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李鸿章，他们的恩怨是否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利？

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因为这个人很有才华，才高八斗，只是晚清的时候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变得非常复杂，抛去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就清朝常年的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接触学习不到新鲜的东西，等到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翁同龢又鼓动朝廷清流党，大肆弹劾李鸿章应对战败结果负责，主张杀李以谢国人。可见他对李鸿章的积怨颇深，已经到了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晚清时期，活跃在政坛上的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人物，虽然受制于封建政权的体制局限性，未能在国家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但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张之洞兴办洋务，毕竟还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做了一些实事。反观翁同龢，却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些许实际的成绩。在人们的印象中，翁同龢大多数时候是与清流党搅和在一起，以道德制高点标榜自居，对那些干实事的能臣干吏指指点点，动辄吹毛求疵。

太平天国起义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其时太平天国已走向衰落，清政府倾一国之力来对付太平军，而对皖北的捻军未能尽力镇压，致使捻军与太平军结合进攻翁同书所在的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转到了寿州。定远失守，上司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

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学界烂熟于心。张謇甲午年恩科大魁，与翁氏力荐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翁氏为求张謇脱颖，竭尽心力，一二再四五，古来少有，其情动人。后来张謇为报师恩，真情涌动，亦有故事日记可索，至建望虞楼为高潮。

张之洞是晚清时期极具争议的一名大臣，其争议不亚于前辈曾国藩和李鸿章。张之洞少年科第，以言官出身，后外放督抚，历任封疆，为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晚年重回枢府，其时精力已衰，目见大清气运日薄西山，却无力挽回。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去世，三年之后，清王朝轰然倒塌。

我们平常说，人死后方能盖棺定论。但对张之洞，却很难对他的一生功过进行定论。肯定者谓其赞画中兴有功，批评者说他铺张浪费，虚掷国帑。有人说张之洞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有人说他爱慕虚名，把自己名声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

其中对张之洞最尖锐的批评，莫过于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没有政见的骑墙派。张之洞身后，《大公报》刊文悼念，文中提到了一种对张之洞的批评声音，谓：“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

这种批评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过分，但考察事实，也并非全诬。张之洞的政治生涯，就有着随波逐流的特点。

张之洞职业生涯的起步，为翰林院编修，早期依附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反对改弦更张的洋务运动，经常上奏弹劾洋务派，是著名的“翰林四谏”之一。

清流党最初为慈禧太后扶植，以牵制恭亲王的一股势力。后来恭亲王被逐出军机，清流失去利用价值而地位下降。此时张之洞外放封疆，便摇身一变成了洋务健将，对自己过去对洋务派的批评闭口不提。

对张之洞的这种行为，老同事李鸿章非常看不起他，评价说：

“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

说张之洞媚主求荣，虽然有些太过，但也不完全是虚言。尤其是在一些国家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为了讨其主慈禧太后欢心，经常犹豫不决，反复无常。

比如在清末戊戌政变后，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打算废黜光绪皇帝。当时有见识的大臣为稳定政局起见，同时为了防止慈禧权力过度膨胀，均反对废帝一事。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找张之洞联名上奏，表示反对废黜光绪。张之洞一开始表示同意，但思来想去，又怕得罪慈禧，最后找人追回已经上报的奏折，把自己署名删去，对此事不发表任何意见，免得得罪人。

又比如庚子之变中，慈禧太后不自量力向十一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进犯京师，两宫逃亡。当时东南各省纷纷宣布不遵朝廷诏令，实行东南互保，不擅自与洋人开战。张之洞对是否加入东南互保一直下不定决心，知道后来盛宣怀伪造慈禧懿旨，电告张之洞，张之洞才放心地加入了东南互保，稳住了大局。刘坤一谓其“见小事勇，见大事怯”，亦可谓一语中的。

由于严重缺乏自己的政见，与其他许多名臣相比，张之洞并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是一个 决定脑袋的技术官僚。无论是对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其他许多事情，张之洞对此一无成见，随波逐流。若在盛世充当文学侍从之臣，张之洞的成就或许较纪晓岚不遑多让。而赋予疆臣宰相之职，张之洞却只能做出技术上的贡献，而难得政治上的成就。

故有人评张之洞曰：“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亦骑墙之见，贻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

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谈及清王朝，在大家印象中是又爱又恨。爱康雍乾盛世中的繁荣昌盛，恨晚清衰败时的丧权辱国。竟还有人总结说，这是历史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在历史规律的背后，事实上还是由人主宰。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晚清从衰败到灭亡，其实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里，也曾出现过转机。如洋务维新运动、同治中兴、光绪中兴等。它们曾带给古老的清王朝短暂的希望，并且在当时还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可惜一手好牌终究还是打坏了。从转机到最后的败局，这背后的主宰者，依旧是那几个老面孔。

晚清中兴贡献最大的四个人当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当权者是慈禧。没有人是注定要做一个乱局者，这一套领导班子管理下的清王朝，按理说还是挺不错的。不然也不会出现中兴这一好的盛况。由盛转衰，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我们先从这四位主要的当事人说起。

曾国藩是四人中最年长的一位，生于嘉庆十六年，道光十二年步入仕途，咸丰元年创立湘军并锋芒毕露，走上人生巅峰，至同治时期开始主办洋务，开创维新运动先河;

左宗棠与曾国藩同出自湖南，比曾国藩小一岁。仕途上屡试不中，于咸丰二年正式出道，同治年间锋芒毕露建立楚军平定内乱。此后最主要的功劳在于收复边疆，并创办洋务;

李鸿章是伴随晚清兴衰最关键的人物。道光二十七年步入仕途，咸丰十一年创立淮军平定内乱，于同治时期锋芒毕露，此后坐上了晚清第一重臣的交椅。主抓洋务、创立北洋水师、培养大量人才，在外交、商业上有突出贡献。

张之洞是四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于光绪年间锋芒初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晚清的洋务运动，在张之洞手上得到很好的实践与发展。创办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一系列新式学堂，创办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修筑铁路等，是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晚清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内忧”和“外患”。大体的解决办法是“镇压”和“办洋务”。在“内忧”问题上，清王朝基本已经解决。从这四位晚清“四大名臣”的履历来看，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功劳是在解决“内忧”问题上。而面对“外患”的问题，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张之洞，四人虽然都极力主张“办洋务”这一解决办法，但是最终只是仅仅推开了洋务沉重的大门，让一丝阳光短暂照进这个古老的王朝。

解决内忧外患问题上，四位大臣的重心都偏向于前者。在做好了分内工作之后，英雄垂暮之际，再去办洋务可惜力不从心。而古老的清王朝最后的崛起也只能寄托在这一丝希望上。随着这一代人老去，清王朝也随之轰然坍塌。

晚年李鸿章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感叹，一代人只能办好一代人的事，恐怕是解释无力回天最好的答案。所谓的历史规律，最终的解释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首先，这三个人在晚清都是大清的重臣，同时对于清政府都有着自己的忠心，他们为了可以持续清王朝的统治，做出过很多的努力，同时也付出过不少的心血，但是细细说起来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却不是表面上那么的简单。

李鸿章年幼的时候，为了进入京城走入朝堂，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跟在曾国藩的身边，奉他为师。而曾国藩也是用自己的为证方式，去细心的教导李鸿章关于朝廷的事儿。就这样，两个人之间是以师生的良好关系，而李鸿章之后可以顺利的走上仕途，说白了和曾国藩的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而曾国藩同左宗棠两个人是来自一个地方的老乡，只不过是在后来为官的过程之中，出现了意见不合等问题，两个人走向了交恶的道路。而之后的李鸿章更是直接和左宗棠成为了政治敌人，只要有机会，两个人肯定是会相互之间的攻击排挤。

我不否认的一点是，他们三个人对于清王朝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三个人内部的关系，不管是交好还是交恶，都只是因为观念不同，或是想要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产生的。这与他们对于清的忠心没有任何的关系，与他们为清王朝做出过众多的事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