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性七种美德是婚姻稳定的基石

乡村女性七种美德是婚姻稳定的基石

图文/许柏祥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由于社会错综复杂,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男女的情爱的关系上,越来越开放与放纵在这种状况下,不少人去追求情欲放荡,什么一夜情,试婚,二奶,小三,未婚先孕种种不一而足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愈演愈烈！不是耸人听闻,纯正的女性是越来越少。但是在古朴的乡村，传统的美德，基本还未颠覆，绝大多数女性还保持着优良的品质。如果你在乡村中娶到一位贤慧的妻子，你会幸福－生！

乡村女性具有七种优良美德:

1乡村女性朴实。乡村不但空气清馨，田园碧翠，而且这里女性的心也是纯洁无瑕的，绿色山水养育出绿色情怀的女人。乡村女朴实无华，是种天然而成的美，不需要人为的雕琢，身上无有娇骄之气，更没有大**的架子，娶这样女孩为妻，要比重金买耒的“花瓶”强百倍。在其身上闻不到，刺鼻的香水味，而嗅到的是田园清丽的芬芳！

2乡村女性勤劳。吃苦耐劳是乡村女最可夸耀优秀品质，她们不仅是半也天，差不多能顶起大半个天耒，家庭，田野都有她们的身影，不惜为改变山河的面貌而挥洒汗水。中国的乡村妇女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女人。如果娶－位这样女孩为妻，家中－切家务，还用请什么保姆，那点活儿还不够做呢？

3乡村女性善良。在农村里，受老－辈人的熏陶，绝大多数乡村女都有－颗善良的心。她们可怜爱护弱者，就是对小动物都充满了爱心。娶上－位，保证孝敬公婆，爱护弟妹，妯娌和睦。河东狮吼，绝不会出现在你的家里。你也绝不会受夹板气。你没有了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定能创出辉煌业绩。

4乡村女性稳重。绝大多数乡村女（包括考上大学丶外出打工昀｝稳重，不轻浮，能够严守妇道，这是乡村风气，老人的影响与教导所致。腐化堕落有之，实为少数。娶这样好女人为妻，绿帽子戴在你头上的几率很低。你外出－月半年，绝不会引色狼入室，敬老教子，不管你在不在家，一切如故，不会有后院失火之虞。

5乡村女性不良嗜好少。乡村女很少有不良嗜好，什么舞厅，酒吧这地方是不会去的，吃喝赌更很少沾边。就是穿戴也是讲究经济实用，朴素大方的，不会刻意地追求，珠光宝器，花枝招展。有自尊心与满足感，还有感恩之心，知恩图报。这是乡村女可贵之处。

6乡村女性孝敬公婆由于传统的美德,还在古朴的乡村延续,绝大部分女性是孝敬公婆,孝敬老人,这是不容置疑的

7乡村女性疼爱丈夫乡村女人,的心是贤慧的,一旦爱上自己老公,她就不会改变初衷,对自已男人疼爱有加,好饭留给丈夫吃;好衣可着丈夫穿,甚至把丈夫当成自已孩子养

总之，乡村女，是块天然的璞玉，虽然外表并不华丽，但内心是处光明而美好世界。如果你娶了个贤慧乡村女，那将是你的福气，是会幸福终生的。乡村女性的诸多优秀品质,是保持婚姻稳定,家庭和睦的基石(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也有些不肖乡村女,作出很多龌龊和苟且之事,这也不影响乡村女性整体的形象)

乡村女性的优秀品质,代表了中华民族女性的美德,是笔不能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让这种美德发扬光大,使社会,家庭变得更美好!

  《受戒》是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与《北京文学》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用及其平淡而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描绘出情窦初开的明子和小英子之间朦胧而美好的感情以及充满烟火气的乡村生活。

  小说一开头便写到：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紧接着便介绍了出家的好处：

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

  这几句看似是对出家好处的描写，但是在轻描淡写间，作者却为原本宗教意义极强的“出家”和“和尚”这两个词赋予了烟火气。仅将其看做一种吃饱饭、能攒钱的普通职业。而无意间一笔带过的“还俗娶亲”，确实构思精细，这短短四个字却为之后为已经出家的小明子与小英子之间感情的萌芽创造了极好的氛围与条件。

  顺着明子出家的这条线，小英子便出现在了读者的眼中：“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对小英子作者没有过多的外貌描写，但是“船头”、“小女孩”、“莲蓬”这三个词语的组合，却给人一种十分的淡雅干净的感觉，仿佛小英子是从莲蓬中生中的小女娃。甚至连小英子与小明子之间的对话都十分的简短干净，没有一丝多余的笔墨：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但是在这寻常的对话当中，却能刻画出将小英子不怕生的灵动和小明子孩童时期的懵懂。而这场简简单单的相遇却为这两人之后的感情发展埋下了伏笔。

随着明子来到荸荠庵，开始出家的生活，荸荠庵中的世俗生活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庵里一共五个和尚，普照、仁山、仁海、仁渡还有小明子。五个和尚在庵中生活这一安排本身便十分的奇妙。原本庵里应该是尼姑而非和尚，而小说对此的解释是：大庙称寺，小庙称庵。这样的解释看似随意敷衍，却使“和尚”这一身份更加的世俗化。而和尚们在庵中的生活更是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明子的舅舅不叫“方丈”、“主持”，却叫“当家的”。和尚做法事情是为了收钱。仁海有个老婆，每年夏秋还会来庵里住上几个月。仁渡聪明能干，打牌赢得多，据说还有相好。他们可以吃肉，并且毫不避人……作者在小说中所写：“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因在这样的无处不烟火与无处不“破戒”的环境中，明子孩童的天真和懵懂没有一丝一毫的剥夺和压抑。

明子与小英子之间的感情的发展，作者也明了地写道: “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用语简单，但背后含义却十分深刻。一个“老”字便点出了明子心里“想去”的主观意愿，同时也侧面表现出小英子家对明子的态度：愿意与之交往。尽管作者对于二者情感的表现始终是干净而充满诗意的，若隐若现的，但仍然有迹可循：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这里是对明子感情的萌发的第一次正面描写。明子和小英子之间的爱情是很单纯干净的，正是如此，这里也写得十分讲究：明子对小英子的爱情是在田埂这个自然环境下萌发的。若是写在庵里或者小英子家里萌发这样情感则容易显得低俗和色情，因为这些都是封闭的环境，情欲虽易萌发，但却会让人有对肉欲的联想。而在田埂这样开阔而自然的环境里，确实十分自然干净的。对情欲和肉欲作者并非一点都没写，而是写得那样的淡那样的干净。明子心中懵懂的情欲并非由女性肉体的直观感受唤醒的，而是由生在田埂上的一串细小的脚印踩醒的，正是这串脚印踩得他痒痒的，傻傻的。他对小英子之间的爱情便生于此刻。

而在两人感情升温的时候，矛盾便开始显现了：“明海到善因寺受戒”。受戒与爱情是完全矛盾冲突，并且不可调和的，这是悲剧将要发生的前兆。但是，在小说里却没有一点悲伤的影子，甚至直到明子受戒结束，直到小说的结尾，依旧以平和、冲淡的笔调向读者展示着这个故事: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结尾处的这段问答，便是整个小说的矛盾所在：“受戒”与“破戒”。小英子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并连用两个反问，将矛盾冲突逐渐激化。而小明子的回答，使整个冲突在表面上戛然而止，而“破戒”便从一个“要”字中蹦了出来，这既是明子的回答，也使得矛盾在最激烈的时刻终止。而此处对小英子人物的塑造也极为成功的。直接的、富有强度而不留余地的提问与反问，老练心机或是成熟矜持的女子是问不出口的，但却能成为纯粹的、可爱的孩童的语言。而这便使小英子形象更为可爱活泼，与明子之间的感情更显得真挚。

  至此，《受戒》这篇小说便在明子“受戒”与“破戒”之间的矛盾中结束。虽然，明子是否会取小英子当老婆没人会知道，但这两个人物之间美好真挚的感情，以及酷似桃花源的乡村生活，却时时刻刻令读者怀念和想象。

性欲上离不开旧爱，那是一种心理的依赖，

也非一定只是生理现象，但绝对跟爱无关。女人有时很无赖，

以为无法忘记便等于还很爱对方，其实那只是惯性，甚至是惰性。

口述者：Joy26岁广告撰稿人

初恋嫌我性冷淡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的性心理根本有问题，所以把两个男友都赶走了。

我20岁和初恋在大学认识，他在我之前已有很多女朋友，在性方面的经验也不少。这点我一直有点介怀，觉得他是个很花很色情的男人，可是，每个人的初恋都是带点盲目和不顾一切，又无所适从的走过去吧。那时，我根本不能自已，明知他迟早会对我厌倦，还是一厢情愿守住他，送上我的一切。可是，当他和我发生了关系后，他便开始变了。得到手的女人便不再吃香，是这样吗？我想不通。

最后，他说我性冷淡，跟其他女人比我像个小女孩一样，无法提起他的激情，于是他提出分手。其实我知道，他早已看上另一个女孩。被男人这样批自己，怎不叫人消极自卑？更何况我是一个传统的女孩，哪里来情欲的挑逗技巧满足色欲旺盛的男人？

为他，为残缺的自己，我整整哭了360天，到心开始平伏下来时，已经耗过了青春岁月，出来工作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爱情至上，对性这回事，只觉得像责任一样，也是恋爱的入场条件。既然想要男朋友，便得付出，因为男人都需要性，这是代价。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很土，是吧！

身边的女性朋友都比我强，有的同时驾驭几个男人，凭她们的身体把他们搞得欲仙欲死，怎也逃不了；有的和爱人已发展到如鱼得水，准备结婚生孩子。而我却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一样，毫无他们说的那种sexappeal，虽然，我的教育和视野并不肤浅，但就是像个土包子。

就在去年第一场春雨，我转第二份工作一个月的某个早上，我认识了另一个男生。他影响了我对性的态度，也种下我现在失魂落魄支离破碎的身心。

欲望本能被打开了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年轻，英俊，洋化，是看上去任何女孩都会心动幻想的类型，尤其是他故意不直视你，却让你知道他在留意你的那副神情，我和其他女同事一样，都被他迷住了。那时我心想根本没机会和他发生什么，因为我的条件并不强。只能暗恋他。却没料到他竟对我展开追求，不到两天我便完全被俘虏了。

我以为男人都喜欢女生在性上想法单纯，所以一开始便向他剖白前男友嫌我性冷淡，把我抛弃的那段。意料之内他不介意我，反而觉得我要开放一点，于是他试着向我性挑逗，说要帮助我开放自己，打开自己的欲望和性本能。

能遇上这样帮我的男人，我是连做梦也不敢想。我也希望开放自己，因为我很爱他，希望能和他进一步发展，不想旧有的思想和阴影影响我和他的关系。

每次见面，他都借故跟我上床，说要打开我的心，我就这样被他“教育”得很好，也开放了自己，开始慢慢享受性的乐趣。刚开始时，我对他的逃逗反应不太大，但我不抗拒，后来经过多次的亲密接触，我的身体开始变得不一样。以前是他对我的性欲很大，一旦单独见我便想要。后来是我一见到他就想要他吻我，亲抚我的身体。被爱抚的感觉很享受。我很想他拥抱我，抚摸我身体的感觉。我们经常做爱，一起拥着睡，已经很多个晚上了。因为这样，我更爱他爱到不得了，每天都盼望见到他，渐渐对他的占有欲也狂起来，受不了他出差工作，受不了夜半无他在身旁抱我的寂寞。

盲目依恋他的身体

也因为这样，我开始闹情绪，密集的电话和短信，发狂一样要知道他在哪，何时可见面。其实我和他之间一直存在问题，我们无法好好沟通，我甚至怀疑他当初只看上我的身体，而不是爱我。

我们见面就是做爱，火热过后已不再有聊天的能量和需要了。我依恋他的身体，只要他抱着我，什么也不用去想。

我承认我一直逃避，在相处时我们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他视工作为第一位，他无意跟我结婚，他喜欢上网聊天，我的安全感便跌到零点。即使他在身边，我对他的电话也特别紧张，怕他有外遇了，怕他要离开了。

我还偷偷查他的通话纪录，发现一些我不认识的女性名字和亲昵的留言便疯了，质问他，他说我多心，但没料到他居然乘机对我说，其实这段时间他无法照顾我，我给他太大压力。

我不懂，我爱他，我没有错，只管不停迫他落实我们的关系，到最后他受不了，觉得我烦，便提出分开，可我一直不接受，打电话烦他，最后他也不接我电话。我明白和他之间大多数问题都是由我引起的，可就是对他放不下，我不想失去他，总要求见面，可见面时又心存希望，又在烦他管他，结果不断重复我们的纠缠关系。

分手后贪恋他的温存

他说我愈想见他，他便愈不想和我见面。

我不知道他为何有这种想法，一直觉得他是故意和我作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还是爱我的。也许我只是在欺骗自己，可当我要放弃时，总会让他知道我的一些不开心的事，希望他关心，然后我便有希望了。

我是不是很笨呢！我和他拖拖拉拉的纠缠了好几个月，终于还是彻底的分了。

现在我们已分开3个月，可是我还未习惯没有他的日子，还是不想接受，很想知道他的一切，很想他回来，更重要的是，我心里还想着和他在性爱方面的温存。

总之，一切都过去了，上个月，他向我承认原来已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大半年了，叫我死心，嫌我太管他了。天，他还是背弃了我，像我的初恋一样，这就是我的命运？和他一起已一年多，怎能说分就分，说变就变？

我伤痛不已，却还很依恋和他之间的性关系，甚至想过call他出来只做爱不求其他，男人都不会抗拒送上门的性邀请吧。我是不是很下贱？

虽然他已不在，可是我的身体却会不自觉的想要性。一到夜里就会想起两个人在一起温存的时候那种感觉，十分怀念。生理出现的这种渴求，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专家剖析：

其实和自己作对的，是CoCo她自己，而不是她的男朋友。

她是个自卑、被动、保守、自我认同意识低、否定自己的传统女性，爱情只看到守住关系，不重视感情的提升，所以，她会有性只是恋爱的入场条件，是男人才需要的价值观，可性压抑的道德一旦被开发了，她便陷入身心适应不来的矛盾状态中，生理上追求性爱的欢愉，纵容欲望，可心理上传统男女道德关系的观念还未赶上进化，于是紧张，焦虑、多疑、缺乏安全感，最后歇斯底里，压迫自己和爱人。缺裂便一发不可收。

是她还未装备好自己的心，哪有能力从容享受性和爱？只能活在不安中，苦了自己和别人。

她不肯面对男友不能以她希望的方式去爱她，更不肯相信原来是她自己不懂得爱，而不是他。一厢情愿觉得他还是爱自己的，却看不到他已受够的压力。痴缠的女人最叫人难受，不一定是她们的相处方法有问题，而是她们迂腐闭封的心。

Joy不肯独立，非常依赖，占有欲强，不容男友离开她半步，即使分手也不让他不见她，总想占有他的时空，这是恋人最暴力的心态：不懂得和自己相处，害怕独立而外求慰藉，宁愿押上人家的自由陪她受罪，也不愿意一个人承担自己的生命，却穿上“受害者”的衣裳自我怜悯。

爱人永远不属于自己，向对方施虐，也是和自己作对，搞不好，一拍两散，利用人家的存在满足和自己作对的欲望。

性欲上离不开旧爱，那是一种心理的依赖，也非一定只是生理现象，但绝对跟爱无关。女人有时很无赖，以为无法忘记便等于还很爱对方，其实那只是惯性，甚至是惰性，因为她不想一个人，要人家承担自己不想长大的生命。

很多人分手后还依恋肉体的记忆，因为身体记忆记载了很多感官和情绪的讯息，比智性的记忆深刻，这本无可厚非，可Joy不愿意接受分手的事实，多半因为舍不得离开男友这个打开自己性趣的重要泉源，却无法靠自己继续提升，只想依赖对方的性能量，欲求跟他灵欲结合，借性需要逃避面对感情障碍的现实。

这除了反映她独立不起，爱得虚弱的盲点外，还反映一件事：她们的关系在肉体上虽然美好难忘，可在实际相处上大家合不来，谈不上爱，所以分开是必然的。

另外，由于她曾压抑性需要，在性的表达方式上未能与爱人沟通得很好，第一次恋爱失败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她不希望第二次重蹈覆辙。跟第二个男友在一起，她在性表现方面成熟了，所以她更不舍得成功后失败的讽刺，心有不甘。宁愿跟旧男友一夜情，也不想让自己变坚强，结果只会纵容小女人弱者心态，借痴缠旧爱，贪恋肉体欢愉否定自己。

Joy应该从这段关系中汲取教训，学习自爱，转化欲望能量为正面独立的力量，面对自己的问题，别再沉溺施虐，浪费青春了。爱，不是这样的。

明代尼姑 事：少年入寺纵欲而亡？

　在佛教经典中，一般称尼姑为“优婆夷”，民间则俗称“师姑”。而在明代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则称之为“尼僧”或“尼姑”。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剏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卫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嘉靖六年（1527）奏准，“尼僧道姑，发还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尽数入官。”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从明代的史料记载来看，在整个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恪守佛门规矩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跼蹐于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进入民间，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更有甚者，尼姑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尼”。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更是明代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

　一、尼姑出家：逃避还是宗教虔诚

　在论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将明代官方对尼姑出家年龄所作的规定稍作梳理。关于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规定，并与男子出家为僧的年龄限制大有差别。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建文三年（1401），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

　与此相应，明朝廷对男子出家的年龄限制却大有不同。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换言之，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为僧。这种在年龄上的两反规定，究其用意而言，显然就是为了使尼姑、僧人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自明代正统以后，出家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规定。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庙中，私自剃度为尼的妇女日渐增多。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些妇女“有因不睦六亲，弃背父母夫男，公然削发为尼”。可见，其中女尼的来源，既有已婚的妇女，亦有未婚的少女。究其出家的原因，显然很多是因为家庭内的矛盾。每当遇到令节或每月的朔望，她们在寺院内传经说法，“诱引男妇，动以千计，夜聚晓散”。

　在说到尼姑的来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对整个僧侣集团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讨。清初人尤侗论僧尼出家的原因道：“今日僧尼，几半天下。然度其初心，愿不及此。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下者谓饥寒驱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无知，父母强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无可如何者多矣。”

　从上面的阐述不难发现，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于“初心”，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如果转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么明末清初人陆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称一针见血。他说：“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薙去其发。”

　这就是说，在出家为尼的群体中，多为“丧夫”或“无子”的妇女。至于那些“有夫有子”的妇女出家，她们的出家当然有其“不得已”之处，只好“忿然出家”。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态。当然，节妇、贞女出家为尼更是当时的世风。 

　正如陆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礼也……尝有缙绅之家，许嫁而未婚者，偶值其变，父母翁姑好名，高谈守节，强其女从之，非不传誉一时，其如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每借焚修之计，以出家为上策。未几而祝发矣，未几而尼姑为伴伍矣，未几而参善知识矣，名刹听讲，禅房卧宿，肆焉无忌。”女子丧夫，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节妇”。许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贞女”。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但时日一久，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 

　妇女为了守节而出家为尼，在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试举三例如下：其一，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在震泽镇观音桥内。明隆庆年间，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据吴名函《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云：“忠，武林人。在任病亡。其妻毛氏哀毁过礼，结庐矢志，事死如生，依倚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

　其二，苏州府昆山县灵峙庵，旧名水月庵，明万历末年念印禅师开山。念印禅师，是举人傅冲之妹，归有光之儿媳。傅氏年19而寡，于是剃发径山，募置马园蔬圃为兰若，初构三楹，继建禅堂、韦驮殿、净业楼、二桂堂。崇祯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于放生池北。念印禅师有弟子三人，均为士大夫家族女子。一位是顾文康公六世孙女，字仁风；一位是张泰符女，字无歇，一位是钱约斋女，字妙光。

　其三，苏州府昆山县胜莲庵，在许墓塘北。顺治初年，无歇恒禅师所建。无歇禅师，张泰符的长女，嫁给诸生戴襄，进士徐扬贡元配之母。崇祯九年戴襄死，张氏成为守节的寡妇。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张氏弃俗出家，传律华山，嗣法灵隐，以禅律教诫尼众，其道行为诸方所推重。无歇禅师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禅师的弟子。胜莲庵原本为无歇禅师外祖的旧圃，其弟生员张旅庵、举人张冰庵倡购，遂成一方法席。

　当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者，明代名僧莲池大师的妻子汤氏即为一例。莲池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时间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

　莲池夙志方外，鉴于父母尚在，不敢离而出家。父母双亡之后，就力酬所愿，当时其妻子汤氏才19岁。再加之前面的儿子殇亡，为此“忆子舆之规，疑未决”。莲池已而念风灯石火，时不我延，毅然薙染出家。他的妻子汤氏则回到娘家，与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斋戒禅诵。不久，其母亡故，汤氏孑然寡居。当时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最后选中三侄文彬。不久，汤氏亦脱簪珥为尼僧。出家之前，对嗣子文彬说：“兹无所事，后不后我，固无害。彼生而养，死而服、而殡、而祭，世法也。吾学佛，存资钵衲，殁归（门中者）维耳，夫何求哉！”为此，将所有田产房屋散给群侄，而将自己的住宅分给嗣子文彬。至于汤氏自己，则“从邻僦舍，绳枢蓬门，夕灯晨香，阒如也”。汤氏出家为尼之后，法名袾锦，与莲池一同师从关中南五台性天和尚。

　上面的这段史料记载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汤氏出家，虽因其丈夫出家而成为事实上的寡妇，但从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觉悟，当然亦与莲池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

　二、尼姑在庵院的清修生活

　照理说来，尼姑所过的应该是尼庵中的清静生活。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曾在亭上写下一诗，诗云：“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此诗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

　正如明末名僧袾宏所记，在佛教整体世俗化的大势下，尼姑群体中还是不乏清修苦行、终身不干谒富贵之家者。如他笔下的严氏，在出家为尼后，仍然能保持“苦行终身”。另外，钱谦益笔下的女尼潮音，显然也是一位守戒律之尼姑。

　从钱谦益的记载可知，女尼潮音俗姓金，常熟县大河人。嫁给同里人龚某，孀居自誓，仪法井井。其长子娶妻之后，辞亲出家，字曰定晖。定晖死后，潮音对次子端吾说：“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徽缠人世？”端吾尊母亲之旨，于是弃妻落发，与母亲一同到了苏州。潮音到了苏州后，拜尼姑真如为师。不久，潮音回到故乡，“僦居焚修，昼夜六时，佛声浩浩”。钱谦益在后面对潮音有下面的评述：“予观近日宗门，女戒锋起。阇黎上座，林立镜奁。语录伽陀，交加丹粉。咸有尊宿印证，支派流传。可羞可愍，莫斯为甚。是比丘尼，却避市廛，远离俗姓，不唱参访之缘，不挂大僧之籍。一声佛号，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难希有。斯则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也。”细究钱氏言外之意，在佛教界普遍世俗化的明代，尼古潮音出家清修的经历堪称“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

　更有一位性恒女尼，以兴复佛寺为职责。如天台天封寺，一直被视为灵墟之处。至明万历年间，佛应运兴，寺庙达到顶盛。但至崇祯年间，因遭劫火，寺庙顿成灰场废墟。正值此时，女尼性恒，俗姓张，从金陵来到天台，以兴复寺庙旧观为志。钱谦益记其人其事道：“有一比丘尼，张氏名性恒。剃染来金陵，誓愿为兴复。坚修头陀行，一麻复一麦。誓以此身命，回向僧伽蓝。苦行五六载，地行夜叉知。乃至夜摩天，分分相传报。人天感咸悦，钱刀响然臻。梵刹黄金容，僧寮经藏阁。如移四天宫，又如地涌出。”

　可见，性恒女尼自剃染之后，确乎能做到“坚修”、“苦行”，犹如头陀一般。此外，黄宗羲笔下的女尼月尼，尽管已经是入清之人，但从其生活的时代来看，应该属于南明时期，所以暂且也将其置于明代尼姑的考察之列。黄宗羲著有《月尼传》，其中记道：月尼俗姓莫氏，浙江杭州人。性慧，有才，又有静德。其母原本失身青楼，当时莫氏才十二三岁，当然也不能免俗自奋，只好依从母亲一同在青楼生活。不过，莫氏人虽在青楼，却有自己的定见，即非学士大夫不见。等到与客人见面，则又非道德文字不谈。一日，问潘大夫：“所谓名业者，学从孰始？”大夫答道：“有志于名则名立，于业则业成，否则是无志者焉，足以言名业耶？”莫氏听后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自此以后，更加自励。一日，又问道：“所谓文词者，人从孰求？”大夫答道：“妙由天传，机由人究。致天以尽人，则文字之玄，得矣。”莫氏闻之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从此以后，开始每天诵诗读书，遇到学士、大夫，即稍稍能撰五七言之诗，并与他们讨论当世之务，故吴、越间往往有传诵其诗者。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望，莫氏到天竺山院，礼拜慈像，寻求超脱，因而大恸。在回家路上，突然迷路，见一樵夫倚薪卧树间，莫氏前往问道：“孰路归城中？”樵夫答：“路固歧，苟致之皆可归。”莫氏问：“尔何滞于此耶？”樵夫答：“吾逃樵而归于樵也。”莫氏听后顿然醒悟，因拜樵夫并乞旨，樵夫于是看着所卧之薪，对莫氏道：“夫薪也，始出土中，天机莫遏焉。但为类材纠缪，遂屈上达之性。今吾伐之，方得脱根株断，萌蘖就败，藏瑕于烈阳之中，变其凡姿，反其静质，群妄消融，截然寂灭，以复于命，此薪之所能也，吾固怜而樵焉。”尼因进而问道：“问路知归，问薪悟脱，然吾生营营，何求可了？”樵夫答：“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制，则直者屈，施光者受昧，不有见勇之士，力反其光，孰得其子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蒙之不灭，初性自如，本体常澈，人诚求之，即可了其生矣。”尼于是豁然大觉，来到清溪旁，洗去铅粉，卸却绮衣，“草曳韦入家，辞其母，往清波郭门，遂拜老尼为师，削发修禅，终其身，自号松月尼云”。

　在这篇传记的后面，黄宗羲作有下面评述：“世传唐吕岩，度女妓白牡丹；宋苏轼，默化琴操事。余每论之，未尝不异其人。以为声乐之场，亦有回头向道者焉。月尼本背法失从，当艳盛之年，一旦断情欲，远凡归真，倘后日采而传之，未必非牡丹、琴操者之流欤？”一个青楼女子，转而向道，削发为尼，樵夫的一番开道，无疑是关键。所谓的樵夫，其人决不简单，他给女妓所讲的是一堂佛教人生课，最终使女妓皈依佛祖。

　妇女一旦出家为尼，就不再涂脂抹粉，在穿着上也不可艳丽旖旎，以便与她们的清修生活相应。关于尼姑的服饰打扮，我们不妨引周清原所著小说《西湖二集》记载尼姑为例，其中记载尼姑穿戴云：“头上戴一顶青布搭头，身上穿一件缁色道袍，脚下僧鞋僧袜。”至于尼姑所从事的日课，除了在庵院中吃斋念佛之外，还负有一些世俗的宗教职责，这在明代表现为“宣卷”这样一种宗教仪式。

　宣卷是明代妇女最为流行的宗教仪式。明朝人徐献忠记载：“近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群聚，相为倡和，名曰宣卷。盖白莲遗习也。湖人大习之，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所诱化，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贤有司禁绝之可也。”可见，在浙江湖州的乡村妇女中，盛行宣卷。另外，从明人陆人龙所著小说《型世言》中可知，当时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州的妇女至杭州天竺进香，通常雇用一些香船。在进香途中，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除了“一路说说笑笑”之外，还“打鼓筛锣，宣卷念佛”。（

　其实，所谓的宣卷，即为宝卷之诵唱。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宝卷为民间通俗说唱文字，多为佛家传说及信徒善恶果报故事。韵文唱词，鄙俚俗浅。然情节细致，演唱生动。在明清两代，民间宝卷之诵唱十分盛行，并深入殷富之家宅内院，女尼习之为就食谋生之门，胜于托钵化缘。此一风气，延至抗战之前，尚有余迹。明代兰陵笑笑生所著《金瓶梅》小说，其中关于女尼进入大家之宅进行宣卷的活动，所记相当丰富深入，可证尼姑确实是当时官宦及民间妇女宣卷活动的组织者。

　三、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清初学者尤侗认为，出家是一种违背人性之举，最后难免会出现超脱佛门清规的行为。他说：“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使舍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弃室家之好，而同鳏寡之衰。此事之不近人情者。至于怨旷无聊，窃行非法，转陷溺于*杀盗之中，不已晚乎？”明末清初人陆衡也认为，妇女无论是与尼姑往来，还是出家为尼，其结果均为“男女溷杂，无所不至”，而且“最伤风败俗”。鉴于此，他主张对妇女出家加以严禁。上述看法，当然无不都是儒家传统学者之论，但也确实反映了妇女出家之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么，妇女出家成为尼姑，其心情究竟如何？她们果真可以抛却世俗的烦恼，安心沉浸于青灯念佛的生活？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人的感情却又最为复杂。

　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作有一首《陈女度尼》诗，专门描写了一个陈姓少女在即将度身为尼时的心情。诗云：“青春正及笄，削发度为尼，别母留妆粉，参师歇画眉。幻真临镜现，生灭带花知，未必今来悟，前身受记谁？”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女，不再傅粉画眉，而是削发为尼，难道真的是今生已经大彻大悟？真如徐渭所言，其实未必。在少女做出这种无奈选择的行为背后，只能将之归为“前身受记”，亦即前身的一种佛缘。陈铎也有一首题为《尼姑》的散曲，其中云：“卸除簪珥拜莲台，断却荤腥吃素斋，远离尘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两般儿祛遣不开。(稗官野史 )相思病难医治，失心风无药解，则不如留起头来。”

　可见，尼姑尽管已经身持清戒，远离尘垢，但在情感问题上终究还是要得“相思病”。明无名氏辑《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有一首《寺里尼姑》歌曲，其中云：“寺里尼姑，缺少儿孩没丈夫。每日吃斋素，又没个神仙度。嗏，扯碎大衣服，变规模，留起头发，走上烟花路，嫁个丈夫不受孤。”尼姑受不了空门的寂寞，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留起头发，重新嫁人，回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亦即所谓的“还俗”。

　在明代的尼姑群体中，固然不乏在庵中清修之人，但很多还是出入于缙绅官宦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游方尼姑。万历二十四年冬天，有一位尼姑游方到了浙江嘉兴。这位尼姑在湖广出家，为人慧辩知书，自称出自湖广名族，并从某位和尚处受法。她一到嘉兴，缙绅人家的妇女无不与她交游，势倾一府，并打算聚众设法。当时嘉善县人沈元听说此事，就对朋友说：“嘉禾东南名郡，士大夫甚众，竟不能出一言去之，任妖尼惑乱若此乎？”于是，就写诗一首，寄于此尼，示以道理，并在诗后用大字写道：“当急还家室以正首邱。”此尼得诗之后，只好悄悄引去。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条文中，对尼姑犯奸有惩治条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还是出现了与世间俗人私通的现象。如饶州有一女尼，与士人张生私通，最后还嫁给了张生。有人专门就此事赠一诗，云：“短发蓬松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门。”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姬妾出家之处，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削发之尼，难免尘根不断，甚至做出与人 的丑事。如北京英国公宅东有一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闲姬妾出家之处，门禁相当严慎，一般之人也不敢进入。但并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严厉的门禁，有些也并不禁止一般男子进入礼拜。这些男子进入尼寺之后，就不免为里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养在寺中，直至死亡。

　这决不是虚言，完全可以拿发生在永乐与天顺年间的两件事情加以证实。永乐年间，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时，在寺里发现了缠棕帽，帽上还有水晶缨珠。工匠就将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发现而告到衙门。官员在审问此案时，问工匠珠子的来处，工匠就如实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为偷入尼寺，而为纵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 。为了隐瞒事实，尸体无法运到外面，就只好将其肢解，埋在墙下。

　又天顺年间，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闲来出游，七天没有回家，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群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开门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携带酒肴回到寺中，与这位举人饮酒取乐，所以根本无人知晓。一天，举人起了惧怕之心，于是跳墙出来，已是“臞然一躯矣”，身子瘦得令人难以相认。 

　明代尼姑的世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尼姑不再拘囿于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恋尘世的繁华，不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妇女，而且与民间妇女多所交往。如当时南京一些“尼之富者”，不仅“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而且“*秽之声，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赵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作会，“富愚赴会施供”。明人归有光也有下面的揭示：“尼媪往来富贵家，与妇人交杂膜呗，尤数从寡妇人游。”

　其二，尼姑在与世俗交往过程中，不再坚守佛门清规戒律，而是熏染了很多“*污”习气。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视别省为尤盛，*污之俗，视别省为尤剧。尼僧外假清修，内实*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诱招女妇入庵礼佛，恣肆奸*者，有群诸恶少，窃伏庵院，诱妇女礼佛，潜通奸宿者。”可见，这些尼姑不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诱妇女进入庵院，“潜通奸宿”。

　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对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显然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他自己所说：“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本已是五根清净，但这些尼姑却对民间流传甚广的山歌，诸如《锁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类相当熟悉，而且经常挂在口头哼哼。随后，剧作为了对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写了一首《清江引》，让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儿里念佛，心儿里想：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堕业根，与我消灾障。西方路儿上都是谎！”尼姑不但与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惯于说些风月话，诸如借佛之言云：“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尼姑与世俗的交往相当密切，时常拜认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结识一些“好风月的游僧”。

　针对女尼交通大家妇女的行为，自明初以来，朝廷乃至地方官员，无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这种佛教门风的衰败。洪武年间，明太祖曾经派人暗访在京将官家庭 之事。当时女僧引诱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获知确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将两家的妇女与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处死。万历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抚江南，正好苏州发生了假尼行*之事，于是就下令，“罗致诸尼，不笞不逐，但以权衡准其肥瘠”，每斤按照猪肉价格卖给鳏夫。霍韬任南京礼部尚书之时，也对尼姑此风进行了清理，允许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则将尼姑配作军人为妻。其中50岁以上的尼姑，则别有处分。至于妇女，则严禁她们进入寺庙拜佛。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用佛家的话头，晚明是一个“末法”世界。生活在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与大族妇女交通，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习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不妨引述在下面，作为全文的结束语。按照他的说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当然，尼姑中尽有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

　随后，周氏话锋一转，对尼姑败坏妇女风气的危害性直言相告。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假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内房深处，毫无回避，不唯“窍”己之“窍”，“妙”己之“妙”，还要“窍”人之“窍”，“妙”人之“妙”。那些妇人女子心粗，误信了她至诚老实，终日到尼庵烧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儿。还有的男贪女色，女爱男情，幽期密约，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汉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之事”。

　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不孤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成为文学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这或许是因为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这有史料可以证实。如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着留恋世俗的情结。

　尽管在明代的尼姑群体中不乏具有恋世情节者，有些甚至僧尼相通，但从总体来说，佛门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规，过着安静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

　就尼姑“以偶僧为惧”的心态而言，尼姑的恋世情结显然仅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群体之中，尚未构成尼姑的普遍现象。换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为尽管已经较为风行，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出家，就不再留恋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论与和尚结为配偶！（因网络刊登，注释部分按惯例隐去。）

 

　本文摘自《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  作者：陈宝良  原题为：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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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