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地位最高的囚犯，狱警一月工资没他一天伙食费多，他是谁？

章太炎是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很有人都读过他的文章，威望很高，就连鲁迅都是他的徒弟。章太炎为人正直，不畏权贵，也从不会阿谀奉承，曾经在康有为70大寿的时候毫不留情面的羞辱了他一番，就连袁世凯都不给一点面子，最后因为辱骂袁世凯被他关押了起来。但他可以说是地位最高的囚犯了，袁世凯好吃好喝的招待他，只是限制了他的自由。

章太炎出生于1869年，因为父亲是地主，所以家境还算不错，父亲的文化虽然不高，但他的外祖父却学识渊博，而且对章太炎非常严格，让他读史书，亲自给他授课，从而为章太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0年，章太炎独自一人来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逾越，清代著名朴学大师，章太炎一共在这里待了八年，受他影响颇深。

1894年，战乱不断，康有为在这时讲学，并提出学习西方思想，章太炎觉得康有为乃是有志之士，非常欣赏他，并资助了他16两银子。但是章太炎后来才发现，康有为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于是将他痛骂一顿，可见章太炎是个性情中人。

维新运动失败后，章太炎在文章上批判梁启超，也不留情面的批判了袁世凯，袁世凯气不过将他软禁了起来。但是章太炎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学识渊博，为人正义，受到了一大批百姓的爱戴以及文人的拥护，袁世凯要是向他动手，自己也不好交代，又不敢亏待他，只能将他伺候着。

他将章太炎软禁在了北京龙泉寺，环境清幽，虽然他可以随意走动，但是范围不能太大。袁世凯每天都会派人为他送上一份报纸，并每个月都会给他发五百银元的生活费，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生活用品可以告诉狱警，让他们去买。袁世凯不仅让他住得舒服，吃得也很好，没一顿都有两个银元的补助，并配有大厨，想吃什么跟他说。

也就是说章太炎一天光是伙食费就有6个银元，当时狱警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6个银元，可以说是很多了。章太炎也不客气，他要厨子只做一个银元的饭便够了，还有一个银元他自己收了起来。而且他还要求厨子和听差每天都要向他请安三次，如果少了一次必须重罚，在监狱还有这么大的架子，恐怕也只有章太炎了。

章太炎有时候会辱骂袁世凯，或者将他的名字写在报纸上，用砖头一点一点的锤烂，袁世凯的随从告诉他之后，袁世凯并不生气，只是说，何必跟一只疯狗较劲呢，可见袁世凯还是很忌惮章太炎的。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章太炎才被放出来。

章太炎出狱之后仍然无所畏惧，为推翻满清奔走于各地，并且在苏州讲学，直到1936年，章太炎因病去世。章太炎这一生从未屈服过，有什么话就说，从不藏着掖着，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罪了不少人，他出了被袁世凯关押过之外，还有过好几次牢狱之灾，但是他的意志仍然顽强，令人敬佩。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原文：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一九三六年

考察他的一生, (他)用大勋章作扇子的吊坠, 到了总统府的门前, 大声斥责袁世凯(政府)的图谋不轨的人, 在当时世上找不出来第二个(这样的)人; (他)七次被追捕, 三次进监狱, 但是(他的)革命的志向,始终没有动摇过, 当时世上也没有这样的第二人: 这才是先哲的精神, 后生的楷模和典范 -----鲁迅

说明: “(他)用大勋章作扇子的吊坠”“大勋章”是袁世凯政府颁发给功臣的(清朝政府没有这玩意儿, 袁世凯政府跟外国人学来的)，章太炎把袁政府颁发的大勋章（本应该戴在胸前）作扇子的吊坠，并就这样子到总统府去大声斥责， 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功绩是被袁政府认同的（他被授予了大勋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他对腐败无能的政府的不屑/以及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和无畏精神。

张之洞

庚子事变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权势最重，并称为“清末三大总督”，世称袁“不学有术”，张“有学无术”，岑“不学无术”。三人又并称“三屠”，袁以剿杀义和团，故称“屠民”；张以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故称“屠财”；而岑则以喜参劾官吏，则称“屠官”。袁世凯与岑春煊属于水火不能相容的政治死敌，曾因彼此倾轧酿造了一大政治风潮，史称“丁未政潮”，为人们所熟知。而袁世凯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则少有人谈及。

欲明白袁世凯与张之洞的关系，须对晚清时期的清流、浊流两股政治势力有所认识。同治、光绪年间，政坛以品性不同被划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号称清流的“青牛角”。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弊端是往往不免贪诈，其中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著实绩，而清流常常攻击的目标。

中法战争后，清流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张之洞从清流派中跳出，转而学习洋务，成为继李鸿章等人之后的“洋务殿军”。李鸿章曾经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李言下所指即张之洞。到庚子事变，李鸿章与张之洞因政见不合，以致相互谩骂起来。李主张联俄，张主张联日，李力持签订辛丑条约，张反对签约。李上奏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有人将此语传入张之洞耳中，张大怒道：“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为此，慈禧不得不下诏为二人调和。

袁世凯是李鸿章淮军集团的后起之秀，受李影响甚深。袁做事干练明达，但不免权诈，用人重视实际才干，而不喜文人书生，曾谓：“宁用不通之学生，不用虚名之文士。”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另觅门路，多方钻营，希望能得到编练新军的机会。张之洞这时也帮了他一把，保荐袁世凯为练兵人才，称他“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以使他“专意练习兵事”。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机会，奠定了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但到庚子事变，袁世凯对张之洞另生意见。当时慈禧与光绪奔逃西安，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局混乱几有亡国之势。其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与下属曹倜品评平乱人才。曹认为李鸿章、刘坤一可以胜任，并言：“李刘而外，惟宫保一人耳。”袁谓：“作搭截题，必有过渡文字。李刘两公为中兴勋旧，予乃新近一人，安能直接而下，必须有过渡文字者，方可贯彻全文。子再思之。”曹稍作停顿，推举张之洞，并言其才大而力果，由京堂擢升督抚，迭膺艰巨，罔不措置裕如，思可作过渡之一人。袁笑而不言。

之后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与张之洞产生分歧，方对曹曰：“子犹记前谭论平乱人才乎？毓贤愚昧，以拳匪为义民，揄扬当道，拳匪遂充塞于王公大臣之门，仇鼓之声遍于都下，六国联军深入，卒致两宫不安，仓皇出走。端王、刚毅、赵书翘等，糊涂昏聩，腾笑全球。在使臣受外人 ，觉悟自在意中；而疆臣中竟无一人识时务者，岂不为外人所讥？予遂通电全国，约会联名参奏，乃不赞成者半，不覆电者又半，只有刘制军即日回电，请主稿会衔。次日李傅相电称：刚、赵等出为督抚，入为枢臣，何以不明事理，一意盲从。至端王足不出户庭，素无经验。折内当严参满汉大臣，带参端王。如同意，请主稿会衔。予即按照电文拟稿以待。予十五岁时，曾由先大夫带领，以世晚之礼见张南皮一次，素佩其才识过人，故复去电促之。迨回电，有‘参端王如大阿哥何’一语，迂哉迂哉！予复电谓：‘事果决裂，国亡且不免，遑顾其他？’南皮乃回电允为列衔。盖参折列名仅四人耳，与子言正相合也。”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继了他的衣钵，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张之洞是既敬重又鄙夷，敬重张是政坛前辈，位高望重，鄙夷的则是张时露书生见解，迂阔不当。但从增强己方政治势力考量，袁世凯此时对张之洞仍竭力结纳。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曾南下汉口，拜会张之洞。袁与张的属下谈论时，就极力赞誉张之洞在湖北规画宏大，称：“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在宴会上，袁、张交谈甚为融洽，宴后，屏退仆从，两人密谈二小时之久，后张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着桌子竟要睡着了。袁世凯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惊动张大帅。袁以直隶总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辕门必须鸣炮，张为炮声惊醒，急忙追袁，追至下关，两人各致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庚子以后中国政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史称“清末新政”。袁、张在 官员中属于思想较为开明，努力学习西方的一派，在各自辖区对新政的纵深发展和推广着力最多，北洋新政与湖广新政也都声名卓著，领先于其他各省。两人政治改革趋向相近，时常函电往返，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奏报朝廷。两人又因禀性、经历不同而各有所长，在协商过程中，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互动。

譬如练兵一项，袁世凯因小站练兵起家，最富经验，而张之洞自称“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对袁十分推崇，称“当世武学，敬当推袁”，所以编练新军之事张十分注重向袁请教。后来同入军机，张之洞又问起练兵的秘诀，袁谓：“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而有关文教方面，因张之洞中过探花，翰林出身，而袁世凯则举人都未中，故袁世凯多向张谦逊求教。如废科举，袁世凯以张之洞为“当代文学之宗”，希望由张主稿，张未同意。袁起草后，立即电张，两人会衔上奏，但未能取得中枢赞同。后年袁世凯又起草一份请停科举的奏稿，由张之洞斟酌增减，最终定稿，上奏后得到朝廷批准，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遂告结束。

但袁世凯与张之洞绝非能和衷共济的同道，两人在表面的合作关系下，掩藏着多重轻重不一的矛盾与纠葛。袁世凯初会张之洞即遭怠慢，已有心结。而次年张之洞为上京城路过保定，拜会袁世凯。袁率领将领官员数以百计，大摆筵宴，隆重招待张之洞，袁本人也是恭恭敬敬执礼。但就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倚案垂首，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习惯于夜间理事，昼间午后睡眠，因此精力无法支撑。但袁世凯以为张之洞故作倨傲，怠慢自己，十分不满。直到数月之后，袁与幕僚忆及此事，犹恨恨不已。后来逢张之洞七十寿辰，袁世凯送寿屏十六幅，命幕僚张一作文，张逊之书写。张一不解，问同事，同事称：“府主以南皮为文章山斗，善骂人，汝与逊之皆出南皮门下，若以为写作不佳则是自骂其门生也。”张方恍然大悟，同时也慨叹袁世凯在这等交际应酬的小事上也是如此钩心斗角。

上述诸事尚是小过节，关键是袁、张品性不同，清、浊难以合流。张之洞自命“儒臣”，而袁世凯实为“枭雄”，两人在许多方面都I格不入。袁世凯善施权术，为操纵朝政，向执掌军机处的奕良按褥太后的亲信太监大量行贿，为清流所不耻，而张之洞清高自许，朝中缺乏奥援，更不屑钻营。袁世凯重视人才，一旦发现即引为己用，并不遗余力向朝廷举荐，故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张之洞仅只罗致文学名士，褒奖有加，门下政事人才凋零，多碌碌之辈，张亦甚少荐举。袁世凯酷爱揽权，除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外，还身兼督办政务、练兵、电政、铁路等职务，权倾朝野，尤其是他编练北洋六镇新军，几乎操纵清廷大半兵权。

张之洞曾称袁“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表达了自己对袁权力膨胀的担忧。在清流与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张之洞虽未直接出面，但隐约之中仍可见到他的身影。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曾两次参劾袁世凯，谓袁权力过于膨胀，“为我朝二百余年满汉疆臣所未有”，而且党羽众多。梁把袁比拟为有篡权野心的曹操、刘裕。梁鼎芬为张之洞的亲信，善于迎合张之意旨，为张所倚重。梁两参袁世凯，恐怕其中正有张之洞的影响因素，或者至少也反映了张本人对袁的观感。不过当时时局险恶，袁世凯自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慈禧对梁折批复道：“当此时局日棘，乃不察时势之危迫，不谅解任事者之艰苦，总是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弹劾，尤属非是，著传旨申饬。”

1907年军机处空缺，慈禧以张之洞、袁世凯补入军机处。在袁世凯幕僚张一眼中，此时袁、张二人关系相当融洽。袁、张两人初入京，即深相结纳，张之洞与同僚作诗钟，得“蛟断”二字，遂作“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两句，以唐时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比拟自己与袁世凯，期望两人能同心协力，共保清室。在政治主张上，张主张缓进，袁主张急进，只是略微有所不同。但据张氏后人讲，“蛟断”一联是张之洞在入军机以前所作，与朝政全无关系。而另有种种迹象表明，袁、张二人仍品性歧异，心存嫌隙。

袁世凯除了勤于政事外，别无嗜好，而退朝以后，张之洞每每邀请袁同游海王村。袁虽不喜好闲游，但碍于情面无法推辞。闲游之时，张之洞还时不时地要袁世凯购买一两件古物以为玩赏，袁对于此道素无研究，深以为苦。另据辜鸿铭记载，袁世凯见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语露鄙夷之意。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反唇相讥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张之洞对此什么态度呢？据胡思敬言，也是深为嫉恨。

但有精明如慈禧的当政者，尚能笼罩得住局面，袁、张两人还不至于彼此倾轧。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病故，政局为之大变。摄政王载沣与皇太后隆裕，要为光绪皇帝报当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的一箭之仇，所以在办理完光绪、慈禧的丧事后，就以足疾为由罢黜了袁世凯。在罢黜袁世凯的问题上，张之洞扮演什么角色，有不同说法。一、兔死狐悲，打马驴惊。张、袁皆为前朝重臣，面对新兴政治势力两人休戚与共，故张之洞积极维护袁世凯。载沣主张严惩袁世凯，而张之洞力言：“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得到隆裕认可，张出来对袁谓“回去休息良佳”，袁谢张“世叔成全”。袁离京前，张来送行，叹息道：“行将及我。”袁去，张亦自感其势孤危。二、参与罢黜袁世凯。张之洞与袁世凯品流不同，彼此I格。载沣罢黜袁世凯，亦与张商议，张以为去袁可大力擢用清流，一展抱负，乐得参与。其子张权泄密于御史赵炳麟，赵复邀陈田共同上疏，参劾袁世凯，对罢黜袁世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说皆有所见，至于实际真伪，尚待史学家进一步考证。

袁世凯被罢黜后，张之洞在朝中孤立无援，在载沣等亲贵势力面前败下阵来。载沣专用满洲亲贵，以载洵掌管陆军，载涛掌管海军，朝局大坏，张之洞力争以为不可，结果为载沣所申斥。归寓，张之洞顿足槌胸，以致呕血，叹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不久张之洞含恨而终。

袁世凯退隐林下，声望反而越发高涨，终于会逢辛亥革命之变，东山再起，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1912年，一代文豪章太炎路过武昌，听闻武昌人甚为礼敬张之洞，认为武昌义军所资仗的人材、军械都是张之洞当年所留。到北京后，章太炎把此事说与袁世凯，袁愤愤不平，道：“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并举数例以证明张之过失，又称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是自己所倡议，与张之洞无关。章太炎不赞同袁之诋毁张之洞，认为：“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章遂对袁改观。实则，袁世凯之诋毁张之洞，除了袁之气度偏狭外，袁、张两人的历史过节也是其中重要因素。（鲍牧松）

1933年章太炎先生对学生演讲《民国光复》，有一段这样说：“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清室宗社党核心分子）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184页;亦收录之于《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 》等处）这一段意思中，有些地方并不难理解：梁、郑固然为拥戴清室者，而所谓“诱致冯国璋”，大概是因为冯国璋在辛亥时效忠清室，“惟一以平乱为己任”的取态。

此事梗概，今人也有所注意，如郭卫东先生论文中提到岑氏有过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机，举清宗室溥伟当元首，甚至实现宣统复辟的糊涂议论，朱宗震先生也曾提及此事。此事之具体细节，可合观之于章氏自定年谱，中有云：

宋案之后，黄兴起兵江宁，“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苏人怨之，尝欲以军事属云阶（岑春煊）。云阶语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为大总统，庶几袁氏旧部不能为变。’余曰：‘君欲复辟耶？’云阶曰：‘非也，宣统帝不可为元首。属之恭亲王，暂主大政，不为子孙万世基。’因说春时冯国璋、张勋皆与谋（复辟），今乘其机以覆袁氏，易为力。余曰：‘项城之罪，在杀宋教仁，非得罪民国也。覆项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总统，实与天子无异。倒行逆施，谁助公者。’云阶曰：‘尝问诸有经验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经验者，非郑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经验，未有民国之经验也。是策行，则南北皆刃于君矣。’云阶议始寝。”[《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245-246页，亦收录于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

又，1928年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序文时说自己对于中华民国开国前后最大的一处贡献就是宋案后，“清故恭亲王潜谋复辟，因缘张勋，与南方人士相闻，同志不深观其利病，欲因势而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与宗社党同污，所谓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犹可以自慊者也”。章氏以此颇为自得：若非自己力阻，革命党中“不肖者”恐将事于复辟，而使自身蒙羞，并留下千古奇谭[《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516页]。

此三种史料，其事相近相合，且内中所含机理，也大略相同：第一者云之所以推举溥伟主要是为了“诱致冯国璋”，第二者则谓此举主要是为了动“袁氏旧部”之心，使其“不能为变”，意思就是说一旦反袁成功，中枢空虚，需要以清宗室出长，以使北洋诸将顺服，而此际北洋系中之冯国璋、张勋（均属直系）等人本有复辟之意，正可资为利用，第三者讲的相对更为客观，此事主谋者当为张勋，冯国璋应该涉入较浅。

总之，章太炎三次提及此事，并非随便为之，其意在突出自己不广为外人所知的，在关键时刻拯救民国的行为。

章太炎向岑春煊进言痛批此邀清室成员任为总统之策，固属于高瞻远瞩。此策当然是个极愚蠢的办法，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冯国璋等北洋系核心骨干不会为了复辟而去反袁，而且孙、黄又怎么可能接受岑春煊夹带私货，去拥护清室的溥伟当民国总统呢？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拥立清宗室为总统的见解最初竟也与章太炎有几分关系！辛亥革命时，梁启超派遣盛先觉向章太炎致意，盛向章提出：听说您以前曾有“共和 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统，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不知您现在还持此见么？章太炎苦笑着回答盛：“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211页]

虽然章太炎所述此事似未见之于别种史料，但似乎不是一己凭空捏造，而实与清室复辟之历史正合：早在宋案发生之前，张勋已经与溥伟等人谋划1913年4月间“济南复辟”，为袁世凯侦悉而中途破产。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张勋又暗中联络冯国璋等，企图以“按兵不动”的消极态度，“以要袁氏复辟”，因冯不肯合作而告失败。再后来，张勋遂按袁世凯心意而行事，不敢再流露复辟踪迹，世人皆知“二次革命作，（勋）遂率师南下，破江宁，纵兵大掠，袁嘉其功，授江苏都督”。如此说来，如果梁鼎芬、郑孝胥当时确实有此计诓骗神经大条的岑春煊，使其破产的因素一方面是固然由章太炎对岑春煊剖析大势，分解时局而却之，但另一方面也是由冯国璋不肯与张勋同流合作而导致。

章氏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憎恶冯国璋算不上什么新鲜事。1918年一处演讲中章即说：“冯国璋对于民国，何功可言？张勋复辟，冯氏实亦予谋。以功罪论，对于民国，袁则有功有罪，冯则有罪无功。”（《章太炎讲演集》，67页）但是，硬把冯国璋归为清室复辟派恐怕有所不妥，不要说清室复辟冯不会支持，就算是袁帝制自为，“冯在外，段（祺瑞）在内，同以反对帝制闻”（当然，也有的史料说得更干脆，冯、段同声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的核心理由是两人均以袁之继承人自命）。

民初史事震荡翻覆，如冯氏领导之直系，在民国初元与革命党大是为敌，反而段派的皖系势力却“促清帝退位，以赞成共和号召天下”，但不久之后，护法运动起，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对南方 执行慰抚政策，较之段祺瑞所主的“武力统一”论则要平和许多，更使孙中山一度颇有借“冯段不相能已久”，联冯以分化北洋派之想法。再到后来的1920年代，晚年孙中山却又视直系吴佩孚为仇雠，苦斗不休，号召各省共举“讨伐旗帜”。此中翻覆，读史者非穷心尽力，细致考索，实难以察其全踪

楹联趣谈·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思想家、革命家。1895年加入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鼓吹改良思想。1899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次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邹容《革命军》作序。不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狱中参与策划组织光复会。出狱后又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与改良派论战。1910年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与张謇等组织统一党。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策划讨伐袁世凯，被软禁。1917年任护法军 秘书长。晚年，定居苏州，创办 “章氏国学讲习所”。著有《章氏丛书》等。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世界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1898年，章太炎在游览台湾后，转往日本观光，他特地到横滨去看望梁启超。他对梁启超说：“在从台湾去日本的船上，偶然作了一上联，久而未能对出下联，上联是：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今古三更生”：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 第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学者称北江先生，因上书触怒嘉庆帝，充军新疆，获释后，便自号更生; 第三个是康有为，南海人，戊戌政变，幸免于难，乃改名更生。当时梁启超和在座六七位学者，都思考了半天，始终无法对出。直到1924年，符鼎升在北京教书时，因钱玄同又提到这一仍未对出的联句，他沉思许久，才对出下联：“世界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长物”是钱的别称，由此而联想到孔方兄、墨西哥银元和法国的佛郎。兄、哥、郎属人伦关系，可谓善运巧思，但仍不如上联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日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慈禧太后70岁生日，章太炎作了这副对联，名为献寿，实则极尽讽刺和斥骂之能事。上联叙述慈禧太后挥霍民财，大兴土木以供个人享乐的种种事实;下联则历数慈禧太后卖国投降，割地求和的件件罪行。特别是把“一人有庆”演化为“只为一人歌庆有”，作为上联的结语; 把“万寿无疆”，演化为 “每逢万寿祝疆无” (疆，作疆土解，意谓失地)，作为下联的结语。组词巧妙，讽刺辛辣。

这样的对联，在当时 (1904年)是无法发表的，所以几乎失传。直至1980年，有人整理朱起凤先生遗稿《古欢斋杂识》 时，才从中发现。朱先生在遗稿中有按语云： “余友杭辛斋尝为余言，清末那拉氏庆祝万寿时，余杭章太炎有联斥其辱国丧地之罪，笔力悍健，气势磅礴，传诵一时。上下联末句，以‘一人有庆’、‘万寿无疆’颠倒用之，巧不可阶。”他又说，此联章太炎的联语集中亦失收，所以“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世界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篆书八言联 章太炎

篆书五言联 章太炎

国学大师章太炎是个有“脾气”的人，向来爱憎分明。

民国初年，袁世凯设宴款待京城名流，章太炎也被邀请出席。

不过，章太炎收到袁世凯请柬后，并未觉得这是多大的“光荣”面子，于是非常高傲地写下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随即投到了邮箱中。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常手持一扇，扇上写着“悔不击碎竖子脑袋”八字。

可以说，这实在是很有风骨气节。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便不吃不喝，打算用绝食来抗议。弟子朱希祖四处奔走相告，寻求营救，并经常去探望他，还私下给他送吃的，结果章太炎不仅把弟子训斥了一番，还把东西扔到了地上，大呼：“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

1917年，孙中山请章太炎到云南去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运动，被唐继尧聘为秘书长，章太炎觉得非常有“面子”，让人给他做了一杆大旗，大得比唐继尧的帅旗都还要高大，旗上还写着几个非常显眼的字“大元帅府秘书长”。

可想而知，随军出发时，这面旗在大军之中有多么抢眼。不过，虽然如此，唐继尧知道了后，也并没有过多计较，只是吩咐副官，好生照料章太炎。

总言之，说到章太炎，很多人都会先想到他的学问，以及他的各种“怪”，甚至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偏执狂。读书君觉得，章太炎确实挺怪，但是也很实在，敢爱敢恨。

对于窃国大盗袁世凯，章太炎不仅是敢于对他说“不”，更是常常对其进行各种抨击。

他还曾模仿明朝的方孝孺故事，身穿麻衣，手执方杖，痛哭于国门，以此哀悼共和的灭亡。只是后来因为朋友劝阻，而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假若说，这并没有被阻止的话，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剧“表演”。

对于章太炎这种学问、资历都在线的国学大师，袁世凯也实在无辙，只能将他软禁起来。即便如此，章太炎依旧是面不改色，威武常在心。文人一般都喜欢喝点小酒，做个诗，有感而发，章太炎被软禁时，逢酒必醉，醉辄怒骂，对袁世凯各种谩骂。

有时不足于泄愤，干脆直接在墙壁上遍书“袁贼”二字，更甚者在院子里掘树根，刨个洞，然后再象街边撒泼的妇人一般，在纸上写上无数诅咒袁世凯的话，扔到洞里去烧，一边烧，一边高声大呼：“‘袁贼’烧死了，烧死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是怎一个慷慨激昂和豪情壮志了得。所以，不得不说，章太炎确实是革命先驱，学界的楷模！

除了骂袁世凯，章太炎还骂过不少人。要说袁世凯被骂，罪有应得也就算了，像胡适、黄侃等人也曾被他骂过。

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特意给章太炎送了一本，且在书籍上签上了几个大字，大体无非就是“xxx赠以xxx”，上署“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且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

结果，章太炎刚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加了道黑杠，就气不打一处来，不禁破口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

然后，待再往下细看，发现胡适自己的名字边上也有黑杠，才打消了气道：“咦，他的名边上也有一杠，那就当互相抵消了吧！

看到这里，让人哭笑不得

此外，他和自己的大弟子黄侃，也是因为骂架而认来的师徒关系。话说，当时黄侃与章太炎同住一栋楼里，黄侃住在楼上，章太炎住在楼下，且最初两人并不知情。

有一天夜里，黄侃在读书，读着读着尿意来了，又因为懒得上厕所，干脆爬到了书桌上，对着窗口抒情。结果，恰好楼下的章太炎也在院内秉烛夜读，突然被天上掉下的“尿雨”而扫了兴致，于是对着楼上就是一顿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地乱骂。

而黄侃也是一个学问人，饱读诗书，且加上和章太炎一样，也是一个急性子，也出口成章怼了回去。后来，经熟人通告，两人才了解彼此，渐渐熟络起来，握手言和。黄侃得知是章太炎，更是当下拜师。

结语

对于章太炎，世人给他的标签是“狂傲、癖怪、疯癫”，而读书君认为，可以用几个词概括他：敢爱敢恨、有血有肉、耍得了聪明，也犯糊涂，一个不是完美却接地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