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是什么样的民族，它与北宋的关系到底如何？

契丹是中国古代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从北魏时期开始出现，随后在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契丹族与北宋的关系一开始是保持着敌对的双方，兵戎相见，到了后来契丹与北宋就保持和平，友好往来。

一、契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契丹，看过《天龙八部》的小伙伴都知道，乔峰就是契丹族人，契丹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之后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的一带进行活动，在唐朝末年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随后在唐灭亡的907年建立契丹国，改称为辽，慢慢的向中国北方区域“扩张”。

二、契丹与北宋的关系到底如何？

上面提到过在唐朝灭亡之后契丹改称为“辽”，开始扩张中国的北方区域。契丹在北，北宋在南，北方的契丹常常南下侵扰宋朝土地，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契丹 与北宋的关系并不好，二者关系的改善的“转折点”提前告诉你，就是二者签订了”澶渊之盟”。

960年宋朝建立后，君主对统一大业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再次之前尽管契丹多次安排使者前往宋朝，但宋太宗在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后，第二年就北伐契丹所支持的北汉。伐完北汉之后，亲自出征率领大军对契发动战争，从此北宋统治者与契丹贵族的争夺的局面就此被打开。北宋的统治者为夺取幽蓟，实现南北的统一，向契丹发动了2次大规模进攻；契丹也主动进攻北宋4次。

二者之间的交战，打的是不分上下，军队的损失都很惨重，直到“转折点”的出现，在1004年，辽以“举国”之师大举南下，此时宋朝的统治者已经是畏敌如虎的宋真宗赵恒了，虽然亲自前往战场，但是宋朝这边的态度是双方议和，于是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有历史记载到和议主要内容：”（1）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绢20万匹，银10万两；（2）宋辽约为兄弟国，辽主年幼，以兄称宋主；（3）仍以今拒马河（白沟）为界，各守疆界，不得交辰。”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辽宋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关系。

契丹的发展历史约为一千年左右，北魏时期，契丹结成了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这一期间大约经历了四百年之久。后来契丹随着隋唐的建立而繁荣，逐步形成稳固的部落联盟，一直到耶律阿保机立建立辽国，契丹是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被金国灭亡之后，辽国投靠了成吉思汗，自此，契丹民族开始融入蒙古大军的队列中。

隋朝统一中国后，在隋文帝的坚持下，各部落重返故地。契丹认识到联合统一的重要性，逐渐建立了大贺氏联盟，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达辽河，西至老哈河，南抵辽宁省朝阳市，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这个时期的契丹民族主要以打猎为生，居无定所，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一百年左右。

遥辇氏统治了契丹一百七十多年，此时的契丹建立了统一的法制、官制、货币、度量衡等，可以说具有“国家”的意义。“遥撵汉国”光背大铜钱的出世，拨开了契丹史遥辇氏统治时期研究的层层迷雾，还原了这段历史空白。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即位后，成立了契丹国，改国号为辽，逐步消灭了周边的部落，后从石敬塘的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此为基础，辽开始了对中原地区的扩张。

“檀渊之盟”后，辽国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在圣宗、兴宗盛世之后，辽国开始走向衰亡。天祚帝时期女真族兴起，在公元1125年，金国俘虏了逃亡中的天祚帝，辽国自此灭亡。此后是后辽时期，辽朝皇族后裔建立的帝国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北辽时期与西夏共同抗金，后被金灭，东辽灭后辽后，东辽被蒙古所灭，西辽后又被蒙古所灭。

辽（契丹）是一个多元帝国，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一国两制，有独立的契丹文字，但也通行中原文化，如汉字、道教、汉传佛教，是金出现前唯一和宋朝争夺正统地位的少数民族帝国。南面官、北面官，大辽的“一国两制”

契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蛮夷，

《松漠纪闻》卷上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早期认为祖先是青牛白马，后来又追认祖先为炎帝（契丹应该是最后一个攀附华夏古人为祖先的少数民族吧）

辽朝政体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实行二元制的治国方针，即按民族成分实行分治：在辽国境内，以汉制管理农耕民族（汉人），以胡制管理游牧民族（契丹族、奚族等）。

1127年，金国灭北宋，俘虏了徽钦二宗。1135年，金熙宗即位，他决定将汉制推行到底。和金太宗推行的汉制主要是仿照辽国制度，而金熙宗决定直接采取唐朝制度，并兼采宋制。而他要推行汉制，就务必要除掉那些尾大不掉的权臣。经过艰苦的斗争，金熙宗铲除此之外宗翰、宗盘、挞赖等势力，中央集权得到了初步确实立。到后来的金世宗即位后，。他和南宋进行了隆兴和议，提高了南宋的地位，恢复了两国的和平。隆兴和议后，两国几十年没有战争，双方经济都进入了高速进步的状态，金世宗应该说励精图治了。他勤政节俭，不穿丝织龙袍，可谓风尘仆仆；他重视治吏，缓和社会矛盾；重视经济恢复，轻傜薄赋；他还扩大科举制的录取规模，历史证明，金世宗确实是一位比较完美的帝王，于是被世人称为“小尧舜”，此乃是当时百姓对他的评价，说明他得到了民心。继承金世宗的是金章宗，他已经和宋朝那些皇帝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是一位文艺范皇帝。他在前期超级具备作为，他废除此之外奴隶制，限制女真特权，实行蕃汉通婚，在文化上大修孔庙，完善科举，健全法制。

契丹族、党项族与汉族整合的表现：1、学会农耕。2、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3、模仿汉字的结构创造西夏文。4、翻译、印刷中原典籍、佛经。5、用汉文铸币。6、学习汉人的生活习俗7、任用汉人为官。北宋时期，契丹、党项等民族先后在中国境内崛起，并建立起辽、西夏等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暴力冲突与和平交往的沧桑变迁中，汉族的农耕文化与契丹、党项的游牧文化逐渐融合。辽统治者重视农耕，推行汉法，革除弊端，创立“胡、汉分治”的政策，使辽很快进入封建社会。西夏统治者也积极地学习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最终确立了封建制度。宋与辽、西夏在碰撞中、特别在和议后的密切交往中，学会农耕，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推动手工业、商业发展；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仿宋制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模仿汉字创造文字；学习汉人的生活习俗等。共同获得了新的发展，进行了新的融合。从而加速了辽、西夏的封建化进程和封建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促进了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于一体，在于都有一样的文明内核，这样才能彼此紧密的连在一起。少数民族也是有一个融合过程的，而且这个融合过程充满了坎坷。五胡乱华最后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契丹族建立的辽金兴盛一时，最后也成为华夏民族的一份子。历史的大浪淘沙，所有的分分合合都最终想小溪归入大海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契丹本是东胡鲜卑族的分支，一直在关外地域生存，过的是游牧生活。到唐朝末年以致五代十国的时候，契丹的耶律阿宝机建立了政权，成为了契丹皇帝。并且以辽命名自己的帝国。契丹相继政府内蒙古草原和关外之地，发展鼎盛，使得契丹和北宋鼎力。并且压制北宋。契丹虽然强悍，但是毕竟是族群部落分权制，没有北宋统治的牢靠，族群之间的间接控制使得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 主心骨。辽国不是外国入侵者，它只是中国当时的一个割据的政权。而辽朝统治者不断强调汉契一体，华裔同风。

西辽也自称中国。而且后突厥汉汗国在接受唐玄宗的的册封时，主动提出天下一统的国家理念，这说明，唐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普遍认同天下理应大一统。契丹建立的辽国虽然兴盛一时，最终还是在腐化中堕落，被后起之秀女真族打的落花流水，最后难以摆脱覆灭的命运。其族群大部分沦为金人之下的子民，成为新王朝的一份子，二等民待遇。而流落中亚的分支也成为当地的融合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所以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就算是在强盛的时候，也是要向汉族的皇帝称臣的 ，他们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割据势力，衰败后各族人都分散流动，最后和其他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的华夏民族了。

所以，契丹族归入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必然结果。契丹当时掌握的幽云十六洲就是今天的河北之地。他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华文化下生长起来的。有一样的文化基础。所以，归入华夏就是认祖归宗。是正常的历史演变。

辽国的崛起凭借的是辽国的强大的军事实力，辽国的兵马非常的强壮，所以可以建立起辽国的政权。后来辽国的灭亡是因为辽国的君王实行了不适合民族统一的政策，不善于管理这个国家的政事，并且在发展中被其他的民族所同化，所以辽国被其他国家所灭亡。

辽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比较清晰且完整的记载。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一直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北宋时期和北宋王朝是对立的局面。由于北宋的重文轻武的政策，北宋的军事实力远不如兵强马壮的辽国，所以北宋时期的中原经常受到辽国的攻打，北宋的民族矛盾和辽国的民族矛盾和家国矛盾比较突出。

辽国的第一任国君是耶律阿保机，这个国君可以说是十分的有军事才干，所以耶律阿保机带领着契丹民族的精锐的兵马打下了辽国的的天下。在建立了辽国的政权之后，耶律阿保机开始统一的管理辽国的事务。由于契丹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但是民族内部还有一些其他生存方式为主的民族，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民族部落。所以耶律阿保机在制度上实行的是分类管理，这个国君根据契丹民族的民族特性实行不同的管理，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也带来了潜在的危害。

契丹民族存在着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是一个风格鲜明的民族。但是由于民族特性和地理因素，这个国家的统一受到了很多的威胁。首先，契丹这个民族受到了很多民族的包围，比如说蒙古族还有女真族，这些民族也是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和疆域的，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国政权不段的受到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打压。

最终辽国政权逐渐地被女真族还有蒙古族所击败，辽国就不复存在了，而契丹这个民族就直接被其他的少数民族所吸收同化了。

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至唐末强大，五代时（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平稳关系。辽中叶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当女真族展开强大攻势之后，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　

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契丹文化：契丹人为鲜卑族宇文部的一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地区是契丹民族的发祥之地。契丹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过长达200多年的辽王朝，辽朝灭亡后又在我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建立过长达80多年西辽王朝，西辽灭亡后，又有部分契丹族在今伊朗建立过长达80多年的起儿漫王朝。契丹人建立横跨草原和中原的辽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多、影响大的古代民族。契丹人创造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人的历史文化主要记录在《辽史》、《金史》、《宋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正史和《契丹国志》、《金辽史》、《资治通鉴》等其它重要史籍中。

遥辇时代，契丹部落联盟仍然包括八个部落。各部的发展颇不平衡，其中以耶律阿保机所从出的迭刺部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各部较快。

一、耶律阿保机对汉人的虏掠

根据《辽史》“太祖纪”的记载，在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迭刺部除有发达的畜牧业外，还开始农耕，并由游牧转向定居。阿保机的父亲撒刺的时，已能冶铁，建立了冶铁和纺织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除谷类植物外，还种植桑麻，并兴建了板筑（房屋）和城市。及至公元901年（唐昭宗天复元年）阿保机被推为夷离堇之后，他利用本部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地位，发展自己的权力。

他首先攻并了邻近的室韦、于厥（即乌古部，与室韦毗邻）和奚（即库莫奚）等族。第二年（公元902年），他率领大军四十万，越过长城，入侵河东、河北九郡（主要在今山西、河北二省一带），虏掠了九万五千口汉人和大量的驼、马、牛、羊。

这些战得和牲畜，都成了耶律氏贵族的财富，增厚了阿保机的经济实力。除被俘的汉人外，还有不少是幽、涿等州（今北京市及河北涿县一带）的人民，因不堪北方藩镇割据势力的残酷压榨，而被迫逃亡到长城以外的契丹地区的。阿保机就叫这些汉人建筑城郭，在城郭内生产手工业品，在城郭外生产粮食。

二、契丹原始氏族公社内部阶级对立形成

在那些来到契丹地区的汉人中，除了一般的劳动人民外，还有汉族地主阶级的官吏和士人，如韩延徽、卢文进、康默记、韩知古等。这些官吏和士人，教给阿保机以各种统治汉人及利用汉人的生产劳动和生产技能的方法。

唐朝覆亡时（哀帝天祜四年，公元907年），阿保机被推为大人。迭刺部的势力也逐渐压倒其他各部。在这个基础上，耶律氏压服了反抗的各部，对外继续虏掠汉人来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充实经济力量；并且连续击败了回鹘、蒙古和女真，大肆扩展它的控制地区。

这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契丹原始氏族公社内部，早已发生了贫富的分化，阶级和阶级对立迅速形成。史载唐武则天时，契丹的首领孙万荣已经役使奴隶，并在战争溃败的途程中被奴隶杀死。

鲜质可汗（遥辇氏第五世首领）时，曾俘掠族七百户作为“俘户”（奴隶户）。及至阿保机时，他在幽、燕之间所房掠的大批汉人，虏时，甚至将“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随后虏掠更多，役使俘虏参加生产劳动的也日众。说明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已经形成。作为阶级社会的压迫工具，则早在遥辇时代的初期便已出现。

三、辽政权的建立，氏族部落制已成为契丹社会前进的障碍

《辽史》“刑法志”上载，阻午可汗（唐开元末）曾命宗室雅里（耶律氏始祖）执掌刑降。《萧敌鲁传》载，自敌鲁的五世祖胡母开始，世代都担任决狱官。及至遥辇氏的最末一个首领痕德堇可汗时，阿保机竟把谋害于越（契丹贵官之号）释鲁（人名）的首恶罪犯家属没入“瓦里”（奴求监狱）。

可见从遥辇时代开始，凡是法律、法官、监狱等镇压奴隶的工具都已具备，最后甚至契丹本族人犯罪，也有沦为奴隶的了。如“著帐户”就是为皇室宫帐服役的契丹本族的奴隶。

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氏族部落制已成为契丹社会前进的障碍。公元907年，阿保机利用旧的部落选举的仪式，取代了遥辇，成为契丹族的首领。阿保机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同旧贵族势力的斗争中，战胜并杀死了各部的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公元916年，他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自立为皇帝，是为辽太祖，建国号日“契丹”（后改称“辽”），改元“神册”。神册三年，筑“西楼”城为皇都（即上京临府，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南波罗城）。

四、契丹统治者推行头下州军制

契丹政权建立后，契丹奴隶主贵族的首领和一切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一样，疯狂地推行向邻族的战争掠夺政策。阿保机建立政权不久，正是后梁覆灭、河北地区处于混乱的时期。他乘机发兵攻陷幽州及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俱在今北京市附近），尽俘当地汉人。

阿保机通过战争所掠获的大批人口，包括汉族和渤海等人口，都变成了契丹贵族的奴隶。契丹统治者推行头下州军制，把俘虏来的大批汉人和渤海人“置州县以居之”。譬如，阿保机将从代北掳获的汉人奴隶建“龙化州”;将从燕蓟所掳获的汉人奴隶建“龙化县”、“临潢县”；将从渤海所掳获的奴隶建“长宁县”。在阿保机和耶律德光时期，建置了很多这样的“州、县”，其中有的甚至还以被掳获人口原属的州县名称来定这种奴隶的州县名称。比如，以掳自檀州的奴隶建“檀州”;以携自三河县的奴隶建“三河县”;以携自密云的奴隶建“密云县”等。

这些所谓州、县，实际是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强迫奴隶使之为契丹贵族从事生产或服其他劳役的场所而已。在这种“州、县”里面，奴隶们虽可“定配偶、树垦艺以生养之”，实际是“筑赛居之”以强迫奴隶从事劳动。这种“州、县”的奴隶，有的是皇室的私有财产，有的是其他贵族的私有财产。这种奴役奴隶的察堡，称为“投下”成“头下”。

阿保机容许从征的横帐（即宗室）诸王、国舅、公主等外戚及大臣等，得各自建立汉人州县，称为“头下州军”，凡“诸王、国舅、公主”可以设“州城”（其他贵族虽有奴隶，但“不得建城郭”），设置官吏，征收租税。租税来自“市井、商贾”的部分归头下主，来自“酒税、课纳”的部分归朝廷。头下州、县按俘户多少，区分为州、军、县、城、堡等级次;俘户较多的置州，其不能置州者则置军不能置县者置城，不能置城者置堡。

五、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开始逐渐转向封建制

阿保机掌权之后，因为俘掠了大批的汉族人民及收容了不少封建士人和官吏，因此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甚为剧烈。大批的汉族农民被俘入契丹地区，他们对契丹的奴隶制度不断用逃亡等形式进行斗争。契丹统治者无法改变汉族农民固有的农业经济生活，只得袭用中原的某些封建生产方式对他们进行剥削，而这样的剥削方法，对于契丹统治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史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屋邑，如幽州制度”。

上述契丹统治者所推行的头下州军制，既是强迫奴隶劳动的场所，又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经济因素。譬如在这种头下州军里实行赋税制就是一例：

“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这种情况说明，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开始逐渐转向封建制，封建制因素正在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

六、契丹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

契丹社会从奴求制转向封建制，在太宗耶律德光夺取燕云十六州以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天显元年（公元926年）阿保机死，第二年次子德光继位。天显十年（公元936年），他借着后唐叛将石敬瑭求援的时机，率领大军南下，攻陷洛阳（后唐都城，今河南洛阳市），帮助石敬瑭消灭后唐，在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是为后晋，都汴，今河南开封市;汴音便）。石敬瑭遂把燕云十六州（即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今山西、河北二省北部地区）割给契丹，并许岁输帛三十万疋，约为“父子之国”。

契丹于天显元年击灭“渤海”政权、吞并了渤海地区（今牡丹江上游一带）之后，又再次扩展了疆土，使统治区内增加了具有封建传统的广大农耕土地和众多农业人口，因而对于契丹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会同元年（公元938年）的调整政府机构和改变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上层建筑适应于封建的生产体制，特别是扩充旧有的管理汉人事务的部门，使之成为“南面官”。正如《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条）说：

太宗既得燕云十六州，乃采用唐制（唐朝的封建政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官职；表明契丹“诚有志帝王之盛制”，并以此来招揽中原各地汉族人士去为它效力。

辽圣宗时期（公元983——1031年），契丹统治者更积极推行封建化措施。圣宗耶律隆绪把原属皇室私有的官帐奴隶，改编为部，使这些处于奴隶地位的民户变为部民，大批奴隶变成了平民。

公元995年（圣宗统和十三年），辽王朝诏令“诸道民户，应历（公元951年）以来胁从为部曲（奴隶）者，仍籍州县”。奴隶隶籍州县，就是使奴隶不再是奴隶主所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七、契丹社会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为与上述变奴隶为平民的措施相适应，耶律隆绪还更改法令。如公元1006年（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辽王朝规定：

“主（奴隶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根据这一新的法令，虽然家奴仍处于受奴役的无权地位，但奴隶主已无权随意杀害奴婢。所有这些，说明在契丹社会，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奴隶主贵族逐渐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奴隶正在逐步变为受封建制剥削的农奴或其他小私有者。

辽政府对于燕云地区的农民所实行的剥削方法，完全是一种封建性的租税制度。租税鼓励了契丹统治者对农业的兴趣，故朝廷一再下令保护农业。从太宗、景宗、圣宗到兴宗，朝廷都不断地下诏保护农田、给牛令民种谷、减免租税赋役、募民开发荒地及遣使巡阅各地禾稼。其中以圣宗统和十八年（公元1000年）在燕云地区实行两税法最具典型。

《宣府镇志》（卷十四）载:是年诏:

“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地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

这种两税法，税钱折粟交纳，“计亩出粟”，正是道道地地的封建租税制。随后两税法推行到头下州城，便使那里的头下户与头下主的主奴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日益松弛，使头下户的农奴身份迅速变为获得部分自由的朝廷二税户。

从头下户演变为二税户，租税负担虽是双重（既输于官，又输本主），但这仍是封建因素增长的表现。从此契丹皇帝不仅是最大的奴隶主，而且又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通过皇帝和朝廷的种种措施，使燕云地区的封建体制逐渐推动辽王朝所辖各地区的全面封建化，由上而下地促进封建因素的增涨。

到公元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前半叶，辽王朝即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封建王朝。在契丹社会，虽然奴隶制残余仍严重地存在，但从它的基本面貌来说，封建制度已经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