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世纪后期宗教

zt 供参考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但是在欧美各国中英国建立国家控制的国民教育体制却比较晚．其原因很多，但宗教因素对英国形成国民教育体制的影响非常深远．在1870年《教育法》颁布以前，英国的各宗教团体尤其是国教在为工人阶级子女提供教育机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宗教团体也对国家干预教育的意图进行了抵制和阻挠，延缓了英国国家控制的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进程．

关键词：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国教，教育委员会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但是在欧美各国中英国建立国家控制的国民教育体制却比较晚。其原因很多，但19世纪英国宗教的复杂性以及各教派对教育权的争夺与控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将从19世纪前期宗教在工人阶级子女教育中的地位的角度对此略作分析。

19世纪以前英国宗教与工人阶级子女教育的状况

从16世纪以来，英国虽然号称基督教国家，但却是教派最为复杂的国家，除了获得国家认可的国教(圣公会)之外，还存在着各种教派，譬如苏格兰的长老教、爱尔兰的天主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以及浸礼会和公理会等，即使在国教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这些宗教派别在英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总体而盲，国教在19世纪以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国教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影响力，更主要是体现在它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上。国家的首脑也是国教的首脑，主教由国家任命，国教的高级教士在议会上院中拥有席位。而在教育上，两者的结合尤其紧密。人们认为教育应该置于“这个王国的国教”的“控制和赞助之下”。这种观点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仍被坎特伯雷大主教看作是“这个国家关于教育的首要原则”。[1]

在19世纪以前，人们为工人阶级子女所提供的微乎其微的教育机会中，几乎全部来自教会团体的资助。在1800年左右，除了少数的慈善机构创办的慈善学校和教会的主日学校之外，工人阶级子女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英国政府在为他们提供教育方面也无所作为。但是从19世纪初开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工业革命的进展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流动导致城市日益拥挤，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社会不满情绪日益浓厚，等等。面对着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一些有理性的人尤其是中等阶级开始意识到对工人阶级子女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对工人阶级子女进行适当教育，能够使他们臣服于上帝的安排，并明白上帝对他们的回报在天堂之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而各个教派也对自己在贫民教育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行新的思考与争夺。从1800年到1870年这七十年时间里，不仅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这一段历史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这种烙印之深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觉。

19世纪前期各宗教团体对工人阶级子女教育的贡献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各个宗教团体在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愿意对教育问题进行干预，因而工人阶级的教育就由各宗教团体承担起来了。它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慈善学校和主日学校等教会办学机构使得贫困的工人阶级子女也可以实现自己接受教育的梦想。

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建立于17和18世纪。它是由那些愿意捐款的善人们“为贫民所办的学校”。目的一般都是为了向贫民子女“灌输清洁的习惯，教育他们尊重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并让他们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2]。这些学校一般由当地人捐款资助，或者是得到一笔捐赠以维持其经营。到1800年左右在伦敦大约有 179家慈善学校，但在全国其他地方慈善学校的数目却比较有限。[3]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慈善学校逐渐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主日学校。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运动起始于18世纪80年代。由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一位报纸经营者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发起。从1780年开始，在十年时间里，雷克斯连续在格洛斯特创办了四所主日学校[4]，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主日学校运动的序幕。这一运动发展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影响之深实在令人惊异。在50年的时间里，它从1801年的2290所学校发展到1851年的23135所学校[3]；招收的学生1788年全英国为59980人[3]；到了1851年这个数字为260万[4]。根据当代的统计，工人阶级子女中有3／4的人的名字都曾出现在主日学校的登记簿上。这些数据令人印象相当深刻，它雄辩地说明了在19世纪尤其在1870午《教育法》颁布以前主口学校在为工人阶级子女提供教育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约翰·卫斯理、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等当时人一致认可它的重要贡献，认为它“是人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所见到的最高尚的机构”[5]。在没有其他教育手段和教育资源能够向工人阶级子女敞开大门的时候，这样的教育尽管有着很强的宗教性，它为提高工人阶级子女的文化水平所作出的贡献仍是弥足珍贵的。一位当时人曾写道，“如果没有主日学校……兰开夏将成为一座人间地狱“[6]。

第二，各教会团体为英国小学教育体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格地讲，主日学校不能算作正规的小学教育。在工业化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它很难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知识需求。因此，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小学教育体制成为迫在眉睫的要求。但是，在这方面最先行动起来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各教会团体。

1808年，新教徒成立了皇家兰开斯特协会，1814年改名为“英国及海外学校协会”(下文简称“英国协会”)。该协会的目的是建立没有教派之分的学校，但实际上他们后来越来越倾向于新教。1811年，英国国教也不甘落后，成立了自己的协会——“英国国教改善贫民教育全国协会”(下文简称“全国协会”)。两者都运用了当时著名的“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首先由教师对被挑选出来做班长的儿童进行教育，然后再由这些班长去教其他儿童。通过这种方法，一个教师在班长的帮助下可以教200多名儿童。由于这一体制的运作费用非常低廉，使得全国协会和英国协会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建立面向工人阶级子女的普通全日制小学。据1830年全国协会的统计，在全国协会领导之下的学校共有3678所，招收的学生达34．6万人。[7]可以看出，宗教性很强的教育团体在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教会本身也直接参与了办学活动，为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Horace Mann对1851年人口调查数据的统计[8]，到1851年，在全国所有的全日制学校中，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学校有12190所，占了26．5％，但它们所招收的学生却占了所有全日制学校学生数(214．4378万人)的51．54％(1105127万人)，由此可见教会在教育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在教会资助的学校中，又以国教的学校实力最强大。在各教派创办的全日制学校中，国教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其学生数(92．9474万人)占了总数 (1105127万人)的84．1％，任何其他教派都无法望其项背。

教会对英国国民小学教育体制的阻碍

尽管教会为工人阶级子女提供了珍贵的教育机会，但应该看到，这些学校所触及的只是工人阶级子女中很少的一部分。为所有的工人阶级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必须等到1870年英国教育法的颁布以后才能逐步实现。但教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对英国国民小学教育体制的形成进行了阻挠。这主要体现在各个宗教派别之间对教育控制权的争夺以及教会对国家干预教育的阻挠等方面。

1、各宗教派别之间对教育控制权的争夺

19世纪初，无论是主日学校还是走读的全日制学校，它们都建立在宗教指导的基础上。各宗教团体都把自己的学校作为重要的宗教宣传和布道的阵地，竭力把各自的教义贯穿于教育当中，并努力防止其他教派对自己教友的改化。这种教派斗争在教育问题上最明显的体现者就是英国协会和全国协会。

从性质上讲，英国协会是新教团体。它的支持者基本是新教徒。它所提倡的是不分教派的教育。这个协会的一个最初原则是，“学校中所教的阅读材料必须摘自圣经，关于教理问答和各个教派的特殊教义不得在学校中教授。但每个儿童应该经常去他的父母所信仰教派的教堂去做礼拜”[1]。全国协会是国教的教育团体，它对于所属学校规定很明确：教师必须是国教成员，学生可以是各个教派的；所有学生不仅要学习“钦定本”圣经，还必须学习教理问答和教义，并在主日去国教教堂做礼拜。而圣经的版本、教理问答与教义问题正是各个宗教派别的争论和差别所在。从这些可以看出，国教努力利用自己的学校进一步强化其教育垄断地位，因而从成立开始这两个协会就打上了深刻的教派斗争的烙印。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着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各教派之间的争夺异常激烈。]833年政府对英格兰和威尔土的小学第一次进行经济资助，由于无法在国教与新教之间进行取舍，最后规定所有申请者必须得到全国协会或英国协会的支持。到了30年代后期，这种矛盾随着政府资助的增加日益激烈。英国协会坚持不懈地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教派之分基于“圣经经文”的大众教育体制；全国协会则坚持主张国教的宗教教育必须贯穿于学校的每一项教育当中。罗马天主教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拒绝阅读“钦定本”圣经，而对于清教徒(不论是新教还是国教)来说，如果接受这点就意味着他们所用圣经的权威性遭到批判。“宗教问题”始终是教育改革的障碍。

2、宗教势力对国家控制教育的阻挠

在议会改革以后的几年来，人们对教育进行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教育中央协会甚至指出，“英国教育的最大缺陷……是缺乏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的例外情况。”[1]而且政府也越来越发觉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教会尤其是国教对教育的垄断权，创建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国民教育体制。1839年罗素政府企图在确认各宗教团体拥有教育控制权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指导建立一个不分教派的大众教育体制。应该说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对教育的干预，但它遭到的反对程度之激烈令罗素始料未及。

政府对教育问题日益加强的干预倾向引起了国教的恐惧和厌恶。由于罗素政府对国教的教育垄断权的忽视，同时也由于它对罗马天主教表示出的某种宽容，罗素的议案遭到了国教的强烈抗议和批判，甚至也遭到了部分新教教派如卫斯理宗的谴责，这一议案被看作“敌视宪法、敌视国教、而且也是敌视神启本身"[1]。到1839年7月根据伦敦主教的统计，向议会递交的请愿书中支持政府改革计划的只有100份，而反对的有3000份。在很短的时间里，罗素关于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教育体系的尝试性行动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说明了教会在英国教育中根深蒂固的势力，以致于政府想要对教育加以一定的干预时必然会遭到教会的顽强抵抗。但是在政府创建国民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并非仅受到来自国教的干扰和阻碍。其实，国家不应该干预宗教事务一直是公理会、浸礼会以及其他新教的传统观念。许多新教徒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并不寻求国家的援助。从40年代开始他们发动了一场“自助办学运动”，一直持续到60年代。但新教徒们对国家建立国民教育体制的阻碍最明显的一次运动是反对1843年Graham的工厂教育法的运动。与国教相比，新教徒与国家的对立不象国教那样激烈而尖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反对政府控制一般是反对政府对他们宗教教育的控制；对于政府对世俗教育的控制，他们并不象国教那样激烈反对。正因为如此，国家在控制世俗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相对要小—点。

由于教会的阻挠，尽管从四十年代开始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已经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政府实行国民小学教育体系的进程却非常艰难缓慢。1839年，罗素政府在教育改革计划失败之后，成立了一个枢密院特别委员会(通常被称为“教育委员会”)“来监督议会用来改善教育的资助经费的使用情况”[1]。这一委员会由枢密院的命令来任命，绕过了立法的障碍。通过这种奇怪的方式，政府建立起第一个萌芽状态的“教育部”。但它的身份极其尴尬，处境也很艰难。全国协会对政府试图控制小学教育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关于委派督察的问题上，委员会不得不妥协，同意在向国教学校任命督察时，必须得到约克大主教或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同意，委员会对督察们所作的一般性指导必须先向大主教通报，与宗教教育相关的部分应该由大主教自己起草。督察关于学校的汇报也必须抄送相关的大主教和主教。正如一位研究全国协会的历史学家所说，“1840年的契约表明国教在关于由谁来决定教育政策的斗争中达到了权力的顶点。”[7]

可以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教会对于英国的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家还不愿意承担其贫民子女的教育责任时，他们为贫民子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教育机会。但是从40年代末开始，政府对教育进行干预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人们对政府于预也越来越认同。但教会的抵制态度和他们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英国国民小学教育体制的形成，也使得教会的教育越来越不受欢迎。正如牧师莫里斯(F．D．Mauriee)抱怨说，“在我们斗争的时候，贫民子女与我们擦肩而过。”[1]从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发挥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而教会的作用渐渐萎缩。1858年纽卡斯尔调查委员会对大众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合理的而且必须是“廉价”的教育体制问题。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1862年实施了“根据效果付薪制”，三R教育(reading；writing；arithmetic)成为这一制度的核心，宗教教育问题处于被忽略的地位。1870年，英国通过了叫、学教育法》，将学校的控制权交给了由地方纳税人选举或推举出来的“学校理事会”，宗教势力正式失去了对英国小学教育中世俗教育的控制权，而他们所拥有的宗教教育的控制权也因人们对世俗性课程的日益重视而越来越处于次要的地位。

　　湾民间信仰普及与盛行，是个“多神之岛”。教堂寺庙扁布，信徒众多。依台湾官方统计，到2000年，台湾总计有寺庙教堂21186个，神（佛）职人员49658人，信徒人数1082万人，外籍传教士1926人，神学院84所。供奉的主神有200多种，主要有观音、妈祖、土地爷、释迦牟尼、关公、保生大帝等。台湾的宗教信仰可分为三大类。一是高山族的原始信仰。二是民间通俗信仰。三是各种正式宗教。

　　高山族的原始信仰

　　台湾高山族至今仍保留原始的宗教信仰，但也接纳了许多其他新的宗教信仰。其祭祀活动颇具原始宗教特色，较著名的有阿美族摔角节（元月初）、曹族团结祭（2月15日）、布农族打耳祭（四月底）、阿美族赶鬼仪式（五月底）、卑南族丰年祭（七月上旬）、阿美族祭司节、赛夏族矮灵祭、排湾族竹竿祭（每五年举行一次，又称五年祭）等。现在许多仪式成为旅游的主要节目。

　　每年二月十五日，是曹族的团结祭日，要举行隆重的歌舞迎神活动，以祈福、感谢天神团结构部落的意志。传说百步蛇是鲁凯人的祖先，因此鲁凯族将百步蛇的图案作为祖灵的象征，进行祭拜。鲁凯族也有“丰年祭”的祭祀活动，阿美族传统的祭祀活动是各部落的“丰年祭”，一般在每年收获期的尾声开始，时间持续一个周到半个月不等。届时，能歌善舞的阿美人身着传统盛装，载歌载舞，饮酒食肉，通霄达旦。每年五月底，阿美族还要举行赶鬼仪式，由祭司主持仪式，小男孩持槟榔叶赶鬼，将吃稻的鬼赶走，以保丰年。泰雅族早年有男女在脸上剌黥的习俗，传说可以避邪，表现美丽与黄俊，也是代表族群的记号，但现在年轻一代的泰雅族人已无剌黥习惯。曹族祭祀活动很多，其中以整个部落举行的“凯旋祭”与“团结祭”（祈福、感谢天神团结部落意志）最为重要。卑南族接受现代文明较早，在习俗上有部分已汉化，但社会组织仍保持着世袭头目制，属母系社会，过去由长女继续家屋与财产，行招赘婚。男性一般在12-13岁举行第一次成年礼，然后进入村中的“少年会所”，进行“斯巴达克式”的训练，以培养其体魄与力量。女性则多数要学习巫术。祭仪活动也以“丰年祭”为代表，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分年龄组织歌舞活动，感谢神明，以庆丰收。赛夏族传统祭仪活动以“矮灵祭”最重要，两年举行一次（十一月初），有迎灵、延灵、娱灵、逐灵、送灵等仪式与歌舞活动，用以感恩追思传说中的祖先黑矮人。

　　民间通俗信仰

　　民间通俗信仰是指融汇一般风俗习惯而为多数人普遍信奉的一种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在台湾非常盛行，历久不衰。一般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天地、神佛与祖先，但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信仰与崇拜。基本上，泉州籍主要信奉保生大帝、清水祖师与郭圣王等，漳州籍多尊奉开漳圣王，客家人则多尊三山国王及在当地形成的义民庙。每逢年节，婚嫁丧葬，祭典，民众都会祭天地、神佛与祖先。其中妈祖崇拜是台湾民间信仰人数最多与最普遍的一种信仰。

　　妈祖信仰。妈祖俗名林默娘，传说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福建莆田湄州岛。因出生弥月不哭，故名默娘。家里有兄弟姐妹7人，排行最小。自幼善游泳，心地善良，经常解救海上遇险渔民，颇受民众爱戴。28岁时，默娘因病去世，乡亲们为了纪念她，就在湄州岛立庙祭典，不久又在澎湖立像建庙，尊称为“天妃”、“圣妃”或“妈祖”。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妈祖也被供奉到台湾岛，尊称为“圣母”。清统一台湾时，施琅将军率部进驻澎湖天妃宫时，正逢盛夏缺水，战士饮水困难。次日清晨，战士发现天妃宫的井里有了水，且取之不尽，于是认为是妈祖显灵的结果。施琅统一台湾后，奏请康熙皇帝加封妈祖为“天后”，人们对妈祖的祭祀更加隆重了。此后，台湾兴建了许多妈祖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383座。其中以北港的朝天宫香火最为旺盛，每年都会举行北港妈祖绕境巡行的盛大庆典活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信奉妈祖的善男信女，便纷纷从全台各地涌入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掀起盛大的妈祖生日进香活动。

　　大甲妈祖回娘家是另一大型祭典活动。台中大甲天后宫，每年暮春三月必到北港天后宫探亲，与父母团聚，形成“大甲妈祖回娘家”的祭典活动。届时，全台数十万计的妈祖信徒，从各地赶到台中大甲镇汇合，障伴着妈祖神像步行到北港天后宫探亲。礼完结束后，又护驾返回大甲镇，来回往返300公里。

　　最隆重的活动则数妈祖信徒每年一次的回福建湄州岛的“割香”活动。届时，全台湾的妈祖信徒云集北港，推选出上千人的“进香团”，奉妈祖“金身”，乘船横渡台湾海峡到湄州“进香”，盛况空前。1920年前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下令断绝海峡两岸海上交通，妈祖信徒才不得不改在北港遥祭。台湾光复后不久，海峡两岸又进入军事对峙时期，这一进香活动未能恢复。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民众才突破台湾当局的限制，开始了到福建湄州岛的进香活动。

　　城隍爷出巡。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台北霞海城隍爷诞辰日，有盛大的城隍爷出巡活动，俗称五月十三日大拜拜。台北霞海城隍爷是清代淡水厅的县城隍，于道光元年由福建同安奉请来台，其信徒众多，祭典活动盛大。城隍爷出巡时，先举行请神仪式，就是把城隍爷及配祀各神像请出，安放在神辇里，然后出发。出巡行列中有南北管乐队、舞狮队、信徒，加上参观民众，人员众多，盛况空前。

　　回乡谒祖祭。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位于台南学甲镇的慈济宫，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上白礁谒祖祭典。一方面追怀大陆上的祖先；另一方面遥祭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乡的慈济宫祖庙。当年，追随郑成功来台的福建部属，为祈求沿途平安，特地从家乡白礁乡慈济宫请出保生大帝神像，希望能随行保架，将来再送回大陆故乡。他们来到学甲镇，建立了一座庙宇，供奉庇护他 们来台的保生大帝神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是保生大帝的生日，为让保生大帝有足够时间渡海回乡谒祖，所以提前四天，即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举行“上白礁祭祀”活动。这一祭典从郑成功来台到现在，连续300多年，从未间断，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饮水思源的精神。

　　祭孔大典。至圣先师孔子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地位相当特殊。孔子的思想与影像虽深植人心，但孔庙并不多见，每县市只有一座，与其他神明相较显得过少。孔子的祭典活动必须完全依照“释典之礼”，不得任意更动，民间也不可用其他方式庆祝孔子诞辰。台湾早期祭孔大典，分为春秋两季举行，后改在每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典礼开始时，首先以鸣炮为号，身穿各种古式礼服的祭祀人员就位，开始一系列完整的仪式，包括迎神、请祭文、初献、亚献、终献、撒馔、送神等，其中最特殊、最具魅力的是奏乐以乐佾舞。

　　中元节普渡。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中元节”，又名“盂兰节”、鬼节，是台湾民间祭奠祖先之魂的日子，也是道教与佛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台湾乡村家家户户要杀猪宰羊，准备极为丰盛的酒肉祭品，祭拜祖先及阴间鬼魂，企望“普渡”众生与亡灵。每到这个节日，要点燃高高挂起的灯笼，以便指引回到阳间的鬼魂前来聚集。若是邀请水里的鬼魂，就得“放水灯”。台湾放水灯活动极为普遍，规模盛大，现在不再流行，只在基隆、新竹新埔和桃园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一传统。祭奠方式与过去也有所不同，家家户户不再杀猪宰羊，而多以鲜花水果取代。

　　中西并存的宗教

　　台湾依法登记的、有组织活动的正式宗教有14种，即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大同教、天理教、理教、轩辕教、天帝教、天德教、一贯道、巴哈伊教（大同教）与真光教团等。

　　台湾开发早期，民间信仰主要是由大陆南部传入的一些宗教信仰。17世纪，荷兰与西班人相继占据台湾后，开始了西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清时期，台湾除对天主教与基督教有所限制外，其他宗教信仰不受限制，宗教活动得以发展。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开始在台湾传播。日本占领台湾后，采取了“独崇神道”、排斥“异端”的宗教政策。对回教，禁宰牛羊，禁从大陆聘阿訇；对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大肆驱逐其教徒，原有的传教士改由日本人控制；对道教，禁传禁信。与此同时，大搞“寺庙神升天”，焚毁神像，没收财产，宗教发展大受影响。

　　台湾光复后，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与发展。台湾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迅速，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的宗教。2001年9月，台湾“行政院”通过“宗教团体法”草案，将宗教团体明定为三大类，即寺院、宫庙与教会，宗教社会团体，宗教基金会。

　　台湾宗教门类繁多，依来源可分成三类。一是源于祖国大陆的中国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等；二是由外国传入的，如基督教、天主教等；三是台湾本地创立的，如轩辕教与天帝教。虽然各宗教来源不同，教义和教规也有很大差异，但基本上相互承认与尊重，较少发生宗教之间的冲突。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也出现许多新的宗教组织与派别，如新中华理教、新儒教、救世救、天宫教、真空教、存在教、科学人教、统一教与摩门教等。

　　道教。台湾的道教由大陆传入。在郑成功治台时，道教已以组织形式出现。1951年，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发起成立“台湾省道教会”，1968年7月正式成立所谓的“中华民国道教会”。道教府除设总会于台北外，还下设有台湾省、台北市与高雄市3个分会及各县市分会。到2000年，台湾道教寺庙8604个，道士33850人，信众455万人。道教属多神教，台湾道教宫观，有供奉三清玉皇、张天师、真武大帝、吕祖 等道教尊神为主的，也有供奉保生大帝、三山国王、开台圣王、开漳圣王等闽台民间神明的。

　　佛教。佛教在台湾已有400多年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控制的“中国佛教会”迁台，1950年2月依法登记，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台湾佛教寺庙林立，信徒众多。到2000年，正式统计的佛教寺庙为4010个，佛教职业人数为9304人，信徒3675万人。台湾还有多个佛学院与刊物出版。其中，佛光协会与慈济公德会两个佛教组织在台湾最具影响力。佛光协会前身是佛光山寺，创建于1967年，1969年成立佛光山朝山会馆，1991年成立“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成立“国际佛光协会”。星云法师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与世界佛徒友谊会名誉会长。目前佛光山除在台湾有几十个道场外，在全球也有50个道场。

　　慈济公德会由证严法师创立，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佛教团体，在世界各地设有分会组织。本会位于台湾花莲县新城乡，主要从事慈善事业，相继建立了慈济医院、慈济护士专科学校与三个基金会，信众有300多万人。

　　回教。也称伊斯兰教。台湾回教由闽南传入。郑成功收台后，信仰穆斯林的士兵开始在台湾依照福建泉州清真寺兴建清真寺。日本统治时期，回教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打击，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国民党退台后，约有2万穆斯林到台。1950年，台湾“回教青年会”创建“文化清真寺”，成为回民诵经、礼拜与祈祷之地。台北市、桃园市与高雄市等地均设有清真寺，共计6座，有阿訇执掌传播教义，并举办阿拉拍文讲习班。到2000年，回教信徒为53万人，神职人员34人。

　　天主教。1619年，西班牙圣多明尼会派（Dominican）教父随西班牙侵略军进入台传教，天主教自此传入台湾。1952年，罗马教廷将驻华公使馆由香港迁台，并大量增建教堂，广收信徒。1976年，天主教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国主教团”。台湾天主教有7个教区与澎湖、金马2个署理区。到2000年，有教堂1193个，神职人员693人，信徒304万人，外籍传教人士664人。其中，高雄教区的万金庄圣母无染原罪大教堂被教皇若望保罗二世敕封为“宗座圣殿”。天主教在台湾建有一座神学院，241所学校，22所医院（诊所），9个出版社。

　　基督教。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台湾后，于1627年雇佣荷兰改革宗教会教士来台传教，基督教由此传入台湾。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基督教各教派如卫理公会、浸信会、圣公会、神召会与长老会等先后迁台。到2000年，台湾基督教有教堂3857个，神职人员超过3000人，外籍传教士超过1000人，信徒593万人。设有神学院29所，各类学校62所，医疗机构29所，出版社78所。其分支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则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宗教团体。

　　轩辕教。1957年，由国民党老CC派成员王寒生发起创立。它以“继轩辕黄帝道统，恢复中国固有宗教”、“启发中华民族魂”为目的,以“尊天法祖”为信条，以“儒、墨、道三家同源”为理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以“光大民族文化，净化现实生活，提高精神生活境界”为实务。该教奉轩辕黄帝为宗主，传教所称“宗社”，信徒皈依称为“归宗”。总部设在台北市归绥街，称为“黄帝神宫”。到2000年，总计有21个宗社，教务人员150人，信徒15万人。

　　大同教。也称巴哈伊教或巴海大同教。1844年创建于波斯（今伊朗），1947年由大陆传入台湾，1970年完成社团法人登记。该教的基本教义是：宇宙间有一超自然造物主，人类一家，各宗教本质上同源，提倡“工作就是崇拜，服务就是祈祷”的生活原则。教务由信徒定期选举生产的数十个地方“灵使会”和台湾“总灵使会”负责。到2000年，外籍神职人员62位，信徒16万人。

　　天理教。由日本人中山美枝于1838年所创立，后流传于世界不少地区。该教信仰父母神欧诺弥格多，认为“父母神创造人类之目的，是要看人类过健康生活，而达到神人共乐之境界”。该教于1896年传入台湾，早期主要在台北、嘉义一带活动。日本投降后，教士多被遣返日本，教会活动长期处于停顿状态。1962年，日本传教士再度赴台恢复传教活动。1971年，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国天理教总会”，但实权基本上仍掌握在日本教会手中。到2000年，该教布教所达150处，信徒24万人，外籍传教士32人。

　　理教。也称“在理教”。为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由明末进士杨来如创立。日据时，理教已正式在台湾开始传教，后一度停止活动。1950年，该教总领赵东书召集在台教徒复教，设总坛于台北，赵被推举为第22代“总领正提点大法师”。观世音菩萨为该教主神，以“王伦八德”为教义，“*、盗、烟、妄、酒”为戒律，强调“性命双修，内功外果，循儒家教条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主要经典有《无字真经》、《参经》、《心经》、《金刚经》与《道德经》等。到2000年，传教场所131处，教职人员638人，信徒187万人。

胡格诺战争的背景

胡格诺和平一样平常指法国宗教和平。胡格诺和平的本果是王权同启建盘据权力之间的盾盾以及宗教家数盾盾的激化。16世纪后期的法国，启建经济仍占主导天位，生齿中的90%处置农业。

王权从11世纪入手下手渐渐减强，对于法国的一致以及国度的构成是一种主动先进力气。可是，正在中世纪的法国（乃至全部欧洲），王权的强化以及建立是正在同贵族威权以及盘据权力举行奋斗的直合历程中慢慢真现的。

启建社会外部发生了本钱主义抽芽，没有断发生新兴的资产阶层。他们经由过程购置败落贵族及取爵位相连的家产、纳捐民职等圆式跻身贵族之列，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全体。他们的经济、政治好处以及国王的威权稀没有可分，收持王权对于内克制贵族权力、对于中举行扩大，为本钱主义的收展制造前提。

可是，启建贵族没有苦心本人势力的式微，勉力保护本人的特权以及对于国王的把持权，乘机背王权应战。伴着国王慢慢成为贵族以及教会的尾脑，否决王权民主造度的启建贵族成两年夜散团，他们互相比赛，觊觎国度政权。

一个散团是上帝教派权力，他们散散正在王室远亲凶斯家属四周，以凶斯公爵以及洛林白衣主教查理为尾构成了壮大的上帝教堡垒，对于国王起着无足轻重的影响。另外一个散团是新教胡格诺派权力，以波旁王晨家属的成员L·孔代亲王、纳瓦推国王（亨利）以及G·代·科利僧水兵大将为代表。

15、16世纪，人文主义头脑以及减我文教正在法国敏捷传布。

人文主义的出色代表埃普塔我传扬“疑俯患上救”以及“回到《圣经》下来”的实践，以莫乡为中央主动宣扬新头脑。减我文教夸大疑俯患上救，可认罗马教廷威权以及启建品级不雅念，主意兴除了烦琐的宗教礼节。

与消奇像崇敬、晨圣以及斋戒，教徒推举发生神职职员，创建简化、杂净以及低价的教会。年夜批脚产业者尤为是印刷工人、小贩子、农人和上层教士承受上述教义，成为减我文派新教教徒，被称为胡格诺派。

据估量，16世纪下半叶，法国生齿约1800万，新教法庭27万多个，新教徒100多万人。祈教派正在北部、东北部力气较强。一些对于王权民主没有谦的贵族为管束王权，收持胡格诺派，觊觎王位的隐贵也乘隙公布改疑新教，那些人的凸起代表便是纳瓦推为尾的波旁王晨家属。

胡格诺和平的曲接本果是宗教。16世纪40年月，亨利二世指定出格法庭奖办同端，年夜批胡格诺派人士被处以水刑。1559年，年仅15岁的太子弗朗索瓦二世继位，真权降正在战功隐赫的凶斯家属脚中，新旧教派之间的抵触突然减剧。

旧神（Old Gods）是维斯特洛最古老的宗教，是众多的无名自然神灵。旧神信仰起先是森林之子的宗教，先民定居维斯特洛并通过盟誓与森林之子和解后，也开始信奉旧神。在安达尔人将七神引进维斯特洛之后，由于颈泽以南的先民王国纷纷被征服，森林之子被屠杀殆尽，鱼梁木（weirwood）被大量砍伐，旧神信仰在南方衰败，如今影响力也仅限于维斯特洛北方地区。《冰与火之歌》中的旧神影射的是现实历史中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

旧神信仰没有宗教团体、神职人员、传教活动或经书，但某些传统由信徒传于后世。许多行为，如**和弑亲，都被认为是对神的冒犯。刻有人脸图腾的鱼梁木被称为心树（heart tree），是信徒与旧神通灵的窗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神信仰的祈祷、誓言和婚礼都经常在心树下进行。鱼梁木上的人脸由森林之子雕刻，但是人类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含义或目的。昔日所有的贵族家庭都有一片中央长有心树的神木林（godswood），但许多家族已不再追随旧神，幸存的神木林也转为世俗的花园。 七神信仰（Faith of the Seven），常简称为教会（the Faith），也称新神（New Gods），是安达尔人的传统信仰，后来随着安达尔人的征服战争成为维斯特洛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该教派拥有一本名叫《七星圣经》（Seven-Pointed Star）的经书，信徒使用七芒星、水晶棱镜、彩虹以及数字“七”来表示神性，在宗教仪式中大规模使用光和水晶。七神信仰影射的是现实历史中的天主教。

所谓七神其实是一个神祗的七个形态，代表着七种不同的德行。崇拜者会根据自己所求之事向七神的某一个具体形态祈祷。这七神分别为： 天父（Father）：常被描述为一个手持天平的长须男人，代表着审判和公正，人们祈祷以求伸张正义。 圣母（Mother）：常被描述为一个仁慈的微笑妇女，代表着母爱与养育，人们祈祷以求多子或怜悯。 战士（Warrior）：佩戴着一把长剑，代表着战斗中的力量，人们祈祷勇气与胜利。 少女（Maiden）：代表着天真与纯洁，人们祈祷保护少女贞洁。 铁匠（Smith）：持有一把锤子，代表着手工艺与劳动，人们祈祷力量与技巧。 老妪（Crone）：拿着一盏提灯，代表着智慧，人们祈求智慧和指引。 陌客（Stranger）：代表着死亡与未知。信徒很少向陌客求助，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常常将自己与陌客联系在一起。 七神教会是一个高度系统的宗教组织，与维斯特洛的政体和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七神的礼拜堂称为圣堂（Sept），乡间圣堂一般只在墙上挂着雕刻的面具或简单的木炭素描画，而繁华的都市圣堂中人们使用贵重金属和石块为七神塑造雕像。教会的信徒们会根据个人情况向七神特定一面的神像前点燃蜡烛颂起圣歌，祈祷寻求帮助和指引，婚礼则在天父和圣母的圣坛之间进行。宏大的宗教仪式通常需要有七十七名修女的圣乐团加入。如果一个侍从想要进阶成为骑士，就必须在圣堂中守一整夜，并且以七神的名义涂抹圣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信仰七神的地区（比如北境）就很少有被赐骑士头衔的武士。

七神信仰的首脑人物是一个被称为大主教（Most Devout）的议事委员会（类似于枢机团），由它从内部人员中选举相当于教皇一般的总主教（High Septon）。一旦某个主教当选，就要放弃自己原来的名字。总主教和大主教们都处于君临城的教会圣座——贝勒大圣堂（Great Sept of Baelor），一个由白色大理石建造、拥有七座水晶塔的庞大建筑。坦格利安到来前的教会圣座则在旧镇华美的繁星圣堂（Starry Sept），用黑色大理石建造，拱门尖顶上的窗户则用着色玻璃制造。

教会在民间的男性神职人员称为修士（Septon），他们组成了奉献给神的众多的团体，每个团体都将自己奉献给七神的某一个特定形态，并遵守不同的教规（比如向铁匠起誓的修士脖子上用带子挂着小铁锤）。过清修生活的修士可以住在修道院（septry）中，与被称为褐衣僧侣（brown brothers）的教徒们一起进行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圣堂的修士在乡间漫游布道，帮助平民以获得食物和居所，因为他们总是在脖子上戴着一个小金属碗，所以有时被蔑称为乞丐僧侣（begging brothers）。

教会中的女性神职人员叫修女（Septa），修女的修道院被称作圣母院（motherhouse）。修女也有阶层，分别是白衣修女（white septa）、灰衣修女（grey septa）或蓝衣修女（blue septa），常在高级贵族的家庭成员中扮演家庭女教师的身份。修女也会列席七位审判团法官之一，教会审判有信仰问题的妇女时必有修女参与决议。高阶修女是“最虔诚者”的成员，在选拔总主教的时候有投票权。

静默姐妹（Silent Sisters）是一个特殊的妇女团体，不被看做修女。她们发誓守贞和沉默，作为死亡的代表为陌客效力，因此也被称作“陌客之妻”（Wives of the Stranger）或“死神的侍女”（Death’s Handmaidens）。她们的任务是处理死者遗体，进行出殡和埋葬仪式。

在五王之战时期，许多善男信女因为战火变得贫困不堪，流离失所的虔诚平民教徒们因此组织起来，自称麻雀（sparrows），因为麻雀是最普通最常见的鸟类，他们也正是最普通最寻常的善良百姓。麻雀们一边向君临城进发，一边沿途收集被屠杀残害的修士和修女尸体，放置于贝勒大圣堂门前要求王室的庇护。他们的首领就是一个游荡民间的修士，被称为大麻雀（High Sparrow）。

历史上，七神教会也曾拥有教团武装（Faith Militant），由贵族组成的骑士团战士之子（Warrior's Sons）和普通民众加入的民兵团穷人集会（Poor Fellows），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圣剑骑士团”（Swords）以及“星辰武士团”（Stars），两者都被残酷的梅葛残忍的镇压。在卷四《群鸦的盛宴》中，王太后瑟曦·兰尼斯特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向被推举成总主教的大麻雀提出同意教会重建这两支武装，以此换取教会不再追偿王室的欠款。此后教团武装便迅速壮大起来，势力很快压过了王室，并且反噬瑟曦太后以*乱的罪名将她逮捕。 淹神（Drowned God）是海洋的神灵，仅被铁群岛的铁民所信仰，并支撑着他们的海盗式文化。据说淹神本尊伴随着火焰从大海之中驾船而来，带着刀剑和烈火降临人世。风暴神（Storm God）是淹神永恒的敌人，他居住在云中的厅堂中，乌鸦是他的仆人。据说这两个神灵已经彼此争斗了上千年，每当他们战斗的时候，大海就会掀起狂风巨浪。淹神所影射的是现实历史中维京北欧宗教中的海神埃吉尔。

淹神是一个古老而严酷残忍的神灵，他要求子民严格遵从古道（Old Way）去奸*掳掠，用鲜血、烈焰和欢歌去开天辟地，并用之镂刻名姓。若一个铁民淹死，人们会说这是淹神需要一个强壮的桨手，相信死者会被邀至淹神的流水宫殿参加宴会，他的任何愿望都会被美人鱼满足。因此在铁民中流传着“逝者不死”（What is dead may never die）的说法。

受淹和重生是淹神信仰祈祷仪式的显著特色。受淹是铁民处以极刑的传统方式，但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行为，最虔诚的信徒对其一无所惧。新生儿在出生后立刻受淹，淹没在水中或者用盐水涂抹。淹神的牧师被称为淹人（Drowned Men），一个铁民要想成为淹人，就必须要严肃的再次受淹，并通过原始粗陋的心肺复苏术救活。淹人穿着灰绿蓝三色相间的粗布袍，象征着淹神；随身带着一根浮木棍棒，以表示对战斗的奉献；还要用皮袋装满盐水洒在受祝福者身上履行仪式。常见的祈祷文是：“逝者不死，必将再起，其势更烈”。淹神的牧师也通过言语祈祷和将海水倒在船首祝福新船下水。“为我们而受淹的无上之神啊”是淹神牧师祈祷词的一部分。 在多恩，洛伊拿难民后裔的绿血河的孤儿（Orphans of the Greenblood）因为拒绝被多恩当地的安达尔人文化同化，坚持了祖先洛伊拿人古老的传统和诸神信仰。因为故土的母亲河洛恩河养育了曾经一度辉煌的洛伊拿文明，洛伊拿人视洛恩河为神灵，认为主神洛恩河母神（Mother Rhoyne）是母亲河的化身。罗恩河母神所影射的是现实历史中的各种早期文明（特别是高卢人）所崇拜的水神。

除了河母神外也有其他神祇，包括次级神灵“河中老人”（Old Men of the River），一个乌龟神，战胜了蟹王，赢得了统治水下住民的权利。 拉赫洛（R'hllor）是源自狭海对岸的神明，也被称作光之王（Lord of Light）、圣焰之心（Heart of Fire）和烈火与影子之神（God of Flame and Shadow），信徒将他作为光、热和生命之神而膜拜，是厄索斯大陆极富影响力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七大王国知名度不高。因其负责传拉赫洛教的祭司们通常身着红色服饰，携带烈焰红心纹章，所以也被俗称红神（Red God）。

拉赫洛所影射的是现实历史中波斯拜火教的光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他的宿敌是黑暗之神、玄冰之魂、黑夜与恐惧的神“远古异神”（Great Other），凡人不可道其名，拉赫洛和异神在为世界的命运进行永恒的战争。拉赫洛的信徒相信根据亚夏古书的记载，一位救世主将转世并打破战争的平衡，听他的名字叫亚梭尔·亚亥（Azor Ahai），也被称作预言中的王子（the prince that was promised）、光明的战士、圣焰之子，据说他将携带一把燃烧的英雄之红剑“光明使者”，从石头中唤醒龙。

供奉拉赫洛的神庙通常被俗称为红神庙（Red Temple），由一支名为圣火之手（Fiery Hand）的千人卫队守护，并由最高牧师（high priest）主持。红神庙中的神职人员因为身着宽松的猩红色长袍被称为红袍祭司（red priest）。在东方大陆， 经常有幼童被交给神庙抚养，神庙也会购买奴隶儿童作为拉赫洛的奴仆（Slaves of R'hllor）并抚养他们成为祭司、庙妓或者武士。每晚红袍祭司会点燃火堆，在牧师的带领下吟唱祈祷文，请求拉赫洛把黎明带回，“长夜黑暗，处处险恶”是最常见的祈祷文。祭司们相信拉赫洛会不定期赐予魔法回应信徒的祈祷，并经常凝视火焰以从中看到未来的景象。比武审判也是拉赫洛信仰认可的行为，信徒们在比武之前请求拉赫洛在比武中给予他们力量。 据说一些居住在绝境长城以北的野人膜拜异鬼为神，称其为寒神（Cold Gods），伴随着冰雪而来。这些野人相信只有满足异鬼自己才能幸存下来。一名叫卡斯特（Craster）的野人，将他所有的男性孩子都献给异鬼，卡斯特的一些老婆声称异鬼就是卡斯特的儿子们。并且，著名的守夜人军团的第13任总司令“夜王”，据说就被献祭给了异鬼。红袍女祭司梅丽珊卓声称寒神就是光之神拉赫洛的宿敌“远古异神”（Great Other），而异鬼是远古异神的仆人。

寒神所影射的是现实历史中拜火教的最高恶神阿里曼。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创造了象形文字，产生了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艺术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元谋人是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北京人是原始人群时期的典型。山顶洞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情况。 传说中，黄帝是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促使这个部落联盟逐步强大。他曾率领部落打败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后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现在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就是这么来的。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舜、禹。那时候，部落联盟首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承了尧的位置，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做“禅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