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第1张

首先,重视人才,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当年太宗平定刘周武,刘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太宗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德,免生后患,但太宗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不仅不杀反而重用之。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一命;

其次,知人善用。太宗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太宗问他为何,他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太宗责备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有人给太宗出主意,要太宗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太宗回答说:“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最后,有容人之量。太宗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张居正更是认为太宗能够兼听为明主要是他虚心求教的结果,这也正是孔夫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要达到的境界。

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靠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 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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