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感动历史人物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之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之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干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对曾国藩之评价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说过“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的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和光同尘”

“光”指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在职场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上级、领导等;而“尘”是平民百姓，也

就是同级或下级;“和光同尘”即和上下级打成一片。曾国藩早年办湘军屡屡碰壁，得不到同僚相助，他也不屑交际与应酬。后来被解兵权，曾国藩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性格过于刚正偏激逆众人而独行，从而不得重用、不得群策群力。重新出山后，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他“和光同尘”，变得圆滑柔软，学会“利他’和互相成全，做起事来便事半功倍。

“内方外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学会的“和光同尘”，并非是指“同流合污”，而是“同流”却不“合污”。他始终坚持原则做一个清官，却有意不让别人知道他是清官。他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是所谓外浊而内清、内方而外圆。对应到职场上，可以理解为“说话要软，做事要硬”--控制好自已的情绪，考虑他人的利益和诉求，适时调整策略，尽量保持与对方的和谐关系，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做老好人，保持端正平和、坦荡磊落。

“慎独”曾国藩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思想和言行举止谨慎，沉淀心性，就能在处事过程中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最隐蔽的地方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最细微的东西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独自一人时也应谨言慎行、自重自爱，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境界，自律即自由，自律者出众。

“主敬”

“主敬”是曾国藩日课十二条的第一条，完整的句子是:“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意思是做事的时候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对事情有一种“敬”的心理，例如重要会议做好准备、整好衣冠、认真发言。曾国藩年老后多病，可遇到重大祭祀或重大战役，他精神就更好，这是“敬”的作用。剔除多余无用的杂念，把精神气聚拢起来，你会看起来更有活力，也给别人更多的力量感。

“求仁”

“求仁”就是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原句“求仁则人悦”就是说，只要你时时、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欢迎你、信服你。可以说，“求仁则人悦”是曾国藩一生在处理官场、朋友、家庭等际关系时所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爱人即爱己。想通了这一点，便能不在私门下营营苟苟，不在下级前作威作福，严格要求自己，真诚宽容他人，从而使人心悦诚服。

“习劳”

“习劳”即努力工作、辛勤劳动，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所获得的回报，是要与其能力、与其勤劳程度相对应的。如果不营一业，整日安于享乐好吃懒做，但是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是天底下最不公平的事情，是“鬼神所不许也”。而勤劳的人，能够磨练意志，“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勤劳的人，能够增长智慧。同时，曾国藩认为勤劳也对身体有好处，既“勤则寿，逸则夭”。

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是中国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曾国藩出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曾国藩一生共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皇帝。曾国藩所生活的时期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

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褒贬评价：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曾国藩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了洋务运动，处理天津教案。其实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曾国藩。因此，有人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有人称颂曾国藩为“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之人。

有称赞曾国藩的，就有辱骂曾国潘的，谁也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你。有些人就骂曾国藩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卖国贼”、“汉奸”、“反动头子”、“刽子手”；也有人说曾国藩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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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与孕育他的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把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分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曾国潘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曾国藩究竟是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曾国潘在晚清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曾国藩在近代历史上可以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耀着整个清朝晚年，其历史地位之崇高那是不言而喻的，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曾国藩在晚清时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首先，由于曾国藩对抵抗太平天国运动的坚决，进一步延续了清朝统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延长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时间。

二、在清朝初期，清朝的军队是八旗军，当时是无望而不胜，但随着统一全国，旗人逐渐被腐化，战斗力逐渐衰弱。在平灭吴三桂时，康熙更多的依靠绿营兵，八旗军已不堪重用。到了后来，绿营兵也开始腐化，不复当年重用，剿灭太平天国是主要依靠还是汉族官僚阶级自己的武装部队。

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甚至还依靠外国人组成的雇佣兵，可以说是曾国藩开启了汉族官僚阶级私有武装的先河。三、在清朝前中期，始终都是满族压制着汉族，即使设立满汉两个堂官，也是满族人作主。但从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以后，汉族的官员逐渐恢复其历史地位，重登历史舞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再到后来的袁世凯，在朝堂上都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

四、曾国藩在地方上开始兴起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也是实至名归。

历史需要被正确对待，诸如曾国藩这类人应该客观来看。

他有平定乱世的功劳，有着至深的儒家学说理解，有着《曾国藩家书》这样人生导师类著作。

但是，他不是什么“千古第一完人”，他的成长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人史，“曾剃头”这个外号不是凭空得来的。儒家讲究“仁者无敌”，他曾国藩如何称得上一个仁字？

正如章太炎先生的那句评价：“誉之则为圣相， 谳之则为元凶。”

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名臣”，靠的不是什么仁义道德，什么至深大理；而是杀人如麻，冤债满身。

他的湘军团勇不过是一帮儒生带领的农民军，为何能有如此战力，仅仅是家国大义吗？

不，是金钱掠夺的诱惑，是血腥杀戮的欲望，是“抢钱抢粮抢女人”带来的向心力。湘军每每攻下一城，必“大索三日”；所谓的“索”，即是烧杀抢掠，是原始的放纵。

根据《曾国藩奏折》记载，曾国藩将无辜百姓当做贼人惩罚。每擒住一人，不调查，不审问，不关押，一律处死。 或剖肠、或剥皮、或挖眼、或凌迟，南京城血流成河，恶尸满地，见者无不恐惧。 

根据《能静居士日记》记载，曾国藩发兵屠杀南京城，城中壮年男子被杀过半，街道两边尽是六旬老者的死尸，其孩童仅有二三岁的妇女抱着孩子在街边痛哭哀嚎，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根据《谭嗣同全集》记载，谭嗣同游历南京时曾听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攻破南京城之后，士兵如同悍匪一般残忍，见人便杀，见女便辱。

曾国藩不仅屠了南京，还屠了安庆。

根据《十三峰书屋全集》记载，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在搜杀“太平余孽”时，仅仅三天便屠了安庆城中百姓数万余人，城中血肉秽臭，蝇虫漫天，森森白骨，慑人魂灵，阴惨之气，犹凝不散！

曾国藩是晚清名臣没错，是一代枭雄，但我向来不认为是什么所谓的大圣人。

除《曾国藩家书》之外，曾国藩的思想以及行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南京屠城”更是曾国藩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

后世对曾国藩的推崇，完全是出于对晚清政府的无奈。  

在一个充斥着黑暗的朝代中，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这类的星星莹火，居然都能被后人称之为“名臣”，足见晚清政府所管辖的吏治有多么的腐败无能。

有句俗话叫做“矬子里拔将军”，在晚清腐败的政治环境之下，曾国藩在一群无能的“晚清愚臣”中显得鹤立鸡群。

与其说曾国藩被后世所推崇，不如说黑暗的时代造就了像曾国藩这样热衷于“投机主义”的人，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做到诸如岳飞、屈原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程度，反而与时代同流合污，压迫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百姓。 

曾国藩利用“太平天国起义”为跳板，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策略，在南京大肆杀戮，虽然有效了制止了叛乱，但死在他手下的劳苦百姓不计其数，清政府为了嘉奖他的“功劳”，给予了曾国藩更为巨大的权力。

所以曾国藩的美名是建立在无数尸体之上的，曾国藩是“时势造英雄”的最佳范例，也是无数推崇者们心灵上的悲哀，我实在想不通后世为什么会推崇一个侩子手，难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可以解释一切的罪孽吗？

屠城杀人，在古代并不鲜见、什么刘邦、曹操还有李世民，那都屠过。战争嘛，哪有不死人的。但屠城滥杀无辜后还能被推上“圣人”，那也就他曾国藩了吧？

我并不否定他的功劳和能力，但他的德行是如何与圣人挂钩？我实在看不出来，就因为一本儿“日记家书”？那我们还读历史干嘛？

曾国藩不值得被如此推崇，他甚至不如文天祥、苏武等历史名臣的万分之一。

言而总之，曾国藩只不过是一个“日记家书写得好，立功立言却不立德”的人。

大部分人读了几章《曾国藩家书》后，便对他的为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实际上“会说话”和“会办事”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当你真正的了解过曾国藩所犯下的罪孽之后，你会有一种“吃国宴时吃出老鼠屎”的感觉。

左宗棠骂曾国藩虚伪假道学，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你撇开他的战争黑历史不谈，仅仅从他的学识、他的表现出来的思想，他的为君为臣为人之道来看，你可以推崇他。

如果，你可以对历史视而不见的话

“社交黑洞”曾国藩

曾国藩早年协办湘军，自恃不凡，四处插手，得罪了诸多同僚。

训练水师时，他担心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干涉他，于是提前写信告知，说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好，别派人来搅合。等武昌告急时，他向骆秉章求援，态度也依然傲慢:“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

--紧要关头，尽快发兵，别笨得要别人提醒你。骆秉章回信批评他刚愎自用，他反而抱怨骆秉章为人刻薄。就连弟弟曾国华也说他“每予人难堪”，经常让人下不来台。长此以往，曾国藩的人际关系极度恶化，堪称社交黑洞，终于被解兵权，罢免回乡。

“驭人有道”曾国藩

被罢免后，曾国藩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性格过于偏激傲慢，逆众人而独行，从而不得重用、不得群策群力。他还从老庄之道中学会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第二次出山，曾国藩开始收敛自己的傲气，变得谦逊，也学会了“利他”。他出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湖南各级官员，向他们讨教学习。路过长沙县衙，他甚至拜会了当地县令，向他学习为官之道。自此，曾国藩开始一点一点被湖南官场接纳，也慢慢被朝廷信任，这才有了后来的步步高升、封侯拜相。

曾国藩的“驭人之道”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

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明 陈继儒《小窗幽记·集醒》

从字面上来看，这四句话很好理解:仗义疏财能够团结他人;严于律己能够使人信服;宽以待人能够得到人心;身先士卒能够领导众人。这四句便是曾国藩“管理学”的精华所在，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尤其是他成为湘军统帅后，都是以这四点为基础，聚人，服人，得人，率先，将手下将领官员“拿捏”服帖。

1、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2、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3、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4、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扩展资料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都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代表，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以恭亲王奕欣、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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