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受慈禧单独召见后，为什么立即就官运亨通了？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没有他们4个，清朝早亡了。张之洞在这4位名臣当中年纪是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上过战场的官员，但他的文化功底最为深厚，是探花出身，但当官儿之后一直是从事学术工作，之后转为了言官。言官在慈禧、李鸿章等人就是一群一无是处，轻谈误国的人。所以导致张之洞到了43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司经局的洗马，一个五品的小官儿。相比而言，40岁时的李鸿章已经成为了直隶总督，封疆大吏。

言官可是可不是好当的，稍有不慎出言不逊，得罪了领导，吃不了兜着走，但也不能整天给皇上天天唱赞歌，会被同僚们看不起。张之洞可谓是一个出色的言官，不但文章写得好，人际关系也搞得好。张之洞43岁以后能够做到平步青云的主要原因是他抓住了一个机会。

当时崇厚私自跟俄国之间签订了交回伊犁条约，丧权辱国，这一消息一传回国内便舆论哗然。国人都在议论如何惩治崇厚，重立新约。张之洞知这一消息，安静地坐在书房写下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孰权俄约利害折，马上呈给了慈禧太后。这一折子不见得都是张之洞自己的观点，他可以说是把当时社会流传的观点整理了一遍，文字优美，逻辑清晰，一下便打动了慈禧太后。第2天慈禧就要单独召见张之洞商量对策。

折中提出了必须杀崇厚，崇厚一死，他跟俄国签订的这个条约就失效了，俄国就无法要挟中国。这个条约必须改，不能承认，否则将国无宁日，哪怕是战争也必须改。在折子的最后，他还参了李鸿章一本儿，当时的李鸿章无人敢惹，说李鸿章在如此重要的国本问题上妥协。张之洞抓住这机会狠狠地替不满李鸿章的人说了几句话。张之洞折子中的这些言论说到了慈禧心坎上，马上给予张之洞一个特权，可以随时进出总理衙门出言献策。这一道折子成为了张之洞政坛逆转里程碑式的标志。

张之洞投身洋务，除了建立功业，更多的是受了民族危机的刺激。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一直是地方督抚中的主战派，并积极参与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活动。甲午战败，李鸿章因附和后党、妥协投降而成众矢之的，而张之洞“五次电争和议，词甚激昂，不忍卒读，第四次直指合肥，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逐渐认清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开始产生了强烈的强国愿望。在向朝廷上的《吁请修备储才折》中，不仅对《马关条约》的危害有了更为痛切的认识，而且主张中国必须在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大力推行变法自强的举措，他说：“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鸠酒止渴，毒在脏腑。

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疑，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为此他提出了九个方面的主张，即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兴工制造、派员出国、预备巡幸之所等，初步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强国规划。他还指出：“若夫自强之本，实在朝廷圣心时时以大局为可危，则天下之人心警动而偷惰之习变；圣心时时以此约为可耻，则天下之士气奋发而智勇之才生。”

在给盛宣怀的电文中他说：“看此时势，中国危矣，各国急欲吞分裂噬，不我待矣。要政甚多，俱恐赶办不及。唯有练兵、修铁路两事是救死急着。……或可稍支危局。可以做到弱而不亡四字。……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唯有放胆大举，拼命相争，或可于死中求生，亡中求存”。这种亟变法以救亡的姿态，使得维新派一时引之为同道。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挫，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三次电奏，力阻和议”，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重新再战。

马关条约签定后，张之洞痛斥李鸿章妥协卖国，竟而要求清廷对其“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对此，李鸿章暂隐忍不发。

庚子年后，张之洞再次对李鸿章的议和大加指斥，后者正在重病待亡中，其怒起而回敬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谓其不谙大局。

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随后回电讥讽：“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同为少年得志，但与早年驰骋疆场的李鸿章相比，后起者张之洞走得更平更顺。

从其幼年开始，张之洞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禀赋，其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中秀才，16岁又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得“解元”（即举人第一名），天资之高，可想而知。

同治二年(1863年)会试中，慈禧太后钦点其为探花郎，一时声名鹊起，并进而成为清流党中的中坚人物。

京中为官十余年后，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巡抚；3年后，因中法战争爆发而调任两广总督。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但张之洞在这次战争中仍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

在此期间，张之洞先后举荐刘永福、唐景崧、冯子材等将，并由广东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最终清军在镇南关与临洮大败法军，取得晚清对外战争中一场难得的胜利。

甲午战后，张之洞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其在军事上总结败因时认为，中国军队在剿灭太平军、捻军后，一度军威颇振，但这次却以惨败而告终，其原因是：

发、捻虽然猛悍但终究是流寇，这与日本近代陆军完全是两个概念。

日本军队效法西洋，训练有素，饷厚械精，在参谋、后勤乃至侦探各方面无不周备；而我军却是仓卒召募，心不齐、械不足，又无充分训练，以致溃败千里；加上近年以来，师老兵疲，昔日猛将大多步入高龄，暮气已深，几无复起之可能性。

因此，国内军队要想重振军威，除效法西洋之外，别无他途。这一次，张之洞的看法倒是与清廷中枢的观点不谋而合。

甲午年后，清廷开始尝试编练新军，其中有两支最为出名，其一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即“小站练兵”，也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发源）；另外一支就是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

在张之洞看来，“陆军以德国为第一，德国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数种合之，始成一军”。

由此，自强军也是参照德国军制编练而成，其全军分步、骑、炮、工程兵共11营，其中设步兵8营，每营250人；马队2营，每营180人；炮兵2营，每营200人；工程兵1营100人，全军共计2580人。

从编制上看，自强军实际上是介于湘军营建制（每营500人）及德军的连建制之间，其近代化色彩稍逊于新建陆军。

自强军建立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军由刘坤一续办。1901年，自强军调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成为了北洋军的一部分。

回湖广后，张之洞以随带的五百护军（原自强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继续以西法编练新军。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湖北新军陆续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即甲午年后弃海登岸的黎元洪），兵力约一万六千人。由于编练较早，湖北新军的规模及战斗力在全国新军中大概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历史的吊诡往往在于，清廷编练新军本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但最终的结果却走向了反面。

辛亥年中，也正是张之洞创建的这支湖北新军首先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并最终埋葬了延续260余年的大清王朝。这一点，恐怕是张之洞所没有想到的吧。在此之前，张之洞于1907年上调为军机大臣，并于两年后在京去世。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它的背景是，洋人与东南各督抚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个时候，老太婆正带着光绪帝玩离京避难呢。

原因很简单，东南各督抚们拒不进京勤王，八国联军得以长驱直入。不逃，等着归政、吃乱军的枪子儿么？

大清从雍正朝末期，走至乾隆朝中期的顶点，然后一路走了下来，到了这会儿，已是百弊丛生、遍地荆棘、内忧外患、病若沉疴了。

以上帝之眼来看，老太婆真是个极其不幸的能干女人。她的不幸在于，她耍尽了手腕，而争来的“皇位”，却是个啃骨头的位子，肉全让乾隆帝给享受掉了。

老太婆所面对的，不止是近3百年大清病入膏肓的问题；还有自秦始皇起、二千多年以来，皇权独栽、中央集权制，所留下的垂垂老去的烂摊子。

换句话说，老太婆不仅要力挽晚清的败局，而且要撑住久逾2千年帝制的摇摇欲坠。

她不仅要面对，当今的国内农民起义、革命党暴动、官僚的贪腐勿为、年久失修又不知从何修起的政制大厦；还要面对，被西方开智觉醒的东南士绅阶层，对已过去2千年之久，整体的封建王朝的厌弃。

还要面对，被工业化、贸易化，进而被近代化所武装的英美德俄日等，恍如未来战士的各列强。这种断线交织若麻、不知从何理起的局面，找武则天来试试，估计也不太好使。

如果时光能倒流，老太婆也能活到今天，以她的顶尖政冶阅历，一定不会去抢这个”垂帘训政”的位子，哪怕是去抓老太婆来当，也会让她跑了，况且她又不是没跑过。可惜人人都没有“前后眼”！包括慈禧太后。

李鸿章说过，“大清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点，李鸿章确实好眼力，可以堪称目光如炬。如今重阅晚清，李中堂之断言，依然很对。

李鸿章，两广总督、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因其尽忠辅清，才干卓绝，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短长之人”，慈禧太后则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李鸿章毕其一生才干，为晚清的苟延残喘，兢兢业业做起了“裱糊匠”。这样的忠君肱股之臣，在“东南互保”期间，竞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一干督抚，与洋人搞起了互保，拒绝北上勤王。

在保皇派看来，更为悖逆的是，东南的督抚们还搞了个预案，万一慈禧、光绪罹难，就推举李鸿章当总统。

不过，提请注意的是，李要被推举是总统，而不是皇帝。而总统是宪政国家的领袖，可见彼时，西方政制对东南士绅的开智之深。从另一个角度说，李鸿章是不堪为皇帝的，他没有皇权时代的合法性和号召力。

换句话说，即便光绪罹难，东南督抚们最多也只能搞个偏居一隅的宪政国家，而非承继大统的中华帝国。

然而这似乎也不可能，在民智未开，万民久浸帝制文化的中国，虽然濒临总崩溃的边缘，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中华文化对帝王的向心力，依然使帝制纲常，为万民所景仰。

仅是区区东南一隅、仅是仕绅阶层的开智，是无法左右大局的。即便是那个年龄二千多岁的帝制，驾鹤西去前的回光返照，也足以让东南督抚们，不敢脱离帝国仅剩的、名义上的管束。

这从慈禧仓皇出逃，在京郊偶遇了一支军队，可以看出军队对帝制的拥护，这支军队成了慈禧一路向西旅游，而不是向西溃逃的保证

张之洞非常忠诚，但是在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他却没有进京勤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张之洞对国家的忠心是不用质疑的，而且忠心并不是外人给张之洞贴上的标签，这个评价是清政府给予的，清政府曾评价他：公忠体国，廉政无私。

这说明清政府对张之洞信任有加，他没有勤王绝对不可能是通敌，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很多人都觉得八国联军侵华宛如世界末日，但张之洞知道列强的主要目的是劫掠，而不是颠覆清政府的统治，即使慈禧不逃跑，估计列强也不会对其动手。

因为他们还需要清政府当做列强在中国的代言人，要是清政府破灭了，列强想要控制民众的难度会增加无数倍，张之洞觉得北京这边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没有前去支援。

退一步讲，即使张之洞去北京支援，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八国联军全部都装备着最精良的火器，清军面对虎视眈眈的洋人，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他们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送死。张之洞有大局观，他不排斥牺牲，但是他不希望士兵们白白送死。

接着，实际上，上海的局势甚至要比北京更加恶劣，因为当时列强的舰船已经是陈兵海上了，如果这时候张之洞等人离开，那么列强的舰队完全有机会直接登陆，之后长驱直入，深入内陆。

若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中国的处境一定会非常危险，所以张之洞也不敢随意调兵遣将。

换句话说，面对八国联军侵华，张之洞选择漠视，清政府最多是受到损失，可如果张之洞选择抵抗，那么清政府会有灭亡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张之洞的决策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张之洞虽然忠诚，但他并不是愚忠，他是忠诚有道。慈禧曾让张之洞回京，但是张之洞表示自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要坐镇东南，即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通过张之洞的回复，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出来了，他对慈禧其实是颇有微词的。张之洞是非常忠诚的，这毋庸置疑，但是他更忠于清政府，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在他看来，从国家考虑考虑，守卫东南要比保护慈禧更加重要。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应该十分佩服张之洞，因为他敢直接拒绝慈禧。

但其实他的底气更多是来自于荣禄的密信。荣禄在密信中提到：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荣禄和慈禧都是他的上司，虽然荣禄的权力不及慈禧，但如果慈禧真的秋后算账的话，张之洞也有搪塞的理由，毕竟张之洞面对的是两份截然相反的命令，无论他怎么选都是可以理解的。

晚清“洋务派”地方势力“四巨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若按其所办洋务实业计，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张之洞、李鸿章，故有“南张北李”之说。但“南张北李”这两个洋务大臣的洋务实业均离不开另一个关键人物——盛宣怀。为什么张之洞能从李鸿章手中挖来他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张之洞使用了美人计。

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李鸿章的失势，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盛宣怀，遭到弹劾的盛宣怀处境艰难，想着再傍一个“靠山”继续自己的洋务实业。再则，张之洞当时在武汉铺的洋务摊子太大，创办的汉阳铁厂等一批厂子大都亏损，亟需启用像盛宣怀这样懂洋务经营的人才去扭亏为盈。据传，张之洞为从李鸿章手上挖来这个“财神爷”，甚至不惜施出“美人计”。

盛宣怀本人贪恋美色。

盛宣怀在武昌一住就是十来天，除张之洞隔日邀其入督府聊聊“官督商办”事宜外，几乎是日日宴请，夜夜笙歌。督府还专门安排一班人马侍候盛宣怀与白玉兰的起居、游乐。不久，盛宣怀便帮张之洞拟出一个“汉治萍公司”的宏伟设想，并产生想回天津的念头。

后来盛宣怀通过和张之洞之间的交易，他还垄断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就这样张之洞就从李鸿章的手里挖过来了盛宣怀，为自己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