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被世人奉为“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是清朝重臣，据说他有十三种学问流传于后世，但是后来大多佚失了，只留下了《曾国藩家书》《冰鉴》《挺经》等等几本。

曾国藩曾经在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声誉日渐升高。

有次，有个门客来找他，写了一张纸条给他，大意是劝曾国藩推翻清廷，自立为王。曾国藩一见，吓得把纸条直接吃了，连烧都不烧了，直接自己销毁。

后来他就自削兵权，让他的学生李鸿章着手训练淮军，以消除朝廷对他的猜忌。说明曾国藩读书是读透了的，古往今来，那些功高震主的臣子，哪一个有好下场的？

抛去个人的生死性命，还有曾家一大家子，六族亲人呢。

如果说当时他要自立为王，可不可以呢？估计也不行，毕竟清朝的基础未坏，天下百姓对清朝还是有感情的。

他的家书里，都是写一些要回乡种菜、种地，要子孙好好读书，女孩子要做活计等等，要知道，皇帝对臣子那都是有耳目的。

曾家的仆人里，就有皇帝安排的耳目，专门汇报他的一举一动的。

曾国藩说过一句话：‍‍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合，寡合则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责己，小人责人。 我想他是做到了的。‍‍

曾国藩曾三次被贬，不过每一次他都靠自己的努力在贬值，几个月之后就东山再起？再次获得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曾国藩深知升迁之道，并且懂得利用人心。

曾国藩初次被贬，抓住机遇官复原职

曾国藩第一次被贬的时候，还是他进入翰林院工作，由于它是从一个七品地方官转变成翰林学士，所以官场中的人对他都不是很尊重，他在官场上也没有丝毫的地位，再加上当时官场中普遍腐败，而曾国藩非常贫困，本人日子都过不好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花钱来贿赂上级。出于这样的原因，她的上级就给他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弹劾的作者，将曾国藩贬为候补检讨。不过曾国藩这个人运气还是相当好的，没过数月，他就在一次查获处一的案件中立了大功，随后又被道光皇帝提升了职位。

曾国藩遭到第二次贬谪，又与银子有关

曾国藩第二次被贬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翰林院四品学士，道光皇帝任命曾国藩修缮文庙，但领头的却是匡正，这个框正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曾国藩尽管已经向她进攻了银子，但因为数量不够，贪得无厌之下，将曾国藩再一次告到了道光皇帝那里，如此恶人先告状，让曾国藩第二次遭遇了贬谪，从翰林院院士变成了七品检讨。

第三次贬谪，曾国藩力挽狂澜

曾国藩一路做到二品礼部侍郎的时候，因为去大兴县考核，但在路上却遭到了黄家弟子的辱骂，曾国藩气不打一处来，请旨将19位黄家弟子斩首示众。此举犯了众怒朝堂上，大臣们纷纷弹劾纵曾国藩，无奈之下，道光皇帝只得将他从礼部侍郎的位置贬下去，做了正品督察。不过，这一次，曾国藩又凭借着一次交货鼠疫的成功事件再次升迁。

纵观曾国藩的大起大落，发现他在三次贬逐的过程中，深谙官场文化，并且抓住每一个时机，懂得生鲜知道，尽管落入谷底，但很快他就会因为某一个机会而再次升官加爵。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曾国藩在官场上建立了自己的人脉，朝中有人自然升迁，也就快得很。

因为他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是清白的，他根本没有拿银库里的银子。当时帝王让曾国藩去金库当中清点银子，这个时候就有人污蔑他说拿银库里的银子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就把自己的衣服给脱光，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根本没有拿银库里的银子。

当时有人怀疑他贪污，他就通过这个举动来证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贪污。清点银子这一件事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污蔑，说你偷拿银库里的银子了，而当时曾国藩为了防止别人污蔑他，他就直接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然后再进去清点银子，如果他要拿银子的话，也就没有了可以藏的地方，别人也可以一目了然的看见他根本没有拿银子，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清白的人，而帝王当时看他这么坦然的举动，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清白的人，值得重用。

而且他的这一举动也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是贪污的，根本不像曾国藩这样清正廉洁，当时皇帝正因为官员的贪污伤透了脑筋，然后就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事情，曾国藩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告诉别人做官就要清廉，不能借用官职之便就去贪污钱财，而当时帝王看到他这个举动之后，觉得他这样做是非常对的，他一方面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另一方面也告诉别人为官之道，他这样的举动给很多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会让别人觉得像曾国藩这样一个大官，他都没有借用他的官职去挣不义之财，而我们这些小官又何必要为了一点钱财去违背自己良心的，当时他的这个举动使得帝王变得更加信任他了。

曾国藩当时这个举动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就是因为他这样坦荡，才让帝王对他更加信任。

首先我认为，现在有很多人去推崇曾国藩，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流传下来的《家书》这本著作，其次就是因为他在做官过程之中所信奉的方式方法，即使是放在现在来看，也有着很多方面的优点。

曾国藩年幼的时候非常聪明，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可以很早的去接受教育，加上自己的努力，仅仅少年时期，就已经可以做到通读众多书本巨著的程度。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生背景，有任何不好的习惯，反而是非常推崇勤俭。这在当时封建社会的上层人中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其次，曾国藩有着自己的为官之道，那就是不管自己地位多高，绝不会因位高权重，而做出任何倨傲欺人之事。在曾国藩的想法之中，为官者是为了保证皇室的安稳存在，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天下黎民的安定生活。正是因为这样的为官之仁，让后世很多人都比较推崇曾国藩的理念。

最后，曾国藩这个人的忠心，也是后人都会去称赞的一点。尤其是在晚清之时，国家面临内部起义暴乱，外部列强侵略的重大问题，为了去解决这种问题，曾国藩挺身而出，一手建立湘军，并将愈演愈烈的太平天宫起义镇压，并毫无反叛之心，继续辅佐清王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不乏英雄豪杰、文人墨客，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后世尊称为“圣人”，更有“千古第一完人”的称号。为何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呢？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他建立湘军，扫灭了太平天国。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清朝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清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曾国藩临危授命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就是湘军。他严肃军纪，开创了“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先例，率领湘军攻下了清军久攻不下的天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侯的第一人，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

其次，他创建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开展了洋务运动。

他改革吏治，培养并举荐了李鸿章等能人进入政治核心层次。他励精图治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注入一丝活力。

他开展了洋务运动，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实业，创办了兵工学堂，开办工厂，并派遣优秀学子去国外留学，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再者，他是儒文化后期的核心人物，他的《家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一生奉行为政以“不耐烦”为第一要务，主张凡事要勤俭，为官不可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以忠谋政。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的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正是由于自身严格的修炼，他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所以面对四次被人劝说当皇帝的情况下，他都能够严守“忠义”二字，侍主之心不变，不因独揽朝政大权而心生篡位之心。

他一生勤奋读书，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推崇儒家学说，成为孔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他的《曾文正公家训》等著作和一些经典语录，在当今仍非常的实用。

他治家有方，培育出一代代杰出的人物，如曾纪泽、曾广均、曾宪植等。

他在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后大肆屠戮百姓，遭到了众多人的争议，被称为“曾剃头”，但是在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时代，他能够内安社稷，外争国权，严守忠义而又修身律己，称得上“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被为半个圣人，被后世评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到今天许多公司仍然在学习曾国藩，他30岁以前非常平庸，而入朝为官后10年7迁，连续升了7次官，他自己写信回家时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升官很快。”

别看曾国藩官升的快，但他在北京当官的这10年里，过的一点都不开心，曾国藩曾在他的家书里写到，他一生中吃过四次大亏，正是这四次大亏让他成长了，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曾国藩最终成为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完全得益于这四次大亏！

第一次大亏：太侮辱人

曾国藩小时读书太笨，他不像王阳明从小聪明、立志要做圣人，曾国藩曾经多次参加考试，或许真的是曾国藩天资太差，也可能是父亲曾麟书的教育有问题，曾国藩前五次考秀才，都落榜了。

道光12年（1892年），曾国藩参加考试时，却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奇耻大辱。

发榜当天，却被学台(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

所谓“佾生”就是指他的成绩还可以，虽然不能入围，但可以下次直接来参加院试，不用参加县试、府试，所以又称为”半个秀才“。

在普通人看来，能获得“佾生”的资格也算是有了半张入场券了，但在曾国藩看来，被当众宣告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于是，他回家闭门读书，这一次“悬牌批责”反而成了促使他奋发的动力，学了16年都没有学通的曾国藩好像在那一天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文理大有长进。

终于在第7次参加考试时，中了秀才，至此，曾国藩像开了挂一样，又连续中了举人，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第二堑：汇报工作被群嘲

曾国藩在北京当官虽然升迁很快，但他的人缘却非常差，他就像官场的清流，鄙视人家结党、贪污。

咸丰皇帝上任之初，为了拉近与大臣们的关系，曾下令说：“你们有什么建议，就都提出来吧！

曾国藩一听，这正是我施展抱负的好时候啊，于是他就上书提议说：皇上，咱们应该勤奋，每天要做日课！

咸丰一听，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就好：“那你把这个日课要如何开展计划一下，做一下规划图吧。

结果曾国藩就把计划图交了上去，结果这个图画得实在太丑了，还被咸丰当众展示，引来众大臣们嘲笑不已。

第三堑是：1854年，曾国藩的湘军首战兵败时，曾国藩不堪打击准备投水自尽。

第四堑：他在江西时，整个江西的地方官员都不买他的账，在江西九江兵败后，却被江西巡抚处处刁难，甚至被围困南昌时，江西没有一个官员出手救他，反而是幸灾乐祸。

从以上四次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前半生过的是真惨，考试成绩差被当众奚落，认真上书却被大臣群嘲，带兵平乱被困却无一人救他。

这样的打击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承受的，但从曾国藩兵败想自杀这事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受到挫折和普通人的处理方式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正是这种耿直、尖锐的性格，让曾国藩在前半生官场中混得并不如意，而真正让他产生变化的是在江西带兵的那段经历。

当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不动就不肯给饷“在江西时，曾国藩真的感受到了外来的和尚不好念经，处处受制，如果没有权，在江西真的太难了。

这时，正好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规矩曾国藩需要回家守孝，而咸丰说：这是什么关键时刻，你别守孝了，回来带兵吧！

当时，整个大清国里能打的也就只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一看这是需要他啊，那就得讲讲条件，于是就给咸丰说：“让我出来带兵可以，你得给我个地方大员的官，没实权，太难了。

这时，太平天国也开始了内乱，咸丰便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给权，那以后曾国藩尾大不掉怎么办？

于是，咸丰就说：“那你回去守丧吧！”

就这样，曾国藩回家守孝了，刚回家的曾国藩非常暴躁，逮谁骂谁，家里所有人都绕着他走。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做大事的人，都是经历过磨砺后，才能成大事，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强者，不是看他曾站得有多高，而是看他跌入谷底后，能否有反弹的能力。

很快，曾国藩就向世人证明了，他果然是“完人”。

在官场沉浮多年后，曾国藩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他悟出了“身处逆境时应如何应对”的道理。

人在处于逆境时，最应该学习的是伯奇，相传伯奇为周宣王时重臣尹吉甫长子，那时伯奇的生母去世了，无依无靠的他只得“衣荷之叶兮叶易穿，采葶花以为食兮不下咽”。

当他亲生父亲得知儿子的坚韧精神后，十分感动，将他重新接了回去。

这个故事让曾国藩悟到：接受现实并不等于逆来顺受，而是尽一切可能去改变自身，这才有重新崛起的可能。

曾国藩在吃了这四次大亏后，反省得出的结论，反而让他的人生开始逆袭，过去，他是一个愤青，看不顺眼的一定要说出来，而第四次大亏后，他开始反思，每天在日记中反思自己。

1858年，曾国藩再次带湘军平乱，这一次，他学会了太极，咸丰让他去四川，他知道去四川一定是死，按以前他的性格肯定就直接上书说：“不去了。”而这一次，曾国藩却回道：“好的，臣马上就去”。然而，又一直不动身，但同时，又不停地给皇帝说，我处理完这个事，马上就去。

这一次，所有人都发现曾国藩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而是见谁都客客气气的，和谁都相处的很友好。

当时有一句话叫，朝中有三人不可欺：第一：李鸿章，不能欺，因为太聪明。

第二：左宗棠，不敢欺，因为他有仇必服。

第三：曾国藩，不忍欺，因为这人太好了，不忍心欺负他。

可见，曾国藩在守丧前和受丧后的这两年中，整个人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从曾国藩四堑后逆袭的故事，可以知道，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磨砺出来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人生中的“意外”，而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的必然。

吃亏并不是坏事，而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曾国藩为什么至今仍被无数人所崇拜，他和王阳明都是圣人，不同的是王阳明属于天纵奇才，太聪明了，35天平定宁王叛乱，而曾国藩呢，文人带官从失败到投水自尽，再到“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一路上用的都是笨办法，但不同的是曾国藩的勤奋，他的人生逆袭总结起来就两个字“恒、勤”。

所以大家都愿意研究曾国藩，因为真正平凡的人的成功，才是最容易复制的。

其实在当时的处境中曾国藩造反并没有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曾国藩自己心里面其实是不想造反的，他一直以忠君爱国来标榜自己，另外清政府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脆弱，也有一直监视着曾国藩的动向，而且湘军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曾国藩来指挥和管辖的，还有左宗棠的一部分，左宗棠跟曾国藩是有矛盾的。

不得不说曾国藩是有实力称帝的，以他的才华和能力足以取代清帝。曾国藩的学生曾经问曾国藩：老师这江南的半壁江山，您有意取代之吗？曾国藩当场暴怒，训斥他的学生：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曾国藩的弟弟也曾经试探过他，也被曾国藩驳回了。

并且在战争过后，曾国藩就立马解散了湘军，他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他是十分忠心的。所以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是从来没有想过要造反的。湘军在当时确实是清朝战斗能力最强的队伍，可是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的队伍了，若是曾国藩有一丝想要造反的意图，那么监视曾国藩的官员会立马禀告，然后其他的军队就会联合起来打压，这样的局面对于他来说是十分的不利的。

左宗棠也是湘军的重要***物，湘军有一大半的势力在他那里，左宗棠同曾国藩之间有很大的矛盾，纵然左宗棠不会阻挠曾国藩，但是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湘军去支援他。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没有很大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一部分。所以这样看来造反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1917年8月23日，一位心怀壮志、矢志报国的青年奋笔疾书，利用书信与挚友黎锦熙交流救国救民的道路与真理。

他挥毫泼墨，在信纸上倾吐内心，思绪从身边的尺寸之地飞扬至华夏大地。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清朝统治被推翻，民主共和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胸怀壮志的爱国青年们走向更广阔的 历史 舞台。

想到新中国的辉煌未来，回忆起“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给挚友写信的青年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在信纸上写下：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均声名赫赫。

奇怪的是，毛主席在早年表达了对曾国藩的认可，推崇曾国藩，但晚年态度转变，很少提起曾国藩，这是为何？

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要从曾国藩、毛泽东这两位湖南名人谈起。

在湖南的 历史 中，有着两位影响近代中国 历史 进程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晚清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曾国藩以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曾国藩生于晚清，在其从政之时，官场风气污浊腐坏，道光年间考中进士的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在进入翰林院之后将名字改为“国藩”。

所谓“国藩”，隐藏着“为国藩篱”、报效祖国的意思，入朝为官的曾国藩，心怀宏大抱负，拉开了自己官场的序幕。

进入清廷以后，曾国藩兢兢业业在朝中从政，他的官职不断提升，单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年，官职“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

为官时顺风顺水的曾国藩，在朝中积攒了不少人脉，然而他的心中仍有壮志难酬的失意感，官场的污浊风气让他感受到愤懑，这种心境可从他的诗文中看出：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在诗文中曾国藩称，自己既没有西汉名臣汲黯那样直言敢谏的气节，也无法像西汉大臣张禹那样溜须拍马，巧言媚上。

大清王朝也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封建剥削的压迫让民众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进一步激化了 社会 矛盾，农民掀起了反清的起义高潮。

起义的战火在全国四处燃起，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清朝还面临着外患，帝国列强垂涎地大物博的旧中国，争食大清疆土，清朝不仅陷于平定起义军的困境，还面临着列强蚕食中国的危机。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旧中国的国门，在战争中尝到败果的清政府割地赔款，签署《南京条约》等条约。

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被逐渐削弱，也给旧中国带去了耻辱，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这就是在晚清做官的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危机迭起，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环境里，农民起义、列强入侵，使得国家政局动荡。

曾国藩在这种环境里矢志报国，献身于力挽狂澜之将倾的事业中。

身为官员，上效皇帝、下对百姓，曾国藩认为为官要有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他秉承了儒家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内涵，有经世之学的务实，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

太平天国军进入湖南时，他在湖南举行团练，带出了一批忠臣干将。

在曾国藩的治理下，他培养出的湘军勤于训练、严守军规，湘军逐渐崛起，这支队伍奠定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地位，还有利于稳定当时的 社会 秩序。

外敌入侵时，曾国藩目睹了外敌坚船利炮的威力，他重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推动旧中国走向自救的道路。

在清朝内忧外患丛生的时代背景里，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青史留名，在故乡湖南备受推崇。

毛泽东少年时就浸润在崇仰、学习曾国藩的风气中，近代众多名人曾盛赞曾国藩，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是其一。

梁启超号召国民将曾国藩视为楷模，开启了“新民”运动，还提倡用曾国藩的言行教育学生。

毛泽东在湖南求学时，他的老师杨昌济曾对曾国藩著述进行过深入研究，主张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学习他扎实就学、艰苦朴素的作风。

杨昌济在日记《达化斋日记》中对毛泽东赞赏有加，称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为了勉励毛泽东，杨昌济还曾用曾国藩等人的例子教育他：“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老师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曾读过曾国藩的《家书》等著作，从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问里汲取营养。

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曾引述了曾国藩的一些观点，例如“反省内求”等。

毛泽东早年写给他人的信件里，也出现过曾国藩的影子，例如1915年8月写给萧子升的信件中说道：“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这些名人的思想给毛泽东启发。

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国藩作为清朝时的大政治家，矢志报国、安邦治国，在清朝内忧外患的局面里扶大厦之将倾。

曾国藩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安邦治国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在特定的视角里，毛泽东看到了曾国藩的能力。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长，青年学子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不断发展，到了晚年，毛泽东以更深厚的阅历、更宽广的视角，对曾国藩的感情也变得复杂。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人们流淌在血液里的爱国 情感 ，面对列强的嚣张气焰、清朝的委曲求全、领土和主权遭到的破坏，爱国志士不甘沉沦，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浪潮涌起。

1911年夏，湘、鄂等省爆发保路运动，拉开地方与清朝中央对抗的序幕，10月份爆发的武昌起义以武装暴动的形式，将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看到毛泽东有“俊才”的杨昌济，用梁启超、曾国藩的例子勉励他，希望毛泽东能够效仿前辈积极入世。

青年毛泽东在1914年到1918年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心怀一腔热血。

正如他在词《沁园春·长沙》中所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与许多青年才俊一同，踏上了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1917年11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布推翻俄国临时政府。

推翻临时政府之后，列宁建立了世界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列主义渐渐传播到了国内，给毛泽东带去了新的启迪。

在尚未与政治接轨之前，曾国藩的见解影响着毛泽东的成长，曾国藩的一些思想被毛泽东挖掘出来。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治学、研修学问便是“修身”的根本。

毛泽东曾言：“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

所谓的曾氏“杂钞”是指曾国藩篡写的古文精华集《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不仅对这本书表达了肯定，还从中汲取了曾国藩治学的经验。

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并非照单全收，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治学等方面对曾国藩表示肯定，但在阶级立场、政治倾向等方面，毛泽东则“抛弃”了曾国藩。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以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辨析事物，虽然曾国藩的思想与行事给毛泽东带去了启发，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感情慢慢变得复杂。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中的朝臣，承袭着传统文化，他的生活、处境与 社会 环境息息相关，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下，统治权落入一家之手，臣子受命于天子，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团练湘军、开展洋务运动之外，曾国藩为官生涯里，还曾遭遇过“天津教案”的冲击。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将曾国藩调补为直隶总督，在任期间，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该事件发生于1870年五月，彼时“天津民意激愤难违，侵略势力猖狂难抗，朝廷政见摇摆难依”，对曾国藩而言，此事十分棘手。

最终曾国藩作出了处死天津市民多人，充军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向外国人赔偿损失40多万两的判决。

曾国藩的这一处理让 社会 舆论一片大哗，同僚的讥弹、百姓的怒骂，让曾国藩名誉扫地。

彼时的旧中国在力量上不及外国列强，曾国藩衡量了国家利益，消弭叛乱以保国家安定，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

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曾国藩的一生，他有过保家卫国的辉煌，也有过“屈辱求和的污点”，因此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行动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投身于革命的毛泽东渐渐成为中国***早期的领导者，为抗击外敌、解放民族的事业奔波，在此过程中，他很少提及曾国藩的事迹。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中讲习授课时，曾提到过曾国藩、洪秀全。

洪秀全是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将洪秀全与曾国藩进行了比较：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曾国藩更了解国情民心，他作为清朝统治的捍卫者，领导湘军战胜了农民军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曾国藩维系封建统治，奔走在拯救清朝统治的道路上，他无疑是捍卫封建统治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在广州的这次授课中，将农村阶级分为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多个等级，曾国藩则属于“湖南的地主代表”。

在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毛泽东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对曾国藩进行了阐述，展现出曾国藩令人佩服之处，也指出曾国藩政治立场和作为与 历史 进步相违背的事实。

毛泽东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 历史 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

毛泽东还指出“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和青年时期相对纯粹地推崇曾国藩不同的是，晚年时期，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认知更加广泛，其感情更加复杂。

他在长期的奋战历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发，知识渊博、见识广阔，不再局限于对曾国藩的推崇。

实际上，党内部的同志们也有着对曾国藩的辩证性看法。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回忆元帅刘伯承时，谈到了刘伯承对曾国藩家书的看法，曾国藩从年轻到去世留下诸多家书，就持家教子、为人处世等方面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家书体现着曾国藩的学识造诣和人格品质，例如曾国藩谈到坚忍时，曾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

刘伯承曾询问薄一波是否看过曾国藩的家书，刘帅还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

刘伯承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保持了辩证性的看法，他的见解反映出彼时***高级干部对曾国藩持有的普遍认知。

在领导民族走出动荡局势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对曾国藩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曾国藩的一大成就便是团练湘军，在时局巨变的 历史 背景里，他保持了对先进武器的认可和敬畏，但是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先进武器并非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曾国藩曾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出自《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没有忽略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参军作战时，良将勇士同仇敌忾，在疆场上与敌人浴血拼杀，将领的军事谋略、士兵的顽强斗志，均会对战争产生正面的影响。

毛泽东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人民群众能够缔造 历史 ，影响着 历史 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在讲演《论持久战》中提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种观点与曾国藩“在人而不在器”的看法一致。

受老师引导、风气影响的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认可曾国藩在军事谋略、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看法。

尤其是青年毛泽东，在治学求知的过程中，汲取了曾国藩思想里的精华，因此早年推崇曾国藩。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感情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身上有守旧的一面，他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肩负着捍卫封建统治的 历史 使命，站在了 历史 进步的对立面。

而毛泽东等中国***的***，则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跟随时代的发展，与曾国藩逆向而行，在政治立场和作为上，他们与曾国藩有着明显的不同。

曾国藩捍卫了清朝的统治，在清朝统治日渐式微的晚清时期，恪守职责，挽救命若悬丝的大清，甚至不惜做出向外敌求和的举动，没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因此毛泽东等人没有将曾国藩的所有言行、举止兼容并受，而是选择批判性、选择性地继承，汲取他行动、思想中的精华，提取出对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有利的因素。

与青年时期求学求知不同的是，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身上肩负着引导人民抗击外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他的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知识的汲取，而是需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里，解决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曾国藩的形象也不再是提供思想启发的清朝伟人、湖南名人，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从曾国藩的治学、为人等方面，扩大到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行动等方面。

毛泽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远见卓识，总是能理性地分析问题的本质，他没有摒弃所谓的“反面人物”身上的优点，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将其运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从政治、阶级立场来看，曾国藩从维护封建地主的地位、利益出发，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毛泽东等人则是要创建新中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建立新的 社会 秩序。

曾国藩其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是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特殊阶级，曾国藩固守封建传统，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是阻挡近代中国 历史 前进的关键人物。

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有着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外敌入侵时看到外国军队尖兵利炮的威力，主张变革，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在思想上求变，为中国传统注入新的因素。

接受了外来文化冲击的曾国藩，并没有在思想上出现完全的转变，他仍忠于封建君主，局限于封建体系里，受到了彼时 历史 大环境的制约。

对于曾国藩这个“复杂”的人，毛泽东一方面大量地借鉴、学习他的思想，并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灵活运用，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政治立场有着清晰的认知，没有全盘接受曾国藩其人，也没有简单地对曾国藩进行片面、单纯的肯定或者否定。

与曾国藩相比，毛泽东等人踏入了新的 历史 浪潮中，清朝覆灭，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扎根，在新的 历史 环境里，封建体系的桎梏被冲开，政治立场等方面随之发生了转变。

总的来看，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晚年对曾国藩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源于思想、阅历的转变，曾国藩治学为人、带兵做事等方面有可取之处，这使得他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中饱受崇敬。

但曾国藩所捍卫的清朝封建统治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挽救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做法，成为违反 历史 进步的事实。

晚年的毛主席，不像青年时期那样常常提到曾国藩，但给曾国藩相对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毛泽东从曾国藩身上的“复杂”性出发，肯定了他的能力，但也指出他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站在了 历史 进步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