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

第一，武昌起义的突发性提供了机会。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第二，革命党人受唯“资望论”错误观念的影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第三，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第四，黎元洪的个人品性。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坚持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

　　　　在此前两年，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坚定遵守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均有馈赠。就在袁氏称帝这年，袁送黎之礼品用红帖书 “赏武义亲王”，黎怒而拒收。第二天，袁自称“姻愚弟”，黎才收了。

　　　　纵观黎元洪一生，身不由己当了几回傀儡。但这一回真的硬梆起来。人称“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诸事上是那么坚决，可见其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旧军人，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倾向共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

　　

　　以次纪念 辛亥革命95周年,排满共和大英雄黎元洪万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坐在家里，一群革命党人冲进来，乌泱泱地大声叫喊。虽然身经百战，但看见这样的阵势黎元洪还是有些慌乱，不知所措间，终于弄清这群革命党人的目的竟然是要推举自己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又惊又喜，差一点笑出声来，但又忌惮清廷，只好憋着。

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成为剽窃革命成果的第一人。

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当了十二年的海军，甲午海战后，所在军舰搁浅，跳船逃跑躲过一劫。之后便离开海军。

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和南京兴练新军，大搞洋务运动，期望“师夷长技以自强”，31岁黎元洪投奔而来。

有北洋水师学堂的文凭，又有海军经验，为人也算谦虚诚恳，张之洞甚是喜爱，立马委以重任。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大胆改革，兴练新军，而且是水陆并进，不到十年，黎元掌管了长江舰队和湖北陆军，成为湖北军界的头号人物。

1906年，清廷举行秋操（演习），黎元洪带领的湖北新军表现优异，力拔头筹，黎元洪一跃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

与此同时，他还在武汉开设“武高等学堂”，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

到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已经是湖北的三号人物，是湖北军方的一号任务。

但，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在全国范围内，还不算什么人物。

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很多，一向“爱兵如子”的黎元洪不是不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前，黎元洪预感到事情不妙，早早地就把手下重要人物都以开会的名义“保护”起来。

面对拥戴自己的官兵，黎元洪内心是喜悦的，他肯定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他没有赵匡胤的实力和自信。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济，所以才会有所顾忌。

“不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革命党人不会善罢甘休；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对这些起义的官兵适当加以约束，即便日后失败，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罪责。里里外外想过一遍，接受大都督是一笔赢面很大，基本不会亏的生意。”

于是，黎元洪“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革命党的拥戴。与此同时，他做了几手安排：

而黎元洪能被革命党人推举，也是有原因的：

没有人能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意味着什么，当然黎元洪也没想到后果。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袁世凯力劝满清皇族退位，清军和革命党军握手言和，辛亥革命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和平解决。由此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从此走向共和。

就这样，黎元洪成为武昌起义的第一功臣，袁世凯说“公本首义，凯受其成”，甚至说他“推翻清室，功在国家”。孙中山也说他是“首义的第一伟人”，不仅在国内，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黎元洪，并都给予最高的评价。

武昌起义领袖，就光这一下，就捞足了资本，把革命党人的革命成果全部收入囊中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被三股势力把控：

袁世凯实力最强，最终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大总统的职位，而黎元洪也想觊觎大位，但实力和名望都还差了一些，只好屈居副总统了。

袁世凯和孙中山互相都没有信任度，而黄兴和宋教仁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信任，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黄、宋二人和孙中山也不对付，路线之争颇为激烈。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就周旋在这几股力量之间，左右逢源，经常用些“驱虎吞狼”之计，一会支持同盟会，一会又支持袁世凯。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极力举荐袁世凯，称“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

于是联袁反孙，在湖北大力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在袁世凯的谋划和黎元洪的鼓吹下，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而黎元洪依旧是副总统。

1915年，袁世凯称帝，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是看见了大势，坚辞不受，更看清袁世凯的行为不会有好结果。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看见全国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只好取消帝制，不久就因尿毒症死去。

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就任大总统有三个原因：

又一次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次如愿以偿，登上大位。但拥护他上台有绝对实力的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黎元洪忍无可忍，便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这恰给张勋提供了借口。

张勋从徐州率领5000辫子兵进京，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受惊躲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从天津进京，剿灭张勋，居功至伟。至此，黎元洪也就没办法再当大总统了，退隐天津，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生涯。

黎元洪能当上副总统，并当上大总统，有投机成分，但也确实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

黎元洪下海经商，五年时间内颇有成绩，他说“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

在这五年间，各国都被各路军阀分地占领，接任黎元洪的徐世昌，实在受不了各路军阀的夹击，主动辞职。

各路人马都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但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又有人想起了黎元洪。

于是，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就这样，黎元洪又回来当上了大总统，第三次黄袍加身。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倒是想做些事情，但虽有大总统之名，却无大总统之实，一年不到就让黎元洪心力交瘁，无以为继，远赴日本，离开了这个是非和伤心之地。

傀儡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一生投机，什么都得到了，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得到。

黎元洪确实可以算作运气好的人，他能在那么多关键的 历史 时刻中被关注，并被“委以重任”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这是他的成就。

在 历史 大潮中，黎元洪更像是一片飘在浪头上的树叶，虽然显眼，但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他的悲哀。

纵观黎元洪一生，他在那个 历史 时期，能耐不大，也因此危害很小，这算是他留给 历史 的正向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