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当代新文人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曾、鲁慕迅、霍春阳、朱新建等。”
人生传奇:在民国年间,在现代文学史上,王映霞都是大名鼎鼎。她与郁达夫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王映霞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美誉,时人送她“荸荠白”的雅号,来形容她惊人的美丽。爱情故事: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一时,初嫁郁达夫,再嫁钟贤道。在婚外,她还与“特工王”戴笠有过隐秘的情事。
1928年王映霞与郁达夫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1940年,两人离异。1942年,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婚礼极为排场,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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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婚事才子佳人过了5年甜蜜生活
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其父金冰逊很早就去世了,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随母姓。她自幼跟着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23年,考入了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品学皆优,相貌又出众,在女师的名气很大。学生时代的王映霞爱好文学,对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关注,并对郁达夫的文才十分倾倒。
1917年,21岁的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乡绅大户孙孝贞之女孙兰坡订婚。后郁达夫为孙兰坡改名为孙荃。此后,他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曾产生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也有频繁交往。直至遇到王映霞,郁达夫才在情场上浪子回头。
郁达夫和王映霞相识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那是1927年,郁达夫31岁,王映霞才19岁。邂逅王映霞,郁达夫一见倾心,王映霞也经不住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的苦苦追求,于是两人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8年4月,郁达夫名义上的夫人孙荃仍伴着郁老夫人苦守闺愁;而郁达夫终抱得美人归。
郁达夫并未给王映霞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沉醉在爱情的浓蜜中,顾不上计较。婚后王映霞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巢之外,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过了5年甜蜜的生活。
郁达夫没能给王映霞正式名分
1933年,郁达夫夫妇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了一座“风雨茅庐”住了下来。移居杭州后,两人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
王映霞之美,令时人叹为观止。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
作为新女性的王映霞很介意名分,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王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还有意无意将王映霞视为“妾妇”。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王映霞的妾妇身份可谓“名至实归”: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郁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无法容忍的。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隔膜越来越厚,不得已王映霞外公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郁达夫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
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又发现了戴笠与王映霞亦有染,夫妻因此反目。
汪静之披露王映霞曾为戴笠堕胎
上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郁达夫全家也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作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静之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他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静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可信。
在报纸上互揭伤疤,最终分手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
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郁达夫愤怒至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
郁达夫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天天与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颜面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骗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上演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希望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了
后来全国各地的画家:朱新建、李老十、王孟奇、胡石、刘二刚、王镛、徐乐乐、朱道平、朱樵、陈平、田黎明、江宏伟等响应并加入进来,成为一种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新文人画”同“’85新潮”、“星星画展”等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艺术史的辉煌一页。
进入21世纪,“新文人画”画家群体已成为中国国画界的主导和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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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关于乱感觉团队(队长乌拉呆)与许嵩之澄清
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只是这两年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混淆了视听,编出太多故事加上新V迷太多,这些新粉根本没有参与到许嵩的历史中,也只能靠道听途说。但,真理还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事实也永远是事实如果你有五分钟时间,那么看看下面的介绍吧
2005年,分贝网(163888)上有一个小说唱团体,叫做”乱感觉说唱团体”,包括乌拉呆/beata/小6/D调等共计六人他们出了几首合唱歌曲,放在网上,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作品内容肤浅,制作更是粗糙。当时,这个团体最红的歌是“D调”单人翻唱的一首《生命要继续》,翻唱的比较给力
也就在2005年底的时候,Vae获得了分贝网2005年度最佳男歌手称号后来被分贝网签下,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后很快解约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谁对谁错,(该网站现在已经倒闭,老板郑立因为网络犯罪被捕,判刑六年。目前正在服刑。)但现在时间已经证明一切了
看到Vae在分贝网里急剧上升的人气和“最佳男歌手”的头衔(且不论是否真的“最佳”),乱感觉的“队长”乌拉呆毫不犹豫的把Vae作为团体要吸收的成员目标,以扩大自己小团队的影响力
乌拉呆成功了,Vae和他合唱了几首歌曲,这也就算作“加入乱感觉”了。并且,担任了乱感觉的混音师和制作人角色。(你现在去网上搜《魔兽世界》之类的团体作品,混音信息里都写着Vae的)
对于每首团队作品,由Vae歌迷会负责的“vaecn”网站都不遗余力的推广。(vaecn至今还是比较火的一个论坛)
“乱感觉说唱团体”被更多的人知道了,Vae也在他的分贝网主页、贴吧宣传着乱感觉团队并天真的宣称:“和朋友一起玩音乐很开心“。与此同时,他也一直推出着独唱歌曲而他的独唱歌曲的影响力是远远大过那几首团队玩玩闹闹的合唱歌曲的
这时,在vae眼里只是玩玩音乐,结交朋友,图个开心就好,毕竟这么多人合唱的歌,根本没什么艺术性和美感。但在某些人眼里就不是了当时Vae只是20岁的大二学生,而乌拉呆已经流入社会多年,又多次因为打架斗殴被拘留过,要论心机和社会阅历,Vae差得远了这一点后面会提到。
2006年,李毅杰找vae合作了《玫瑰花的葬礼》。李毅杰是的确有几分才气的人,不像乌拉呆,只会嘴上糊吹此外Vae还和王健(kent)合作了几首歌,和“石头剪子布”合唱了几首歌。他们和Vae一样,都是挺有才的人
也就在2006年,Vae做了一件错事就是:把本来只是和他合作的三个人:李毅杰、kent、石头剪子布,介绍进了“乱感觉”。此后乱感觉的对外名单里就多出了这三位。“乱感觉说唱团体”也因为几乎都是流行歌曲而改名为“乱感觉音乐团体”。
乌拉呆春风得意,毕竟这个虚拟的网络团体又多了几个红人,自己作为“队长”,虚荣心极大爆棚虽然他自己的实力在饶舌界被人瞧不起,但毕竟靠着团队的名声,也有了很多“歌迷”了。他素质不高,喜欢张扬,炫耀,根本不懂得夹着尾巴低调做人把“乱感觉”的形象搞得像一个网路黑社会,宣扬“义气”、“哥们”,动不动奚落或者攻击别的音乐人或音乐团体。如果说你自己真的非常牛B,那倒也罢了,但他自己的音乐实力实在很差这让很多人反感他。
“乱感觉”在2006年上半年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便急速走向下坡路团体作品几乎没有了,但乌拉呆还沉浸在他出的“网络天团”中,和那些本来只属于Vae、石头剪子布和kent等人的歌迷不断灌输“团体意识”,号召“团结”,等于是变相给“队友”施加压力。后来,又把丹戈尔、司徒骏文等几个人拉进“乱感觉”,希望扩大阵营,东山再起。但这些音乐牛人,也只是希望借“乱感觉”的夕阳余晖宣传自己的单体作品,而非真的信服乌拉呆毕竟,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乌拉呆一张嘴可以骗骗不懂音乐的小孩子,跟同行能忽悠的过去吗?2007年之后,Vae几乎都是独立出歌,文人的自命清高和孤傲让他不削于和乌拉呆这种人有瓜葛,除了2007还和石头剪子布合唱了一首《你若成风》。此后再也没有什么合作。他和李毅杰的个人关系仍然保持,直到2010年仍有打球和游玩合影放在自己官网。但也无任何音乐合作了。(李毅杰2008年后已经不玩音乐,去事业单位上班了)。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vae。却不太知道曾经有个乌拉呆和他们的偶像有过交集乌拉呆怎能忍受这种“待遇”?内心可想而知嫉妒到什么程度:明明2005年的时候,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为什么两年之后,成绩就已经天差地别了呢?
但他自己又实在没什么音乐能力,只能整天泡在聊天室和QQ群里和歌迷聊天,拉拢人心。尽来些虚的。要论实干,他是绝对没兴趣也没本事的好的音乐人,光忙自己的音乐都忙过不来了!更何况还要生活起居。而乌拉呆,终日泡在网上经营自己的歌迷网络,沽名钓誉,把属于其他团体成员的单人作品和荣誉,统统归入“乱感觉”之下。仿佛自己是自己这个“队长”,提拔了“队友”们
2007年后,Vae就已经从事实上离开了这个被乌拉呆搞得乌烟瘴气的虚拟团体:不再参与任何合唱因为乱感觉已经没有音乐,只有网络黑社会般的浮躁和网络传销般的忽悠但他没有开口批评乌拉呆,也没有发表公告其实对Vae来讲,这是仁慈,但同时也是非常错误的仁慈,等同于放任乌拉呆继续消费自己的名誉
2009年1月,Vae发行第一张独创专辑。乌拉呆在发行前找Vae,要求收录合唱歌曲,不然就是背叛自己这个“老大哥”,就是“背弃团队”。这简直是可笑之极的逻辑,音乐是用来做交易的吗?是用来交易友情的吗?为了合唱而合唱,那不是糊弄歌迷的不负责行为吗?更何况vae已经提携团队这么多年,即使2007年以后不相往来了,也没有说乌拉呆半句不好
《自定义》里全是vae自己写的歌,没有合唱这还得了?专辑发行后不久,乌拉呆就积极安排人策划了“许山高”,并找人改写专辑主打歌《有何不可》,极尽侮辱之能事对于Vae来讲,人生第一次发专辑,没有收到昔日朋友(如果这种人也能算朋友的话)的祝福,反而被暗箭所伤,想必是非常伤心但这件事情,Vae没有做任何反应。是忍耐,还是不在乎?
乌拉呆最恶毒的还不在于此。在导演这首歌后,反过来四处说,这是vae自己炒作新专辑,自己找人骂自己。企图把脏水弄的更浑浊一些。好在,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乌拉呆找的写歌的人和他闹翻,把事情抖出,乌拉呆遭到一片骂声。
但他最最恶毒的地方是,随后,他竟然再次写了一首歌,内容是和自己一手炮制的“许山高”对骂,作出“保护队友”的姿态,企图忽悠住最后一部分死忠fans。
到这个阶段为止,明眼人全都笑了乌拉呆已经完败。“vaecn”此时也公开宣布,不准讨论乌拉呆这个恶心的人,版主也接到通知,所有相关的帖子都要删除
乌拉呆是不怕脏的,只要有人讨论他,就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他害怕的是被人忘记因为他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让人记住他
随后,他又自说自话的写了几篇煽情的文章,说Vae误会了自己,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大家的事之类的话,发在贴吧等地,这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Vae从头到尾一声都没有回应理睬过,只见乌拉呆一个人把独角戏唱完,最后在无人搭理的境地中落幕。(除了他自己的几个死忠fans和雇佣的水军搭理他),真是现世活宝。
说来说去,事情简单到不行:Vae只不过是和乌拉呆唱过几首歌,带他玩玩,让他尝到了甜头,但2007年以后不带乌拉呆玩了。但这在乌拉呆看来,是最不可忍受的事:1你带我玩过,就必须一辈子带我玩,不然就是背叛友谊(这也是乌拉呆不断向人诉苦的理论依据);2你有名气,我没名气,这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你运气太好,好运气必须拿来带我分享。这就是乌拉呆的混账逻辑。这两年,随着老歌迷的成长、成家立业,也淡出论坛和贴吧了,新歌迷急剧增加,但是很多新人是不了解这些历史上的小事的。乌拉呆便积极地请水军和不明真相的新歌迷四处发帖,把事情反过来说,让事情听起来是乱感觉团体带红Vae,这恐怕是最不知廉耻的一件事看这篇文章的人,你问问你自己,你是先听到许嵩的歌还是先听到乱感觉的?你爱的是许嵩的三张专辑的歌,还是许嵩和乌拉呆合作的那几个歌?
更关键的是,从加入乱感觉的时候开始,“Vae”的知名度什么时候低于过“乱感觉”了?
但乌拉呆最厚黑的地方在于,他是绝不会公然宣称和vae断交的时至今日,乱感觉论坛上仍然挂着vae专属板块,让很多不明真相的v迷以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期待新的合作”。只要歌迷还有这种期待,乌拉呆就还会被关注。乌拉呆其实是有嘴皮子功夫把vae说的一文不值并宣布断交的,这样做也确实能让一些人误会vae。但是这么做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会有v迷关注乱感觉,两者就再也无瓜葛,甚至对立。而乌拉呆的虚荣心告诉他,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他还得沉浸在的天团美梦中。
当然,乌拉呆终日活在vae、kent等人的阴影下,其实也非常可怜。有很多歌迷加他QQ,为的只是打听vv和kent的消息,而不是对他有什么兴趣。他自己的价值,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但他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他没有实力,永远只能像个寄生虫,依靠团队其他人的名气,武装自己。作为人生的乐趣。
眼下,没有vae的乱感觉,有才的人仍然很多,但是都各自为阵,除了一年一度的虚拟“大合唱”,心照不宣的给乌拉呆一个台阶下,也几乎没有什么合作乌拉呆也依旧打肿脸充胖子,继续当着他的网络小混混。
乌拉呆除了在表面上继续宣扬“团体”“团结”“友情”“哥们”,以大老粗为荣,作出一副“重情义”的硬汉形象,网络黑社会似的笼络人心,进行虚拟的狂欢,但却没有拿出任何给力的作品但对于歌迷的忽悠和讨好之辞,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Vae发了三张专辑了,kent也发了两张了,在他们不断努力、交出成绩的时候,乌拉呆做了些什么呢?表面上仍然在四处和人吹嘘“这些都是我好兄弟”,背地里确是“逆我者亡”,和人诉苦,说vae不带他玩了,当明星了就变了,搏人同情其实vae从2007年就不带你乌拉呆玩了,那时候vae还什么都不是吧?“不带乌拉呆玩”是个事实,但原因可不是“人家成了大牌”。颠倒因果关系,是乌拉呆自编说辞的必用法宝。
乌拉呆玩弄心机,当然不只是体现在关系到vae的事情上,即便对于自己歌迷,乌拉呆也一样:他授意乱感觉论坛的管理员,把论坛会员数篡改,制造热闹假象,这一点让乱感觉的管理员都为之不齿。如今,messfeel点()cn,已经被管理员拿走做地方论坛,根本不再屑于和乌拉呆合作。
2010年,乌拉呆摇身一变,开起了传媒公司,在其公司的官网介绍上,赫然把《玫瑰花的葬礼》、《南山忆》写为“本公司旗下的歌曲”。这两首作品,Vae的歌词什么时候成了你乌拉呆了呢?而且vae早年就红过了的歌,和你2010年创办的公司能有什么关系?恬不知耻,大咧咧的撒谎,颠倒因果顺序,这就是乌拉呆的厚黑本质。
乌拉呆,你敢不敢不要再消费vae?你敢不敢自己出一首真正给力的歌?你敢不敢不要躲在网络后面暗箭伤人?你敢不敢不要再在歌迷面前演戏?你那不得志的人生,只会在你这些蝇营狗苟的伎俩中,变得越发越消沉为你感到淡淡的悲哀
这也告诉了我们,交友一定要慎重有的人带着目的接近你,如果你无所顾忌的接受,等到你发现了他的不善后再想远离时,就没这么简单了。
PS:以上的文字已在V8、L8和许嵩官网得到证实。正如许多V迷一样,我也是先了解嵩再了解乱感觉的,之前听的几首乱乱合唱的歌,感觉挺不错的,可现在,听的感觉也不同了。上次在微博中一次搜许嵩、乌拉呆、D调、mimo等人,却发现他们彼此并没有互相收听,若还是朋友,也用不着这样,难道他们用qq?哼哼,不知道。
无所谓,嵩都已经不在乎了,我会永远支持的。现在就是有些担心,担心好多单纯的V迷,别某些人的三言两语糊弄了,以至于现在还有亲问许嵩他抄袭!他签约!他死了!
呵呵,我笑了。
看完你就懂了~亲,给好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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