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促织和变形记谈变形的意义

《促织》见于《聊斋志异》第四卷，其内容久为人们所熟知，它深刻揭露了“苛政”之危害。《变形记》主题思想：人的“非人的”思想变形。当人的“个体性”与自我心灵被忽视时，就不可避免与人产生”公共性“矛盾而导致命运毁灭。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从表面上看，变形的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自己内心的生活理想，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者理智的比喻。

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大众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大众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

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生存现状。

其次，作品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这种恐惧与无力，挣扎无果后的绝望，是作者表达给读者的近体化情绪，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代入感。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绝不是人变成虫的意象，而是在格里变形之后给这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变形。再深入点说，是对这些人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

《变形记》有趣的正是在于，表面上看，变形的当然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作者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地揭示出来。

艺术特色

《促织》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十分注重情节结构的营造。小说通过主人公成名从悲到喜、喜极生悲、悲极复喜，祸福转化的奇特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者“宫廷”的骄奢*逸，以及各级官吏的媚上责下“假此科敛丁口”等等罪责，同时也提示了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黑暗和腐朽性。

同时，文章在语言方面推敲斟酌，精炼生动，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所突破，使文中的人物都能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篇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精品，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之一。

《变形记》中叙述者视角就像一部摄影机一样，客观记录着人物的言行，所以，这一外聚焦的感知不但没有显示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态度，相反，却好像“有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现象，即人物遭遇越是非同寻常，叙述就越显得自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阅读体验与叙述者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即使文本内容非常惊骇，叙述者也保持不动声色地冷静观察。卡夫卡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描述，甚至连他自己的感受都没有留下来。小说开头叙述者就用一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叙述了一件奇特而又恐怖的事情——“格里高尔变为大甲虫”。随后让故事在令人困惑不解的境遇下展

《变形记》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甚至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在本书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

《促织》一反传统，描写的不再是因男女双方两情相悦或者一方单相思的“精诚所感”而演绎出的“离魂”型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魂飞魄散”的人间惨剧，而且“离魂”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个还不通世事的九岁小孩。

，《促织》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十分注重情节结构的营造；又能在语言方面推敲斟酌，做到精炼生动；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所突破，使文中的人物都能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篇具有极强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精品。

《促织》是蒲松龄的名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宣德年间，皇帝喜欢斗蟋蟀，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有一个叫成名的读书人，考秀才屡考不中，为人又老实，就强行的被报上去当上了乡官。征收蟋蟀的事就落在他的头上了，交不出蟋蟀，常要自己贴钱，没多久，他就赔光了家产。

很快，又要上交蟋蟀，成名交不出，被打了100大板，屁股和腿都打得脓血直流，几乎要死去。

后来，经过神婆的指点，他终于抓到了一只上好的蟋蟀，欣喜地拿回家供起来了。可是，他的儿子一不小心把蟋蟀给弄死了。儿子害怕被父亲责罚，投井而死。

尸体打捞起来时，夫妻二人悲痛欲绝。用手探气息时，发现儿子还有气息，暂时松了口气。此时，他们更担心没有蟋蟀无法交差。

正在这个时候，成名听到了蟋蟀的叫声，循声而去捉到了一只体型不大的蟋蟀。这只蟋蟀虽然貌不惊人，但是英勇无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成名把这只蟋蟀送上去，县令把它呈给了皇帝，在皇宫中比试，果然是不折不扣地“战神”。皇帝一时高兴，就赏赐了县令，成名也因此破格补了秀才，还得到了很多的赏赐，成了富甲一方的名人。

一年后，成名的儿子醒过来，自称化成了蟋蟀，现在才苏醒过来。

《促织》主要讲的是当时国内风行斗促织，皇帝也喜欢，于是官府把上交促织作为任务摊派下去。主人公成名也被摊派了人物。成名妻子就向巫婆求教，成名根据神的指点，终于抓到了一只上等蟋蟀；但是好奇的儿子却不小心弄死了身系全家人性命的蛐蛐。儿子害怕、投井自杀。

通过成名一家不幸遭遇的描写，深刻揭示了为政者之贪婪、凶残、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横征暴敛的罪恶，表现了老百姓为生计奔波的劳苦、辛酸和艰难，寄托了作者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它既有对于苛政的谴责抨击，也有颇具荒诞喜剧风格的幽默谐谑之笔，还穿插了一些离奇恍惚的怪诞情节，这使它在表现风格上更加斑斓多彩，较之许多揭示苛政的写实之作，更富有想象奇纱的艺术表现力。

故事既然已经到了谷底，按照小说的逻辑，接下来就应该说反弹了。但是《促织》的反弹还有一个跌宕。就是说，还有一个小幅度的抑和扬。

从故事的发展来看，孩子是不能死的，真的死了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所以，孩子得活过来，——这是小小的扬，但随即就摁下去了，孩子傻了，——这是小小的抑。孩子为什么傻了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孩子变成促织了。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视角控制的问题，读者最终是知道孩子变成了促织的。但是成名不知道。只有剧中人并不知道，才会产生相应的戏剧冲突和张力。

即使孩子变成了促织，这里又来了一次跌宕，这次不是情节，而是成名心理层面上的。

成名一开始就对这个小促织不满意，“劣之”，后来呢，觉得还不错，又高兴了，终于要了它，“喜而收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这句话有意思在哪儿？我们先放一下，稍后分析。

孩子活过来了，有一句话是很要紧的，成名“亦不复以儿为念”。这句话有些无情。但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成名一门心思都在傻儿子的身上，故事又发展不下去了。苛政为什么猛于虎？猛就猛在这里，孩子都傻了，但你还要去捉促织。这句很无情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现实性。

好接下来，成名还是要捉促织去了，这里蒲松龄写到了成名的两次心情，都是关于喜悦的，第一次听到门外有促织的声音，成名喜而捕之。第二次 这个小促织蹦到了成名的衣袖上，成名视之，意似良，喜而收之。

一开始除了作者，没有人知道孩子变成了促织。但是如果我们是仔细而敏感的读者，我们也许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会产生一些特殊的直觉。

我们看看蒲松龄是怎么用五个动作来描写这个小促织的：

第一个动作，小促织“一鸣辄跃去，行且速”；

第二个动作是它被捉住了之后，“超忽而跃。急趋之”；

第三个动作呢？“折过墙隅，迷其所在”，看，捉迷藏了；

第四个则干脆跳到了墙上，“伏壁上”。你看看，这只小促织是多么顽皮，多么可爱，这哪里还是在写促织，完全是写孩子，完全符合一个小男孩刁蛮活泼的习性。老到的读者读到这里会揪心，不会吧？这只小促织不会是孩子变的吧？

从第五个动作当中，读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第五个动作很吓人，“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看着成名不喜欢自己，小促织主动地跳到成名的袖口上去了。这太吓人了，只有天才的小说家才能写得出。为什么，因为第五个动作是反常识的、反天理的。

读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知道了，促织是孩子变的，唯一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成名。因为他“不复以儿为念”。这就是戏剧性。

关于戏剧性，我们都知道一个文艺学的常识，叫“发现”，古希腊的悲剧里就使用这个方法了。在“发现”之前，作者要“藏”的，——要么作品中的当事人不知道，要不读者，或观众不知道。在《促织》里，使用的是当事人不知道。

关于抒情的问题上，促织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用相同的词——虫。而写到这里不一样了，是小虫。小虫就是成名的儿子，父子二人以这样一种方式见面的。

孩子爱他的爸爸，孩子想给爸爸解决问题。既然自己给爸爸惹了麻烦，那么，就让自己来解决吧。为了爸爸，孩子不惜让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 这一段太感人的，父子情深。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这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

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小说的抒情和诗歌、散文的抒情很不一样。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有时候甚至相反，控制感情。

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小说家只是“懂得”，然后让读者“懂得”，这个“懂”是关键。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样的慈悲会让你心软，甚至一不小心能让你心碎。

刚才我留下了一个问题，是针对成名“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的。

成名既然惴惴不安，自然必须试一试，让这只小虫和其他促织斗斗看，这是很符合成名这个人的，他一定得这么干。

小说到了这里有一个大拐弯，最精彩的地方终于开始了，你想想看，这篇小说叫《促织》，你一个做作家的不写一下斗蛐蛐，你怎么说得过去？斗蛐蛐好玩好看，连“宫中尚促织之戏”，老百姓你能不喜欢么？好看的东西作品是不该放弃的。

有人说写小说就要天然，不要用太多的心思，否则就着了痕迹。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你写的时候用心了，小说才会是天然的。短篇小说就这么一点容量，你不刻意去安排，用“法自然”的方式去写短篇，你又能写什么？

写小说一定得有“匠心”，所谓“匠心独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注意的也许只有一点，别让“匠心”散发出“匠气”。

我想说，就因为“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下面的斗蛐蛐才自然，否则就是不自然。这句话是左腿，已经迈出去了。斗蛐蛐就是右腿，不迈出去是不行的。这就是小说内部的“势”。

斗蛐蛐这一段写得极为精彩，可谓惊天动地。这一段我想用这个词来概括，叫“推波助澜”。

第一是推波，第二是助澜。这个推波相当考究，蒲松龄这一次没有压，是扬，扬谁？扬别人，扬那个好事者的“蟹壳青”，一下子先把它推到战无不胜的地步。注意“蟹壳青”这个名字很重要，小虫的对手是有名字的，是名家。而成名的小虫呢，属于刀下不斩的那个无名之鬼。结果很简单，无名之鬼赢了。

写到这一步，推波算是完成了。我想大多数作家都能完成，我真正要说的是第二步“助澜”，这里才是这篇小说的关键。

人的想象有他的局限性，有时候这个局限和想象本身无关，却和作者的勇气有关。如果一个普通的作家去写促织，他会怎么写呢？他会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好几个大促织，最后天下第一。即使这样写，这篇小说的批判性，社会意义一点都没有减少，小说真的就完成了。

在天才小说家眼里，即使成名的小虫斗败了蟹壳青，甚至斗败了其他促织，一切都只是推波，不是助澜。什么是澜？那只鸡才是。

小说写到这里可以说峰回路转，荡气回肠了。我相信蒲松龄在决定写《促织》的时候，这只鸡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了。从促织，到鸡。整篇小说的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在这里，是天才的勇气，战胜了天才的想象力。

蒲松龄的选择有很多种，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我们如果一味选择传奇性，我们也可以让促织战胜狮子，这样传奇性获得了最大化。但是蒲松龄不会这样，他渴望传奇，可是依然要保证这篇小说的批判性。要保持批判性，那就不可以离开日常。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无非是这一条，在小说里头，即使你选择了传奇，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里头依然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

我们都很熟悉堂吉柯德，公认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堂吉柯德和风车搏斗。如果堂吉柯德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马车火车汽车。那我们要说《堂吉柯德》是一部好莱坞三流警匪片。如果堂吉柯德挑战的是怪兽水妖异形，那它就是一部好莱坞三流惊悚片。

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

想象和勇气自由它的遥远，但遥远也有遥远的边界，无边的遥远，是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

问个问题：《促织》是荒诞的，变形的，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那它的意义和卡夫卡里面的人物变成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对应的文化诉求。而《促织》的诉求就是在提醒君主。

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即便是蒲松龄，依然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清朝的事。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说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是内向的，工业革命是外向的。

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西方知识分子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好，上帝被干掉了，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把自己“生产”成了机器。人的“变形”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而同样是变成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是完全不同的。《促织》里面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意义，存在，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促织面对的问题，属于生计问题。

所以这两篇小说，看似题材近似，但是其含义是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