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北征》分析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

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可以理解为，沉郁指的是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分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内容充实，关注社会民生。

杜甫简介简历、生平事迹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 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 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 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本集和研究资料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说杜甫诗集有60卷，但早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去其重复,得1405篇，编为18卷，又别录赋笔杂著29篇为2卷，共20卷，题为《杜工部集》。到了嘉□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层出不穷的杜集皆以此集为基础，诗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体例按古体诗、近体诗分别编次，现有影印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同样是以诗体分编,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以这个集子为底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曾按年代编次杜诗,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会笺,题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有影印本。徐居仁则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上四部是现在易于得到的宋人编的杜集，体例有按诗体编、按年代编、按门类编三种。

后世注释杜集的约在百种以上，较为流行的，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按诗体编次,对于史实考核较详。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有时失之穿凿。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杜诗详注》与《杜诗镜铨》都是编年的。浦起龙《读杜心解》按诗体编次， 有许多独创的见解，并附有《少陵编年诗目谱》，但分析章句，间用评八股文方式。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文学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收集历代有关杜甫的评论、解释，较为详备，但只出了上编《唐宋之部》。此外,明末王嗣□的《杜臆》对杜诗有不少精辟的阐述。清施鸿保《读杜诗说》对仇兆鳌《杜诗详注》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两书原为手抄本，现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还出版有《杜甫研究论文集》3册,汇编了“五四”以来研究杜甫比较重要的论文。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则有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

杜甫流亡时的作品表现了这样的思想感情

“长安十年”的困顿，孕育了杜甫思想变化的种子；“安史之乱中的流亡生活”则使得杜甫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丰富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和同情人民的感情。杜诗中反复呈现的两种感情旋律：一、无论“慨世”还是“慨身”，杜甫个人的喜怒哀乐总是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二、杜甫无论遭遇多少挫折与艰难，始终不放弃对生活的承担与执著的意志。

　　诸葛亮是中国封建时代士人心中的高峰和偶像。高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生不逢时的杜甫，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蜀相情结”。入蜀后，先后拜谒了刘备、诸葛亮君臣留下的古迹：先主庙、武侯祠、八阵图、白帝城，写下一系列的咏怀诗篇。乾元三年（770年）春，杜甫去成都南郊拜谒了武侯祠，贫病交加的一代诗圣，写下了饱含血泪的名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晚年惭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1]晚年的诗歌更加凝炼。诗的开头四句，写尽了历史烟尘过后的荒凉感。武侯祠的位于繁华的成都古柏森森的郊外，工整的对偶写出春天的景色。“空”、“自”衬托出武侯祠的寂寞与荒凉。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道》之五称赞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将孔明比作伊吕尚，功盖萧何、曹参。然而，这样的盖世英雄如今到了哪里？“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2]一代圣贤已入黄土，目前的人事和远地的音书都只能托给天地间的大寂寥了。英雄作土，空余碧草春色依旧，黄鹂声声依旧！

这样的沧桑感，促发英雄人生苦短的悲叹。他们渴望在有限的人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可是，正如韩愈叹惜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世有伯乐》）。[3]机遇和才志的矛盾却造成了无数的人才悲剧。“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高度概括了孔明不同寻常的一生。诸葛亮何其幸也，刘备三顾茅庐，咨之以天下大事，委之于重任，赋之以托孤之重，君臣之间，如鱼得水，无所猜忌。虽然刘备这样猥自枉屈是为了笼络人才，成己霸业，然伯乐难遇。诸葛亮感激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师表》）力挽狂澜，为无立锥之地的刘氏挣下三分天下的蜀汉基业。刘备深知自己儿子是昏庸无能之辈，故于临终前托付孔明：“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令后主事之若父。古来才俊，几人能受到君主这样的恩宠、殊荣。刘备的几句安抚之辞，换来的是诸葛亮的感激涕零：“臣敢竭股肱之力，郊忠贞之节，继之以死！”[4]士为知己者死，几乎是风烛残年的诸葛亮，依然率领大军连年征战，又不放心昏庸的后主，临行前上《出师表》，反复叮咛嘱咐“远小人，亲贤臣”，然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渴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趁自己有生之年，拼死把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扶上皇帝的宝座，才可以无愧地面见先帝，报答他的三顾之恩，托孤殊荣。据《魏氏春秋》载：“亮使至，宣王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食不及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日夜思报效，至于累死。杜甫在《武侯庙》中叹道：“遗庙丹青古，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之，不复卧南阳。”

杜甫也像无数才志之士一样，窃比稷契。现实的残酷并没有改变他忠君恋阙、仁物爱民的初衷。“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倾太阳的本性使他面对屡屡的打击和失败，依然痴心不改，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甚至于在因贫寒交困，幼子饿死的情况下，还要“默思失业徒，因念远辛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心中依然装的是天下苍生。安史之乱，杜甫陷于叛军，被押至长安，面对破碎的山河，他忧心如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以至于白发搔落。后有幸逃脱长安，他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奔赴凤翔，追寻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诗人，九死一生之后站在肃宗面前，感动了君王。五月官拜左拾遗，自以为得到了报效朝廷机会的杜甫涕泪交流，思感皇恩，哪里想到，因疏救房绾，触怒肃宗，八月即被放还�州。“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路犹恍惚。”（《北征》）遭弃的杜甫，不愿离开，一步三回头，依依难舍。非是贪慕富贵，而是担忧主上有失，挥泪远行，却念念不忘东胡未平，以至于行路时神思恍惚。沿途看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险之中，诗人肚肠寸断，幻想着大唐帝国的中兴：“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哀莫大于心不死。如果心死了，放下包袱，反而没有了沉重。唯有屡受打击，心却不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每一轮的挫折和失败都会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心头流血的疼痛与凄楚，痛到深处，人何以堪！

刘备为了得到贤才而三顾茅庐，杜甫千里迢迢寻肃宗，却被拒之门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至今。稽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用垅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遣兴五首》）蛰龙伏于野，志在九天，老鹤不改万里翱翔之心。稽康遭戮，孔明得遇知音。岁月已晚，大材不用，终成枯林。岁月无情，忽乎老之已至的诗人虽有“材大难为用”的忧愤，仍然不改其壮心，依然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秋兴八首》表达了晚年的诗人虽流落他乡，仍心恋京华故阙的宿愿。“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八首》之二）被命运抛弃，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日独坐在夔府孤城，痴痴遥望京城方向，直至夕阳西下，耳听凄凉的猿啼，心念着朝廷社稷，望眼欲穿。“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秋兴八首》之五）身在万里之外的江湖之野，梦里又回到了朝堂之上，致君尧舜，醒来却在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巴蜀，镜中已是满头白发，自己的壮志雄心，自己的济世之才，终究要埋入土灰，却无人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5]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一向以出仕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怀抱“兼济天下”的才志，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然而，才志和机遇并不是一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难遇。即便是少数的佼佼者得以一展才志，也往往落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诸葛亮是幸运的，先主信任恩宠有加，后主奉之若父，身为蜀相，实掌国政，在历史的舞台上，尽情施展，甚至和帝王一起享受后世的香火。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中吟道：“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命运总是弄人，诸葛亮竟然在出师北伐未获全胜的时候，过早地陨落于五太原了。陈寿说：“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6]就是这样一个才志盖世、又遇千载难逢机遇的幸运儿，熬尽了毕生的心血，也没有实现自己一统汉室江山的宿愿，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刘氏父子规划的霸业蓝图，挣下的三分天下，随着他生命的耗尽，也日渐走向穷途末路，最终灰飞烟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非才不足，非无机遇，怎奈苍天无情，命运弄人，以至大事未成，空余遗恨，死难瞑目。孔明尚且有此遗恨，怎不让人产生强烈的悲剧感和幻灭感，后世士人怎不扼腕长叹人生的残酷与悲凉，为自己，为孔明，为天下所有的英雄，泪洒青衫。

公元770年，一代诗圣在寂寞中长逝。《蜀相》即是这一年写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站在寂寞的荒郊古庙，凭吊已逝的英雄，诗人老泪纵横，残阳如血，春草无情，英雄末路，天地无语。用漫长的一生，也没有追寻到那个美丽的梦幻。“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7]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卷二，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读杜心解》，浦起龙，中华书局，1977年，下同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三国志选注。诸葛亮传》，缪钺，中华书局，1959年

[5]《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同[4]

[7]同[5]

褚宛玉，女，河南南阳医专教师。

这首诗是写在至德二年秋末（闰八月），也就是公元757年， 可以说是杜甫史诗的代表了。“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 将北征，苍茫问家室。”诗的一开头交代了背景，安史大乱之时， 神州到处狼籍。当时肃宗朝臣处在这样兵荒马乱，居无定所的境地， 不到一年就迁移了灵武，彭原和凤翔三处。乍一看，杜甫能得到这 样特别恩准的探亲假，的确是该受宠若惊了。“维时遭艰虞，朝野 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虽然是蓬荜，但是在家书抵 万金的年代，能亲身回去，是非常幸福的。其实，在这一年的五月， 杜甫在凤翔做了左拾遗，正好房琯被罢相，杜甫不晓政治厉害， 从正义的角度据理力争，结果触怒了肃宗，把他交三司推问。后来 被张镐等人救出。从此肃宗就不喜欢他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诏 许归蓬荜”。（《新唐书》：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 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 “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左拾遗虽是八品小官，却在 肃宗面前可以讲得上话得，可是此时探亲，有看到山河破碎的景象， 诗人心中是怎样的情感呢？或许就是诗中“苍茫”二字了，这两字 和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的苍茫，或许是两种不 同境界的苍凉感慨之情，成善楷先生说这是‘旷远迷茫之貌’，和 屈原《涉江》里面的‘迷不知吾所如’同意。金圣叹先生说这两字 好在“将一时胸中为在为亡无数狐疑一并写出”。他的意思是杜甫 怀念家中是否还安全，杜甫有诗句“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 （《述怀》）但是从杜甫的性格，和他《北征》后面的句子看， 当然会有对家里的担忧，但是更多的，是为国家，为黎民的忧虑 在他的脑海里，让他因民众的苦难如同己受，难过万分的那种心情。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心情的世界，往往都是这样。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 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他辞了朝廷， 很久没有敢走，还劝说道军国大事君主要非常周密细致的安排，可 以看到《北征》后面对于肃宗借兵平乱，杜甫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他还在诉说自己的直谏和忠心，要表明给肃宗看。不觉想到《离骚》 那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女夸以革几羁 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纟襄）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余 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 *；固时俗之工巧兮，（人面）规矩而改错。”于是为朝廷担忧， 为百姓担忧，为自己能否施展报复担忧，为家里担忧，所有这一切， 使得他“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又是恍惚，又是苍茫，就是 这样他上了路。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这个最有名的是他的“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作为一个“儒冠多误身”的人，这忧国的心是与生 俱来的毛病，正如孔子也曾经自嘲过自己。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葵藿倾太阳， 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 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 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 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 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 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 野鼠拱乱穴。”一路上的所见，每一句都是一幅动人心魄的画。

“人烟眇萧瑟”，可是却“屡得饮马窟”，饮战马所挖的窟倒是 经常见到。看到山里面的万物，或许能得到暂时的喜悦和桃源的 感觉把，“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可是转眼又不能回避的是自己的现实问题，国家的现实问题。杜甫 不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但是他的这点心，使他成为一个真 正的“人”，令人永远敬佩的人。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 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因为自己的私怨，杨国忠逼得当时守潼关 的哥舒翰仓促迎敌，导致大败。可是不能怪他，也不是杨玉环的错， 还不是玄宗的糊涂嘛？其实纵观人类历史，从最初到现在的万代之 后，最大的祸害，不是在人的不自强上面，而在于人的骄傲上面。 眼下就有很多人迫切希望中国自强，固然很好，可是还有更深的问 题在于中国人同时也是很善于骄傲的民族，要自己踏实放下，恐怕 是比自强更加重要的。一个人杀人知道自己在杀人，起邪念知道自 己在起邪念，自己是瞒不过的，唯独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不知道自己 在骄傲，极大的危险就在于这里，《易经》里唯有谦卦的爻辞都是 吉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玄宗也是一代民主，最后给自傲害得如此， 人都是这样啊。可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皇帝他大不了就凄 惨一会罢了。战争，其实也是人为所欲为，任凭己意的恶果。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 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 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 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 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第一句是将自己被叛军俘虏的生活，这个过后，回到家中，境况非常 凄惨，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大概大多是这样的。连袜子也没有的。 可是“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 天色改，坐觉妖氛豁。”对比国家， 家里面的不算什么，还有更多的更苦的人在流离，什么时候战乱才 能停止呢。“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 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当时肃宗 采纳郭子仪的建议，借回纥兵平乱。这里杜甫虽然说道回纥兵勇猛， 可是还是对借兵有相当疑虑的，觉得不可太过依靠，否则国家有危。 官军可以自己深入，这里杜甫也是一种平常的心理，并不是从军事 上考虑。《资治通鉴 卷二百一十九》道：“西师憩息既定，李泌 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上曰： ‘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 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 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对曰： ‘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 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馀众， 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 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 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李泌这样的谋划， 使敌疲惫，并不急于下两京，应该说是对的。一方面可看到杜甫并 非战略家军事家，只是一个非常忧国忧民的诗人。他考虑的角度， 是从百姓出发，比如对于借兵的事就是如此，当时外兵来援，必然 是祸害百姓的，对于肃宗而言，也是权宜之计。可是百姓受外兵之 苦，杜甫深深看到，怎么能够不为呼吁？

“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纲未宜绝。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 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 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 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毕竟是本朝，只能委婉的说，不说奸 臣乱朝纲的事情，却说马嵬之事还是前王没有能做到的，不说玄宗 失位，而说肃宗中兴。杜甫高度赞扬陈玄礼，说他“仗钺奋忠烈”， 忠烈有之，奋忠烈着少，这样的胆魄也是很了不起的了。杜甫的 诗眼，虽在国家，可是还总是以百姓立场为出发点的，加上艺术魅 力，成为不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