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的诅咒:汉朝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巫术的前因后果：巫术是西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它不仅对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汉武帝为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也危及了西汉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巫术，原本基于民俗和迷信，是一种害人的巫术形式。方法的本义是毒虫使人吃了，使人陷入疾病。据说肚子里有虫。春秋时，说菜虫是诡计，生于*。汉代流行的巫术形式是将泡桐砍成仇人的形象，然后将铁针插入泡桐人体内，埋在地下，用恶言诅咒，企图给对方带来灾难。

在邓启耀的中国巫术考察一书指出，以纸人物、草人物、木偶、泥人、铜像甚至玉人物为施术者的身体替身，刻上自己的名字或生日，或从施术者身上取得一点头发、指甲甚至衣服，加以诅咒、埋在土中或用针刺伤。据说表演者会有同样的反应，偶像哪个部位被刺，真人哪个部位会受到感应伤害。为了折磨敌人，表演者常常钉死偶像，痛恨魔鬼偶像。最后，他用一根巨大的钉子杀死了另一个人。

巫术曾经是女性互相憎恨时发泄个人愤怒的常用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女性和贵族女性因为嫉妒而使用巫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的巫咒，起于元光五年陈皇后阿娇被废黜事件，止于正和三年丞相刘曲里被害。巫术诅咒的导火索是公孙贺父子案。

天汉二年，昌安被袭，正合元年，朱安世斥公孙贺事件，正合二年刘巨被杀，历时40年。十几万人因为巫蛊监狱被杀，仅皇太子巫蛊案两年就有几万人被杀。那些被杀害的人是王储、皇后、公主、首相、将军和其他皇族和显贵。

这种以屠杀骨肉公婆为主要对象的监狱案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西汉时期巫术盛行，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对西汉也有很大的影响。1巫灾发生的原因汉武帝时期巫灾之所以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原因。

各种矛盾的剧变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为汉武盛世的出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执政超过50年的人，在位时间长达54年。随着他有为政策的不断实施，在对外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他开始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导致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巫术灾难发生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刚登基的前几年，由于年纪小，实权掌握在窦太后手里，基本上继承了文景政策，很少更加繁荣。此时的西汉，政治、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武帝前七十年在位的时候，国家亡了，百姓给了家属足够的钱，而且都是钱满为患，国库却有余粮。首都的钱是一百万美元，但它可以不能被纠正。太仓小米陈晨香阴，四溢

汉书食货志指出：汉武帝因其文、景，即年数，命燕柱、等。为了吸引东瓯，又做了广东和广东的事情；唐萌和司马相如也奉命打开西南驿，开凿一条千余里的通道，以传播巴蜀和巴蜀人民。汉武帝本来以为征服四夷，攻打匈奴就能胜利。结果士兵们百思不得其解，全世界共同努力。

结果严重缺钱，于是产生了搜刮法。卖酒，卖盐卖铁，铸白金，造皮币，数船数车，租租六畜。这加强了对人民的勒索和奴役，于是土匪和小偷聚在一起，道路被封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汉武帝为了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一直使用恩威、儒法。

但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他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对于违反他禁令的人，或者他认为不忠的人，他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手段，或者毫不留情地废除或杀死，甚至对朝廷官员也是如此。汉武帝末年，掌权的有十三人，其中死的很少，被逼自杀、下狱或腰斩的有六人。

难怪当公孙贺被任命为第11任丞相时，他不仅没有t有一点点的快乐，但相反，他点头哭泣，并没有不要流泪。当他最终被迫接受时，他出去叹了口气。我的生命从此岌岌可危！后来，他死在监狱里。

汉武帝李世民表达情感和惩罚无忌的做法引起了朝臣的深深恐惧和不满。为此汉武帝进行了屈尊，大臣二话不说就屈尊死了。此时的汉武帝，除了奴才，没有人才。此后，官员和医生更加重视，尤其是在武帝的中后期法则。由于长年在外作战，在国内下大力气，人力、物力、财力被极大消耗，人民负担空前加重。此外，官员贪婪暴虐，专制暴虐，灾荒饥荒频发，百姓无时无刻不在自相残杀，农民反抗的事件层出不穷。

大批政治精英被杀，国家动摇。有学者认为巫咒是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女巫叛乱发生在首都，前后有近40万人参与。一时间，人人自危，统治者的权威和信任受到极大挑战。刘玉鑫夏侯_的自杀失败了汉武帝多年培养的接班人计划，而刘朝鲜的大臣们也受到了批评，这导致了后来霍光的独裁。巫蛊灾难发生后不久，汉武帝下诏谴责自己，开始反思和挑战自己的统治策略，减少军事行动，将注意力转向富民。

杨雄，西汉成都人，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尊儒道，喜辞赋，写讽刺赋如《甘泉赋》，《猎羽赋》，《龙阳赋》。揭示了文人的失意。法眼、太玄坚守儒家道德，反对神学。杨雄刚开始模仿司马相如的写作风格，后来意识到这只是对皇帝的奉承，便毅然改了。

杨雄的故乡

杨雄的家族世代相传，所以在蜀中很少有可以一起玩的朋友。此外，杨雄患有口吃和语速慢，这使他更加沉默。然而，杨雄渴望学习和广泛阅读。他的文学造诣很高，为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雄不想被提升。他想升职，但是不喜欢做遛马刮胡子之类的事情，所以不能升职。他得不到提升，只能投身学术领域。其实他是被别人逼的。杨雄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不得不进入天禄阁，以避免与环境发生冲突，并在所谓的书房中度过一生。杨雄在内阁中被压制了很长时间，他需要自嘲来缓解内心的压力。通过杨雄与以往文人的比较，指出社会环境决定文人的命运，时代决定文人的作用，时代的变迁决定文人的地位。这些都是大环境造成的，不是杨雄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他只有通过写书才能出名。

进入学术界后，杨雄以其深邃的思想体系拓展了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方法发展了中国方言学，以其精彩的诗篇丰富了中国文学。

杨雄的四大赋

杨雄是西汉时期继司马相如之后的伟大作家。他的四大赋是河东赋、甘泉赋、渔猎赋和杨长付赋。杨雄早年崇拜司马相如。以此为例，他在散文中经常模仿司马相如。但到了后期，杨雄对司马相如持否定态度，甚至暗示司马相如“偷了卓文君家的钱”，使其辞赋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杨雄的形象

描述汉成帝的大规模旅行。将杨雄的伟大旅行与皇帝的伟大成就联系起来，温和地让皇帝反思他们的言行。

描述甘泉宫的壮丽。华丽夸张的辞藻甚至可以把甘泉宫比作仙境中的宫殿。汉代的甘泉宫本来就很豪华，只是成帝修建了更多的宫殿，可以说是豪华了。杨雄写这首诗是为了委婉地指出汉朝的奢侈和汉武帝与嫔妃的风流韵事。

《笑逐颜开》和《笑逐颜开》都描写了成帝打猎的情景。汉成帝喜欢打猎，每次都耗费大量资源。以文帝和皇帝吴为例，指出当皇帝不节俭，不为人民服务，只知道享乐。

杨雄的赋充满讽刺和劝导，其中四大赋最为著名。而他的赋更注重整体审美，导致皇帝只看到了赋的精致，而忽略了内在的思想。

杨雄是如此神秘

杨雄继承儒家道家文化，质疑西汉神学思想。他从《河东赋》学起，吸收了老子的精华，继承了气论，最终形成《甘泉颂》，促进了后世自然科学的发展。他是以《渔魂赋》为中心思想，探索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无神论代表作品。

太神秘的内容

杨雄的《长阳赋》包含了天、地、人三个方面，涵盖了万物，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秩序。杨雄不仅模仿《周易》的结构比例，还有拍头的方法。但是《太玄》的捕捉和破的方法非常灵活。根据占卜和数字，太玄只靠阴阳数字。中的恭维语都是以名字为中心的，恭维语的内容安排也是有规律的。是一个人工系统

为避康熙之讳，录于《玄》，改为《太玄》。提到了亨廷顿的理论，认为恒星都分布在一个球体上，太阳、月亮、五星围绕球体运行，这和现代天文学的概念非常接近。虽然当时亨廷顿的理论并没有完全取代盖天论，但它可以解释更多的天文现象。还是有很多辩证思想的。反对神学，又认为“玄”、“道”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即上帝，体现了客观唯心主义。他主张事物要走正道，顺应自然规律，缺一不可。杨雄的知行理论有很多优点。

在汉朝见到同性恋还真不足为奇,在西汉那个时期,男宠的传统疯狂的盛行着。早在汉惠帝就有了与闳孺的特别情感；接着就是汉文帝与邓通了,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据说汉武帝的初恋韩嫣；还有汉成帝与张放,这两人可谓是生死之恋；汉哀帝与董贤,这两人的恋情是断袖之癖的创始人。

前面的大家都有所了解,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癖。董贤是西汉御史董恭之子,而且还是一个美男子。

董贤初任太子舍人,就只是太子宫中的一个小随从,上司知晓董贤没有啥本事,也就不让他办什么要紧的事,就安排他在宫中管报时辰,董贤就这样混了两年多。

可上苍给了董贤一张俊美得后宫佳丽都自惭形秽的脸蛋,有这么出众的脸蛋,还会长久平凡吗？一天汉哀帝看见了董贤,一下子就被董贤美貌给吸引住了：我虽佳丽三千,还没有一个这么清丽拔人的货色！汉哀帝心头怦怦乱跳,主动与董贤搭腔。董贤被汉哀帝看上了,飞黄腾达在等着他。很快董贤就被任命为黄门郎,黄门郎是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官员,能当这个官的人都是皇帝的亲信心腹。做了黄门郎,董贤就能与汉哀帝天天见面了,汉哀帝每天看着董贤就觉得心情舒畅。董贤不是傻子,知道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到了,就对着汉哀帝娇声媚气,搔首弄姿,汉哀帝哪能受得了,抱着董贤就上床。两人在床底之间,翻雨覆雨,水乳交融,汉哀帝从此就再也离不开董贤。

汉哀帝绝对不会屈就自己的心头之爱,很快从黄门郎提拔为驸马都尉侍中。

董贤受到的宠爱日甚一日,出门在车上陪乘皇帝,入宫则随侍皇帝左右。两人形影不离,如胶似漆,汉哀帝用各种名义给董贤赏钱,多计成千上万。一天两人云雨后,汉哀帝先醒,董贤还睡着,汉哀帝想把衣袖掣回,却被董贤的娇躯压住。为了不惊醒尚在美梦中的董贤,汉哀帝一时性急,哀帝竟从床头拔出佩刀,将衣袖割断,然后悄悄出去。断袖之癖这个成语便由此而来,也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

董贤不光长得像女人那样秀丽,他的性格也是温柔文静,知书达理,轻言密语,除了身上几个部件不是标的是男性的牌子,其他女人有的,他都有。

汉哀帝已经爱董贤爱动了骨子里头,为了每天都能看见董贤,汉哀帝就把董贤一家子都召进宫来,单独给董贤一家腾出房舍供其居住。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董贤的父亲董恭被任命为霸陵令,不久又升任光禄大夫,后来又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董贤的妹妹也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更改其房舍的名字为椒风,以与皇后所居的椒房相配。董贤的妻子被任命为将作大匠,是一个流油的肥差。董贤小舅子被任命为执金吾,执金吾是掌握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

甚至董贤家的僮仆沾了光,名剑珍宝,哀帝都不吝赏赐。

汉哀帝还诏令董贤的府邸建造在北阔下,仿照皇帝制度,极尽豪华。汉哀帝连董贤死后的事一并安排了,还给董贤准备了一个珠襦玉匣的棺材。

董贤家上下的装备已经和皇帝差不多了,但汉哀帝觉得即使这样还无法表现对心上人的爱,汉哀帝准备封董贤为侯,但依照汉制,没有大功无法封侯,汉哀帝一时非常困惑。

恰好是这时,有两个官员告发东平王刘云的夫人的不法事,交刑部治罪。刘云的夫人低头认罪。汉哀帝叫两个官员说是通过董贤告赢的,把功劳记于董贤,下诏封董贤为高安侯。这两个官员也同时被封侯。

这样转弯抹角给董贤封侯,汉哀帝可谓用心良苦。

董贤封侯拜爵,不久汉哀帝还任命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汉武帝后实行内府执政,大司马就是朝廷内的军政首脑,位在三公之上。这一年董贤年方二十二岁,如此快的升迁速度,如此年轻的军政首脑,古往今来仅此一例。董贤为大司马后,百官奏事都需经他手方能上达,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弟弟董定信提升为驸马都尉,他的亲属和亲信皆被安置到朝廷内的关键职位,董家超过了外戚的王、薄、傅三家,显赫一时。

董贤无才无德,无功无劳,封侯升职,引起了朝中正直人士的不满。

丞相王嘉在汉哀帝面前直谏不能为了恩宠董贤而破坏法制,汉哀帝不仅不听,反而将其投人监狱,折磨而死。

接替王嘉的丞相孔光就聪明多了,一次董贤要去拜访孔光,听说董贤要来,早就做好准备,衣冠楚楚出门迎候,望见董贤所乘的车来了,便毕恭毕敬,一步步退着走回。董贤到了中门,孔光已进入大门旁的小门,董贤下车后,方出门拜见,点头哈腰,甚是恭谨,不敢以宾客同等之礼相待。皇上听说了为之一喜,立刻拜孔的两个侄儿为谏大夫常侍。

董贤已经官居大司马,权倾朝野,董贤自己都已经很满足了。可汉哀帝却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心肝宝贝着想,他还想把皇位传给董贤。一次酒宴上,汉哀帝对旁边的大臣说：我欲效法尧禅让舜如何？旁边的大臣回道：天下是高皇帝打下的天下,不归陛下所私有。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应传给刘姓子孙以至于无穷。继承权至关重大,天子无戏言！。

可谓盛极而衰,水满则溢,董贤的好日子随着汉哀帝的死去也要到头了。前1年,汉哀帝带着对董贤无限的爱死去了。汉哀帝一死,董贤顿觉晴天霹雳,天塌地陷。

董贤的感觉是对的,以前有汉哀帝罩着,谁也不敢动弹董贤,现在董贤的护罩没了,反对他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汉哀帝一死,他的政敌和被他整过的人就开始聚在一起,向其发动了猛烈攻击。王莽乘机弹劾他,禁止他出入宫殿司马衙门。其他一些大臣也向皇太后指责董贤乱政,*乱后宫。皇太后早就看董贤不惯了,也就顺水推舟,下诏没收董贤大司马的印绥,撵其回家,永不录用。

董贤知道凶狠的政敌们不会这样就便宜了自己,当天就和自己的妻子一起自杀。董家人家丑不外扬,就在夜间草草埋葬了事。王莽疑心重,他怕董贤装死,专门派人掘坟查验。

董贤虽死,但针对他的攻击还没有完。大司徒孔光上奏,历数董贤的罪状。太后便下令,没收董家的财产充公。并将借董贤裙带关系当官的一律罢免。董氏家族势力在朝廷中全部被肃清。

董贤受宠时期,朝纲不振,裙带密布,无能之辈却居高位,朝野怨言纷扰。经过董贤和汉哀帝这么一折腾,本来就江河日下的西汉朝廷更是乌烟瘴气。王莽在这种形势下得以重掌大权,为以后篡夺汉室打下了基础。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因为说了这么多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癖,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人,那就是汉哀帝刘忻的皇后。

汉哀帝刘欣的皇后傅氏,是孔乡侯傅宴之女,哀帝祖母傅太后的侄女,傅太后作主,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自己的孙子。

在公元前7年的时候,成帝病死,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傅氏被封为皇后。可是谁想到汉哀帝专宠男宠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宫中有一个舍人名叫董贤,生得和女孩一模一样,柔弱娇俏,极会献媚。哀帝拜董贤为黄门郎,陪侍左右,出入同辇,共枕而眠,恩恩爱爱真如夫妻一般,根本不理睬傅皇后和后宫佳丽。

汉哀帝刘欣的断袖之癖寒了多少宫中的女子？可怜的傅皇后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没人来疼爱。

在公元前1年的时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26岁的汉哀帝病死了,王莽掌握了大权,董贤与妻子自杀了。而傅皇后被废为庶人,因为不堪耻辱而自杀身亡。

得不到皇帝宠爱的皇后都只有守候冰冷的后宫的命,你说要是别的女人抢走了皇后心爱的男人也就算了,可这一个美男子轻而易举的掌握了汉哀帝的心,这么一个断袖之癖真是傅皇后的悲哀啊~

　　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1]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2]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末，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 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3]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性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6]。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7]。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四、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

E秦：

秦刻石文的用韵特点是： 三句为韵。

李斯散文最鲜明的特色是：铺陈排比。

《吕氏春秋》：

一 由秦相吕伟组织门客集体编撰；

一 该书向来被视为杂家著作；

一该书最大的文学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

《吕氏春秋》：

成书于秦统一中国之前；由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撰；以道儒、法、阴阳家的思想成分居多；最大的文学成就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寓言。

《吕氏春秋》文章特点： 平实畅达，不求华丽。

《吕氏春秋》向来被视为：杂家著作。

《吕氏春秋》的《察今》一文，接连用几个寓言故事说理，它们有： 循表夜涉；刻舟求剑； 引婴儿投江。

从《吕氏春秋·察今》的本义来看，"刻舟求剑"的故事要表达的是：因地制宜的思想。

从《吕氏春秋·察今》的本义来看，"循表夜涉"的故事表达的是：因时制宜的思想。

《吕氏春秋·古乐》中关于原始初民模仿动物动作而歌舞的记载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F 《史记》 ：

《史记》（司马迁） 开创的史书体例是：纪传体。

在《史记》的五种编写体例中，"本纪"这种体例是： 记述历代帝王的兴衰更替。

《史记》的五种编写体例中，"世家"这种体例是：记录王侯各国的兴衰状况。

《史记》的五种编写体列中，"列传"主要是： 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

《史记》的核心部分， 文学成就最高的是： 本纪、世家、列传。

《史记》所采用的几种体例中，作为全书纲领的是： 本纪

《史记》描写人物时所使用的"互见法"是指：把同一人物的事迹根据需要写在本传和其他传记中。

《史记》中人物心理表现的方式有： a通过人物独白 b,以他人语言显示 c由作者直接点拨。

《史记》刻藏人物性格常用的艺术手法有：

a 用独自写心理揭示人物性格； b通过人物言行表现其性格；

C以传神的细节凸现人物性格； d以对比衬托出人物特点；

e 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示人物性情。

《史记· 信陵君列传》中的魏公子信陵君是：礼贤下士的典型。

《汉书》对《史记》体例的改造有： a把《史记》中的"书"改称为"志"。 b取消《史记〉）中的"世家"，并入"传"。

《史记》和《汉书》： 都反映汉代的历史。

指出秦刻石文在内容中多为"颂秦德"的是： 司马迁《史记》。

G 《汉书》 （班固）：

《汉书》记载的是：西汉的历史。

《汉书》不同于《史记》的体例特点是：不设"世家"。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 纪传体断代史。

最早录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的箸作是： 《汉书》

《汉书》的特点： 叙事平实稳健； 文章组织谨严； 语言富丽典雅； 但不行文挥洒自如

《汉书》（班固）的叙事特点是： 翔实平妥，笔法谨严。

《汉书》在写作上的特色是： 照录史实。

《汉书》人物传记的写作特点：摹声绘形。

《汉书·食货志》关于采诗说的记述：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

《汉书·苏武传》中刻画苏武的品格特点是： 忠贞不渝。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四家是：儒、墨、道、 法。

《汉书·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苏武描写最具特点的是： 精细刻画。

H汉代：

"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共同的创作倾向是：阿谀颂德，游戏文字。

从文学角度，汉初创作主要成我在：辞赋。

西汉初期的散文主要是：与治国安邦有关的政论文。

西汉初期散文创作的共同特征是： a针对现实问题而发； b行之质实畅达； c受战国策士的影响。

汉代"四家诗"中属于今文经学的是：齐鲁韩。

汉代散文家：董仲书（西汉）， 刘向（西汉），贾谊（西汉初年） ，桓宽（西汉）。

（西汉初期）贾山《至言》除分析秦之的原因外，另一着重讨论的问题是：君臣关系问题。

晁错（西汉）政论散文的代表作： 《论贵粟疏》。

晁错政论散文特点：切实中肯；质实朴厚；擅长分析。

西汉中后期的著名散文家：董仲书、刘向、 司马迁。

汉代被称作"为群儒首"的： 董仲舒。

董仲书《天人三策》的第三策阐述的主要思想是：天人相应、"大一统"的思想。

董仲书、刘向政论散文的写作特点： 引经据典、以灾异论政

刘向政论散文的主要特点： a 继承了董仲舒散文引经据典的特点； b 结构严整，逻辑清晰； c 往往采用"正论一反证一总结一时事"的结构模式。

刘向受命校理群书，为一些典籍写溆录，最著名的： 《战国策叙录》。

《战国策》由刘向编定。

《新序》《说苑》的诸种特点中，最具文学价值的是：描写人物言行，传达人物的形貌和精神。

《过秦论》：

一文章的核心指出：秦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仁义不施"；

一文章集中体现了贾谊散文气盛情浓，铺排渲染的特色。

汉初思想家中忧患意识最为深浓的是：贾谊。

贾谊文章带有纵横风气。

贾谊《鹏鸟赋》所表现的主要情感倾向是：齐同生死的豁达。

贾谊《吊屈原赋》的体裁是： 骚体赋；骚体赋创作特色：抒情述志。

贾谊《吊屈原赋》最显著艺术特点：直抒胸臆。

贾谊《过秦论》创作特色： 铺排渲染；

贾谊《过秦论》归结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散文名篇《论积贮疏》，文章： 紧凑严密，说理透辟。

贾谊代表作： 《治安策》《论积贮疏》《过秦论》

桓宽《盐铁论》的散文风格：质直平实。

《盐铁论》与同时代散文的不同主要是：文风平实，不滥说灾异，不频引经籍。

司马迁抒写"发愤"著书强烈愿望的是：《报任安书》。

具有"究无人之际，近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理想的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司马迁）"五体"中，作为全书纲领的是： 本纪。

西汉初期的词赋创作的发展趋向是从情思浓郁、质实纯朴向缺少真情、辞藻华丽方向发展。

"赋"作为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荀子·赋篇》（战国）。

"赋"："叙物以言情"。

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典范作品：枚乘《七发》。

主客问答是汉大赋的基本结构方式，《七发》中主、客是：楚太子和吴客。

枚乘《七发》创作特点：铺叙夸饰。

与汉初各家散文比较，枚乘《上书谏吴王》最主要的特点是：譬喻叠出，设辞委婉。

扬雄赋作：《长杨赋》《河东赋》《甘泉赋》《逐贫赋》《羽猎赋》。

扬雄大赋《长杨赋》的创作题材主要是：天子田猎。

扬雄《河东赋》内容是专写天子祭祀，《甘泉赋》内容也为祭祀。

扬雄对大赋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

a、拓展了大赋的题材领域； b加强了大赋"劝百讽一"的"劝"的色彩； c描摹对象集中，篇幅相对缩短； d往往采取"以美为讽"的表达方式。

提出著名观点"辞人之赋丽以*"的是：扬雄。

汉大赋： 扬雄《羽猎赋》 《甘泉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

汉大赋之绝响：张衡《二京赋》。

把汉大赋创作推向高峰的作者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写得富有抒情色彩的赋是：《长门赋》。

《长门赋》的创作手法：抒情述志。

《天子游猎赋》所体现的司马相如的创作心态是：逞才炫耀。

《天子游猎赋》的主要表现手法：铺叙摹绘。

以《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汉大赋的主要特色是：

a 没有作者的真情实感； b空间的极度排比； c以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

d采用问难的体式； e遣词用语繁难僻涩。

《天子游猎赋》所代表的汉大赋与骚体赋不同在于：

a骚体赋主要抒发愤懑哀怨之情； b《天子游猎赋》逞竞材和游戏文字； c《天子》"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d《天子》采用主客问答形式。

汉代"纪行赋"的开山之作：《遂初赋》←刘歆创作的骚体赋。

西汉中后期赋体作品有：《杨柳赋》、《洞箫赋》（王褒，咏物赋）、《自悼赋》、《遂初赋》。

（汉武帝刘彻）《李夫人赋》是表达怀人主题的辞赋。

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今天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表述"招隐"主题的基本表现方法是：以铺叙隐居环境的恶劣来表现主题。

西汉中期东方朔著名的抒情短赋是：《答客难》。

西汉杨恽《报孙会宋书》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对不平遭际的怨愤。

-东汉：

东汉赋体文学创作的整体发展趋势是：由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

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是：《归田赋》（张衡），其艺术表现特点是：形制短小。

铺陈胪列，细致描绘，成为汉代京都赋极致的是：《二京赋》（张衡）。

东汉赋作家： 班固、张衡、蔡邕。

东汉蔡邕《述行赋》的创作意图：吊古伤今。

从现存资料来看，较早对汉乐府进行分类的是：蔡邕。

汉章帝时受命写成《白虎通德论》的是：班固

五言诗起源： a 东汉前朝的文人五言诗，是五言诗形成的标志； b 五言诗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孕育。

体制完整的文人五言诗，最早出现的时代是：东汉前期，班固《咏史》。

标志汉代文人五言诗渐趋成熟的作品：张衡《同声歌》&秦嘉诗。

曹植在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诗体是： 五言诗。（曹丕：七言诗）

刘长卿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五言诗。

东汉散文创作的基本状况： 前期反对虚妄，批驳图谶，后期清议时政、发愤指弊。

东汉前期主要创作倾向：针对图谶虚妄的政治文化予以批驳，代表：王充&桓潭。

从思想倾向看，桓谭是：反对图谶虚妄迷信的代表。

《抑谶重赏疏》 属于桓谭的 《新论》。

王充在文章写作上的重要主张是： 反对虚浮不实，提倡真诚适用。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表现了王充的论文主张是：崇实尚用。

王充散文创作特色也是：崇实尚用。

王充《论衡》的著述宗旨是："疾虚妄，崇实诚"。

（东汉后期）王符《潜夫论》中的是：《实贡篇》。

王符"志意蕴愤"的著作是： 《潜夫论》。

东汉后期散文的创作特色：切中时弊，情感浓郁。

两汉后期政论散文创作的新特点：引经据典，以阴阳灾异论政议事。

东汉散文家仲长统的代表作： 《昌言》。

《昌言》创作特点：讦直深刻。

东汉后期：《刺世疾邪赋》（赵壹）。

东汉《北征赋》： 班彪。

（东汉末）祢衡《鹦鹉赋》的艺术表现特点是：比喻象征。

汉代散文的行文造语向着骈丽的方向发展出现在：东汉后期。

骈赋成熟定型的时期：南朝。

《吴越春秋》：

- 东汉时期的一部杂史；

- 记录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

《吴越春秋》产生的年代：东汉时期。

《吴越春秋》记载的是：春秋末年是越两国的历史，前五卷吴国历史，后五卷越国历史， 在写作上体现前后连贯成篇特色。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在内容上主要的不同是： 《吴》集中记述吴越争霸的历史，《越》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

《越绝书》 （袁康） 产生年代：东汉时期。

东汉后期， 《古诗十九首》产生。 最早载录《古诗十九首》的古代典籍是：《文选》。

《古诗十九首》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

《古诗十九首》遣词用语特点： 浅近明白。

《古诗十九首》的情感内涵包括：

a人生失意和无常之感 ； b思乡、怀人的情感； c表达闺思和愁怨；

d 摆脱尘世之累的心境； e自然的空灵寂静。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主要艺术特征： a 浅近自然，； b情景交融； c 意味隽永； d善用比兴； e意蕴多义。

《古诗十九首》中感慨人生失意、功业迟滞的是：《迥车驾言迈》。

《古诗十九首》"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写的是：相思令人憔悴。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表现的是：闺思愁怨。

属于《古诗十九首》 的： 《驱车上东门》。

出自《古诗十九首》的：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迥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古诗十九首》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请结合下列作品论析《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1、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抒发人生普遍情感：含蓄模棱的表现方式）；

2、质朴自然，没有雕饰痕迹的表现风格；

3、景物、情境与情思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

4、浅近自然又精练准确的语言。

简述《古诗十九首》的情思内涵。

1、 游子、思妇的离情别绪。具体表现为思乡怀人和闽思愁怨；

2、 游子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对人生的某些思考。

（东汉末）仲长统《昌言》的文风特点：质朴而富于论辩。

苏李诗：

- 苏李诗是指《文选》收录的所谓的苏武、李陵的诗歌；

- 这些诗歌多写朋友、夫妻离别，情感沉郁，叙事写景浅近自然，与《古诗十九首》相似。

东汉末年，产生： 《文选》《玉台新咏》中收录的所谓"苏李诗"。

最早收录文学史上七首所谓"苏李诗"的总集是：《文选》。

《孔雀东南飞》：

- 《孔雀东南飞》是一篇长篇叙事乐府诗；

- 最早收录在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

- 抒写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最早收录《孔雀东南飞》的诗歌总集是：《玉台新咏》。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反映妇女婚姻生活不幸的诗篇。

-乐府：

乐府：

一本义是指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

一魏晋之后，人们把乐府机关整理、演唱的诗歌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又成为诗体的名称；

一汉代乐府诗歌包括贵府、文人的创作和民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语评价的是：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在句式上特点： 杂言和五言为主。

简述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1、 生活艰难；

2、 厌倦战争；

3、 讽刺达官显贵；

4、 抒写爱情婚姻。

《乐府诗集》中保存两汉乐府民歌最多的类别是：《相和歌辞》。

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有所思》。

汉乐府民歌《鸡鸣》的内容是：讥刺达官显贵。

汉乐府民歌《江南》一诗是：爱情诗。

汉乐府民歌： 《上山采蘼芜》： 婚恋诗。

汉乐府《陌上桑》一诗是：婚恋诗。

汉乐府： 《十五从军征》

出自汉乐府民歌：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出处： 汉乐府《长歌行》。汉乐府民歌《东门行》的题材内容是：倾诉生活艰难困顿，句式上为杂言诗。

汉乐府民歌着意于人物描写的是： 《孤儿行》。

汉乐府《战城南》的艺术特色是：在叙述和描写中抒情。

《西曲》：

- 西曲是主要产生于长江中游及汉水两岸的民歌；

- 西曲今存一百余首，新郭茂倩《乐府诗集》内容绝大多数是表现男女之情，风格清新明面。

"西曲" 主要产生于： 今湖北江陵、襄樊、河南邓县一带。

-建安：

建安诗歌主要的特点： 慷慨任气，高亢悲凉。

汉魏之际， 中国诗歌史上掀起的第一次文人诗歌创作高潮：建安时期，其鲜明的时代风格是：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一汉末魏初诗歌创作的时代风格；

一 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

一 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一 形式上词采华美但又不假雕饰。

建安七子：

一指建安时期七位文学创造成就卓著的文人，即孔融、王粲、 徐斡（干）、陈琳、阮瑀、应㻛、刘桢；

一建安七子的作品往往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忧国忧民情怀的建国之业的抱负；

一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

孔融文学成就主要在于： 散文。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东汉末年） 的辞赋代表作：《登楼赋》 。

王粲为"建安七子"中诗 、赋最佳者。

王粲的诗被誉为： 文多兼善，辞少瑕累。

出自《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著名女诗人蔡琰的创作时代是： 建安，作品：《悲愤诗》。

蔡琰著名五言诗《悲愤诗》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

蔡琰适逢汉末社会动乱，曾身陷于：匈奴。

-建安"三 曹"：

建安诗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的是： 曹操。

曹操：

a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b 出身于官高望低的宦官家庭；

c 迎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

d 首开以乐府古题自作诗的风气；

e 字孟德， 沛国谯（今安徽毫州市）人。

魏晋时期，开创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全盛局面的是： 曹操。

曹操诗的风格是：古直悲凉， 慷慨沉雄。

曹操《短歌行》的主要艺术风格是：悲凉沉雄。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纯描写自然景物的山水诗：《步出夏门行》。诗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第一章《观沧海》）

曹操《观沧海》是第一首比较完整的山水诗。

诗歌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山水诗人： 谢灵运。

曹操诗作中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是： a《燕露行》 b《蒿里行》。

曹操《蒿里行》的创作特点：借古题以写新事。

曹操的父亲：夏侯嵩

曹操次子：曹丕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文论观点之一是：文气说。

在文学批评史上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是：曹丕《典论·论文》。

在文学理论上，陆机高于曹丕之处在于：论灵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诗歌史上纯粹的七言诗始自：曹丕《燕歌行》。

曹丕（建安诗人）代表作《燕歌行》是：逐句押韵。

游仙诗：

一游仙诗的渊源可上溯到先秦，而以"游仙"为诗名，始于曹植《游仙诗》；

一游仙诗内容：求仙长生之意，愤世嫉俗之言；

一郭璞的游仙诗成就最高。

中国诗歌史上首次以"游仙"为诗题的诗人：曹植。

建安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曹植。

曹植著名赋作：《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曹植前期抒发其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的代表作：《白马篇》。

曹植诗歌创作前后分界是：曹操之死。

I 三国（魏、蜀、 吴）：

竹林七贤 （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 49年））

正始诗歌时间断限为： 魏明帝青龙元年（233）至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在诗歌创作上常常表现出老庄人生理想倾向的是正始士人。

正始诗歌成就的代表作家是：阮籍（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 和嵇康。

作于正始时期的文章：《大人先生传》。

中国诗歌史上抒情组诗源头是：阮籍五言《咏怀》（82首） ，也是阮籍诗歌的主要成就。

《咏怀》 被钟嵘（南朝） 誉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慌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的组诗。

《咏怀》的评述有：

a创造了抒情组诗的新形式； b忧时悯乱，兴寄无端； c既有一种意蕴深沉之美，还有一种清逸玄远之美；

d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先河。

出自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在： 散文。

第一个将庄子诗化，诗中具有清远境界的是：嵇康。

被钟嵘《诗品》批评为"过为峻切，讦直露才"的作家：嵇康。

继曹操之后，其创作达到四言诗顶峰的诗人是：嵇康。

四言诗被后人评为"实开晋人之光，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的作家是： 嵇康

正始时期，四言诗创作最有成就的诗人：嵇康。

正始诗人嵇康最著名的诗作是： 《幽愤诗》。

嵇康所作："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

《洛》 风格特点：典丽清拔。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如何看待他的成就？董仲舒，现在是河北一个强壮的枣树人，除了两次担任王子和国王的首相外，并没有任何官方职位。它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他建议汉武帝“废百家争鸣，独尊儒家”，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的“天人感应论”、与生命有关的灾难理论以及“三大基本原则”和“五常原则”理论都对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无疑是负面的。王莽利用自己的不幸说他设法篡夺了王位，而董仲舒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董仲舒的政治经历是失败的。晚年他专心在家写作，大部分作品都丢失了。

董仲舒对汉武帝政府影响不大，但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文化触角方面，这在大众文化中最为明显。我们对董仲舒的评价都很高，但他的“废百家争鸣，尊儒”直接导致了几千年来欺骗人民的政策。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废除了他人的意识形态自由，你的自由将得不到保障。三个。众所周知，在秦始皇和孔夫子的焚书之后，文化变得支离破碎。《董仲舒》问世后，汉代经典的流失将超过儒家思想。

汉武帝登基后，曾请大家发表对世界治理的看法。因此，董仲舒提出，国家政府尊重时代和所谓的“惯性治理”。这里的“无为”意味着不要像秦始皇那样雄心勃勃。为了展示自己的巨大成就，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金钱，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和物力，并进行了诸如建造一座方舟宫和秦始皇陵等形象工程。相反，你应该适应时间，做你应该做的事。

一个明智的君主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并将其发扬光大。慈善、正义、仪式和音乐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因此，一个混乱和被遗弃的国家的繁荣关键在于君主统治国家，而不是它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