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

科举以前的人材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候、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东汉末年，曹丕时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魏、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弊病。晋代以后，负责中正的官员都由世家士族出任，他们考核人材所凭准则，仅限於门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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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庭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覆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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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宋代改良科举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强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减少考官及士子联党结派的可能。自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取录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也由皇帝亲定。自此以后，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及公正，宋朝对考试的规则进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通常达数百人，并且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声望、年龄皆可应考，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更给予路费。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开考，三年一科，之后为明、清二朝所沿袭，至科举被废为止。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於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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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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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明清科举各级考试名称

明朝的科举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发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规模也更大，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增；考核的内容却开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制。清开国初时曾在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只有一榜，但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

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

乡试

会试

殿试

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方法：透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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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试

童试亦称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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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於八月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著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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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和殿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於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连中三元」。

明清的惯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成绩较好的进士亦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成绩较次的进士任六部、中书、御史或知府、知县等职。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天杏榜取录的五十二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大怒，亲自查问后，把三名主考处死，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举被废。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会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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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

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复。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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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后的科举：留学生考试

清政府虽然废止了传统的科举，但并未停止透过考试来从民间选拔人材；而科考千年来深入民心，民间对以考试入士为官之途，仍然有相当的需求。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同时制订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透过考试进入政府。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举办过六次，总共取录了1388人。根据规定，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可以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次场在保和殿举行，称为「廷试」。考试内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考取者按成绩及其学习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格致科进士」、「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以至「牙科进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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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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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

隋炀帝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进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於墨义则是一些关於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亦设立了武举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时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王安石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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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是，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四书，则以朱熹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元朝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八股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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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四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极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务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并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卷的书法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明朝的进士范进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苏轼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进答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了。」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算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於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鸦片」、「缠足」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入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童，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认「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见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为书香世家，家中有万卷书楼，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南海，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却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三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与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能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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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超过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於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於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於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於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於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於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於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与科举考试内容的朿缚有著相负相承的关系。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於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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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及其防御

由於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 (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 (带书或抄录於随身物品中) 入内作弊、三是请人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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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买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朿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数百名举人在满兵夹带下重考，之后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一般认为这是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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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带

贡院内的号舍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传卷或传话。但是夹带经文这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彻底有效地受到打击。有传说指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亲王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帐簿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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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考

代考在唐朝时颇为常见。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进场前考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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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於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并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於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 举 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 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九 品 中 正 制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摘 要顾炎武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都因其识见深刻、力度厚重而影响久远。遗憾的是，顾炎武集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科举制批判，却至今少有学人注意。顾炎武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绝非仅仅关乎其本身的正常运转，而是更关乎学林士风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当年的忧思和建策对于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顾炎武 科举制 政治批判 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 当下意义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者，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两相科目推举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项科目推举人才。后世“科举”一词，由此而来。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即书面考试的方式取士，揭开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序幕。

到顾炎武生活的年代，科举制度历经各代的增删损益，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路程。从总体上看，它的生命力还远未到衰竭的程度，但其内部的病灶，已非常明显，且“预后不良”。更要命的是，这种“预后不良”，不仅关系到科举制度本身的延续，而且已经对于政治生活、学术事业乃至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顾炎武“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一类的激愤言辞，都是缘此而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当年顾炎武的批判，并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下的教益。

科举制度集教育、选官功能于一身，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制度化体现。作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指挥棒”效用。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异化”，其表现多种多样。

一是“应试术”大行其道，败坏了学术风气、社会风气。明代科举，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试卷，称为“十八房”。他们批阅试卷，判定成绩。苏、杭一带精明书商从中发现商机，汇集中试士子之文，连同考官 评语 ，印行销售，获利颇丰。中原及北方的商人们也纷纷效仿。“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这样的后果当然非常糟糕。靠背诵“十八房之书”幸登金榜者，不少人竟然“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顾炎武痛感此弊，故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之叹。为了对付科举考试，生员们不是潜心问学，而是针对考试的技术性环节，做题、背答案。“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日知录》卷十六，三场）顾炎武尖锐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于是富家巨族请来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弟子背熟，“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因此而痛心疾首：“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二是难以选拔优秀人才。科举制的基本功能是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选拔适用的管理人才。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宽严失度，导致科举制的选拔功能的大打折扣。“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日知录》卷十七，进士得人）顾炎武回顾，唐代吏部选才，“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童子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顾炎武评价道：“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日知录》卷十六，判）明清之时，生员的整体素质已经不容乐观。顾炎武的判断是：“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能背诵四书本经全文者，百中无一。甚至连字写得规范这一基本要求，都难以达到：“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他认为，“简汰之法，是以非难”。可设置两场考试，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千字，不合格者除名；二场考其文义。顾炎武举出北齐时策试秀孝的例子：“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日知录》卷十六，经文字体）这种做法看似简单粗暴，但其震慑作用无疑是有效的。 顾炎武特别批评北方地区的教育落后，生员竟然有“全不读”四书经传者。“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日知录》卷十七，北卷）

三是鼓励“空疏”学风，损坏了学术事业。科举制度历经变革，但基本趋势却是日益鼓励“空疏”学风。这一点历来为学人所诟病。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明代罢诗赋而用经义。顾炎武指出，“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唐代入仕之数，以明经为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 （《日知录》卷十六，明经）顾炎武分析道：“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考经义策论，起于宋代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但是在实施时变了味。“进士御制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结果，“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王安石后悔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顾炎武强调：“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只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察举

　　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察举，原为选拔之意。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起于汉初，至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是两汉重要出仕途径之一。后世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亡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楝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又“元关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宋书百官志》：“汉武帝元年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

　　从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皇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贡上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

　　战国时随“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以推荐方法选录官吏已形成较为普遍的风气。西汉初汉高祖刘邦曾下诏征召贤能。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

　　汉武帝时，董仲舒认为当时官吏多出于“任子”或“赀选”，未必称职，建议由列侯、郡守岁贡吏民之贤者二人于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

　　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东汉初年王朝规定，除少数德行优异者外，孝廉举前都应有担任郡县属吏的经历，以保证其真正具有行政经验。和帝时，改按郡人口比例确定察举员额，每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以此递增；不足二十万者二岁一人，不足十万者三岁一人。顺帝阳嘉元年（132），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岁举一途遂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但随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

　　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神■四年（431）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

　　曹魏以降，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孝廉、秀才之岁举在汉代主要是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举至中央不经考试就直接任官。自从东汉顺帝阳嘉中孝廉考试经术笺奏，以及晋初秀才行对策之法后，岁举就有了推荐与考试两个环节。在南北朝，推荐一环越来越不重要，考试日益成为决定被举者得官与否的中心环节。人们对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对策时文辞的优美，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举主的责任，也逐渐由推荐吏民之贤者为官，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了。

　　唐代初年，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投牒自进”，就是说可以自由报名，而员额上实际没有限制，是差额考试。这样，察举制也就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经漫长演变，变成了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历史发展与演变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

　　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察：考察。这里是推举的意思。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前任太守逵，考察后推举臣下为孝廉，后任刺史荣又推举臣下为优秀人才。

注释：

①太守：郡的地方长官。

②孝廉：汉代以来举荐人才的一种科目，举孝顺父母、品行方正的人。汉武帝开始令郡国每年推举孝廉各一名，晋时仍保留此制，但办法和名额不尽相同。“孝”指孝顺父母，“廉”指品行廉洁。

③刺史：州的地方长官。

④秀才：当时地方推举优秀人才的一种科目，这里是优秀人才的意思，与后代科举的“秀才”含义不同。

出自《陈情表》，为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

秀才是科举考试中的最低级别，为学校生员的专称。

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秀才才有资格到州府（相当于现在的省城）考举人，考中了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进京考状元的机会。

社会地位：秀才是古代中国对某些士大夫的称呼。明清时，一般指通过了科举中院试的生员，属士大夫中的最基层。

扩展资料：

秀才的历史发展：

汉武帝改革选官制度，令地方官府考察和推举人才，即为察举。元封四年(前107年)，命公卿、诸州每年各举荐秀才一名，意为优秀人才。东汉因避光武帝名讳，遂改称茂才。

三国曹魏时沿袭察举，复改称秀才。至南北朝时，举荐秀才尤为重视。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初沿置此科，及第者称秀才。后废秀才科，秀才遂作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

宋代为士子和应举者的统称。明代曾一度采用荐举之法，亦有举秀才。明清时期，秀才亦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生员。秀才别称茂才，原指才之秀者，始见于《管子·小匡》。

汉以来成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亦曾作为学校生员的专称，现代也比喻知识量丰富的人。

参考资料来源；-秀才

-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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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

臣密言：臣以险衅(xìn)，夙(sù)遭闵(mǐn)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xíng)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mǐn)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shào)多疾病，九岁不行(xíng)，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xiǎn)兄弟；门衰祚(zuò)薄，晚有儿息。外无期(jī)功强(qiǎng)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tóng)。茕茕(qióng)孑（jie第二声）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yīng）疾病，常在床蓐(rù)；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dai第四声，通“待”，等到)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kuí)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xiǎn)马。猥(wěi)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bū)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dǔ)；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jīn)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huàn)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zhuó)，宠命优渥(wò)，岂敢盘桓(huán)，有所希冀(jì)！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gēng)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yòu)四，祖母今年九十有(yòu)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jīn)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shēng)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2译文

臣子李密陈言：我因命运不好，小时候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我慈爱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经过了四年，舅父逼母亲改嫁。我的祖母刘氏，怜悯我从小丧父，便亲自对我加以抚养。臣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九岁时还不会行走。孤独无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没有叔叔伯伯，又没什么兄弟，门庭衰微而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在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在家里又没有照应门户的童仆。生活孤单没有依靠，每天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相互安慰。但祖母又早被疾病缠绕，常年卧床不起，我侍奉她吃饭喝药，从来就没有停止侍奉而离开她。

　到了晋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政治教化。前任太守逵，考察后推举臣下为孝廉，后任刺史荣又推举臣下为优秀人才。臣下因为供奉赡养祖母的事无人承担，辞谢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太子XX。像我这样出身微贱地位卑下的人，担当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捐躯所能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推辞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逃避命令，有意拖延，态度傲慢。郡县长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我很想遵从皇上的旨意赴京就职，但祖母刘氏的病却一天比一天重；想要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但报告申诉不被允许。我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

　我俯伏思量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何况我的孤苦程度更为严重呢。况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官，担任过郎官职务，本来就希望做官显达，并不顾惜名声节操。现在我是一个低贱的亡国俘虏，十分卑微浅陋，受到过分提拔，恩宠优厚，怎敢犹豫不决而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寿命即将终了，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样。臣下我如果没有祖母，就没有今天的样子；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我们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的内心不愿废止奉养，远离祖母。

　臣下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四岁了，祖母现在的年龄九十六岁了，臣下我在陛下面前尽忠尽节的日子还长着呢，而在祖母刘氏面前尽孝尽心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怀着乌鸦反哺的私情，乞求能够准许我完成对祖母养老送终的心愿。我的辛酸苦楚，并不仅仅被蜀地的百姓及益州、梁州的长官所亲眼目睹、内心明白，连天地神明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希望陛下能怜悯我愚昧诚心，请允许我完成臣下一点小小的心愿，使祖母刘氏能够侥幸地保全她的余生。我活着应当杀身报效朝廷，死了也要结草衔环来报答陛下的恩情。臣下我怀着牛马一样不胜恐惧的心情，恭敬地呈上此表来使陛下知道这件事。

3注释

成立：长大成人。

　祚（zuò）：福分。

　儿息：儿子。

　期功强近之亲：指比较亲近的亲戚。古代丧礼制度以亲属关系的亲疏规定服丧时间的长短，服丧一年称“期”，九月称“大功”，五月称“小功”。

　应门五尺之僮：五尺高的小孩。应门：照应门户，僮，童仆。

　茕（qióng）茕孑（jié）立：生活孤单无靠。茕茕，孤单的样子。孑：孤单。

　吊：安慰。

　婴：纠缠。

　蓐（rù）：通“褥”，垫子。

　废离：废养而远离。

　清化：清明的政治教化。

　太守：郡的地方长官。

　察：考察。这里是推举的意思。孝廉：汉代以来举荐人才的一种科目，举孝顺父母、品行方正的人。汉武帝开始令郡国每年推举孝廉各一名，晋时仍保留此制，但办法和名额不尽相同。“孝”指孝顺父母，“廉”指品行廉洁。

　刺史：州的地方长官。

　秀才：当时地方推举优秀人才的一种科目，这里是优秀人才的意思，与后代科举的“秀才”含义不同。

　拜：授官。郎中：官名。晋时各部有郎中。

　寻：不久。

　猥：辱。自谦之词。

　东宫：太子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太子。

　陨（yǔn）首：丧命。

　切峻：急切严厉。

　逋慢：回避怠慢。

　州司：州官。

　日笃：日益沉重。

　苟顺：姑且迁就。

　伏惟：旧时奏疏、书信中下级对上级常用的敬语。

　故老：遗老。

　矜育：怜惜抚育。

　伪朝：指蜀汉。

　历职郎署：指曾在蜀汉官署中担任过郎官职务。

　矜：矜持爱惜。

　区区：拳拳。形容自己的'私情。

　陛下：对帝王的尊称。

　乌鸟私情：相传乌鸦能反哺，所以常用来比喻子女对父母的孝养之情。

　二州：指益州和梁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梁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勉县东，二州区域大致相当于蜀汉所统辖的范围。牧伯：刺史。上古一州的长官称牧，又称方伯，所以后代以牧伯称刺史。

　皇天后土：犹言天地神明。

　愚诚：愚拙的至诚之心。

　听：听许，同意。

4文言实词

(1)臣以险衅(险衅：艰难祸患，指命运不济)

　(2)慈父见背(见背：背弃我，指死亡)

　(3)舅夺母志(夺：改变)

　(4)门衰祚(zuò)薄(祚：福分)

　(5)终鲜兄弟(鲜：本指少，这里是没有)

　(6)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吊：安慰)

　(7)而刘夙婴疾病(婴：缠绕)

　(8)未曾废离(废：停止侍奉)

　(9)前太守逵察臣孝廉(察：考察和推举)

　(10)寻蒙国恩(寻：不久)

　(11)则刘病日笃(笃：病重)

　(12)听臣微志(听：准许)

　(13)至微至陋，过蒙拔擢(zhuó)(拔擢：提升)

　(14)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区区：拳拳，形容自己的私情)

5古今异义

1、九岁不行：不行：不能走路

　2、至于成立：成立：成人自立

　3、举臣秀才：秀才：优秀人才

　4、非臣殒首所能上报：上报：报答皇上

　5、臣欲奉召奔驰：奔驰：奔走效劳

　6、有所希冀：希冀：非分的愿望

　7、臣之辛苦：辛苦：辛酸苦楚

　8、则告诉不许：告诉：报告申诉。

6通假字

1、夙遭闵凶。

　闵，通“悯”，可忧患的事。

　2、零丁孤苦。

　零丁，通“伶仃”，孤单的样子。

　3、臣今年四十有四。

　有，通“又”。

　4、常在床蓐。

　蓐，通“褥”，草席。

（1）改善了用人制度（门第不高的读书人可凭才学做官）；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选拔官员的权力从地方集中到朝廷，（答出前三点中的两点即可得4分） （2）武则天时期设武举、设殿试（面试）（2分） 唐玄宗时期将诗赋作为进士科的主要内容 说明科举制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邻国文明的发展。（大意相同即可） （3）《四书》《五经》；（2分） 八股文；（2分） 积极影响：使考试更加规范，考官有了相对固定的评卷标准；考试范围划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考生的学习负担。（答出其中一点即可） 消极影响：围绕束缚考生思想的角度组织答案均可。（其他答案如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等也可，2分） （4分）由充满活力逐渐趋向呆板僵化。（大意相同即可，2分）

试题分析： （1）本小题考查的是科举制。科举制指的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它创立于隋朝。改变了魏晋以来，选拔官吏的标准，不问出身贵贱，只问真才实学，相对比较公平。隋文帝时开始用分科开始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开始成绩选拔人才，标志我国科举制正式诞生。其在封建社会前期起到积极的影响有：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时通过科举制把选拔官员的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中央，唐太宗才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已”。 （2）本小题考查的是唐朝对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武则天特别重视科举，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唐玄宗时进士科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进士科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考试科目。由于唐朝的强盛和统治者采取的开明的政策，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向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传播，东亚的日本等国经常派遣唐使来唐学习，学成之后回国实践，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就搬用了唐科举制等内容。说明了科举制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邻国文明的发展。 （3）本小题考查的是明朝科举制的发展。为了选拔听命于皇帝的官员，明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这样，要想读书做官，必须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体，读多了这些经书，抛弃了实用之书，脑袋被洗脑了，成了别人的奴才。这样统治者就达到了控制思想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影响。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积极的影响，如使考试内容和范围划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考生的学习负担；考试更加规范，学生答题也必须规范，考官也有了相对固定的评卷标准等等； （4）科举制在隋唐时期形成发展起来，在封建社会的前期，主要起积极的作用。而到了明清时期，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科举制走向八股取士，其所起的作用变成了消极为主了，使得读书人不讲求实际学问，不敢过问政治，虽有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统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整个社会由充满活力逐渐趋向呆板僵化，最终逐渐落后于西方，导致近代的挨打和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