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能争夺胜利的果实？

袁世凯能篡夺革命果实的条件、步骤、时间。

① 帝国主义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②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又迫使清政府接受议和。

③ 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向革命派进攻。孙中山被迫对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可以保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④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以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⑤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

⑥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因为在北京的袁世凯代表清政府窃取了革命果实。

辛亥革命以及之前的各种起义都是由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发起的，武昌起义就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发动新军而起的。武昌起义后，在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压力下，革命党同意和袁世凯停战议和。1911年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孙中山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提出了三个条件：临时政府要设在南京；新大总统到南京就职后，他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新大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即将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这些限制条件，被袁世凯一一破环，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也一次次的妥协退让。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每一个人在社会、家庭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儿女，或为人师生，或为民公仆等等，但这些身份都是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当中产生的，各种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会在初期带来一种不适应感，例如大学毕业走向社会时的青涩与不适应，但很快便能够进入到新角色当中。而就在百年前的中国，当辛亥革命摧毁了持续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后，当了大半辈子人臣、“奴才”的袁世凯，在臣民与国民两种身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转换历程呢？

一、身处大变局当中的袁世凯

袁世凯成长的时代并不是典型的传统时代，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列强发动的一次次侵华战争，袁世凯经历的是前人所根本无法经历的社会变迁。1880年袁世凯前往朝鲜，成为中国“驻朝鲜大使”，海外工作12年的经历，又让袁世凯亲身体验到了中外差异。

袁世凯常年在朝鲜工作

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练兵，自此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处大臣等官职，可以说从国外到国内，从地方到中央，从军事到政治，袁世凯办过工厂、练过军队、开过学堂，但凡和近代化沾边的事务他都做过。

山东大学的前身就是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掌管北洋新军，并与革命党人进行南北谈判。袁世凯是君主立宪制的倡导者与有力推动者，但最终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建议，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总统，次年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1912年2月16日，就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后的第4天，袁世凯就减剪去了象征满清政权的长辫子，在外形上成为一位共和国的“公民”。

影视剧中的袁世凯

袁世凯既然常年接触西方文化，又是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推动者，更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剪掉了辫子，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袁世凯真的从臣子转变成了国民呢？

其实他自己在转变过程中也充满着困惑与纠结。

袁世凯

二、身份上的变革

袁世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与革命党建立的新政府进行和谈，并最终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替，但若探究此时袁世凯内心的真实情感，或许能从其挚友徐世昌的回忆中搜寻到蛛丝马迹。

徐世昌曾说袁世凯这个人是“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诟病”，但奈何南方革命浪潮发展得如此迅疾，以致于孙中山已经在南京接受了总统一职，这是“非项城（袁世凯）所逆料也”。由此可见，为新政和立宪操劳数年的袁世凯，在政权交替之时，内心并不好受。

《建党伟业》中的徐世昌

袁世凯对名誉是很看重的，他要是真从小毛孩子溥仪手中拿到了国家最高权力，那他不就成了窃取汉献帝权柄的曹丕了吗？所以袁世凯想到的化解名誉损害以及新身份认同困难的最好办法，即是让革命政府来做逼迫清帝退位的“坏人”，然后再通过南方政府的“民主推选”将自己选为大总统，这样既可以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又不至于背上逼君退位的骂名。

《建党伟业》中的溥仪

但就在这时出了岔子！南方革命迅速发展，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这节奏快得完全超出袁世凯的想象，也使其在内心万般纠结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与清政府摊牌。

南方革命政府可不像袁世凯那样有沉重的心理包袱，而且革命党正希望看到袁世凯亲手把皇帝拉下马，这样才能彻底断绝袁世凯与皇室的关系，进而使其彻底投向共和政府。

影视剧中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三、最终的身份抉择

由于种种顾虑，袁世凯在清帝退位之前，始终不敢放弃“臣子”的身份，这也引起了外界对袁世凯的巨大争议。对于袁世凯既想要名声又想要总统的心理，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向袁世凯发电，称“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并指出袁世凯若能够让皇帝顺利退位，保国家人民社会安康，南方必定会推举袁世凯为总统，还能让他获得良好的声誉。

通过剪辫一事，就能看出袁世凯身份认同转变过程中的复杂心态。1911年12月，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即宣布废除强制留辫令，但直到1912年的2月15日，袁世凯才在仅有2人在场的地方剪去了辫子。

袁世凯去辫的消息很快被剪辫者蔡廷干放了出去，而对于袁世凯精巧把握的剪辫时间，法国《小日报》很快便刊出精彩的评论，说袁世凯是一位“精明的投机分子”，他一直想办法躲避这场剪辫运动，在清朝未结束之前，他始终留着辫子，是为了“不能明显的脱离朝廷阵营”，而在民国建立之后，袁世凯却“焕发了青春，命人剪掉了辫子”。

影视剧中的袁世凯剪辫子

《小日报》的评论明显带有嘲讽性质，但也折射出辫子在袁世凯心中的重要地位。在一个以忠孝为优秀品德的国度，辫子本身只是外表的一部分，但其所承载的忠君观念却是十分沉重的。现在的袁世凯是即将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人，清政府已经彻底灭亡，袁世凯此时剪辫，即使面临前朝遗老遗少的全网黑，对他来说也无关痛痒了。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剪辫，既是中国固有观念的影响，也反映出新与旧、中与西、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交替之时，袁世凯身份认同转变过程中遭遇的巨大压力。

袁世凯登基穿的龙袍

对民主共和制根本不懂的袁世凯，在成为总统之后，并未真正完成身份上的转变，正如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所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正是在这种似新非新、似旧非旧的状态之下，袁世凯先后废国会、立孔教，以致于最终恢复帝制，亲手葬送了自己最珍惜的羽毛。

《建党伟业》中的顾维钧

外观的转变是非常容易的，但真正的转变在于内心对新文化、新事物的认同，袁世凯选择在最合适的时机让清帝退位，并剪去辫子。但他的内心并未真正对共和产生认同，因而走进了帝制的死胡同。这在当今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但今人在许多事情上所展现出来的无知与愚昧，说明我们现代化路，还有很长。

据史料记载，武昌起义是清朝有70多万军队，而革命军只有区区3000余人，仅在数量上清军就能碾压起义军，为什么要用袁世凯呢？首先北洋新军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只愿意听袁世凯调遣，其次朝中大臣被袁世凯拉拢，不断进言请求让袁世凯出山主持大局，甚至以辞官相逼，最后西方列强也认为袁世凯实力最强，强烈要求清政府启用袁世凯。此时革命军已经跨过长江，情急之下载沣不得不下把权力交给袁世凯，请他前往镇压起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