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这句话包含着创业维艰的思想,也表达了诸葛亮对刘备忠贞不贰的感情,愿和他患难与共
,效忠刘备父子。从字面上看,这句说的是建安十三年曹刘长坂坡之战,当时刘备几乎全军覆没,但实际上也可视为诸葛亮追随刘备创业全过程的概括
感情是极为深沉的。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诸葛亮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是铭记在心的,他把北上伐魏,统一中原视为自己报恩的最好方式。这句话是用假设口气说的,即假设伐魏失败,那就是辜负了刘备的深恩就必须治罪,其中包含着一种极深的感恩图报的感情。
第二部分(臣本布衣……不知所言)包括四个自然段。文章叙述了作者二十年来以身许国的经过,表露出作者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一片忠忱;以使后主体念创业的艰难,从而发愤图强,振兴蜀汉天下。在叙述二十年的经历之后,作者又讲到刘备对他的嘱托和他自己受托的心情,表示了自己出师北伐的决心,最后再次嘱咐后主要“自谋”、要“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表现了作者临出征时,对后主的无限依恋。
这篇文章是议论、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文中对后主所作的建议是议论,但又兼叙了自己以身许国的经过。在议论和叙述当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挚感情。文中反复称念“先帝”,目的是激励刘禅追念祖德、发愤图强,又深切地表示自己对先帝的思念和忠忱。
文章在结构上富于变化。如第一部分的三项建议,第一项是由分析当时形势引出的;第二项建议则是直接提出要“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使“内外异法”的意见;第三项是先推荐一些人才,建议后主任用,并从历史上总结出“亲贤人,远小人”方能使国家兴旺的经验。从行文结构上,使文章成为富于变化的文学散文,而不是象有的奏书那样干瘪、条文化。
出师表》中的诸葛亮,他身上透露的是一种至真、至诚、至忠的情感美。
要了解他这种情感美首先得了解他与先主刘备的关系。从先帝接受徐庶“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想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的推荐,到委自枉屈“三顾茅庐”,以“拱立阶下”恭候昼寝的诚意打动诸葛亮开始,两人就患难与共,曾“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直到“白帝城托孤”,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已到极致: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吩咐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罢,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毕,孔明曰:‘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
刘备在遗诏中吩咐刘禅曰:“卿与臣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
读之让人震颤,在那个江山至上、权力至上、皇族利益至上的时代,“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样的遗言是回肠荡气的,而正是这种极致的信任,成就了诸葛亮极致的忠诚情感。
诸葛亮自先帝刘备崩殂之后,决不负信任,恪守着自己的诺言,始终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不但没有因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亲小人,远贤臣”的昏庸之徒而“自取”,更是多了一些劳心劳力的责任,他要调教后主刘禅,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
我们看他的良苦用心,表文一开始就先分析蜀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既有“先帝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不利条件,又有“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的有利条件,再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然后婉转规劝“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方法才能让后主容易接受,真是难为了一代忠臣,为了蜀汉,为了刘氏江山可谓煞费苦心。
作为两朝元老,不但无居功自傲之气,反而更谦虚谨慎,恭敬有礼,向后主提出“赏罚分明”的建议是“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推荐贤才是“愚以为……”既保全君主的自尊又尽进人臣的本分。在提出关键性建议“亲贤远佞”时,更以历史之训为鉴,以先帝之叹为情,以自己之见为理,让后主在历史的车轮声和先帝的感叹声中得以警醒。
面对昏庸的后主,诸葛亮尽心竭力,恨不得掏心掏肺以明其志。陈述自己的身份、志向、出山为先帝“奔走效劳”的经历以及与先帝患难与共的艰难。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借二十一年不平凡的历程,告诉后主创业的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的决心。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后主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其诚心可见,诚意可鉴。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心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大忠之心日月可鉴。
观其一生,为了刘氏父子的江山社稷,可谓呕心沥血,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五丈原孤魂归天时,还念念不忘刘家的江山社稷:“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
一封遗表更是让后人读之潸然泪下:“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
弥留之际,仍心系汉室江山社稷,正是这“忠”和“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诸葛亮情感的光辉,并且布泽于后世无数的有志之士。
读《三国》时,每次读到五丈原先生强支病体出寨遍观各营时的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初出茅庐时对其弟的嘱咐“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也许从心底深处,他依然固守着“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淡泊志向,可又不能不报知遇之恩,不能为人谋而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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