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论孟子的论辩艺术>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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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的式微,诸子学勃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纵观百年《孟子》文学研究,有创获亦有缺憾。就散文艺术而言,百年中研究者主要从《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回顾与总结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分析其得失,探讨新的研究路向,对进一步深化《孟子》乃至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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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的有关练习题

马 说

韩 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一、填空

1、《马说》选自《韩愈文选》,作者韩愈,字退之,河北昌黎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其散文气势雄健有力,语言精练。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代表作品《昌黎先生集》。

2、用原文语句填空。

①揭示全文中心的句子是其真不知马也。(主要结论或主旨句)

②交代千里马终身遭遇的句子是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千里马最悲惨的遭遇的句子是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

③表明千里马被埋没的直接原因的句子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

④表明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是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⑤说明千里马和伯乐之间的关系的句子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⑥起领起全文作用的句子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⑦文章最能表现统治者平庸浅薄、愚妄无知的句子是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⑧表明作者对千里马被埋没的感叹的句子是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⑨有一位哲人说过:“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马说》中的一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⑩本文的论点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3、解释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在原文中的意思。

①故虽有名马(即使) ②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里指受辱而埋没才能)

③骈死于槽枥之间(两马并驾) ④一食或尽粟一石(吃一顿)

⑤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食通饲,喂养)⑥与常马等不可得(等同,一样)

⑦安求其能千里也(怎么) ⑧策之不以其道(驱使,驾驭)(正确的方法)

⑨执策而临之曰(马鞭子)(面对) ⑩是马也(这)

4、第一段正面写世有伯乐的重要性,第二段反面写世无伯乐的危害性,第三段是为世上无人识马的慨叹。

5、第二段的写作意图在于谴责:食马者。

6、第二段连用四个“不”字,源出于食马者的无知。

二、阅读课文,回答下列问题。

1、指出文中的通假字,写出其本字及含义。

答:①食马者 食通饲,喂养。②才美不外见 见通现,表现,显现。③食之不能尽其材 材通才,才能。④其真无马邪 邪通耶 ,表示疑问语气。

2、《马说》一文题目中的“说”是什么意思?

答:说,是一种议论性的古代文体,大多是就一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跟现代杂文颇为相似。

3、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答:①中心论点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②运用了举例论证、道理论证、比喻论证。

4、本文在写作上主要有什么特点?答:托物寓意。

5、“千里马”、“伯乐”、“食马者”在本文中有什么深刻含义?

答:①千里马比喻人才;②伯乐比喻善于识别人才,重用人才的封建统治者;③食马者比喻埋没人才,摧残人才愚妄无知的封建统治者。

6、千里马被埋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就其根本原因谈谈这篇文章揭示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答:①直接原因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②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③揭示了统治者昏庸无道,不识人才,埋没人才,啥、甚至摧残人才的在、社会现实。

7、本来应该先有千里马,然后有伯乐,可韩愈却认为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马,你赞同作者的观点吗?

答:因为没有伯乐,即使有千里马也只能被埋没。同理,没有伯乐式的人,即使有人才,也不能被发现任用,只会被压抑而弃之不用。

8、如何理解“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

答: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与常马一样都达不到。因为通常数量的喂养,常马吃饱了而千里马远没有吃饱,没吃饱的当然比不上吃饱的,本领自然发挥不出来。这说明千里马喂养不得法,便无法显示它的本领。所以遇到不懂马的“食马者”,千里马只能有如此遭遇。。

9、文章结尾处为什么直接引用食马者所说的“天下无马”这句话?

答:其目的在于表现封建统治者的“愚妄无知”。

10、第三段中“策之不以其道,食之而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有什么作用?

答:①排比;②增强语势,刻画食马者愚妄无知的形象,表达作者对“食马者”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弄。

11、本文描述了“千里马”怎样的悲惨遭遇?有什么作用?

答:①“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揭示人才终生被埋没,才能不得施展的命运。②“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揭示人才因“饥饿”而无法展现才能的无可奈何的痛苦。

12、本文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强烈愤慨和抨击。

13、本文表达了作者什么政治主张?

答:希望统治者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14、文章结尾句“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表达作者对不知马的食马者的嘲讽与愤慨之情。

15、文中最具有讽刺性的情景是什么?为什么?

答:是“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一边折磨千里马,一边慨叹天下没有千里马,真是绝妙的讽刺,作者生动地刻画出统治者愚妄无知的形象。

16、这篇文章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告诉人们要任人唯贤,要善于发现人才,不能压制、埋没人才。

17、千百年来,怀才不遇之士常常感慨万千,如果你是当今社会的一个人才,也不被重用,你将怎么做?

答: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没有遇到伯乐,我也要抓住时机,展示自己的才能,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为社会做出贡献,让自己的人生充盈美好。

18、请写出古往今来,曾被统治者埋没甚至迫害过的名人及这些人发出了无尽的感慨。

答:①刘禹锡,“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②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读完本文后,你认为伯乐应具备怎样的才能?请联系你自己的读书实际,列举一位大家熟悉的伯乐,并概括他的事迹。

答:①伯乐必须具备知人善用的才能,使齐国强盛起来。

20、根据你对本文的理解,拟一组不少于五言的对偶句。

答:无才难做千里马,有志可成万里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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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归途》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宗大伟(张译饰)与新人外交官成朗(王俊凯饰),逆行深入战火绝境,撤离白婳(殷桃饰)等100多位同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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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之中,被穆夫塔两次算计,不气馁,不灰心丧气,纵使证明身份的证书遭拦击,仍旧愿意护着别人出境,让人忍不住敬佩他的勇气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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