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时代重要理论文章，和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史）谢谢！

双百方针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在文艺理论上质疑建国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为人学的理论。

1：“极左”方的反映。《人民日报》（57年1月17号）发表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的几点意见》提出现在工农兵方向遭到轻视，重大题材少了，家务事、儿女情等小资产阶级情调大量出现。因此，双百方针提出后，鲜花并不多，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毛泽东文艺“二为方针”方向的挑战，并且提出“我们有责任捍卫二为方针”。

毛泽东针对这篇文章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其中的错误，认为该文在阻止双百方针的实施，是反马克思主义。

2：“右翼”知识分子的反映。这一时期大批被埋没的作家重登文坛，如九叶诗人、汪静之、沈从文等都有文章发表。同时，一些作家也对当时的文坛现状进行了批评。如1957年5月文艺界召开座谈会，罗大纲、朱光潜、袁可嘉等旧知识分子出席，批评前几年文学过于注重苏联经验，而忽视了西方文学传统，从而导致了文学的贫弱。汪曾祺发表文章认为文艺界评论问题用政治眼光是不对的。在理论上吴祖光批评了党领导文艺的错误，认为正是党的领导造成了文艺的不自由。

这些抱怨的话表明了知识分子真诚的向***敞开了自己的心灵。

3：正统理论家们的反映。（1）：正统派：周扬、邵荃麟、臧克家承认双百方针没有带来真正的文艺繁荣，但在分析原因时，却把错误归到作家身上。如臧克家点名批判艾青、田间、冯至、何其芳等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跟上时代。周扬则把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理论研究上的庸俗社会化等问题加到作家们头上，认为这些问题是作家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导致的。

正统派本身就是站在庸俗社会学的立场上批判作家，并且不是很讲理的。

（2）：异端派：姚雪垠《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文提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不在作家，而在教条主义。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这既有苏联文学界对这一创作方法修正的国际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侯敏泽反思教条主义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与权威领导结合起来共同造成了今天文艺的贫弱。成荫认为教条主义在刚刚出发时就走上了歧路，理论文章用教条主义态度批教条主义，理论文章没有理论，只是对既定观念进行阐释，这种理论研究和批判毫无意义。

这些文章批判得很彻底，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中光辉的一页。

百花时代的文学

文学创作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现实阴暗面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为一些作家关注。

1：小说：A：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李国文《改选》表现了政治生活的不合理。B：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探索了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关系。

2：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揭露了官僚主义作风。公刘发表了描写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诗集《禽兽篇》。邵燕祥的叙事诗《贾桂香》反映了封建意识对新时代青年的迫害。此外还有流沙河的《草木篇》。

3：戏剧：杨履方《布谷鸟叫了》，海默《洞箫横吹》，岳野《同甘共苦》

4：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

5：文学批判：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1957年反右斗争时，上述作品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这两者属于30年代国内文艺界三大文学派别（左翼，京派， 海派）。

“海派”是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依托于文学市场 ，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创造“性爱小说”，大都感染着“都市文明病”。手法上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追求艺术的变与新。如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

“京派”为30年代以北方城市为中心出现的一批学者型文人，一面陶醉传统文化，又一面追求自由独立的文学，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热衷于发掘各自的平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善于描写普通人的生命，情感节制内敛，怀旧气息浓厚，可以说是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文”与“道”关系的一个基本命题。各家各派对“道”的涵义的理解虽有所不同，有自然之道、伦理之道以及经世致用之道，对“文”与“道”的关系，也有“宏道”、“宗道”、“明道”、“贯道”和“载道”的不同表述，但将“文”看作“道”的工具和手段却有相似之处，将“文”比作车，“道”视为物，车的用处是载物，“文”的功用就成了“载道”。“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是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说法，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就主张“文以明道”，明确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1]，“文者以明道”[2]。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里提出了“文以载道”说，明代的宋濂、方孝孺，清代的章学诚、叶燮和桐城派等都持有“文以载道”观念。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开始全面重估传统，确立新的文学观念，引导文学创作，对“文以载道”观展开了反思和批判。

一　价值重估：文以载道的批判

新文学革命在思想观念和文体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过，近年来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解构五四的学术倾向，他们从后果追溯原因，将后来发生的左倾化的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源头推及到它那里，以此否定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的正面价值；或者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起点向前延伸至晚清，以此解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革命意义。如果从新文学观念的全面重建角度看，“五四”才是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起点。

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新文学观的确立是以重估传统文学价值为前提，清理和反思传统文学观就成为它的重要内容，“文以载道”也首当其冲成为它批判的重点目标。“新文学运动是在推翻‘文以载道’旧传统的凯歌声中启幕的”[3]。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主张，它的第一条就是要“言之有物”，同时还特别说明，这里的“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所说的“物”是情感和思想，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质”[4]。陈独秀倡导新文学革命，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等“三大主义”，并明确它们有别于传统文以载道观念。陈独秀认为，韩愈虽“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但却“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因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常谓唐宋八大家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5]。将“文以载道”等同于“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更改和动摇的，“文”不仅是“道”的手段和工具，还成了它的奴婢。于是，新文学倡导者几乎都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韩愈以降的“文以载道”观，由此形成了一个反文以载道观的话语同盟。刘半农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改良观，将矛头对准的也是文以载道，但他与胡适和陈独秀不同，如果说胡适、陈独秀主要批判的是“道”的内容，而刘半农就从“文”下手，拆解了“文”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如果将八股家奉四书五经为宝库，“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堆砌之于纸上”看作“文”，“则‘文’之一字，何妨付诸消灭”。事实上，被“奉为神圣无上之五经之一之诗经”也没有一首“足当‘文’之名者”，所以，“其立说之不通，实不攻自破”[6]。于是，他提出了文道分离说，将传统中载“道”之“文”排除在真正的“文学”之外了。在他眼里，中国文学并没有形成“文道”一体的关系，而是道学家们想象和虚构的谬说。这是一个比胡适、陈独秀更为彻底和革命的看法。一旦解构了“文”与“道”的关系，就为“文”的独立提供了可能性，也还原了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周作人也是这个同盟的成员，他认为：“自从韩愈好在文章里面讲道统而后，讲道统的风气遂成为载道派永远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载道的口号，虽则是到宋人才提出的，但他只是承接着韩愈的系统而已”[7]。周作人将“文以载道”看作是一个口号。应该说，文道论是在唐宋以后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观念，从唐宋的古文运动，明代的复古运动，到清代的古文家和桐城派，尽管古文家、道学家和文章家对文与道的内涵及其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它却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而且广泛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也有一个如周作人所说的“载道派”的“道统”存在。

新文学对文以载道观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批判传统文学里的封建思想，也就是文学所载的封建之“道”，使文学摆脱封建道统的约束，真正地解放出来。在这方面用力执着，思考最深的还是文学研究会的茅盾，他借助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家的身份以及文学创作手法等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的“载道”“把真实的文学弃去，而把含有重义的非文学当作文学作品；因此以前的文人往往把经史子集，都看作文学，这真是把我们中国文学掩没得暗无天日了。把文学的界说缩得小些，还没有大碍，不过把文学的范围缩小了一些，要是单把文学的界说放大，将非文学的都当作文学，那么，非但把真正的文学埋没了，还使人不懂文学的真义，这才贻害不少哩”[8]。批判文以载道就是为了重新给文学下定义，重新划定文学的边界，将非文学剔除出去，使文学成为“文学”，不受非文学的“限制”。至于什么是文学？茅盾的回答是“意象”和“审美”，“我们意识界所生的不断常新而且极活跃的意象；我们意识界所起的要调谐要整理一切的审美观念”[9]。这应该是茅盾的文学定义，无论是在意识里活跃的“意象”还是由它生成的“审美”，都是对“载道”的反叛与超越。

文以载道在中国不但历史久远，而且影响广泛，合乎正统的诗文里有文以载道，笔记杂说也不能幸免。“随便翻哪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评的人也一定送他这个美号。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为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10]显然，茅盾对文以载道的存在方式及其危害的认识比同时期的其他人都要深刻得多，他还从艺术方法上反思了文以载道的影响，认为它是“有毒的”文学观念，中了文以载道的“毒”的小说家，在艺术方法上，就会“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观察不去描写，只知把圣经贤传上朽腐了的格言作为全篇‘柱意’，凭空去想象出些人事，来附会他‘因文以见道’的大作”[11]。文以载道不但成了中国文学的价值规范，而且还成了一种创作方法，对“道”“凭空去想象”，加以穿凿“附会”，这无异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主题先行，其负面价值也就显露无遗。茅盾还进一步思考了文以载道观念下文学作者的生存方式，认为文以载道让“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长此以往，“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份了”[12]。这样，从作者到作品，从创作方法到艺术手法，都有文以载道的钳制和影响，中国文学成了缺乏独立价值和自由身份的教化工具和附属物。那么，新文学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就是为新文学另辟生路，争取文学的社会地位，重新确立新文学的观念和价值。

与茅盾同属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叶圣陶，对文以载道也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将文以载道看作是中国文学没有光亮的睡梦，“国人对于文学素抱一种谬误的见解：一方视为玩弄之具，一方视为卫道之器。本此见解而从事撰作，当然长居于黑暗时期，没有永久辉耀的作品出现了。这是深沉的酣梦，是必须促使觉醒的”[13]。文以载道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黑暗时期”，它让中国文学没有出现永久的“辉耀”，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黑屋子”寓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文以载道在新文学倡导者心里有着多大的恐惧和紧张，当然也不乏故意夸大的嫌疑。在新文学阵营，出道相对较晚的老舍在30年代写作“文学概论讲义”时，也将批判的箭头射到了“文以载道”的靶子上，但老舍要理智得多，他认为：“我们是生在‘现代’”，应以“怀疑，思考，比较，评定古物价值”的眼光，去对传统文学加以系统地清理。从“思无邪”到周敦颐，“文以载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条”，但它却把“文艺毁苦了！这种论调与实行的结果，弄得中国文学”“毫无生气”[14]。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把文与道捏合在一处”，“塞住自由创造的大路”[15]。到了韩愈，“便直将文学与道德粘合在一处，成了不可分离的，无道便无文学”的地步，这“怎能说得通呢！道德是伦理的，文学是艺术的，道德是实际的。文学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标在善，文艺的归宿是美；文学嫁给道德怎能生得出美丽的小孩呢？”[16]老舍从文学自由和美的追求上，认为文以载道与其价值和目标相悖，产生不了好的效果，显然他的批判有着贴切的艺术感受和冷静的理性思考。这也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探索，将文学的“美”和创作的“自由”作为了新文学观念的基本内涵，那么，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学从规定的“善”到自由的“美”的转变，为了确立新的文学观念。

二　暗度陈仓：文以载道的赓续

新文学革命有多方面的意义，用郁达夫的话说，它将中国文学融进了世界文学体系，“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了”，它“促生”出新的“意义”，发现了“自我”，废除了“文言”，让“白话”得以“流行”[17]。事实上，新文学的每一项新的意义的生长都是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才有了机会和可能，新意义伴随旧传统而发生，旧传统也会权宜应变，融入新内涵。重估或反叛传统，既容易激励人们对传统的激烈反抗，也会激活人们重新认识传统，传统也会得以赓续和继承。新文学革命在“破”中完成“立”，批判旧的而建设新的，破除的也留在了新的里面，成为新的内容。五四时期的激进派不等于没有传统的东西，以林纾、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守旧派对传统也并非没有新的突破。正是新旧冲突产生的结构张力，才使新思想有不断变革的动力，旧传统也有了新的生机。

新文学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文道”关系的话语逻辑，在确立新的文学观过程中，“文以载道”暗度陈仓，成为新文学的价值思路。“文”与“道”虽分别被赋予了新内涵，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共生依存关系，有“文”就要有“道”，“文”的独立价值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形成新文学的形式主义和语言本体论观念。实际上，这也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发现和感觉到了，他们对此早有警觉和认识。1917年4月，陈独秀在给曾毅的回信中说：“尊意谓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内容，此盖‘道’字之广义的解释，仆所极以为然者也。惟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狭义的解释，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也不远矣。‘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其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这段话隐含之意，说的是胡适的“言之有物”，它虽比文以载道的程度轻一些，但还是存在文以载道的流弊，有相同的逻辑规定性，文学还是作为了“物”的工具和手段。“物”不同于“道”的“天经地义”，而是人的思想和情感，是对“道”的解放。它将“文”与“道”关系换成了“言”与“物”的关系，没有真正实现“文”的完全独立和解放。所以，陈独秀提出了文学本义不过是“文以代语”“、达意状物”而已“，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在“达意状物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8]。为了文学不失“独立存在之价值”，陈独秀在给文学松绑，他降低、弱化了文学的功能和作用，甚至仅将文学看作是“达意状物”而已，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将文学去意义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思维悖论和陷阱，陈独秀之所以要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就是因为他看重了文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也就是文学能够表达“国民”、“社会”和“写实”等各种“主义”，但同时他又很担心文学被“道”所用，受制于“道”，成为“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就是，新文学以后的发展恰恰被陈独秀言中了。

新文学革命提出了种种新的文学观念，但却有着“文以载道”相同的话语逻辑。胡适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后一个时代通常胜过前一个时代。他将一部中国文学史看作是文学工具的变迁史，由诗变词，由词变曲是文学的进步，但他也认为“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19]。文学革命被解释成了工具的革命，这为新文学载新道开了方便之门，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倡导的文学为人生，还是创造社主张的文学为自我，新文学都有着新的使命和责任，它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为了其他事物而存在，隐含在背后的依然是文学伦理化和工具化的逻辑，只不过，新的“文”载了新的“道”，白话文“载”了现代社会人生之“道”。叶圣陶认为“言志”与“载道”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我国历来正统派文学专讲发扬圣贤之道，现代文学在观点上在方法上有各种主义与纲领，那显然是‘载道’了，然而何尝不可以说那些作者‘志’在圣贤之道，‘志’在某种主义与纲领”。“道”的内涵有新旧差异，“文”的工具也有不同，但新文学文以载道却复活了，在他看来，或者可说是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20]。茅盾明确提出新文学要配合新思潮的传布，“中国自有文化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现在差不多妇孺皆知。新思潮和新文学有多少关系，自然也是人人都知道——新文学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21]。为新思潮做“宣传”的新文学，自然就要延续文以载道的命运。

至于踩着新文学革命脚后跟而出现的革命文学，以及30年代左翼文学和40年代解放区文学，它们在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文学与工农兵等方面所建立的相互依存、支持和配合关系，也有“文以载道”同样的话语逻辑。连反对革命文学甚为急迫的梁实秋也并不反对文以载道，他只是反对文学的“教训意味”“，把文学当作工具用”，但相信“文学与道德有密切关系”，就是将文学当作宣传工具，我们也“没有理由与愿望去表示反对。没有一样东西不被人利用的。岂但革命家要利用文学？”他只是为革命文学的未来而忧虑，“不过，纯粹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革命终结的时候，工具的效用也就截止”[22]了。1930年的郭沫若为曾被新文学革命举行过“葬礼”的“文以载道”重新恢复了荣誉，他认为：“古人说‘文以载道’，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个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23]。由于“道”的内涵的不同，文以载道也被认为是“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于是，新文学的“文以载道”也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40年代的朱自清对新文学文以载道也有了一份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新文学运动对“文以载道”进行了“无情的攻击”，目的是为了“让文学独立起来”，“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24]。但经过严肃的斗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这新文学的“新的意念”“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25]。朱自清揭开了新文学运动的“谜底”，他说的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另外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26]文学虽有“变化”，但也有“常态”。新文学的“载道”，变化了的是新的“文”、新的“道”和新的“载”法，没有变化的是“文”依然要“载道”由此，朱自清认为抗战时期文学所表现的“‘人民性’也是一种道”，用文学来载人民的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他同时也提醒不要“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27]。

无论是新文学革命初期，胡适、陈独秀对文以载道的预设和防范，还是茅盾积极倡导新文学的“新使命”，就连反对文学工具论的梁实秋也有了理解和“后退”，郭沫若也明确为它恢复名誉，朱自清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另外以学衡派、甲寅派、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以及鸳鸯蝴蝶派也在那里或大张旗鼓或默默无声地为文以载道提供各自的理论和创作支持，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文学事实，不同文学流派和审美追求的新文学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新的“文以载道”，新文学在批判文以载道观的同时也赓续和复活了文以载道传统，如蚊子一样飞了一圈又飞回了原地，形成了一个“文以载道”的意义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