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与什么观念转变有关

摘要：本文对当代媒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媒介文化与当代审美观念转变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媒介文化　后现代性　审美观念

　　媒介文化是近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化的范畴，涉及到了包括文学艺术、价值体系、制度建设在内的诸多边界，甚至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媒介文化的话语也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精英阶层转向普通大众、从社会政治经济转向日常生活、从严肃价值观念的推广和道德的教化转向审美体验甚至功能的快感。可以说，媒体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塑着人类当下的生存境遇，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

　　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文化，高调追捧者有之，怀疑批判者有之，但一味的追捧和批判并无益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媒介文化。本文拟对当代媒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媒介文化与当代审美观念转变之间的关系。

　　一、理解媒介文化

　　对媒介文化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001)。该学派诸多成员，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对所谓“文化工业”的批判就已经包括了大众媒介这一维度。后来，伯明翰学派(theBirmingham School)的先驱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又进一步拓宽了对大众媒介研究的视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第二届主任霍尔(stuart Hall)的论文《编码，解码》更是成为大众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虽然上述对大众媒介的关注产生的时间比较早，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媒介文化却直到晚近才出现。在西方研究界(主要是英语研究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媒介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才不断问世，媒介文化逐渐成为显学。而在中国内地，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媒介文化一词。可见，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中国学界来说，媒介文化都算是一个新生事物。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学界对媒介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计其数。但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媒介文化却一直众说纷纭。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文化是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不能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反而以虚假的自由误导大众，让大众沉醉于单向度的感官享受中。而费斯克(JohnFiske)则倾向于从消费实践角度理解媒体文化。他认为，媒介文化是动态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地选择适合他们的文化产品，并能动地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意义和陕感。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突出强调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形塑力量。他认为，正因为有了媒介，人类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社会活动；媒介的不同决定了社会文化样态的不同；媒介会消灭一种文化，同时引进另一种文化。而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媒介文化创造出了一个超现实的“拟仿”世界，它使一切真实失去稳定性，并最终促使主体趋向多重化、离散化；它的存在就是填充人们不断变换的、不确定的需要。显然，媒介文化的开放性与超越性给它的理论界定带来了难度，因为我们既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理解媒介文化，也可以从受众消费角度理解媒介文化；既可以从政治经济制度角度来解释媒体文化，也可以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解释媒介文化。如美国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言，媒介文化极为复杂，至今它依然抵触任何较为综合的理论概括，因为高度综合的理论往往是片面化的，会对媒介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视而不见。

　　在对媒介文化众声喧哗的诸多界定中，凯尔纳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可谓独树一帜。在发表于1995年的《媒介文化》一书中，凯尔纳首先肯定了“媒介文化”这一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既可方便表示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能表明它们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它避开了诸如‘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类的意识形态用语，同时也让人们关注到媒介文化得以制作、流布和消费的那种生产、发行与接受的循环。此概念也消除了介于文化、媒介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阻隔，使得人们注意到媒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打破了‘文化’与‘传播’间的具体界限。”“‘媒介文化’一词还有一个好处，它表明：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媒介已经拓殖了文化，并已成为配送和散播文化的基本工具，大众传播媒介已取代了先前那些书籍或口语文化模式，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由媒介主宰着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凯尔纳正是用“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抹掉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称谓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又把媒介文化和传播的所有形式都看成是值得审视和批判的对象，有意识地把媒介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中进行思考，明确了媒介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关系。

　　而对于媒介文化的内涵，凯尔纳则进行了这样的界定：

　　媒体文化是诸种系统的组合：从电台和声音的复制(慢转唱片、磁带、激光唱盘以及诸如收音机、磁带录音机等传播器械)、**及其放送模式(剧场放映、录像带出租、电视播放等)、包括报纸和杂志在内的印刷媒体和一直到位于媒体文化中心的电视等。媒体文化是一种图像文化，常常调度人的视觉与听觉。形形色色的媒介——电台、**、电视和包括像杂志、报纸和连环漫画册在内的印刷品——要么以视觉为主或以听觉为主，要么两者兼用，同时对方方面面的情绪、情感和观众等产生影响。媒体文化是一种产业文化，是依照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加以组织的，同时它也要遵循惯例性的程式、法则和规定等，分门别类地为大众制作产品。因而，它是～种商业文化的形式，其产品就是商品，试图吸纳那些对资本的积累感兴趣的大公司所查的私营利润。媒体文化的目标在于庞大的受众，因而它必须回应于当代的主旋律和所思所想等，是极为时事化的，它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种种的写照。但是，媒体文化也是高科技的文化，调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换言之，在凯尔纳看来，媒介文化是由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共同构建的、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同时是图像文化、商业文化和高科技文化。笔者以为，从这三个层面人手，我们也确实更容易破译媒介文化的秘密。

　　二、媒介文化的后现代特征

　　按照凯尔纳的观点，媒介文化首先是一种主要诉诸于人们的感观体验的图像文化。当代社会，电子媒介，诸如电脑和电视，已经使文化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真正的形象社会，所有的东西——真实存在的、未曾见过的、未能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等等，都通过电子媒介成功地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既不会像现实主义那样讨论外部事物问题，也不会像现代主义那样强调内在意义的深刻性(如深刻揭露异化和荒诞)。要求人们深入其中不断地阐释和挖掘。图像拒绝也无需任何解释，它只是平面化地展示，提供给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被分离了的视觉形象。图像文化不提供任何现代主义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深度价值和终极意义，也没有潜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深层寓义。这种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不仅如此，在媒介文化时代，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与非知识分子文化等等，都可以获得在电子媒介舞台上展示自身的机会。它们之间甚至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相互交往、相互渗透，乃至移位甚至换位。原先处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消除，其界限也日趋模糊。而“后现代主义名词的第二个特征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

　　其次，媒介文化是一种以大规模生产模式为标准，批量化、程序化生产文化产品的商业文化。当代社会，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化领域，文化生产的目的转向赚钱，文化商品化已成为趋势。文化商品化要求文化生产按照市场的规则行事，迎合市场，引导市场，赢得市场，通过市场达成公共领域的流通。而媒介文化也因为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开始重视形象生产，强调满足视觉的需求，因为思想成不了商品，意义成不了商品，但形象却可以成为商品。所以。伴随着形象的生产，媒介文化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大杂烩与任意组合成了媒介文化的内在本文。众多媒介文化产品，诸如**、电视、MTV等，不仅广泛地运用拼凑、组合、模拟等手段，甚至还对有深度的经典作品加以嘲弄，将其在经过技术加工后推向文化舞台，以展示自身的平面性。在这些媒介文化产品中，历史意义、深度价值和思想内容都被弃之一旁。不仅生产过程如此，媒介文化产品的运作过程也完全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媒介文化进行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观众，其产品就是商品。这样的商品化运作模式对现代主义文化产生了严重的消解作用。今天，在消费品堆积如山、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市场氛围中，现代主义那种寻找价值、探求意义的冲动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已很难寻觅了。在媒介文化时代，精英文化也好，大众文化也罢，都只能融入媒介文化这一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并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媒介文化是一种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高科技文化。从构成上看，媒介文化是由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多种传播介质生产出来的文化构成的组合；从技术上看，媒介文化最初就是在新技术发明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强调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播技术，将文化和科技以新的形式和结构融为一体。当代社会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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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融合中的编辑流程再造与编辑能力要求 作者：刘玉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29 更新时间：2010-4-20

　　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正在探索与新兴媒介的互动与融合，于是产生了网络报、手机报、手机杂志、数字出版、数字电视等新型传播方式。在这个新旧媒介不断融合、传播手段不断创新的过程中，编辑不仅要主持传统媒介的报道策划和编辑工作，还要主持网络等新媒介的报道策划和访谈工作，越来越多的编辑正在扮演多媒体主持人的角色。编辑工作内容的新变化，不仅使编辑人员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也使编辑流程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高钢教授所言：“在多媒体信息的采集、合成、播发的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全方位应用，直接影响着媒体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的改变。”［1］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以往的编辑流程已经不适应编辑工作的新环境，编辑流程的科学再造已经成为媒介融合进程中不得不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融媒的编辑流程

　　媒介融合是指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上走向一体化。融合媒介（简称融媒）的编辑流程再造就是在媒介融合进程中对编辑流程进行整体性的再设计，使各个媒介在报道中步调一致。传统的媒介产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印刷媒介产业，包括报纸、杂志、图书等；一类是电子媒介产业，包括广播、电视等。传统印刷媒介的编辑工作流程是：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排版→校对。传统电子媒介的编辑工作流程是：策划→组织节目→选择加工素材→编排节目→审查修改节目→播出监控。传统媒介产品的生产流程具有纵向一体化的特点，例如，广播和电视通常采取采、编、播三个环节一体化；图书、期刊和报纸习惯于将编、印、发各个环节的业务联成一体。媒介融合后，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加入，融媒生产流程除继续向纵向一体化延伸外，还在媒介及其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手段的选择和使用上向横向一体化延伸。融媒编辑不再是单一媒介的编辑，随着编辑职责的扩大，编辑流程也更加复杂了。媒介融合使编辑流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融媒的编辑流程主要包括3个阶段9个步骤，图示如下：

　　（一）前期编辑流程

　　1报道策划

　　前期编辑工作，通常是由主创型编辑完成的。在单一媒介的报道策划工作中，其工作目标是单一的。例如，图书编辑的策划是针对一本新书的策划；报纸编辑的策划要么是对阶段性报道的策划，要么是对专题性报道的策划；广播和电视编辑的策划则是针对报道任务制定最佳报道方案并付诸实施。融媒编辑的策划就复杂多了，如内容资源是否有多种媒介传播的开发潜力，形式上是否适宜文、图、声、像等多种成品的制作。当然，并非所有的报道都值得进行这样的策划。值得进行策划的报道通常是真正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报道。就新闻而言，只有重大事件、典型事实和代表某种发展趋势的事实报道才值得进行这样的策划。报道策划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利用素材资源，发挥各种媒介的传播优势，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报道策划工作的直接表现形式是一份《×××报道策划书》，其主要内容与印刷媒介或电子媒介的报道策划书相似，包括基本内容与特色、受众调查与分析、制作条件与周期、预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此外还包括对该内容准备通过哪些媒介传播或者哪一部分内容最适合在哪个媒介上播发进行详细的策划。

　　2总体系统规划

　　报道策划书审查确定之后，便进入总体系统规划阶段。所谓总体系统规划，就是对该报道策划的内容、结构、形式、最终产品介质、传播渠道进行整体规划。显然，这是报道策划的技术性直接拓展，也决定着各种媒介能否顺利对接。这项工作步骤在单一媒介运作时期是可有可无的，但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是不可或缺的。做好总体系统规划工作，不仅可以减少部门间的协调成本，避免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而且也将极大地提高报道的管理效率。由于总体系统规划涉及各个部门的共同落实，因而应由总策划人与策划编辑共同牵头，召集有关媒介采编人员共同协商。总体系统规划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一份比较规范的《×××报道总体系统规划书》，其主要内容包括：报道的基本目标、内容结构、制作平台及各种文件格式，等等。

　　3组织采编队伍

　　总体系统规划需要总策划人组织采编队伍落实。各个媒介的编辑应当围绕落实总体系统规划这个中心联合办公。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是联合办公的，其做法值得借鉴。《每日电讯报》的布局是一个中心式的，一个圆形的桌子为它的编辑和11个部门的主编而准备。他们把网站的编辑全部调过来，与报纸的编辑们在一起工作，每一个部门都围着这个中心。他们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不仅办报纸，也做网站、无线下载、视频等，目的是推行“一个内容三个介质”(一拖三，报纸、网站、短信)的联合工作模式。［2］当然，联合办公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落实总体系统规划。规划的落实还需要将规划中的各项具体任务加以分解，以便分别交付采编人员去完成。融媒采编任务通常是以集体协作为基础的，因而在组织采编队伍时，要对采编人员的业务专长、技术水平等进行通盘考虑。组织采编队伍的结果，是按照具体任务项目编写出《×××子任务书》，其内容包括子任务的完成者、完成时间、基本内容、成品形式等。全部子任务书完成后，再汇成一本《×××子任务汇编》。

　　（二）中期编辑流程

　　1素材采集

　　素材采集是全体采编人员依据报道总体规划和子任务书，实际采集有关素材的过程。素材采集通常是由编辑组织有关人员来完成，但在媒介融合环境中，编辑有时也需要搜集背景资料之类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没有事先策划，没有上述规划和任务书，就需要全体采编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素材采集任务。如某地发生了突发性事件，编辑部门应立刻向现场派出采访小组，小组应由有经验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电视录像记者或者熟悉各种技术手段的“多媒体记者”组成。他们将采集的素材迅速传回编辑部门，然后再由精通各类媒介业务的编辑加工制作成适合不同类型媒介传播的新闻产品。

　　2素材加工

　　为了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多种媒介传播的需要，采集的文字、、声像等各种信息元素，都必须经过数字化处理，必须先把这些要使用的信息元素数字化。具体说来，文字内容需要录入制成所需格式的文稿文件；内容需要使用扫描仪或数码相机等设备转化成文件，然后保存为所需格式的文件；声像内容则需要使用数字化录音设备和视频采集设备录制成所需的声音文件和数字化视频文件。当然，上述信息数字化工作仅仅是素材加工的一部分。素材加工还包括对素材进行剪辑、排版。对于传统印刷出版物来说，编辑所能接触到的编辑元素只有文字和图形，编辑也不参加实际排版活动，编辑意图几乎完全是在文字编辑状态中通过编辑符号来表达的。偶尔有一些编辑工作，通常都在版面编辑模式中留空后贴，编辑并不对做技术加工。［3］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中，编辑的素材加工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通常还要参加剪辑和排版活动。

　　3成品制作

　　融媒产品不是以往的不同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动报道，而是根据不同媒介的需要，将同一内容的素材制成不同的媒介产品。假如采集的第一批素材是简单的文字、录音和，编辑就可以制作成用于报纸传播的简讯和，或者制作成用于广播的口播新闻；假如紧接着采集到的素材包含视频，编辑就可以制作成能够比较完整地表现事件现场的电视节目；假如最后采集到的素材是比较全面的文字、和声像，编辑就可以制作成能通过任何媒介传播的既有更多文字信息、又有相关背景资料介绍的深度报道；假如这则新闻事件具有流传后世的价值，则可以将有关素材资料加以整理，结集出版图书或电子音像出版物。

　　4成品审定

　　对成品从内容与效果方面进行审查，是保证融媒产品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审定任务通常由总策划人与各个媒介的编辑共同完成，而子任务项目成品可由有关编辑来审定。与传统媒介的成品审定一样，审定首先应对内容上是否符合规范进行审查，如是否符合政治导向，是否遵守法律与道德规范等。此外，还要对不同媒介的成品效果进行严格把关。如果成品是多媒体电子出版物，应审查图像的质量（色彩、亮度、清晰度等），音频、视频和动画的效果；如果成品是手机报，应审查信息长度、语言风格等是否与手机报相契合。

　　（三）后期编辑流程

　　1多媒介发布

　　数字化技术为同一内容多媒介发布提供了技术基础。在这种背景下，融媒编辑就必须承担“一次内容生产，多种媒介发布”的任务。融媒编辑应按照《菖菖菖子任务书》，在指定的媒介上发布经过审定的成品。在这个阶段，融媒产品的播出与发行不应当是“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应实行媒介联动的发布模式，即各种媒介的编辑联合行动，共同做好发布宣传工作。如网络编辑可以在网站上发布本次策划内容有关的报刊摘要，甚至可以链接图书的精彩片段，以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手机报编辑则可以利用即时性和互动性强的优势就本次策划的精彩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2效果监控

　　媒介融合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取得最佳信息传播效果。传统媒介之所以与新兴媒介融合，目的就是要改变传播效果衰减的状况。有研究者认为，传统媒介传播效果衰减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的技术变迁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迁。［4］利用现代技术，可以使各个媒介的传播效果达到理想境界。我们可以根据素材特点选择传播方式，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利用多媒体的呈现方式来扩大传播效果。媒介融合以后，编辑完全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开展受众调查，利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介即时性和互动性强的优势，随时监控并掌握传播效果，不断改进工作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即使通过传统媒介发布内容，也可以通过融媒自办的网站和短信平台针对本次策划内容的传播效果开展调查。通过传播效果调查，及时收集受众反馈信息，有助于总结本次策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编辑工作提供借鉴。

　　二、融媒编辑流程的变化对编辑能力的要求

　　1提高报道策划能力

　　随着媒介之间的融合和编辑流程的变革，媒介对编辑人员的报道策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接受一项任务以后，需要对传播内容进行筹划、组织报道，寻求多媒介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中，编辑不仅要针对某一报道制定《报道策划书》，而且还需要分解任务制作《子任务书》。因此，编辑需要具备非同一般的多媒体策划理念和能力，这样才能使成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远远超出单一媒介的成品。编辑设计《报道策划书》时，首先必须考虑报道在多媒体上运作的可能性，要具有综合策划的能力。如策划图书的选题时，要考虑将其转化成光盘等封装电子出版物以及E-BOOK等数字化网络出版物，还可考虑制作成MP4，以及利用电讯系统发布、通过手机接收阅览的手机出版物。编辑人员要熟悉各类媒介的成品及其运作要求，具有策划和设计“一次内容生产，多种媒介发布”的能力。

　　2增强素材控制能力

　　数字时代的素材采集与加工难度加大了。由于素材资源的分布面更广更宽，素材数量大为增多而传播价值则参差不齐，加上多种媒介的产品对素材资源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要求，因此要求编辑必须有很强的素材资源控制能力。在融媒工作平台上，编辑面对的素材可能有媒介记者采集的稿件，有作者投稿发来的电子邮件，有网民通过网络发来的信息，有受众通过短信平台发来的短信，有公众打来的电话，等等。因而，编辑处于这种多渠道信源的环境中就必须具备超凡的素材资源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包括：素材资源开发能力，即善于从海量的素材资源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将其转化成受消费者欢迎的媒介产品；素材资源质量把关能力，即能对素材质量进行准确鉴别，以确保拟开发成品的质量；素材资源有效转化能力，即能组织有关人员将素材资源按照各类媒介发布的要求加工成适宜各种媒介传播的作品。

　　3努力实现一专多能

　　在媒介融合情况下，传统媒介从业人员与新兴媒介从业人员的界限将会被突破，编辑或者记者的身份将会被淡化，因为融媒从业人员将同时具备多项职能、扮演多种角色。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术业有专攻”，这就要求编辑人员一专多能——在精通一种媒介的编辑技能的基础上，成为“全能型”复合融媒人才。因为只有一专多能的编辑齐心协力、共同合作，才能完成融媒的报道任务。例如，从事报纸文字报道的编辑也可以编辑为电视新闻播音员提供的稿件；从事网络网页制作的人员也可以为报纸编辑提供三维图像；从事网站视频工作的人员也可以为电视台提供视频报道等。未来的融媒编辑应当是既能编辑文字报道，又能编辑网络、视频、广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的报道。编辑工作的大融合，离不开对信息化技术、网络平台、多媒体转换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和依赖，为此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具有与此相关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包括：信息检索能力，熟练地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查找到策划及编辑加工所需的资料；计算机操作能力，能利用计算机处理素材，并加工成媒介传播所需的成品；多媒介转换能力，能将一种媒介的成品熟练地转换成另一种媒介所需的文件格式，为另一种媒介的产品生产创造条件。总之，融媒编辑应尽力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注释：

　　［1］高钢 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 国际新闻界，2007（3）：55

　　［2］王荣 报纸记者带着摄像机采访——英美报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启示 军事记者，2007（10）：51

　　［3］张天定，郭奇 编辑出版学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301

　　［4］谢俊贵 传统媒介传播效果衰减成因探析——基于信息社会学的视角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86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什么是媒介时间[1]

　　媒介时间是以媒介作为技术手段和内容呈现两方面对时间进行考量，这包含双层含义：一是对于时间判断的媒介化，即媒介化时间；二是媒介对于时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即时间化媒介。

媒介时间的社会渗透[2]

　　媒介不是在规定社会的具体时间界限，也就是说，媒体时间所构建的不是自然时间的模板，媒体告诉人们的不是现在的时刻，它会展现给人们这是哪一种时间，也即媒体赋予了自然时间的另一番意义内涵。自然时间是无意义的，钟表赋予了时间的基本含义，它开始带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媒介则改变和压缩了自然时间，使得它发生了质的变化。

　　(1)媒介时间安排社会事件发生的时间。媒体以对时间的操纵权将生活的逻辑完全颠覆。时间和空间在媒体的表达中，处于被动和安排的角色，媒体成为时间框架的制造者和运营者。媒介时间与受众之间已经发生了“异化”，媒介控制了受众，影响了受众，媒介成了受众了解和认知社会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如果想成为一个现代人，想成为一个了解外部社会的现代人，那就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实现。很显然，现代受众已经离不开媒介，媒介已经把人捆绑在既定的空间、视野和领域。社会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视角等等，都将由媒介来安排，媒介通过传播特定的事件来扩展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媒介既定了社会事件的时间，受众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媒介的“集体失语” 会带来很多事件的淡漠化处理，媒介的“集体亢奋” 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权。

　　(2)媒介形态替代社会计时工具。媒介形态真正可以取代社会计时工具应该可以从电视媒体算起，数字媒体的出现则更加速了这种“计时工具的媒介化” 的趋势， “新媒介工具的出现让钟表面临着危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的电子媒介都具有了计时的辅助功能，有的甚至比钟表的功能更全。”媒介形态替代社会计时工具有着多方面原因，一是手表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已经从过去的计时工具变成了配饰品，二是便携式媒介强大的计时功能更加方便，逐渐替代了手表。据网络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一共拥有895亿部手机，是世界上手机拥有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澳门甚至平均每人拥有2部手机，如此庞大的数据足以证明手机媒介已经完成了对社会的渗透，媒介替代社会计时工具的步伐越来越快。

　　(3)媒介事件设定社会时间。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震荡》中描述了媒介这一隐蔽功能：在美国，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春天的到来不是以草木突然萌发的嫩芽为标志，而是以棒球赛季节的开始为标志。” 媒介事件是传播媒介吸引观众的惯用伎俩。媒介通过重大事件的营造建构了人们“仪式化” 的生活影像，进而来影响和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每一年媒介上的跨年晚会都极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设定人们应有的冲动、激情。媒介一方面通过清明、重阳、中秋、除夕、情人节、圣诞节……来传播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树立和展示自身特有的设定社会时间的能力。事实也证明，媒介在设定社会时间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作用。

　　(4)媒介功能与时间形态。新媒体的互动性、及时性、便携性等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时间等于金钱的格言在媒介时代表现得更加真实和逼真，不单单是我们购买了以时间为单位的网络流量，更因为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促成了媒介时间可以直接变成金钱。所谓央视招标，卖的就是时间，买的也仅仅是时间。时间在媒体的生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媒体在安排时间的过程中，利用不可复制的、庞大的、虚拟的时间资源换回了活生生的金钱资源。

媒介时间的文化建构[2]

　　从字面意思来看，媒介就是中介、渠道，也即信息传播的中介。媒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关联性，文化需要传播和传承，媒介的价值即在对文化的传播和传递，没有文化传播内涵的媒介是短暂的。同时，媒介通过文化的传播树立了自身的权威、神圣地位，进而摆脱了文化的束缚，试图重新建构新的文化体系，其中尤其以媒介时间为典型表现之一。

　　(一)媒介与文化的博弈游戏

　　媒介时间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钟表时间，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渊源。媒介本身更多表现为一种技术、设备、器材，它是冰冷的、缺乏人文关怀的事物，媒介自身的冰冷使得它在对人和社会的操控上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一旦这种技术注入了文化元素和文化内容，它就会变得十分的强大和有力。早期的媒介更多的是文化的口舌，是对社会文化的镜面反射、复制，没有多少创新的空间和能力，对社会的影响更多是文化的直接作用，媒介在其中仅仅是渠道、中介。最为典型的是网络媒介，在web10、web20时代，网络媒介展示给受众和社会的只是社会信息的发布，缺乏超链接，缺少丰富的视觉图像，甚至人们将网络媒介简单地认定为是报纸媒介的网络化。早期的媒介可谓是文化的屈从物，但更确切地说是这一种文化内涵的积累，或者说是媒介发展的阴谋。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提升，媒介内容的不断增加，媒介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媒介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媒介技术对文化的依赖已经逐渐演变为对文化的控制，媒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在新媒介时代，媒介已经通过文化完成了社会权威、神圣形象的塑造，在社会中成了文化的代言人，媒介从文化背后转到了社会舞台的最前沿，开始创造属于媒介自身的文化环境。从一定程度上说，媒介已经主宰了文化，文化相反成了媒介的傀儡。媒介与文化的这场博弈游戏暂时以媒介略胜一筹。也正是媒介对文化的操控和影响才促成了媒介时间的出现，媒介借助文化以“时间” 的形态直接进入社会大众的生活中，对人们、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媒体时间对文化的选择和依赖

　　媒介虽然完成了对文化的异化，但媒介不能完全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媒介时间的形成对文化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和选择性。

　　首先，媒介时间对文化有着明显的依赖性。媒介时间是媒介社会影响力的具体表现，媒介深入、操控社会的过程正是媒介时间的形成过程，媒介时间不是单纯的“技术时间”，媒介时间包含了人的精神内涵和社会寓意。假如媒介时间缺失了这种精神内涵和社会寓意，那么媒介时间就是典型的“技术时间”，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甚至将不会出现这一概念、形成这一现象。那么，这种精神内涵和社会寓意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即文化。

　　媒介从最初的技术层面转入文化层面后，也就寄生在了文化之中。媒介作为一种寄生物对文化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而文化作为一种寄生体也产生了对媒介的偏向性，媒介与文化的契合共同促成了媒介时间的出现。媒介时间凭借文化的力量，重新建构和规范着社会的文化习俗、文化礼仪、文化交往，在媒介时间的操控下，人们已经习惯于依据媒介时间来进行日常生活与重大节日的日程安排。

　　其次，媒介时间对文化有着明显的选择性。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提升，媒介对于文化信息的占用越来越丰富，电子百科全书、谷歌搜索、百度搜索等电子媒介给予了文化信息储存的最大化，已经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同时媒介在主动传播文化信息的时候又带有显而易见的选择性，不是所有的文化信息都能进入媒介的传播议程，媒介通过对文化的选择来建构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以时间的规范性来约束社会活动。春节、圣诞节、中秋节、情人节……这些传统文化的节日在媒介的特别重视和传播下，不但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时间，而且不断完成对这些时间长度、深度的扩展，形成了特有的媒介时间，这些时间以越来越强势的地位影响了人们的个人情感、消费习惯和生活节奏。可见，媒介时间并非是对所有文化的依赖，而是对特有的、特殊的文化进行放大、强化、固定来实现其强势地位的。

　　(三)媒介时间对文化的构建

　　媒介时间有着明显区别于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的特征，例如： “瞬间性、零散性、无序性” 等特征，这些特征在潜移默化中带给了人们思维、视野和心态的变化，同时也作用在了社会文化上的变迁、发展和变异。从传统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媒介的快速发展打乱了原有的文化体系，构建了以媒介为中心、以媒介时间为标杆的文化模式，这些新的文化模式如同魔咒一样已经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并进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当中，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塑造和文化颠覆。

　　首先，媒介时间构建碎片化文化。“传统的时间观是连续的、序列性的，而媒介重组了人类社会的时间序列，将时间文化碎片化、单一化。” 媒介时间的零散性、无序性将原有的文化片段化、单一化了，人们在感知社会的时候不再是连续的、统一的模式，一个事件和一个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事件与事件之间甚至会被更加无序的广告、宣传等信息所充斥。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这样一种现实：

　　“好……现在” 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不必一直念念不忘，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正如波兹曼所言，这样的媒介时间影响下，系统的文化成了碎片的娱乐。人们不再深入思考一个事件或问题，除非媒介有意对一个事件不断播报，例如近期发生的芦山地震，但随着媒体对芦山新闻的停播，社会对其关注度也就骤然下降。媒介通过技术的手段，以时间的形态构建了一个断裂的、碎片化的文化景观。在这种景观之下，人们只能适应，却难以另辟蹊径。

　　其次，媒介时间构建快餐式文化。米兰·昆德拉在《缓慢》这部小说中描述了速度对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速度导致了人的一种自我迷醉，时间不再负有任何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而只是如蝉蜕般地粘附在速度的快感上，昂扬且迷醉地冲向烦恼人生的奈何桥。”媒介时间以媒介技术为支撑，把“地球村” 上发生的事件如同过山车一样快速展示给社会公众， “速度越增长，控制就越倾向于取代环境，交互活动的时间逐步取代了身体活动的空间，一个有意义的空间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其能提供信息量的多少和新鲜程度。人们在技术速度面前，若不想被世界所抛弃，就不得不成为摄取信息的贪婪者。”正如英国作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那样，现代社会没有进入《1984》那样的极权社会，而进入了一个信息浩繁的时代，信息如同快餐一样呈现流水线的生产和消费状态，人们在媒介的安排下，快速地接收和消费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环境，文化也被微缩化、快速化，各种微**、微博、微信……层出不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环境。

　　媒介时间构建即时性文化。所谓“即时”，也即“立即、当下、立刻”。即时性文化是媒介时代的独特文化现象之一。尼尔·波兹曼也如此表述过，“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他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 他还指出，类似“今日新闻” 就纯属媒介技术的产物，“如果没有媒体为新闻提供传播的形式，那么‘今日新闻’ 就不会存在。”媒介通过时间的建构，将以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的信息缩短为瞬间，用时间的压缩消灭了空间的距离，即时性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人们对即时性文化的消费也变得更加无意、随意，即时性文化在媒介时间的规范中是短暂的，也是快速的，在文化的长河中有时可能就是昙花一现，甚至不留任何痕迹。

拟态环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1、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也即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2]，“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 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做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3]”。

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把拟态环境当客观环境来对待。所以人们通过认识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其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对此，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制作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图式[4]，很好地表达了李普曼的认识。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传播学者藤竹晓1968年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5]。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这就是他所说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二、信息时代，媒体在建构拟态环境中的作用

在今天资讯空前发达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信息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实环境逐渐有了信息环境化的趋势。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

1、媒介技术让世界成为“地球村”

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使广播、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说法不再是幻想。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各种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和频繁。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5亿小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6]。人们用大量的时间来接触媒体获得信息，获得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看法。

2、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发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生存空间，让人们可以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环境之外的其他环境之中。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来了解，这也让人们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信息。作为拟态环境信息把关人的现代传媒，其影响力与辐射面不断扩展。虽然大众传媒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传播者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要受到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传送的内容不仅仅是告知性的信息，还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会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影响受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

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及其对现实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媒体拟态环境建构中的问题

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务的同时，其构建的拟态环境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阶段我国媒体拟态环境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话语权集中，信息量失衡

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应当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保证各类信息量的平衡，社会中的各群体都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当前我国的媒体信息环境却是失衡的。各大媒体无不把目标锁定在社会的主流群体上，有关社会中的官员、明星、大款、学者、名流等强势群体的内容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他们的言行频繁地被关注并加以持续不断地报道。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人员、老弱病残等却没有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无法看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时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注。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上千家电视台中，只有不到1%的节目涉及到农村、农民和农民工；1984年6月“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至今为止也仅有五十多家会员，主要是各省级党报办的农民报，有的甚至只是某个报纸的一个版面而已，并且大部分经营状况不看理想[7]。与之呈明显对比的是都市报、晚报、商报的白热化竞争；各类财经、娱乐、房产、饮食、旅游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而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就业难、收入低等问题媒体却报道不多。这种失衡，势必引起弱势群体的不满和失望，加剧贫富对立，既使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极大地偏离了现实生活，也背离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2、为利益降低责任，虚假信息广泛流传

当今媒介的“企业化”生存使其在制作内容时不得不考虑广告商的需要和对“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点品味、有点闲）人群的吸引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的内容就会向有购买能力的人群靠拢，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分“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无视客观事实，以“某种需要”为借口，报道虚假新闻，刊登不实广告，编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骗受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有偿新闻”、不实广告、虚假新闻等在媒体上的广泛流传，会使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产生偏离，导致受众错误的认知和判断或对传媒内容的真实性会产生怀疑。这对受众、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3、追求注意力，内容趋于娱乐化、低俗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受众和广告商，媒体的娱乐类、综艺类、游戏类等轻松、搞笑、休闲的内容增多，网络媒体及一些传统媒体，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内容为招牌来吸引注意力。据英国《每日电讯》1995年9月13日报道，英国Middlesex大学的哈罗德—蒂姆莱贝教授发现，互联网上的非学术信息中有47%与色情有关[8]，如今的情况更甚。

低俗化、娱乐化内容的泛滥，会使广大受众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过多的色情、暴力信息会扭曲、动摇受众的道德观念，增加其对现实社会的不信任感。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但却会影响受众对现实的认识，甚至会影响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这种负面效果在“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4、媒体角色混乱造成受众对其“变形”期待

现代社会里，传媒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各方对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媒体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职责和功能认识不够准确，出现“越权”行为。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其权力应该集中在“检测环境”，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 的权力。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而做出越权行为，对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

“越权行为”还会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变形”期待，在遇到麻烦、不公正待遇、甚至失业、遭抢劫等的情况时都会想到寻求媒体的帮助，把媒体当成了“青天”、救助机构，有位报社编辑说自己曾接到过家里失火请求救援的电话。受众把拟态环境的构建者当成了现实环境的改变者。公众对媒体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仅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还会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因此媒体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是其在构建拟态环境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电子媒介充斥在现代人生活与工作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人类已经无法想象在没有电的世界里该怎样生存。电脑、手机让成人着迷的同时，也让儿童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看看周围，在餐厅的某个角落，成人吃饭聊天，儿童就沉浸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世界里。在家中，孩子哭闹无计可施时，家长会掏出手机，播放有趣的视频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个人无法阻止历史的进程，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个人很难避免儿童不接触任何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它们“随风潜入夜”，逐渐渗透到儿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儿童的成长造成利弊交加的影响。

一、对儿童认知的影响

皮亚杰认为：“认识上的适应，也像生物学上的对应物一样，是由同化和顺应之间的一种平衡所组成。”儿童通过同化和顺应掌握外界信息，从而适应环境，学会生存。

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人类通过纸质媒介来获取信息。儿童通过学习才能寻觅到打开成人世界大门的钥匙，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伴随着儿童的成长。电子媒介的出现，大量信息以、视频的形式呈现，使得现在儿童可以获得从前儿童难以接触的秘密。这一方面可以扩大儿童的视野，知道人的身体组成是什么，世界的另一端有什么，科技的前沿创造出了什么……另一方面却可能意外地让儿童了解到暴力、性等从前对儿童封锁的信息。是否因为电子媒介会造成恶的后果就阻止其进入儿童世界当然不可能，同样对儿童也不公平。如今，儿童如果从未看过某个动画片，玩过电子游戏，那么在同伴中间他会被排斥，因为他和他们没有共同话题。从幼儿园小朋友集体被平板电脑诱拐的实验，可以看到科技产品对小朋友有着无可抵挡的魅力。儿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看见成人时不时看看手机或电脑，他们会好奇其中的奥秘，他们会探索如何使用成人的“玩具”。黑格尔认为文明的进程会使曾在历史上显得神秘的知识都成为儿童的玩具，“在知识领域里，我们就看见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儿童的游戏。”曾经的计算机只有国家实验室才拥有，如今儿童都会使用计算机听音乐、看视频。长时间沉迷在电子媒介营造的世界里会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电子媒介绝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途径。儿童处于大自然中，可以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听，还可以用手去触摸，用鼻子闻，用嘴巴尝，他们感受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生动灵活的。儿童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他们充满好奇地观察这个世界，世界呈现给他们的每一天也是充满变化的。昨天天晴，今天下雨;昨夜漫天星星，今夜月朗星稀;昨天有雁飞过，今天小蝌蚪在找妈妈……儿童在大自然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充满生命力的。何必浪费大自然的恩赐在大自然的庇护下，每一个儿童都能快快乐乐地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电子媒介无处不在。成人对电子媒介的态度是否应该如临大敌，还是应该听之任之或者应该淡然处之，既不放任也不完全拒绝，就像周作人在其《儿童的文学》中所阐述的，成人可以“放胆供给”儿童所需要的、能够满足儿童的本能和兴趣的一切精神食粮。成人“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又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电子媒介寓教于乐，合理的使用可以对于儿童的认知起到积极的作用。电子媒介的魔力让很多成人都不可自拔的沉溺其中，但是成为父母后，成人必须承担控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间与质量的责任，就像守护一朵带着露水的玫瑰一样，成人该有怎样的小心翼翼，才能保护世间最纯真最脆弱同时也是代表未来和希望的花朵。

二、对儿童道德的影响

电子媒介虽然会向儿童宣传道德规范，但同时暴力、争斗、尔虞我诈也会出现在电子媒介上，造成儿童道德认知的迷茫。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电子媒介给儿童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儿童会认同虚拟世界的规则。例如家长说打其他小朋友会痛，欺负别人的小朋友将没有人和他玩。但是儿童看见猫和老鼠成天打架，看见喜羊羊和灰太狼总在争斗。儿童会发现这个过程充满乐趣，在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也会产生同样的逻辑。怎样知道欺负别的小朋友是不对的呢当儿童看到别的小朋友受伤哭泣，当自己被其他小朋友欺负感到痛苦时，儿童这才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和理解问题，才会对别人产生同情心。休谟认为“广泛的同情是我们的道德感所依靠的根据。”在虚拟空间中，儿童身体的存在被抽离，于是应该形成的常识和同情心也被抽离。正常儿童会了解人被火烤的后果，并同情被烤者的痛苦。而连云港9岁男童竟然模仿灰太狼用火烤羊的情节，将两名同伴绑在树上点火，造成了严重的烧伤。这样极端的事例说明该男童沉溺虚拟世界中，在动画片中，小羊并不会受到真正实质性的伤害;现实中，他认为他的行为只是游戏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儿童的道德观正在形成中，电子媒介的矛盾让儿童困惑。一方面，儿童会得益于电子媒介宣传的真善美;另一方面，儿童会受困于电子媒介透露的假丑恶。家长所要做的是控制和解释电子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让儿童在与人交往中形成被社会认可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