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不避亲仇:举荐贤能的人不避开亲近和仇人。这是一则关于春秋时期晋国人祁奚和晋平公的史事,出自《吕氏春秋》的《去私》。
正文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
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译文
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地方没有长官,谁适合去补这个缺?”祁黄羊回答:“解狐适宜。”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他回答:“您问的是谁适宜,并不是问的谁是我的仇人呀。” 平公说:“很好。”依着他任命了解狐。国都里的贵族都称赞任命的对。
隔了一些时候,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缺少了军事统帅,谁适宜担任这个工作?”他回答:“祁午适宜。”平公说:“祁午不就是你的儿子吗?”他回答:您问的是谁适宜,并不是问的谁是我的儿子呀。平公说:“很对。”
又依着他任命了祁午。国都里的贵族都称赞任命得好。 孔子听到了这些事,说:“祁黄羊作的建议真好啊!推荐外人不排除仇人,推荐自己人不回避儿子,祁黄羊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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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个典故常被我们用来形容某人处事公正无私,不过这个看似普通的典故在流传过程中却在七部书中出现了九个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又是怎么逐渐失实的呢?我们可以从各份史料中逐一分析。
一、《左传》
据《左传》记载,这个典故的主角叫祁奚,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祁奚在晋景公时代就深受赏识与重用,晋景公曾将大片土地赏赐给他。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祁奚被刚刚继位的晋悼公任命为中军尉。晋国的军队分成上、中、下三军,尉是每个军的军法官,职位仅次于军的正副统帅。
中军在三军中地位最高,所以中军尉也是所有军尉中地位最高的,在整个晋国卿大夫的排名中,中军尉的级别仅次于三军的六名正副统帅,居第七位。这是祁奚仕途的巅峰。
鲁襄公三年(前570年),祁奚因年老向晋悼公请求致仕(即退休)。根据周代礼制,“大夫七十而致仕”(《礼记·曲礼》)。晋悼公准许了祁奚的致仕请求,并向祁奚询问谁能接替祁奚的位置,祁奚举荐了他的仇人解狐。结果解狐还没等到职务交接就去世了。
晋悼公只得再次向祁奚询问接班人,祁奚又举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恰在此时祁奚的副手——中军尉佐羊舌职也去世了,晋悼公又问祁奚谁能继任中军尉佐,祁奚又举荐了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于是晋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为中军尉佐。人们对祁奚这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一时传为美谈。
二、《国语》
《左传》号称“春秋内传”,《国语》则号称“春秋外传”。《国语·晋语七》对祁奚举荐祁午之事也有记载,但并没有提到解狐,而是重点列举了祁午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优秀品质,结尾说晋悼公任命祁午为军尉,直到晋悼公之子晋平公去世时,晋国军中无乱政。《国语》的记载可以说是对《左传》的补充。
三、《新序》
《新序·杂事一》也收录了这则故事,文字和《左传》极为类似,包括对故事进行评价的文字都相同,但也有两处不同。《新序·杂事一》版本开篇直接说“晋大夫祁奚老”,晋君询问继承人,祁奚就举荐了解狐,“晋遂举解狐”,也就是说解狐最终接替了祁奚的位置,不过文中并没有提及祁奚的具体职位;之后晋君又问祁奚谁可以担任国尉,祁奚举荐了祁午。
从现有史料看,“国尉”一职应该是战国中晚期才出现,春秋时期的晋国并无此职。《新序·杂事一》版本的作者应该是不知道解狐病卒的事,可能根据他的记忆、或者他发现手中的资料显示,祁奚举荐解狐继承自己的军尉之职,而祁奚举荐祁午担任的也是军尉,这不符常理,于是就省去了祁奚的官职,又将祁午担任的官职改为国尉。这一改动虽然不大,但却已经偏离了史实。
四、《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去私》版本中对这则故事的改动就更大了。祁奚的名字变成了祁黄羊,《春秋左传注》的作者杨伯峻先生认为可能是祁奚字黄羊,不过也可能是祁奚的名字在传抄中被写错了。
《吕氏春秋·去私》版本中晋国国君变成了晋平公,晋平公问祁黄羊谁可以担任南阳(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一片地区)令,祁黄羊举荐了他的仇人解狐。解狐就任后,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于是晋平公又问祁黄羊:“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举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
这里的“尉”应该也是国尉。祁奚是晋国重臣,而军尉的级别在战国时期显然有点低,所以故事的作者就将之改成了国尉。而且在《吕氏春秋·去私》的版本中,晋平公对祁黄羊似乎不是那么深度信任,祁黄羊推荐了解狐后,晋平公对解狐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解狐确实贤能,然后才让祁黄羊继续举荐国尉的人选。
五、《韩非子》
在《韩非子》中,祁奚干脆就消失了,故事的主角换成了解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收录了这个故事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说解狐向晋国执政大臣赵简子举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的仇人以为解狐已经原谅了自己,就前往解狐处拜谢,结果解狐张弓搭箭就要射这个仇人。
解狐说:“夫荐汝,公也,以汝能当之也;夫仇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拥(通“壅”,堵塞)汝于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门。”另一个版本是解狐举荐邢伯柳为上党(今山西省东南部地区)守,邢伯柳前往拜谢,解狐说的话和第一个版本一样,只是没有张弓搭箭。
邢伯柳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他在历史文献中仅见于“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故事。
-举贤不避亲仇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文风,倡导仁义礼智信。其学人众多,有弟子三千之数,其中特别优秀的七十二人,被称为七十二贤者。如颜回、闵损、冉耕冉求…。他们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为历代儒家尊崇。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
我国古代,许多明君贤臣选人用人都能达到不拘一格,不重资历,不看地位,不计关系远近,不避亲仇,为了国家大义,达到了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境界。成败之道,在于用人,不拘一格,古鉴不远。
祁黄羊荐人
不避亲疏的不拘一格
春秋时期,豪杰并起、人才辈出。而祁黄羊推举人才十分讲究,他胸怀宽广,不避亲仇: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黄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也?”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也?”,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祁黄羊在对待用人的问题上能够做到以“公”去“私”,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曹操用人
唯才是举的不拘一格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不拘一格、知人善任而著称。他曾再三颁布求贤令,宣称要“不拘微贱”,“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在实践中,曹操也十分注意从基础或实际斗争中发现和提拔人才,特别是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参与军政大事。荀彧,仅为小小县令,但他才智过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后,曹操大喜,说:“吾之子房也。”把29岁的他比作汉高祖刘邦得到的谋臣张良,并立刻委任其为司马,参与军机要事。荀彧果然不负所望,常出奇谋,多献良策,成为曹操良佐。还有许多文臣武将,诸如郭嘉、荀攸、满宠、贾诩、刘放、孙资、于禁、乐进等,或出身贱微,或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发现并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管仲举人
扬长避短的不拘一格
齐桓公为了富国强兵,成其霸业,在鲍叔牙的推荐下,拜管仲为相。
管仲认为,人才是治国之本,有了人才才能制定、实施好治国方略。在发现、举荐、任用人才上,他创造、制定了一套“三选”制:
要求各乡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选给国家。每年正月,乡长上朝时,将本乡“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明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拳勇股肱之力、筋骨善出于众者”进行报告,不告便为“蔽贤”罚罪。有,推荐贤能之士,桓公召见,安排在官府任事。这是一选;
年终,桓公命官长书面报告新官政绩,推荐其中确有突出能力者,并普调查,广征乡里意见,加以验证。此为二选;
此后,桓公亲自召见卓异才能的人,了解他们的素质,凡真正能成就大事的人,则立为高官,授之以大事。凡提出许多治理国政的难题进行策问,能够应对如流,回答满意的,则到乡里详细调查他的实际能力,确有能力而无大过的,便提拔为上卿的助手。此为三选。
正是由于推行了这种开明、务实的选用人才方针,才使得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使得齐国日益强大起来。这种“三选”制度,相当合理、严密、细致,在今天选拔人才中仍可借鉴。
见到贤能的人就要(努力向他)看齐,见到不贤能的人就要(以他为反面教材)做自省应该是这个意思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出处《论语·里仁》
大意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反省自身的缺点
提示这是孔子说的话,也是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见贤思齐”是说好的榜样对自己的震撼,驱使自己努力赶上;“见不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榜样对自己的“教益”,要学会吸取教训,不断跟别人堕落下去孟子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坏邻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杜甫写诗自我夸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都说明了这种“榜样的作用
原文: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
孔子53岁的时候仍然一介布衣,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寻找从政机会。他很想做官,实现胸中的政治抱负。
有一天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来到宋国的边境,孔子对子贡说,“听说宋国的太宰正在为国君招贤纳士,子贡以为如何?”子路说,“以老师您的贤能,一定能够获得宋国国君的器重。”孔子听了很高兴,于是找到宋国的臣子子圉,请他将自己引荐给太宰。子圉知道孔子的名气,也知道他曾多次碰壁,没有什么大的功绩。因此子圉不担心孔子会取代自己的地位,准备将孔子引荐给太宰,再由太宰举荐给国君,自己也能获得推举贤能的奖赏。
孔子回到子圉为他提供的寓所,告诉最亲密的几个弟子,子圉准备将他引荐给太宰。子路听完非常高兴,“我听说宋国太宰也是一个敬重贤能的人,他一定会在国君面前大大称赞老师。”
子贡听完连忙说道,“不可以,人都有私心,这其中必定会生变数。如果天下君主都任用贤能,为什么还会礼崩乐坏,战乱不止呢?君王的眼睛被蒙蔽,看不见贤能的人,难道不是有小人为私利从中作梗吗?像老师这样的君子,不为私利所趋,报国为民,毕竟是少数啊!”
孔子听完不高兴,说道,“宋国国君求贤若渴,这是天下人共知的事情,他所任用的太宰又是一个贤能的人,这之间还会有什么阻碍呢?”
第二天,孔子由子圉带领进见宋国太宰。太宰早已听说过孔子的贤名,对他非常敬重。他向孔子请教治国安邦的办法,孔子毫无保留,侃侃而谈。太宰听后钦佩不已,非常庆幸见到了孔子这样的贤人。他们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太宰忽然想起子圉还在屋外等候,说,“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将您举荐给国君。请先生先回寓所静候,不久国君必委以重任。”孔子听后非常高兴,辞别了太宰。
孔子出来后,子圉就进去,问太宰对孔子的看法。太宰说,“我已见过孔子,再看你就像跳蚤、虱子一样细小了。我准备明天就带领他去见君王。”子圉听后感到惊慌,他怕孔子受到君王的重用,那么他的才能就会受到轻视,地位就会降低。于是子圉对太宰说:“国君见过孔子后,一定会欣赏他的贤能,那么他也将把您看作像跳蚤、虱子。”太宰自知才能远不如孔子,听完子圉的话深以为然。想了一阵后,太宰决定不再带孔子去见宋国的君王了,他又不愿对孔子食言,于是假装外出办事,不见宾客,同时也不派人通知孔子,想让孔子自行离去。
孔子在寓所等了数日,迟迟不见太宰来请他,心中疑虑,准备亲自去找太宰。子贡说,“老师不用去了,太宰听了您的谈话,一定惊叹您的才学。他担心您受到国君的重用,夺取他的地位,必然不会带您去见国君。”
孔子认为子贡说得有道理,但是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于是又等了两日。然后他派子路去太宰府上询问,得知太宰外出办事,孔子终于相信了子贡的话,带着学生离开了宋国。
没有人愿意落得嫉贤妒能的坏名声,可关系到个人私利,谁又会在意自己国家的兴衰呢?所谓公义,无私,也只是说给那些真正的君子的。
全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白话译文: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一再致敬并陈言,少卿足下:
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
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
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
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
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
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
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
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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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
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
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司马迁写了这封长信给任安。
关于《报任安书》的创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五十三岁。
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
谨再拜。
翻译:
为《太史公》做牛做马的司马迁再拜致意。
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用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即使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把这些当做光荣,只不过足以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能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的闲工夫来详尽地表达心意。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憾。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能够自修其身,这是有智慧的凭证。能够怜爱别人,乐于施舍,这是行仁德的开始。取和予是否得当,这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建立好的名声,这是德行的最高准则。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的了。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受过宫刑后获得余生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为此担忧;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父遗留下来的事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献出诚实的心意,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使隐居在岩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对外,又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参加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积累老资格,在言论方面立功,谋得尊贵的官职,优厚的俸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从这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以前,我也曾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跟在外朝官员的后面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国家的法度,竭尽自己的思虑,到现在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当中,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看待自己。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长跪、被可捆绑)而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遭受杖刑而受辱,其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了,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士大夫的气节,不可不劝勉鼓励啊(鼓励士大夫在犯罪以后勇于自杀,自杀就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现在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形势所造成;坚强或懦弱,也是形势所决定。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了,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一点在被法律制裁之前就自杀,因此渐渐地衰败,到了挨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伸张士大夫的名节,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稍微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微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
恭敬的拜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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