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皖系军阀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第1张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在日美为控制中国展开争夺的情况下,矛盾日益激化。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是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

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十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在全国人民声援下,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直系首领冯国璋虽接任北京政府总统﹐但无实权。

北京政府宣布:民国法统中断,再造共和,决定另组国会、重议宪法。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与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搜罗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指使地方军阀操纵选举,改选议员,孤立、排挤资产阶级温和派。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皖系军阀又利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以便实行一系专制。

皖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1924年11月,段祺瑞受国民军、奉系、直系余部推举,任“临时执政”,但他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陈群字长文,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祖父陈寔为太丘长。父亲陈纪历任平原相、侍中、大鸿胪,叔父陈谌为司空掾,早卒。陈群早年被刘备辟为别驾,后举茂(秀)才,除柘(今河南柘城县)令。陈群不受,随父避难徐州。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入主徐州。辟陈群为司空西曹掾属。后又任萧(今安徽萧县)、赞(今河南永城)、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令。因父丧辞归。后又授以司徒掾、治书侍御史,又转参丞相军事。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陈群为御史中丞,后又任吏部尚书,封昌武亭侯。曹丕代汉,陈群为尚书令,晋爵颍乡侯。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并录尚书事,总揽朝政。次年,曹丕崩,陈群受遗诏辅政。魏明帝即位,晋封群颍阴侯,增邑五百。公元236年病逝,谥靖侯。陈群历仕曹操、曹丕、曹睿三朝,以其突出的治世之才,竭忠尽职,为曹魏政权的礼制及其政治制度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个人信息

  字长文

  生卒—236

  籍贯豫州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县东]

  官至司空谥曰靖

  父亲陈纪

  配偶荀氏

  子女陈泰

  曾效力过的势力魏

  历史传记

  陈群,三国时曹魏名臣。其祖父陈寔、父陈纪、叔陈谌皆望族名士。陈群为人清尚有仪,雅好结友,有知人之明。先为刘备所用,后刘备被吕布所袭,陈群与父避居徐州;及吕布破后,方归曹操,历任司空西曹掾属、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职。后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曹丕即王位,封陈群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陈群在任内订制九品官人之法,成为历史名制。曹丕践阼后,陈群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陈群在魏,一直位居要职,先后受曹操、曹丕托孤,成为国之重臣,多次向曹睿作出规劝,官至司空。于青龙四年逝,追谥靖侯。其子陈泰,亦是魏国后期名将。

  演义传记

  陈群,三国时曹魏名臣。曹操杀掉马腾后,有言刘备将兴兵取川,曹操因而深表畏忌;陈群时为治书侍御史,向曹操献策,建议起大军南征孙权,而刘备意在两川,必不救权,故能一举得江东,其后徐图西进,吞荆并川,以定天下。曹操对其策极表赞同。可惜诸葛亮派人赍书西凉,使马超兴兵入关,曹操急于应付,被迫搁下陈群之策。后来陈群一直位居要职,先后受曹操、曹丕托孤,成为魏国重臣,官至司空。后又随司马懿远征公孙渊于辽东。其子陈泰,亦是魏国后期名将。

  历史年表

  陈群字长文,颍川许昌人。其祖父陈寔,父亲陈纪,叔父陈谌,于当世皆负盛名。当陈群尚是幼儿时,祖父陈实常认为此子奇异,向乡宗父老说:「这孩子必定兴旺吾宗。」鲁国人孔融向来有高才而性格倨傲,他的年纪约在陈纪、陈群两父子之间,因此先与陈纪为友,后又与陈群结交,由是显名。《荀氏家传》有载:「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荀彧传》)可见二人常论骘人物,甚相交心。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备时为豫州刺史,来到豫州后,征召陈群为别驾。其时陶谦病死,徐州以举州迎刘备继领,刘备正欲前往,陈群便跟刘备说:「袁术尚甚强大,如今往东而去的话,彼必与将军(指刘备)相争。若然吕布暗袭将军之后,那么将军虽得徐州,大事亦必无成。」刘备不听,还是东去徐州,与袁术争战。结果吕布果然兵袭下邳,又遣兵往助袁术,最终大破刘备军,这时候刘备方悔恨当时不用陈群所言为戒。陈郡后举茂才,除任柘令,不成功,于是随父亲往徐州避难。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为曹操所破,陈群父子亦在吕布军中,见曹操皆出拜(《袁涣传》引《袁氏世纪》)。曹操久闻其名,便征陈群为司空西曹掾属。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并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陈群便推荐广陵人陈矫、丹阳人戴干,曹操皆加以任用。后来东吴为叛,戴干因忠义死于变难;陈矫则成为一位名臣,是以举世均认同陈群知人之明。而自从刘备叛后,东南多变。曹操便以陈群为酇令,以何夔为城父令,用名士以镇抚诸县,使吏民稍定。(《何夔传》引《魏书》)陈群又任萧、酇、长平之令长,于父亲亡时辞官。陈群后任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建立后,又迁为御史中丞。其时曹操正商议该否复使肉刑,令曰:「怎样才有达于古今而通于变理的君子,可以助我决议此事呢!昔日陈鸿胪(陈群之父陈纪,曾任大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的用途,正是在说这方面的事。御史中丞(指陈群)可以申述卿父之论吗?」陈群说道:「臣父陈纪以为汉代废除肉刑而增加笞死之刑,本是出于仁心恻隐,但结果却令死者更众,这就是所谓名轻而实重。名轻则人民易犯其罪,实重则辄尔伤民。《书经》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着劓、刖、灭趾(以上皆为古代肉刑)之法,是希望可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而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犯伤人罪的人,例如残毁他人之体而裁剪毛发,却不合其理,不能将其裁死。若能复用古刑,使犯*者下蚕室,犯盗者刖其足,如此则永无*放(指奸*)穿窬(指偷盗)之事发生了。然而普天之罪恶,虽未可尽皆悉数殄灭,但在此数内,时之所患,确实适宜先行施用。汉律之下所杀灭的不至于死罪的人,是其仁政所不披及的;而其余该死之者,则可以刑杀。如此,则受刑与得生者足以相替了。如今以笞死之法去代替所有不杀生之刑罚,这是怜惜人的支体而轻视人的性命啊。」钟繇亦与对陈群所议表示同意,而王朗及其它人则多以为未可复肉刑。曹操虽然深深认同陈群之言,但因为军事未罢的缘故,所以佥同众议,先搁置这一政议。后陈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陈群的为人,在朝中对人无适无莫(语出《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指对于人事没有厚薄之分),贵雅而执名杖义,不会为媚人而违背道德。初时,陈群常非议郭嘉为人不治行检,故曾数次于廷上投诉郭嘉,但郭嘉其意自若,毫不在意。曹操认为陈群能秉持公正,为之欢悦。(《郭嘉传》)陈群的性格正直通雅,多结友人,与同郡辛毗、杜袭、赵俨并皆知名,号为「辛、陈、杜、赵」(《赵俨传》),又与「直道推诚于人」的李义为友(《裴潜传》引《文章叙录》)。陈群亦与华歆交深,常叹歆为「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华歆传》引《华峤谱叙》)曹丕在东宫,对陈群深表敬器,待以交友之礼,常叹道:「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魏讽谋反时,黄门侍郎刘廙之弟刘伟被魏讽诱同,如今按罪连坐,刘廙亦当诛。陈群便向曹操进言,曹操亦道:「刘廙是名臣,吾本意亦欲赦之。」于是乃复其位。刘廙因而深感陈群之德,陈群却认为:「审议刑罚是为国之大本,不是为了私意;而且如今这决定是明主的本意,我又知道甚么呢?」陈群的弘博而不伐功,就是如此。冬十月,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以孙权之书示外道:「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吗!」陈群便与尚书桓阶上奏:「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武帝纪》引《魏略》)

  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即王位后,封陈群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其间,陈群建制九品官人之法,成为历史名制。曹丕践阼,陈群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黄初中,曹丕意欲追封太后父母,陈群奏道:「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应当永为后世所循之式。按照典籍上之文献,从无妇人可以分土命爵之制度。在礼典,妇因夫爵。嬴秦违于古法,而刘汉则沿承古例,这可不是先王之令典啊。」曹丕大悟,便道:「此议甚是,既然如此,且勿施行。以此作着诏下藏之于台阁,使其永为后式。」(《武宣卞皇后传》)曹丕受禅时,朝臣三公以下皆受封爵位;独华歆因为以神色不合触忤曹丕,所以只是官徙司徒,而并无进爵。曹丕久不能释怀,便问陈群道:「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惟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甚么呢?」陈群便离席长跪道:「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听后大悦,方知其意。(《华歆传》引《华峤谱叙》)昔年,蜀许靖曾执兄礼以事陈群之父陈纪,又与陈郡人袁涣、平原人华歆、东海人王朗等亲善;所以陈群在魏初为公辅大臣时,常与许靖有书信往来,重结旧好,情义款至。(《许靖传》)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刘巴卒后,陈群常赍信与丞相诸葛亮,问刘巴的消息,并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刘巴传》)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陈群与仆射司马懿并举泰山人鲍勋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鲍勋传》)是岁为蜀建兴元年,陈群曾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分别致书与蜀相诸葛亮,向其陈说天命人事,希望蜀汉能举国称藩,但无功而罢。(《诸葛亮传》)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亲征孙权,军至广陵,使陈群领中领军。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师还寿春,以陈群假节都督水军。曹丕回到许昌后,拜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鲍勋时为治书执法,因屡次面谏曹丕而触怒曹丕,后又于陈留郡界包庇太守孙邕,被收付廷尉并议死罪。陈群便与太尉钟繇、司徒华歆、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联书并表「勋父鲍信曾有功于曹操」,求请赦免鲍勋死罪。曹丕不许,仍诛鲍勋。(《鲍勋传》)夏五月丙辰,曹丕得疾甚危,陈群与曹真、司马懿等并受遗诏辅政。明帝曹睿即位后,陈群进封颍阴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与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同开府。十二月,陈群又升为司空,故录尚书事。是时,曹睿正初临政,陈群便上疏道:「《诗》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道自最近开始,广化于天下。自从世道丧乱以来,干戈未曾收戢,百姓不识王教之本,而惧乱陵迟已经太过。陛下当盛魏之隆,荷二祖(曹操、曹丕)之业,天下正希望世政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方是百姓之幸。但是如果诸臣群下意尽雷同,是非相蔽,这可是国之大患啊。若群臣不和睦则有雠党,有雠党则毁誉无端不止,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先做好断绝这种源流的措施。」陈群为司空期间,任贤用能。他重视妻弟荀顗,以之为奇异;又辟北地人傅嘏为掾。陈群亦曾上言举荐当世隐贤管宁:「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伏见征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郑玄,即授司农,若加备礼,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管宁传》引《傅子》)陈群亦不忘论骘人物,曾与崔林共论冀州人士,林称冀州当以崔琰为首。陈群以「智不存身」贬之,但却被崔林反驳道:「大丈夫为人但有邂逅而已,即使如卿等几人,又足以为贵吗!」(《崔琰传》引《魏略》)

  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大将军曹真上表欲起兵数道伐蜀,从斜谷而入。陈群认为当年曹操到阳平攻张鲁,已经多收豆麦以增添军粮,然而张鲁未下而军粮犹乏。如今既无别因,而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粮草必会受到钞截,但若要留兵守重地,则劳损战士,这些都是不可不熟虑的事。曹睿便依从陈群所议。不久,曹真复上表要从子午道出军。陈群又述说其中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于是曹睿以陈群之议下诏曹真。其时正霖雨积日,陈群又以为应宜诏曹真还师,曹睿从之。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围攻祁山,不克引退。魏将张郃深追其军,为流矢所中,死于木门。曹睿甚惜张郃之死,临朝而叹道:「蜀未平而合死,将若之何!」陈群也道:「合的确是良将,乃国之所依。」卫尉辛毗则以为张郃虽然可惜,但毕竟已死,不应示弱。于是向陈群说:「陈公,这是甚么话呢!当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曹操),及后委以国祚,而文皇帝(曹丕)受命,黄初之世,亦说天下不可无文皇帝,至其委弃天下,而陛下(曹睿)亦自龙兴。如今国内所缺乏的,又岂会是张郃呢?」陈群便道:「亦诚如辛毗言。」曹睿笑说:「陈公可谓善变矣。」(《辛毗传》引《魏略》)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睿爱女曹淑逝世,追封谥平原懿公主。陈群上疏奏曰:「长短有命,存亡有分。故圣人制礼,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俭,嬴、博有不归之魂。夫大人动合天地,垂之无穷,又大德不逾闲,动为师表故也。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已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但悉听群臣送葬,乞车驾不行,此万国之至望也。闻车驾欲幸摩陂,实到许昌,二宫上下,皆悉俱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处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徙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可无举宫暴露野次,废损盛节蚕农之要。又贼地闻之,以为大衰。加所烦费,不可计量。且(由)吉士贤人,当盛衰,处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宁,乡邑从其风化,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万国之主,静则天下安,动则天下扰;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曹睿不听。

  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其年朝廷营治宫室,百姓因而尽失农务时利。陈群上疏奏道:「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且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宫室,臣惧百姓遂困,将何以应敌?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曹操)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曹睿答道:「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岂可复兴役邪?是故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陈群又说:「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曹睿于是有所减省。

  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十二月癸巳,陈群逝世,谥曰靖侯。其子陈泰嗣任。曹睿追思陈群之功德,于是分给陈群户邑,并封一子列侯。《魏书》载:陈群前后数次,密陈朝廷得失,每次上奏都封隐其事,辄毁草拟文件,时人及其子弟均不能知其所奏。有人讥议陈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陈群谏事,皆甚叹息。《袁子》曰:有人说「故少府杨阜不是忠臣吗?看到人主之不当,便勃然大怒而触其所非,与人说话也未尝稍违道德,这不正是所谓『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之人吗!」答道:「但这只可谓是直士,其忠与否,吾不得而知。所谓仁者爱人。施于君上的称之为忠,施于双亲的称之为孝。忠孝者,是其本一。所以真正的仁爱之最的人,倘若君亲有过,谏言不能入,应求之反复,情不得已而言,而不忍向外宣播。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而未为忠臣。故司空陈群则不然,他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三国志·陈群传

  陈群字长文,祖父实,父纪,叔父湛,皆有盛名。群为儿时,实常奇异之,谓宗人父老曰:“此儿必兴吾宗。”鲁国孔融高才倔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刘备临豫州,辟群为别驾。时陶谦病死,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备遂东,与袁术战。布果袭下邳,遣兵助术,大破备军,备恨不用群言。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后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谢群。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吴人叛,乾忠义死难,矫遂为名臣,世以群为知人。除萧、赞、长平令,父卒去官。以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既建,迁为御史中丞。时太祖议复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达于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渭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

  《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干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时钟繇与群议同,王朗及议者多以为未可行。大祖深善繇、群言,以军事未罢,顾众议,故且寝。

  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在朝无适无莫,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中正制,群所建也。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颍乡侯。帝征孙权,至广陵,使群领中领军。帝还,假节,都督水军。还许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帝寝疾,群与曹真、司马宣王等并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使,进封颍阴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与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开府。顷之,为司空,故录尚书事。

  是时,帝初莅政,群上疏,曰:“《诗》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丧乱以来,干戈未戢,百姓不识王教之中,惧其陵迟已甚。陛下当盛魏之隆,荷二祖之业,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则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于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

  历史评价

  袁子曰:「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三国志魏书二十二陈群传》)

  博物记曰:「太丘长陈寔、实子鸿胪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并有重名,而其德渐渐小减。」(《三国志魏书二十二陈群传》)

  陈寿评曰:「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久居斯位…咸不忝厥职云。」(《三国志魏书二十二桓二陈徐卫卢传》)

  陈寿评曰:「追观陈群之议,栈潜之论,适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矣。」(《三国志魏书五后妃传》)

  彧别传曰:「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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