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说韩信之死是罪有应得，他真的该死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陈词，指出“天下已集（同辑），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天下已经安定，韩信竟然还图谋叛乱，被诛灭宗族，不也是应该的么，认为韩信之死，被夷三族，罪有应得。

然而仔细阅读《史记·淮阴侯列传》，却又让人不免恶意猜测，司马迁认为的韩信图谋叛乱，可能也是人云亦云。

公元前197年，汉朝建立第五个年头，韩信曾经部将陈豨，与王黄等人一同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帅兵亲征。一年多后，汉军平息叛乱，樊哙在灵丘斩杀了陈豨。

根据《淮阴侯列传》记载，公元前200年时，韩信与陈豨密室谈话，说出“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我在都城呼应你，天下可图也；公元前197年，陈豨谋反之后，韩信派人告诉陈豨说，“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你只管大胆起兵，我在长安协助你。

但问题在于，韩信是千古兵仙，与陈豨密谋之事，肯定不为人所知，而且陈豨是被斩杀，又没有被审问，那么这些密谋的话从何而来？况且，韩信心高气傲，即便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他，而韩信却还说出“生乃与哙等为伍”，这样一个人竟然对能力一般的陈豨非常客气，不免让人惊奇。

史记中对韩信的谋反记载，还有一些令人疑惑之处。

韩信策应陈豨的办法，就是夜里假传诏书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隶，打算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万事俱备之后，却因为一位家臣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起来，打算杀掉他。他的弟弟上书告变，向吕后告发了韩信准备反叛的情况。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一生所向无敌，却唯独这一次出现狗血桥段，难免让人感慨实在太巧了。而且，韩信是兵法大家，为何认为仅凭一些罪犯和奴隶就能成事，袭击了吕后和太子，对大局何用？

吕后知道韩信谋反，怕他不肯就范，就和萧何谋划，令人假说刘邦平叛归来，说陈豨已被俘获处死，列侯群臣都来祝贺，“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韩信不疑有他，结果一进宫就被抓了起来。但皇帝归来，动静不会小，韩信难道一无所知？韩信要策应陈豨，说明肯定要高度关注陈豨，为何“诈言豨已得死”，韩信一点不怀疑？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韩信根本没有谋反，只是说了一些牢骚话，而刘邦吕后想要除掉他，却又因他功勋卓著，不好莫名其妙的杀，否则会引起公愤，于是扣了谋反的屎盆子在他脑袋上。

为什么说韩信没有谋反，不妨参考彭越案，两者遭遇实在太巧了。

彭越对他的太仆很生气，打算杀掉他，结果太仆却诬告彭越谋反，刘邦突袭逮捕彭越之后，只是将他流放蜀地。去蜀地的路上彭越遇到吕后，一阵哭诉牢骚之后，吕后劝说刘邦杀了彭越，所谓“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吕后找彭越一个手下再次诬告他谋反，由此彭越被灭族。

韩信与彭越遭遇高度相似。前201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结果韩信没有一点防备，刘邦抓住韩信之后，除掉韩信王爵，改封为淮阴侯；前197年，有人告发彭越谋反，结果刘邦抓住彭越，将他贬为平民，发配蜀地。这一次谋反之说，应该是刘邦刻意制造，目的就是为了削藩。

最终，韩信在淮阴侯上，彭越在流放路上，再一次被人告发谋反，而这第二次被告发谋反，直接导致二人被杀。显然，第二次谋反告发，应该就是吕后刻意编造的（吕后认为“彭王壮士”，更认为韩信天才威胁更大），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杀死韩信与彭越，免除后患。

既然韩信没有谋反打算，吕后为何要杀韩信呢？

要知道，韩信对刘邦一直心存感激，即便在最好的时机，也没有想过背叛刘邦。楚汉争霸中，韩信东进灭齐，又打败龙且之后，中国形成了项羽、刘邦、韩信三股势力，如果韩信两不相帮，那么就会形成秦末三国局面，项羽派人劝说韩信或帮他或两不相帮，但韩信却直言誓不叛汉，拒绝了项羽美意。汉朝建立后，韩信为了表白心意，甚至杀了好友钟离眛，向刘邦表明忠心。

有人认为，韩信虽然誓不叛汉，但在诛灭龙且之后却要求封为“齐王”，由此惹怒了刘邦，所以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开始清算：先是改封韩信为楚王，后又找茬改封他为淮阴侯，最终借助陈豨谋反之机除掉。

但这一说法有点牵强，因为韩信功劳太大，以当时社会氛围来说，不可能不被封王。连彭越、英布等都能封王，以韩信功绩不封王肯定说不过去。所以，韩信“讨要”齐王称号，虽然让刘邦不舒服，但却不是刘邦要废掉他的关键因素。

真正原因在于：韩信太厉害了，以至即便被贬为淮阴侯，吕后依然不放心，就像不放心已经贬为平民的彭越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韩信的确该死；但从真正罪行角度来说，韩信的确不该死！

韩信与彭越太强，这是刘邦担忧的原因，只是刘邦未必要杀了他俩（笔者认为刘邦未必准备杀韩信，而是想将韩信解除兵权，圈禁在长安做一个淮阴侯罢了），而吕后却认为要斩草除根。但无缘无故斩杀功勋大将，这是不得人心之举，所以就编造了一个十恶之首的谋反罪名。数十年之后，司马迁在编修这一段历史时，就将汉初官方炮制的这一“铁案”给记录了下来。

秦王朝丞相李斯，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在分析李斯之死时，人们习惯于从宫廷秘闻中寻找答案。内容不外乎赵高如何玩弄权术，李斯如何被算计。实际上，这绝不是李斯之死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这种宫廷秘闻的真实性本身就可疑；另一方面，如果李斯能够控制局势，赵高的权术再高也没用。

史书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作者经常对一些简单至极的历史事实都无法确定（比如胡亥到底多大），可对于一些密室谈话和宫廷秘闻却记述得头头是道，仿佛他在旁听一般。

关于李斯之死，我们决不能只停留在宫廷秘闻的小圈子里。我觉不否认，宫廷斗争的确是李斯的死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斯在政治角逐中失势，从而导致了他消失于历史舞台。

李斯到底因何而死？在我看来：当周文统率几十万叛军出现在咸阳城附近时，李斯的死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几十万叛军突然出现在咸阳城附近，作为百官之后的李斯居然一无所知，更大地可能是李斯知情不报。无论是哪种可能，李斯都必须出面给胡亥一个体面的说法，给秦王朝一个体面的说法。

李斯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他无法给出一个体面的说法。

李斯当然可以说：这一切是因为秦始皇好大喜功、奢侈享受、滥用民力，所以把老百姓逼得活不下去了，才会这样大规模的造反。

可这种说法绝对是上不了台面的，因为这会导致帝国出现大乱。而直接把责任推到先帝头上，本身就是大不敬之罪。而仔细思考一番，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其实也不能甩锅给秦始皇。

大半个帝国已经乱成一锅粥，几十万叛军已经闯入函谷关，帝国政府还整天说形势大好。直到几十万叛军突然出现在距离咸阳城不足百里的地方，你们才对皇帝说，大事不好！

皇帝和关中人民都非常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种时候去责怪秦始皇，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样巨大的叛乱，绝不可能毫无预兆，也不可能一夜形成，几十万叛军更不可能从天而降，函谷关更不是纸糊的，帝国的文臣武将也都是大活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几天还说什么形势大好，现在几十叛军就打到咸阳城下了。责怪先帝就想摆脱问责？你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吧？

李斯当然也可以说：这一切是因为胡亥讳疾忌医，所以下面的人只能报喜不报忧，事情恶化到这个地步，胡亥要负全责。

还是同样的回答。首先，责任推到皇帝头上是大不敬。其次，因为皇帝讳疾忌医，所以几十万叛军就能从天而降？这样说话的人到底有没有逻辑？

几十万叛军大张旗鼓地向函谷关逼进，这是绝对无法严守的军事秘密。难道就因为皇帝讳疾忌医，你李斯作为百官之首就能无所作为，任由叛军长驱直入吗？难道就因为皇帝讳疾忌医，你李斯作为百官之首就能无所作为，知道叛军打到咸阳城附近再报告吗？

所以李斯不管怎么说，这事都怪不到秦始皇父子俩，要追根究底，还是得追到李斯自己的身上。

如果不算《新元史》和《清史稿》，那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二十四史”，但是这二十四史能有一半可信度吗？其中哪一部更可信呢？这个还真不好评价。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编修时间越短的史书反而可信度更高，因为编修时间短的，主要是采用前朝档案史料，没有时间胡编乱造，也没有几任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指使史官进行篡改。持这种说法的人，应该是比较相信明朝人编修的《元史》，比较不相信清人编纂的《明史》。清人修《明史》得到的八字评语是否准确，咱们慢慢来比较。而比较之下，我们似乎还能找出一位“修史第一帝”。

要是按照上面以编修时间的反比看可信度，那么《史记》有几分可信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史记》只是司马迁一家之言，那里面有很多类似演义小说的笔法，对两个人的密室谈话也都描写得如同在场旁观，其中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向刘邦投降的那个秦王子婴到底是二世胡亥的叔叔还是兄弟侄子，就有三种说法：“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秦始皇本纪》）”“高立二世兄子婴。（《六国年表》）”又长了一辈：“高（赵高）乃召始皇弟，授之玺。（《李斯列传》）”

《史记》之后的《汉书》，跟《史记》相同的篇目，记载就跟《史记》差不多，包括《后汉书》《三国志》在内，基本都算史学家的个人行为，顶多有半官方性质，没有严格的审查，甚至可能也没有征求同僚意见，有些疏漏瑕疵，在所难免，我们是真的需要对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充满感激之情的。

咱们来看看这四本史书凭借一人之力，用了多长时间修完：《史记》，五十二万六千百余字，历时十四年；《汉书》，八十万余字，历时二十年；《后汉书》，近九十万字，历时十三年；《三国志》，近三十八万字，历时整整十年。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官方干预较少，作者顶多夹带了一点私货，而班固和范晔应该是一点个人感情都没有掺杂，所以《汉书》《后汉书》虽然文笔或许稍逊《史记》《三国志》，但可信度似乎要略胜一筹。

唐太宗李世民是新旧两唐书中的重量级人物，他本人也比较喜欢修（改）史，在李世民父子执政期间，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宰执们累的够呛，因为他们除了处理繁忙的政务，好要按照皇帝的意见编修大量史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周书》《北齐书》《陈书》等七部史书纷纷问世，李世民似乎可以被称为“修史第一帝”。

其实这个修史第一帝是不需要加引号的，他顶多也就改了该唐高祖实录，唐朝编修的“七史”，不管怎么写，都不影响他的个人形象，他只会指示“求真务实”，而不会刻意修改，因为他是要“以史为鉴”的。这里说“七史”，有读者可能要提出反对意见：“明明是唐六史，怎么变成七个了？”这里请不要误会，您说的“唐六史”，应该是“唐太宗六史”，没算唐高宗显庆四年成书的《北史》。

最不相信《宋史》的，就要数“秦桧的后人”了，因为那里面如实地记录了秦桧的通敌叛国行为和岳飞英勇抗金的英雄事迹，这就戳了一帮现代秦桧的肺管子：秦桧被骂得这么惨，我有钱那还敢往外国存？孩子怎么敢往外国送？于是他们编造出了“秦桧遗书”（编造者已经承认并公开致歉），千方百计把秦桧包装成“和平使者”。但是元朝丞相脱脱却不应该被这个黑锅：我同时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国史书，就是以收缴来的三国档案为基础，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拥宋贬金？他们都是被我朝灭掉的！

元朝修史，实事求是，这样做也算好人好报——朱元璋命令正直到有些执拗的宋濂编修《元史》，可是下了一番工夫。为了保证史料详实，朱元璋还了二十人的专家考察团，专门去元大都（今京城）去实地调研收集档案。而且朱元璋还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今天下令修史，明早宋濂就完成任务。于是老宋濂日夜赶工，仅仅用了六个月（188天）就完成了一百六十万字的《元史》。

有人说宋濂为了圆满完成任务，还耍了个花招：少些传记多些本纪，因为本纪记载的是皇帝的事儿，而皇帝的事儿都有元朝宫廷档案（实录）作为蓝本，相对于将相列传和各种表志，还是皇帝本纪更好写——，徐达对《明史》的编修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朝《经世大典》，可是帮了宋濂大忙。于是《元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帝王本纪字数最多。

因为编修仓促，留下了“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的差评，但是我们看《元史》，却越看越觉得可信，因为它虽然粗糙，却没有任何可以篡改的痕迹，元朝皇帝地记载，都从实录而来，流水账毕竟比报告文学可信。

至于清朝人修的《明史》，用一位史学家的八个字就能概括：“清修明史，雕琢太深。”这篡改史料的黑锅，还真不能由张廷玉一个人来背。

清朝皇帝有一种自卑心理，一开始是对明朝顶礼膜拜，康熙皇帝认为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于是《明史》说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到了花花公子乾隆那里，小辫子痼疾发作，狂得想日天，明朝又成了“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他们恨明朝皇帝本无来由，说明朝无明君，也并不影响清朝皇帝跟大臣争男人，也避免不了清朝皇帝死于不可说的隐疾。

老辫子小辫子说明朝无名将名士，这就不但是眼瞎而且心瞎了：徐达常遇春戚继光这些人驱除胡虏抵御外侮，整个清朝的“名将”绑到一块儿，也未必有他们中的一个能打；至于名士，咱们提一个名字就行了——王阳明……

清朝修《明史》，在顺治二年（1645年）就建了“明史馆”开工，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张廷玉才把最后定稿呈送乾隆皇帝，这期间不停变调，不停篡改，二百八十万字的《明史》，足足修了九十四年，这在号称“文化繁荣名士辈出、财大气粗无所不有”的清朝，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清人修史，只顾着抹黑明朝君臣，却留下了巨大的疏漏，甚至还留下了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样的笑话。但就这样的笑话，还有小辫子瞪着眼睛强辩：“六亿就是六十万，你不懂古代计数规矩！”这就不是眼瞎而是心瞎了：“你那小辫子祖宗写的是六万万，可不是什么六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