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旋律的淡化、平庸化、趋同化] 平庸

　　有一位音乐人说：“音乐开始于旋律，精彩于不单止于旋律，没落于没有旋律。”　此话讲得鞭辟入里。对于当今的歌曲创作来说可谓一语中的。歌曲的音乐创作主要是旋律写作的艺术。一支好的旋律几乎可以表达歌词的意境、情感、内涵；一支好的旋律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代代传承；一支好的旋律可以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文化性格。因此，探讨当今的歌曲创作，抓住了旋律创作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通百通，一解百解。

歌曲旋律可以淡化吗？

曾经有人提出歌曲旋律可以淡化。我认为这一主张于歌曲创作是要不得的。歌曲的音乐创作主要是旋律的艺术。我国是个旋律艺术高度发展的国家。长期的音乐文化的积淀，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为我们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元素。另一方面，高度发展的旋律艺术也孕育了大众对旋律的审美期待，促使我们的歌曲作家创作出动听的、上口的、优美的歌曲旋律。当前歌曲旋律创作存在着平庸化、趋同化的不良倾向，克服这一不良倾向应提倡旋律的创新，争奇斗艳，而不是旋律的淡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歌曲旋律创作所存在的问题正是旋律淡化的恶果。

当前歌曲旋律的症结在于平庸化、趋同化

当前的歌曲创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大众喜闻乐见的、不胫而走的优秀歌曲的缺失是不争的事实。被人们认为是优秀歌曲最佳宣传平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好多年没有推出能够流传的好歌。倒是王酩的《难忘今宵》那清新、深情的旋律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追忆那好歌迭出的年代，深深怀念我们的旋律大师――刘炽、王酩、施光南……

当前优秀歌曲缺失的原因有创作思想、创作态度、生产机制、社会氛围、媒体传播等等方面的问题，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歌曲旋律创作的平庸化、趋同化。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歌曲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歌曲作品。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一个歌曲创作高潮与60年代初的第二个歌曲创作高潮之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音乐评论家对歌曲创作一般化的批评。而今天歌曲旋律的平庸化、趋同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歌曲创作；那似曾相识的旋律，那唱起来也顺，听起来不算难听，就是过耳就忘，不往心里去的旋律正在麻痹着具有高度旋律审美期待的中国听众的音乐的耳朵；那流水线生产的快餐音乐、罐头文化正在掠夺着人们的时间和金钱……清新的，能够入耳、入心的旋律越来越少。难道我们的歌曲旋律枯竭了吗？

旋律会枯竭吗？

旋律会不会枯竭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俄罗斯就有人发问：音乐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全部旋律，全部乐音组合全部用完？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有人曾经计算过，设想一支旋律有8个音，那么这支旋律能提供多少个变形呢？计算的结果是有将近六十亿种可能性。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要知道音是有各种长度的，并且节奏可能完全改变旋律的面貌。因此，六十亿种可能性还有扩展的可能。当然，旋律，这种具有生命状态的精神创造是不能以数学方式来计算的。但是，这也从一个方面来实证旋律是不会枯竭的。英国小说家、音乐家伯吉斯认为：“真正伟大的曲调是不会雷同的。”“人们既然可以用字母表上的26个字母继续写出无穷的新书，那么也可以用12个音符创作出无穷尽的旋律，变化无穷的节奏组合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已经抛弃了为创作旋律而绞尽脑汁的好习惯，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糟糕。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优美的曲调更能令人鼓舞。”

从数理上讲，旋律不会枯竭。从人类的音乐实践看，千百年来音乐大师创造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有雷同的旋律吗？大师的杰作证明，旋律不仅没有枯竭，反而似清澈的泉水从源头不息地汩汩流淌。我国的旋律创作也如此。在音乐史的长河中，跃动着五光十色的旋律的浪花。

倒是有一种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凡是我们的旋律创作出现千篇一律、苍白无力、集体失语的时候，作曲家就会不约而同地将艺术触角伸向祖国的西部，吸吮西部音乐丰富的养分创作出新颖的、有生命活力的旋律来。

我国的歌曲创作与西部民族民间音乐

中国的西部是民歌的海洋，是旋律的富矿。今天还在流传的中国器乐曲、歌曲中很多与西部音乐有着难解难分的渊源。王洛宾改编、整理、收集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等早已蜚声海内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作曲家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叫我们怎么不歌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桂花开放幸福来》《敖包相会》《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等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深受群众的喜爱。这些歌曲的旋律新颖动人，好唱好记，节奏活泼多变，色彩瑰丽，体现了我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旋律资源及我国作曲家敏锐的旋律感悟力及旺盛的创造力。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歌曲作家创作了具有西部音乐风格的《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草原晨曲》《边疆处处赛江南》《马儿啊，你慢些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新时期歌曲作家创作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大地飞歌》《青藏高原》《珠穆朗玛》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从中我们可以悟到下面几点与旋律创作有关的体会：一、这些优秀歌曲的旋律与西部民族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每当我国歌曲创作出现一般化问题严重的时刻，作曲家会把旋律审美的指向直指西部，从西部音乐中吸吮养料；从西部音乐中充电，从而创作出一批清新的、优秀的歌曲来。这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歌曲创作高潮；60年代的第二次歌曲创作高潮；新时期通俗歌坛的“西北风”；以及当今歌坛的“藏歌热”都可以印证上述论断。同时说明了旋律创作会有高峰、会有低谷，但不会枯竭。

“原生态民歌热”的意义

最近一段时期，原生态民歌在北京及一些城市掀起了热潮。无独有偶，由于专家及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政府主管部门与专业工作者达成共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工程已经作为政府行为在祖国大地上实施。同时，有些学者在倡导少年儿童“读经”。在华夏大地上，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传统文化热。对于我国的音乐创作来说，原生态民歌热，以其质朴的、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具有亲和力的音调昭示人们：在越来越趋于浮躁，平庸的流行音乐的冲击下，在欧美生活方式的诱惑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笼罩下别忘了民族文化，别丢了民族精神，把根留住！

对于旋律创作来说，当前通俗歌曲的低迷，群众歌曲、艺术歌曲中优秀作品的缺失，说明了歌曲旋律得了“贫血症”，迫切需要从原生态民歌中输血，使歌曲创作健康地发展。从这意义上说，原生态民歌在这个时候形成热潮，无疑对我们的音乐创作来说是一帖清醒剂，也是对当前歌曲创作低迷状态的当头棒喝，是人们对重塑民族精神的渴望，对文化独创精神的反省。

吸收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创造新颖动听的歌曲旋律

我们关注原生态民歌并非要我们今天的歌曲创作仍躺在民歌身上吃老本，而是从本源上，从精神上重视民族民间音乐。从民间收集整理民歌加以改编的工作，王洛宾先生及一大批民间音乐工作者已经做得很好了。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土地上东西南北中各民族的民间音乐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改革开放后的民歌集成、民族器乐曲集成工作基本上发掘出来了。我们的歌曲创作经过了50多年的努力，创作了一大批依据民歌写作的优秀歌曲。今天，依据民歌原型来创作歌曲不应该成为主流的创作方法。如果拘泥于民歌原型来写歌曲旋律的话，我们的歌曲旋律真的会枯竭的。我们应该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展开音乐想象的翅膀，自由地创作，写出新颖的、动听的、优美的旋律来，引领先进的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新世纪我国歌曲创作新高潮的早日到来。

彭根发甘肃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小演奏家》主编、编审

　　《20世纪中国歌唱艺术的发展》

　　中国现代歌唱艺术的发展，始于20世纪初，它是我国古代传统艺术与西方音乐艺术的第一次碰撞下的产物。

　　一、中国歌唱艺术的起步阶段

　　1中国现代歌唱的先声

　　学堂乐歌的出现，使唱歌课走进了课堂。由此这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在全国开始推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从国外归来并在中等学校传授音乐的沈心工（1903年回国任教）、曾志敏（1907年回国）、李叔同（1910年回国任教）等人。他们用外来曲调、填以反映新思想的中国歌词教学生唱，其唱法上采用自然发声，并没有太多的声音技巧上的要求。而沈心工的《黄河》和李叔同的《春游》的创作，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创作的真正开端，为以后的歌唱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外国宗教音乐在我国的传播占据着重要的渠道，一般只要有教堂，就会有教会学校，也就会有宗教活动必备的唱诗班，而唱诗班的成员大多都是由教友组成，演唱一些圣歌、清唱剧等。但教授唱歌的老师不一定都是专业老师，因此，多数都是较简单的儿歌或较有趣味的歌曲。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演唱艺术的先声。

　　这时期的学堂乐歌代表作品主要有：沈心工的《男儿第一志气高》、曾志敏的《练兵》《扬子江》、李叔同的《送别》《祖国歌》等。

　　22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从1920年开始，周淑安女士从美国回国，首先在广东省女子师范开设了歌唱课，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美声教育课堂。同时，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始人萧友梅先生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展音乐教育活动。其后，以美声为代表的西方歌唱方法在我国的传播，要得助于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1920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特别是1927年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建立，使美声（Bel Canto）作为一种歌唱方法纳入了中国音乐院校的教学课程，并在实际的音乐生活中发生着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及歌唱作品有：萧友梅的《问》《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买布谣》等。

　　此外，在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文化相互撞击、彼此融合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产生了。以《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为代表的作品，内容健康、曲调优美、形象生动、活泼新颖、故事动人，在普及音乐教育中，它不但受到中小学生的欢迎，也给全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推动了歌唱活动艺术的发展。

　　二、中国歌唱艺术的发展阶段

　　130、4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强烈的爱国热情。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爱国抗日的高潮中，为中国歌唱活动注入了生机，形成了在引进欧洲传统唱法后，除了戏曲、曲艺、民歌以外的以演唱创作歌曲为特征的新的歌曲种类、风格并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进行的大量歌咏活动，这无论是延安鲁艺还是东北鲁艺的教学、创作、演出，以及上海左联进步艺术活动，都把歌唱从学院中解放出来与群众结合，使歌唱活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心声成为一体，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使近代中国音乐的得到第一次繁荣，也标志着中国歌唱艺术达到第一次高潮。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的发展，一批优秀的作曲家也应运而生。尤其是上海国立音专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创作、传播提供了许多条件。这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在数量、质量、取材、内容深度上都比20年代有所提高，并在创作中积极探索民族风格和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他们不断创作出众多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并在左翼音乐运动的影响下，对群众歌曲创作、群众歌咏的发动等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以后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歌唱作品有：黄自的《玫瑰三愿》《赋登楼》《春思曲》、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江文也的《水调歌头》、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毕业歌》、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刘雪庵的《红豆词》《长城谣》、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游击队歌》、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等等。

　　随着外籍音乐家频繁访华活动的影响下，专业演出活动逐渐增加，独唱音乐会的形式也开始在我国扎下根基。我国一批卓有才能的歌唱人才赴美国及欧洲各国学习歌唱，并先后归国，从事美声演唱教学，形成了我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歌唱家、教育家，如：周淑安、应尚能、周小燕、黄友葵、喻宜萱、郎毓秀、林俊卿等。

　　另外，这个时期“秧歌剧运动”的展开和“秧歌剧”的蓬勃兴起及迅速发展，为我国新歌剧艺术的产生做了良好的准备和积累。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是中国歌剧创作史上的里程碑，是中西音乐在继承和借鉴上的第一次最具艺术成就的作品，深深的影响着中国民族歌唱的发展。

　　250、6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新中国建立后，专业歌唱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国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引导下使50年代的“土洋之争”得到了积极的作用。60年代初国家采取的新手段：让以欧洲传统歌唱为基础和以中国传统歌唱为基础的两路人马分开办校，提倡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西洋，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和建立中国歌唱学派的总目标下殊途同归。

　　以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为代表的歌唱教学以及地方音乐学院、艺术师范院校中的歌唱教学更加规范，教学水平也显著提高。这时期歌曲作家们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新颖的创作手法，迅速、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诞生的这一欢欣鼓舞的时代，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新生活。这样，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戏曲、曲艺、民歌的扶持、挖掘、整理、继承，高等院校歌唱教育规模的建立以及民族地方风格歌唱艺术在百花齐放方针下的健康、迅速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歌唱艺术进入了第二次高峰。

　　建国初期，国外的歌唱专家来华教学，对我国歌唱艺术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国家开始选派国内优秀歌唱人才赴国外进行深造学习。因此，这时期具有影响的歌唱家、教育家主要有：张权、郭淑珍、李光羲、施鸿鄂、温可铮等。

　　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歌唱作品有：瞿希贤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雷振邦的《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刘炽的《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生茂的《马儿，你慢些走》《学习雷锋好榜样》、吕远的《八月十五月儿明》《克拉玛依之歌》、秦咏诚的《我和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献石油》、傅庚辰的《红星歌》《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等。

　　3文革时期的中国歌唱艺术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的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十年。全国的音乐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歌唱艺术也难逃其难。但是，京剧样板戏的发展从侧面为中国的歌唱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中国歌唱艺术的空前繁荣阶段

　　从1976年的“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音乐交流更加频繁，各国优秀的歌唱家、团体等纷纷来华演出交流，出国留学的歌唱学习者也成倍增加，中国人演唱欧洲古典歌曲、歌剧的能力和在这方面的教学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达到了国际水平；商业化的流行音乐迅速地普及、发展并民族化，受到了中、青年人为主体的观众的热烈欢迎，标志着中国歌唱艺术发展达到了第三次空前繁荣的高潮。

　　这个时期我国著名歌唱歌唱家、教育家开始担任国际比赛的评委，一些著名的青年歌唱家及优秀学生也频繁在国际上获奖，使中西音乐的当今呈现出他的第二次碰撞。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空前活跃，中国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17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抒情歌曲开始在这一时期盛行。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歌唱作品有：施光南的《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伤逝》《打起手鼓唱起歌》、王酩的《边疆泉水清又纯》、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等，这时期的著名歌唱有：刘秉义、李谷一、李双江、罗天婵、叶佩英、朱逢博、吴雁泽、关牧村等。

　　2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歌唱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歌唱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大批歌唱歌唱家、教育家及青年歌唱家的出现为我国歌唱事业的进一步提高发展做出了良好的积淀。如歌唱家、歌唱教育家周小燕、沈湘等；青年歌唱家迪里拜尔、吴碧霞、廖昌永等。

　　经过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从80年代开始，歌曲的创作逐渐进入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一个丰收期。这时期的歌曲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抒发大众情怀、表现时代精神为特点，努力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的同时，更注重追求鲜明的民族风格。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歌唱作品有：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铁源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我的小路》、张卓娅、王祖皆的《小草》、陆在易的《祖国，慈祥的母亲》、王立平的《枉凝眉》、刘锡津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等等。

　　百年来中国歌唱的发展，时时、处处表现出近、现代中国人命运、情感以及现实生活对歌唱艺术的需要，我们也要时时、处处感到时代、政治、历史在歌唱艺术上的深深的刻痕。

　　在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期待着中国歌唱艺术能够更加的丰富并繁荣的发展。

“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

到这里勒住马我了望过你，

漫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

一首歌使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使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你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你一定会哼唱这首歌的旋律，而在这悠扬的音符中，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和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去了解属于她的过去和今天，并为她的未来而努力。它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

赞誉《克拉玛依之歌》，不能不说它的词曲作者——著名音乐家吕远。

1956年，25岁的吕远在建工部文工团当创作员。有一天，他在材料中看到了这个有点神秘感的名字“克拉玛依”，就趴在地图上找，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那时候，克拉玛依是一个刚刚被发现地下有石油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他的想像中，那里只是一片无垠的蓝天和沙滩，一个令他着迷的地方。

1958年3月，吕远背着他心爱的六弦琴、小提琴来到了兰州炼油厂工地。那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吕远被这火热的劳动场面所感染。下班后，他常常和工人们一起弹琴唱歌，工人们非常喜欢他。一天，一位老师傅把工棚大门钥匙和一辆自行车交给他，让他专心从事创作。工人们朴实的“特殊优待”使吕远深受感动。他忘不了工人们的真情，也忘不了离开北京时歌唱家吕文科、朱崇懋对他的叮嘱：“到大西北一定要写一首歌，内容最好是一个走在祖国大地上的歌唱家，用心来歌唱祖国的变化。”

吕远经常深思，怎样能写出这样一首歌来？由于那时兰州炼油厂和克拉玛依油田的特殊关系，吕远把创作视野转向更加西北的准噶尔盆地，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开始了《克拉玛依之歌》的创作。当时广播、报纸不时播发有关克拉玛依的新闻，使他很受鼓舞。他开始关注克拉玛依的每条新闻、每个成就，收集关于克拉玛依的各种资料，了解在兰州炼油厂工地上工作的克拉玛依人的情况。特别是一次在工地上看了一部纪录片，影片中克拉玛依油田的壮阔荒寂，魔鬼城的怪异奇特，石油工人的艰苦创业，使他对这片土地充满激情和憧憬。他甚至想偷偷骑自行车奔赴新疆获取创作灵感。从那时起，他潜心在工棚的被褥上，把对克拉玛依的梦想和痴迷，通过六弦琴试弹着，通过五线谱记录着，慢慢纸上竟有了油流的回声，马群的疾蹄，音符的组接，旋律的韵动。《克拉玛依之歌》雏形形成了。

还没有来得及给工人们试唱，这年夏天一纸调令使吕远回到了北京。随后，他把《克拉玛依之歌》交给了歌唱家吕文科、朱崇懋，吕文科在北京首唱了这首《克拉玛依之歌》。195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放了这首歌。从此，这首歌在祖国的大地上迅速流传开来。由吕文科首唱的《克拉玛依之歌》和着亿万人的歌声回荡在祖国大地上：

“克拉玛依，我要歌唱你，我要跑近你，

你是大西北的宝石……

我要为你的建设再加把力气，

让咱大西北变得更加美丽，

啊，克拉玛依，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