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的兴衰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在日美为控制中国展开争夺的情况下，矛盾日益激化。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是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

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十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在全国人民声援下，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直系首领冯国璋虽接任北京政府总统﹐但无实权。

北京政府宣布：民国法统中断，再造共和，决定另组国会、重议宪法。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与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搜罗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指使地方军阀操纵选举，改选议员，孤立、排挤资产阶级温和派。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皖系军阀又利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以便实行一系专制。

皖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1924年11月，段祺瑞受国民军、奉系、直系余部推举，任“临时执政”，但他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