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邂逅》之《云致秋行状》（汪曾祺）读后感悟之一

每个人身上都有令人难忘的闪光点，那闪光点是他有我无又学不来的个性，吸引着身边的朋友，汪曾祺笔下的老友——云致秋就是这么一个普通又个性鲜明的人，无论放到过去还是现在，他身上都有可值得学习的品质，同时也为他的一生感到惋惜。

他性格开朗，凡事都看得开，生死荣辱都不往心里去。

他在戏班里工作，有人撺掇他自己挑班单干，他这么评价自己：“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挑班，来钱多，事儿还多。约人，处好了，火炉子，热烘烘的，处不好，虱子皮袄，还得穿，又咬的慌，还得到处请客，应酬，拜门子，我掏不了这份神。这样多好，我一个唱二旦的，不招风，不惹事，黄金荣，杜月笙，袁良，日本宪兵队都寻不到我头上，有碗醋煮面吃就行了。”

但事实上呢？他的工作可都是围绕着这些事情来做的，请客、应酬、拜门子，做得相当出色，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他善于调解演员们之间的纷争矛盾，能调解好头牌演员腾出手来提拔青年演员……

他善于帮着名角办生日请客，宴会上他既是客人又是半个主人，负责招待，自己酒足饭饱，把其他客人也奉陪的“心满意足”。

同样的事情，如果单干，他认为自己力不从心，烦恼增多，如果是工作上派给他的任务，那就有不同意义了，可以尽职尽责，甚至把工作做到无人可以代替。

如果说这是他的个性，具有独特性，但是现实中有很多人和他一样，他的这种个性又具有典型代表性。大多数人和他一样同样操心，同样应酬，在创业和上班之间最终选择上班，如致秋形容自己的那样“挑大梁，还不够”，最终没有单干的勇气。缺乏了那份勇气，彻底断了念头，反而死心塌地地跟着领导走，在工作中又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价值。

这种人，对自己对工作单位对社会都有贡献价值。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也喜欢养鸟。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的私立中学任教。后又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北平和平解放后随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到广州、武汉，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一直任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劳动四年。1962年初，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辑。

汪曾祺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较深。晚年作品渐趋平实。提倡“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但又主张现实主义要容纳各种流派，民族传统要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而他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小说。在语言上，他却非常重视。汪曾祺的语言干净自然，他要求自己“能不说的话就不说”。

汪曾祺第一部小说集是《受戒》。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扩展资料：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剧作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 1４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0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我们做父母的总是想着自己的权威，于是，在孩子犯错误或不听话时总是动辄以呵斥。其实，这一方面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堵住了孩子的言路。

◆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

“不责怪”是宽容；但“及格就行”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了。因为这样，只会让孩子无缘走过高、中考这座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现在的家长也难当了。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

这里，我们确实看不见“代沟”，这确是兄弟般的关系；现在的父与子，如何能越过这条鸿沟，值得每个人的思考。

◆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的子女常是单纯而真挚的，这本是璞玉的纯洁。只可惜家长们也有万般的无奈。毕竟社会不是理想中的单纯，孩子种种高尚的思想与行为，一旦进入社会，是要“吃亏”的。如何让孩子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又让其不失本真，又是一个让人费尽思量的课题。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从心中认同这句话，就得从相信孩子开始，给孩子以自由。

感悟

平等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并不仅仅是儿女们的心愿。只是父母有太多的担心，有沉重的期望；只是儿女仅有单纯的世界，有天真的理想。

在升学压力巨大、就业竞争残酷的今天，父母们又怎能接受“及格就行”的事实？我们也听说过：某某作家小学没毕业，某某科学家数学不及格，还有某某企业家曾是个旷课、捣蛋的学生……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我们并非不相信这些事实。只是我们相信：上面的这些“人才”一定走过不少弯路，他们也一定为此付出过艰辛的代价。是不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必要走他们的“长征路”，去先尝辛苦而后奋起呢？

还有，今天毕竟不像当年。上个世纪70年代前，稍有文化，哪怕是高中（中专）学历就能很容易获得一份工作；而工作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在工业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如何立足社会，哪怕是做一名工人甚至于农民，也是需要相当的知识与技能的。这就决定了时代对父母、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决不能在这方面放宽对自己的要求，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本人。

当然，这与关系的和谐是两回事。但我们两辈之间，都应在一个理解的平台上才能获得心灵相通、水乳交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