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资料

一、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二、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三、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词集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4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公元前4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封建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勘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五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今天的改革，其成功之处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但是，在这一伟大事件的历史进程中，并非没有不谐和的噪音，那便是贪污腐败，个别部门、个别地方政府的注重敛财而不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公，公众福利的缺失。尤其是用人路线上的失误和政府监督的不力，致使多少贪官得以肥了私囊，甚至卷财外逃，成为异国富翁。这一切淡化了人民的改革热情，使他们自身因在改革的裂变中遭受必然的阵痛时，往往容易忽视大局，而迁怒改革，归罪于功臣。这一切构成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噪音。因此，吸收并借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就是我们应当注重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此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 泊船：船停靠岸。

2 瓜洲：镇江对面的一个码头，在长江北岸，扬州市南，和京口相对。

3 京口：古城名，在长江南岸，现在江苏省镇江市。

4 钟山：现在南京紫金山。王安石第一次被免除宰相职务后，就居住在这里。

5 数重：几座。

6 绿：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有“吹绿了”的意思。

7 何时：什么时候。

从京口到瓜洲仅是一江之隔，而井口到南京也只隔着几座山。

春风又吹绿了长江南岸，明月什么时候才能照着我回到家乡。

�诗以“泊船瓜洲”为题，点明诗人的立足点。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了望中之景，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隔一条江水。由此诗人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隔几座山了，也不远了。次句“钟山只隔数重山”暗示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三句为千古名句，再次写景，点出了时令已经是春天，描绘了长江南岸的景色。“绿”字是吹绿的意思，是使动用法，用得绝妙。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因为其他文字只表达春风的到来，却没表现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眺望已久，不觉皓月初上，诗人用疑问的句式，想象出一幅“明月”“照我还”的画面，进一步表现诗人思念家园的心情。

��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的深切感情。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欲飞舟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其实，在字里行间也寓着他重返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这首七绝即景生情，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绘，表现了诗人此番出来做官的无奈和欲急切回归江宁的愿望。头两句记叙北上的行程。诗人前往京城，却偏偏回首江宁，表现不愿赴任的复杂心理。��诗人回首江南，大地一片翠绿，这固然是春风吹绿的，但是那葱绿的禾苗难道不是青苗法等变法措施产生的实效吗？但是官场是险象环生的，诗人望着这照着瓜洲渡口，也照着钟山的明月，发出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慨叹，诗人是想早点离开是是非非的官场，体现作者希望重返那没有利益纷争的家乡，很有余韵。这首诗不仅借景抒情，情寓于景，情景交融，而且叙事也富有情致，境界开阔，格调清新。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修辞上的锤炼。

��据洪迈《容斋随笔》说：“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原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真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其实诗人不仅仅在炼字，也是在炼意，这才符合诗的情境。

本诗是“文字频改，工夫自出”（《童蒙诗训》）的著名例证。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北宋诗人。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

生平：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中，在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年（1076)）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稗类钞》等。文学主张与创作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磊落的胸怀。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禨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语）。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得形象性不足。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幽，感激歔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轼的区别。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孙莘老》、《送程公辟守洪州》、《寄王逢原》、《思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份”(《宋诗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雄直之气。但如《读墨》一类诗作，“终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韵”（《王荆文公诗笺注》引李郛语），助长了宋诗议论枯燥的缺点。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吴之振说他“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严羽称王安石的诗歌为“王荆公体”(《沧浪诗话》)，主要指其后期诗风而言。也有人对王安石后期诗过多地搬弄典故和讲究技巧表示不满，如陈师道说他“伤工”（《王直方诗话》引），叶适说他“徒有纤弱”(《习学纪言序目》卷四十七)，赵翼说他几首属对精切的诗“皆字面上求工，而气已恹恹不振”(《瓯北诗话》卷十一)。不过总的来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包含着自己的创作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语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风气。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千秋岁引〕《别馆寒砧》词“意致清迥”（《蓼园词选》）；〔桂枝香〕《金陵怀古》足堪“颉颃清真、稼轩”（《艺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作品集与版本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人编纂成集，早已散佚。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本及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同，且只剩两个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集末附日本岛田翰从残本《王文公文集》中辑得的47篇佚诗、佚文作为《补遗》。这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集。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得龙舒本的两个残本合刻，去其重复，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思王逢原三首·其二 [宋代] 王安石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友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想象中你远方的墓地，如今早已长满茂盛的蒿蓬，哀悼你的指情仍如去岁，尽管你孤独的坟茔又一度萧瑟秋风。世人不能像匠石指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只有指指了解你的人才能理解认同你。回想起那年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正对着我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进了你我的酒杯之中。可惜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

注释 王逢原：王令，字逢原，北宋中期诗人，年仅二十八岁就不幸病逝。蓬蒿：指墓地上的野草。纷披：散乱的样子。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平世：旧指清平之世，这里指当世。湓水：源出江西瑞昌清湓山，东流经九江城下。酒卮：古代盛酒的器皿。陈迹：旧事。随手：随着，紧接着。

创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