，它影响着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电力系统的运行。陈艳红是研究空间天气的科学家之一，作为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副研究员、空间环境研究预报室研究组组长，她和她的同事们长期从事空间天气的预报工作，相继参与了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天宫一号和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等重大航天工程的空间环境保障任务。

演讲主题：地面30公里上

JINGMAIKATHLEEN O’CONNOR 古生物学家

Everyone’s life is a uniquejourney The destination is not all that matters – how we get there is reallythe best part 作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外籍研究员之一，Jingmai充满了科学家的浪漫主义情怀。中美混血的她，在母亲的影响下爱上了中国，爱上了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生物研究所，她参与周忠和院士的研究团队，并与中国的远古热河鸟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演讲主题：Fascinating Early  Birds

刘莹 《博物》杂志内容总监

“看天下美景、追可爱动物、探神奇风情……就是我的天职”。刘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对博物学有着天然的热爱，作为《中国国家地理》青春版——《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刘莹活跃于科学传播第一线，在工作之余，曾参与英国科学家在亚马逊丛林的科研工作，游历、考察过南美洲、南极洲等地，出版了《自然之美》、《南美洲》等著作，还创办了“博物课堂”系列活动。

演讲主题：把科学讲给你听

任玲 材料科学家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冶炼青铜器，在夏商周的青铜时代，更出现了繁复精美的青铜祭品，到如今，铜的应用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但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化学元素，铜的故事仍然在延续。中科院金属所副研究员任玲和她的同事们一直从事基于铜元素的医用生物材料研发，那么，他们已经创造或即将创造哪些新的铜话？

演讲主题：美丽铜话

徐颖导航系统科学家

曾经，北斗七星闪烁夜空，标示方向，引领着人类“身在何处 心向何方”的最初梦想；如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天纬地，星耀苍穹，指点着华夏大地的“中国方向”。这是一个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重器，也是一个有开拓、有探索、有创新的科学理想。徐颖从事北斗相关研究工作十余年，是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建院以来最年轻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从古时指路的星星到闪耀全球的导航系统，从不分东西南北的小女生到研究精准导航的女科学家，我们一起来探寻北斗和她的成长之路。

演讲主题：来自星星的灯塔

闫妍经济学者

她是真正的学霸，从小学到博士后，只参加过一次中考，其余都是保送；她还是文武兼备的才女，既会弹钢琴，也是中长跑健将，还是女高音；她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的第一个硕博连读生，从本科毕业就跟随成先生从事经济学研究，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发改委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国务院研究室年度研究成果二等奖、中科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等诸多荣誉。现在，她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MBA中心副主任，从模型至上到思想治国——她将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与大家分享她的感悟。

演讲主题：从模型至上到思想治国

赵健宏独立摄影师

洒脱帅气的外表下，又有几分温柔腼腆，在这位海归出身的理工科硕士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摄影师的独特魅力。赵健宏曾就职于方正、华为，却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毅然转身跨入媒体行业，创办摄影频道，用心打造身边的故事。她倡导和欣赏生活美学，凭着对摄影的满腔热爱，她辞职做起了独立摄影师。除拍摄过大量的纪实婚礼外，还掌镜中国首例同性恋婚礼，并大胆拍摄二胎分娩过程。用镜头记录身边的幸福，是她一辈子的事业。

演讲主题：幸福是自找的

赵佳琪 《硅谷佳人》创始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从古至今，在很多人眼里，佳人就是美女，但赵佳琪和她的同伴们不这么认为。“容貌不是女人最大的资本，财富和地位也不是衡量一个男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梦想和爱情的权利，那些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枷锁，好意或恶意的，都要彻底砸个干净。”她们用《硅谷佳人》传递她们的观点和理念，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女性能够“遇见最美的自己”。

演讲主题：遇见最美的自己

"SELF格致论道"是什么？

“SELF格致论道”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的公益讲坛。SELF是 Science, Education, Life, Future的缩写，提倡以"格物致知"的精神探讨科技、教育、生活、未来的发展，鼓励自由独立的个性和思想的表达。"SELF格致论道"定位于"精英思想的跨界交流"。我们鼓励各界精英"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其他领域的发展"，期望聆听诸如科学家眼中的文化艺术，艺术大师眼里科技和社会经济，企业家眼里的教育和人生哲学……让思想跨越行业界限，打破领域"围墙",实现无边界的碰撞和交流，启迪未来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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