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弘扬传统民族精神?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

1、强调国家意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增强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国家意识应该包括对国家的认同感，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责任感，对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的使命感。只有在国家利益为上的道德观基础上，面临各种诱惑时，才能毅然做出正确的选择。

2、增强文化认同感。认同是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我们要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养分，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反对守旧主义，封闭主义。

3、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要注重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英雄模范人物的带动、示范作用，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在实践中要善于发现和推广先进典型，大力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4、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充分利用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等多方面资源，认识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了解并践行中华民族的良好礼仪，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5、要加强修养,发扬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美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人生价值观和道德，重视“做人”的准则。弘扬民族精神，要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与道德伦理紧密结合的精华，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过程中，要把承担责任、诚信守法、平等合作、勤奋自强作为重点内容。

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是个政治概念。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诺夫斯基认为，“民族认同”的概念是“认同”涵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来的[5]。Carla认为民族认同（ethnicalidentity或nationalidentity）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6]。迈尔威利·斯徒沃德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7]。我国学者庄锡昌将民族认同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民族认同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就是族群认同[8]。

国家认同的概念出现在1970年代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学科领域。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使得传统的国家认同受到了强烈地冲击，国家认同的重要性随之日益彰显。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公民身份而具备认同前提的，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国家政治主权等的认同[9]。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的确认，自觉地将自己或自己民族的利益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整体国家利益的主体意识。因此，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公民身份，了解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个体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的利益，主动地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挺身而出，自愿地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的时候为国家的发展承担起责任。

无论是从概念的角度，还是从内涵出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关联，这些关联包含着一致性，也蕴藏着一定的冲突。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第一，认同的客体不同。

民族认同的客体是“民族”。关于“民族”的内涵，马克斯·韦伯最早将其界定为“体型或习俗或两者兼备的类似特征，或者由于对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在渊源上享有共同的主观信念的人类群体，这种信念对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不一定关涉客观的血缘关系是否存在”[10]。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11]。享有共同信念的人群因各自的神话、历史、文化属性、种族意识形态而互相区别。所以班顿则将族群界定为“具有共同血统与文化所构成的人群种类”[12]。郭洪纪认为：“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称、神话、价值和风俗习惯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种族、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乡土一类的文化要素，以及历史传统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为。族群作为某种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与之有关的传统，包括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像神庙、仪式、教义等，又有怀旧母题及认同符号系统，像民族英雄、宗教领袖、效忠意识以及草原、森林、山峦、族源地等。”[13]2005年我国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全新的界定：“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4]此处探讨的“民族”应为以共同血缘意识和祖先意识为核心，并具有共同历史与文化特质的人群共同体。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三种状态：一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永远保持其民族特性（ethnicity）；二是融合于另一个族群而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三是由于对所在国家的统治不满而滋生出一种民族情绪，并发展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建立或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后果最为复杂，极易引发国内和国际冲突，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民族冲突的根源。

与此对应，国家认同的客体则是“国家”。西塞罗认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1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规律，概括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16]，“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17]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具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的时候，便存在着国

相关如下：

五个意识：

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把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二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价值；

三是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培养造就干部，始终把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

四是必须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始终把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

五是必须坚持***员的党员意识，始终把保持和发展党员的先进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

国家意识：

定义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

爱国情感是指个体对祖国的热爱、关注和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在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爱国准则则是指在实践中，如何去维护和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利益。

爱国情感和爱国准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爱国情感是爱国准则的源泉和基础。只有在个体内树立起对祖国的热爱和关注，才能够驱动其行为中表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同时，在个体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到祖国给予的底蕴和资源的同时，也会形成爱国准则，并将其付诸于实践中。

其次，爱国情感与爱国准则的互动有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爱国情感可以激发个体探寻国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从而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进而更好地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爱国准则则可以引导个体在行为中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及个人的长远利益，从而更好地体现出爱国情感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爱国情感与爱国准则的相互促进是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爱国情感可以促使个体对国内外形势的关注和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机会、躲避风险、为祖国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信息支持。同时，爱国准则则可以引导个体尊重法制、遵守规范，从而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为个人和家族提供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生活环境。

总之，爱国情感和爱国准则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互动中共同推动了祖国的繁荣与发展，也让个体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成长和进步。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将爱国情感与爱国准则贯穿于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和美丽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属于个体对整体的认同，但是二者除此共性之外，亦有差异。

首先是认同的对象不同。族群认同的对象是“族群”。关于“族群”的内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将其界定为“体型或习俗或两者兼备的类似特征，或者由于对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在渊源上享有共同的主观信念的人类群体，这种信念对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不一定关涉客观的血缘关系是否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族群“是想象的共同体”。享有共同信念的人群因各自的神话、历史、文化属性、种族意识形态而互相区别。班顿(Banton)将族群界定为“具有共同血统与文化所构成的人群种类”。著名学者郭洪纪则认为：“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称、神话、价值和风俗习惯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种族、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乡土一类的文化要素，以及历史传统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为。族群作为某种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与之有关的传统，包括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像神庙、仪式、教义等，又有怀旧母题及认同符号系统，像民族英雄、宗教领袖、效忠意识150以及草原、森林、山峦、族源地等。”

与此相对应，国家认同的对象则是“国家”。关于“国家”的内涵，西塞罗将其定义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概括了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点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

应该说，国家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族群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所谓人民，在过去，特别是在西欧，首先是指一个族群。在现代，则是指所有服从于一个主权权力的人民。它可以是一个族群，也可以包括若干族群。在国内政治的领域中，人民更多地是被定义为公民，即有权参加政治事务的人。这是一个法律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它超越了人们在经济地位、文化、职业上的不同，使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身份。

族群认同建立在血缘和文化基础上。他们强调文化原初情感的重要性。所谓原初的联系或情感指的是起源于被假定的传统。族群力量的获得来自族群共同的基本文化特质。这些基本的文化特质包括源自父母基因上的生物遗传，也就是个人生理上的特征，例如：肤色、脸部轮廓等；还包括经由所属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社会性的特征，例如：语言、国籍、宗教、历史及起源。这些原初的情感联系构成了身份与认同的基础。由于人类属于固定的族群共同体，由于遗传进化和血缘关系，族群总的来说是一种优先的、既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约束。族群联系具有逻辑和时间上的优先权，具有强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约束压倒了其他的忠诚。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即原生的认同，可能会产生一些障碍，妨碍甚至破坏国家建设的进程。

国家认同则更多地建立在以宪法为准则的公民基础上，是确认自己国家归属的心灵性活动，是一种抽象性的、哲学性的思考。国家认同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政治共同体归属的确认以及个人对自己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有何期待。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认同是所有集体认同中最重要的认同。国家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优越性。国家认同首先要有共同的连接基础，一种是血缘和历史记忆，一种是透过与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间或人际关系而形成的一体感。厄内斯特·勒南认为“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国家预设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到了现在便化约成一项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国家认同。”国家对不同的国民来讲，可能是族群国家，也可能是文化国家或政治国家。这三个层面通常会合在一起，但也可能以某一层面为主要依据。公民认同国家的标准可以分为三类：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国家认同相应地可以在这三个层面探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从这个视角来看，国家认同当中实际上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族群认同。

由于族群与国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认同取向，多族群国家有时会面临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失谐状态(以下简称“认同失谐”)，这种失谐状态的存在原因除了族群与国家固有的差异以外，还有经济与文化心理因素。

首先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是指经济不平等心理诱发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失谐。这种不平等心理既有可能在经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存在，也有可能在经济水平较高的边缘地区存在。“族群认同被有意识地操作和应用于经济竞争中。”“族群组织实际上类似于一种政治组织，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组织实质是双重现象，政客也是符号的人，族群性就是为特殊目的开发这种双重性的一种组织形式。”

一般来说，非主体族群或少数族群的边缘化表现为它们传统的封闭性与自主性小型社会，被融入到更大的社会中而成为其边缘成分(主体族群和发达族群则处于更大的社会中心)；表现为他们原先的自然经济开始转向商品经济，而在全国性的商品经济体系中他们的转型经济又处于依附的、不平等的地位。由于中心与边缘在经济地位上是相对不平等的，因此客观上容易滋生不满情绪而导致认同失谐。这种相对不平等与相对剥夺理论有关。相对剥夺理论强调并非是客观的不平等造成了族群心理失衡，而是一种挫折或相对剥夺的感觉，促进了认同失谐的发生。相对剥夺的感觉被界定为：人们认为其应该拥有的生活物质及条件之权利，与他们实际上所能得到或维持的生活物质及条件有着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差异。关于相对剥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过很好的解释。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群体及其成员一般仅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和其他群体或个人比较它们的位置和命运，而且通常只在社会规模的意义上。尽管可能地位、物质和社会在绝对意义上都在进步，但它们还是很在意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它们的进步如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行为是部分成员或群体感受到挫败的结果，感受到它们遭到相对剥夺，在财富、地位、服务与权力竞争方面受到阻碍。根据这个观点，认同失谐是地区相对剥夺感的结果。这种认同失谐一般发生在典型的落后地区，有时也发生在经济水平比中心地区发达的地区，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拿大的魁北克。

其次是文化心理因素。文化心理因素引发的族群失谐更多地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关于现代化，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则认为现代化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至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等特征。其实，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它还具有分化的一面。现代化不仅不是造成同质，消解多元，而且正好相反，它时常造成异质和多元。

“现代化的发展打破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模式，社会的变迁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政治和文化的演进，虽然把更广泛的群体纳入中心领域，但同时又相当矛盾地产生了这些群体与中央的政治社会体制疏远的潜势，以及不可名状及与社会异常隔绝之感不断发展的潜势。而这些又随着他们参与中心领域期望的增高而更加强烈。然而，所有这些演进不仅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解体局面，而且还增加了主要群体和阶层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因而又增加了他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各种群体和阶层被纳入相对共同的框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加强，能够极大地增加它们之间的裂痕和冲突。不同的群体更加相互依赖和相互了解，不仅增加了他们之间冲突的范围和次数，而且还增大了其感受和强度。”一些族群在进入现代化阶段之际，不断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强烈的族群认同也就自然成为宣泄痛苦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结果，为保持自身族群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族群同一性的强烈追求。“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

因此，伴随着现代化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族群民族主义并没有伴随着政治与经济发展而枯萎。实际上，高度的政治参与与迅速扩展的GNP常常在给予民族主义集团新生活的同时，使得他们更加寻求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因此，现代化对于多族群国家而言，较容易催化其内部族群的分离倾向。因为现代化导致不同族群团体间的接触急遽增加，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以往有所增加。虽然现代化可能会使得不同的团体更加聚合在一起，但是现代化的影响由于族群团体的差别而有所不同。现代化的过程也许对一些族群团体是有利的，对另一些族群团体可能就是不利的。这些不同影响往往激起某些族群团体有遭受相对剥夺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及人际间的良好沟通而扩大。族群团体隔阂随之加大，最后导致认同失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