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理论？

斯腾伯格爱情的三角形理论述评

作者：李朝旭

摘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RobertJSternberg)提出的爱情三角形理论框架，分基本三角形原理、多重三角形原理和基本评价三个部分。人类爱情包括三种成分：①亲密成分②激情成分③决定／忠守成分，它们组成了爱情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成为对爱情进行描述的维度。在此基础上，爱情可以分成八种类型。而且，在基本三角形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多重三角形，根据它们能够准确地预测关系的满意度和关系质量。这一理论虽然有其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但对在我国开展类似研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爱情 爱情的三角形理论 亲密 激情 决定 忠守

斯腾伯格(RobertJSternberg)是当今世界上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研究智力的学者，曾提出了著名的“三重智力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内亦有人介绍之（李其维、金瑜,1994,1995；万明钢，1995）。他不仅在人类智能研究领域内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对爱情的本质和有关问题也进行了出色的探讨。

作为人际吸引的最高形式，爱情(love)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经典研究课题。心理学上探讨的爱情要比实际生活中的含义更加宽泛，可以是存在于各种亲近关系中的爱，不仅仅指狭义的男女两性之爱。我国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爱是社会人际感情的核心（沙莲香，1987），并且指出应该开展对社会感情的研究，使它在社会心理学中得到其应有的位置。

一、爱情的基本三角形原理

斯腾伯格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进行大量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爱情的三角形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爱情这一个心理学构念有三种成分，斯氏将三种成分形象地比喻为爱情三角形的顶点。

⒈亲密成分(Intimacy) 指在爱情关系中能促进亲近、连属、结合等体验的情感。换句话说，它能引起温暖体验。研究表明(Sternberg & Grajek,1984；Sternberg,1986),它包括如下内容：①改善所爱的人的福利的愿望；②与所爱的人在一起体验到快乐；③对所爱的人高度的关注；④在需要帮助时能指望所爱的人；⑤互相理解；⑥分享一个人的自我和一个人的所有；⑦接受来自所爱的人的情感方面的支持；⑧对所爱的人提供情感方面的支持；⑨能与所爱的人进行亲密的沟通交流；⑩重视对方在自己生活中的价值。斯氏提出的这一成分也广泛地存在于较深的友谊关系之中。

⒉激情成分(Passion) 或称“情欲成分”，指驱力，这些驱力能引起浪漫恋爱、体态吸引、性完美，以及爱情关系中的其它有关现象。或者说，该成分就是在爱情关系中能引起激情体验的各种动机性的唤醒源以及其它形式的唤醒源。它包括一种激烈地渴望与另外一人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状态。在爱情关系中，性的需要是引起这种激情体验的主导形式，除此之外，按斯氏的说法，诸如自尊、养育、亲合、支配、服从以及自我实现等需要也是唤醒源。

⒊决定／忠守成分(Decision/commitment) 有两层含义：①在短期方面，指一个人做出了爱另外一个人的决定；②在长期方面，指那些能维持爱情关系的承诺或担保、投入、忠心、义务感或责任心。但是，这两个方面不一定同时具备。爱的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其的忠守；同样，忠守也不一定意味着做出决定。现实中，许多人实际上在心理上承担了对另一人的爱，却未必承认，更不说做出什么决定了。然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决定成分优先于忠守成分。这一成分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忠贞不渝”之类，但不是指行为，而仅指认识（认知）方面。

总之，“亲密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关系中的情感性投入；激情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关系中的动机性卷入；决定／忠守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关系中的认识性（认知性）的决定与忠守”(Sternberg,1986)。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亲密是“温暖”的，激情是“热烈”的，而决定／忠守是“冷却”的。它们所具有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参见表1所作的具体说明）。斯腾伯格还对三种成分各自的历程进行了描述，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加以整理，故在此不作介绍。

表1 爱情成分的特性比较

爱情成分

特性维度

亲密 激情 决定／忠守

稳定性 稍高 低 稍高

有意控制程度 适中 低 高

体验的明显度 变化不定 高 变化不定

在短期关系中典型的重要性 适中 高 低

在长期关系中典型的重要性 高 适中 高

在各种喜爱关系中的普遍性 高 低 适中

心理生理卷入 适中 高 低

对意识察觉的易感性 稍低 高 稍高

可以看出，斯腾伯格这里所用的“成分”一词并非指代心理过程，而是说人类的爱情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加以描述和区分，或者干脆称之为三个维度似乎更为恰当。根据这三个成分在爱情中的多寡情况，可以把人类的爱情关系区分为八种类型（见表2的归纳，其中正号代表成分的存在，负号代表成分的缺乏）。

表2 爱情的类型

爱情成分

爱情类型

亲密 激情 决定／忠守

无爱(Nonlove) － － －

喜爱(Liking) ＋ － －

痴迷的爱(Infatuated love) － ＋ －

空洞的爱(Empty love) － － ＋

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 ＋ ＋ －

伴侣的爱(Companionate love) ＋ － ＋

愚昧的爱(Fatuous love) － ＋ ＋

完美的爱(Consummate love) ＋ ＋ ＋

不同的爱情可以用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三角形来描述，即三角形的面积表示爱情的多少，三角形的形状表示爱情的三种成分之间的相对关系。等边三角形表示平衡的爱情，因为代表各个成分的顶点到三角形重心的距离相等。不等边三角形代表不平衡的爱情，哪个顶点到三角形重心的距离最长，就表明这是主导成分；哪个顶点到三角形重心的距离最短，就表明该成分的不足或缺少。这就是该理论的基本三角形原理。

二、爱情的多重三角形原理

爱情的三角形理论还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复杂的爱情关系。现实中的爱情往往牵涉到不只一个的三角形，于是又提出了多重三角形原理。也就是说，一个爱情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三角形，它们在爱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以下几种是非常重要的，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⒈现实中的三角形和理想中的三角形 在两人关系中不仅仅存在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现实的爱情三角形，而且对其中每一个人来说，还存在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对象，以及自己对他（她）的爱情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不一定相同。

⒉自己的三角形和对方的三角形 因为人际感情必然至少涉及两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感情不可能是单向的，既有“己对人”的爱情三角形，又有“人对己”的爱情三角形。

⒊自己知觉到的三角形和对方知觉到的三角形 一个人关于“人对己”感情的认识，相对于另一人来说，就不是自己知觉到的三角形，变成了对方知觉到的三角形。现实中，一个人自我感觉对别人很好，而别人却不以为然，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三个对子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不匹配或不相符合的情况，都会造成对爱情关系的某种影响。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三角形与理想中的三角形之间的重合情况如何，自己的三角形和对方的三角形之间的匹配情况如何，自己知觉到的三角形与对方知觉到的三角形之间相符合的情况如何，都会影响到对关系的满意与不满意。

为了深入探讨以上几种情况的交互作用，斯腾伯格和同事又设计了非常精巧的实证研究(Sternberg & Barnes, 1985)。他与同事取耶鲁大学24对恋爱大学生为研究被试，以《鲁宾喜欢量表》、《鲁宾爱情量表》、《拉文格人际卷入量表》以及自编的《关系质量问卷》为材料，采用完全被试内设计。效标(Criterion) 是“关系质量”，最初包括关系满意度等十三个方面，后来经主成份分析法统计处理，结果采用了其中八项指标。预测源(Predictors)是被试的四个简单分数：①己对人②人对己③自己对理想中的恋人④理想中的恋人对自己的感情评定，以及从中计算出来的各种差异分数：被试内的六个差异分数和被试间的八个差异分数。研究结果表明：

⒈理想中的对象和实际的对象同样地影响关系满意，但不如后者影响作用大。

⒉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与己对人的感情同样地影响到对关系的评价。

⒊六个比较水平(CL)中的五个都与关系满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传统的标准比较水平(Thibaut-Kelley, 1959)，即自己对实际对象的感情与自己对理想中的对象可能的感情二者之间的差距，反而不比其它的比较水平有更强的预测力。

⒋在所有六个比较水平中，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与自己知觉中的理想对象对自己的感情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对关系满意最有力的预测源。

⒌己对人的感情与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二者之间的差距，比两个人实际的感情差距（被试间差异分数）更能预测关系满意。

⒍四个简单分数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内部相关，表明个体各种感情以及对感情的知觉有较高的对应程度（相容度）。

⒎有关理想对象的评定明显优于对实际对象的评定。但是，自己对实际对象的感情评定与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之间没有差异。也就是说，平均起来看，虽然现实关系未达到理想的标准，但是并未因此而认为关系是不合适、不对称的。

⒏通过个体对实际对象、理想对象之间的感情评定来比较精确地预测浪漫关系的满意是可能的。

此外，斯腾伯格还提出了“行动三角形”的概念。如果不将“爱情三角形”转化成“行动三角形”（即用相应的行动来表达三种成分），那么，不管当事人是不想转化还是缺乏转化的能力，都会造成两人知觉上的出入，最终势必影响到整个关系。行动的成败既会反作用于自己三种爱情成分的水平，以及导致其它行动的产生，又会引起另外一人的爱情三角形和行动的改变。所以，斯氏意味深长地指出(Sternberg,1986)：“若没有了表达，则最伟大的爱情也会随风而去 (Without expression,even the greatest of loves can die)”。

三、对该理论的基本评价

在斯腾伯格之前研究爱情的社会心理学家以鲁宾(Zick Rubin)为代表，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喜欢和爱情进行区分，并编制出量具，虽然进行了一些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但是他对爱情的探讨集焦于测量方面，没有形成理论。斯氏的工作正好弥补了前者的不足，最终得出了有意义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研究爱情这一人际吸引形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模型。该理论所提出的亲密、激情、决定／忠守这三个维度使我们对爱情这一心理学构念增深了认识，也似乎初步解决了如何将其定量化的问题，即我们可以将这三维度与中国的本土特点相结合，来编制适用于中国被试的爱情量具。依据这三个成分对爱情进行的分类学研究也比先前研究更为系统、全面、细致、严密。

不仅如此，该理论还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有助于人们妥善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爱情关系，也为心理咨询（尤其是人际关系、婚姻恋爱咨询）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方面的理论知识缺乏了解是有害无益的。

显然，斯氏的研究属于“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式的研究策略”，这是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我们必须指出，斯氏的三个爱情成分的合理性并未得到充分的验证，他与同事在《爱情的本质》(1984)这一研究报告中虽然采用了系统聚类分析、因素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但结果得出的不是三个成分，而是得出了亲密成分的主要内容。他本人后来解释说，1984年的那一研究集中在对亲密成分的探讨上，可是为何又冠以《爱情的本质》这一标题？岂不自相矛盾吗？所以，该理论尚有待进一步验证，同时也说明了其不成熟性。此外，该理论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它的多重三角形原理仅仅局限于浪漫关系的实证研究，能否推广到其它类型的亲近关系（如亲子关系）中去还没有验证；对各种类型的爱情有无社会褒贬色彩，有无文化偏好这一问题没有做出回答；爱情关系究竟始于哪一种成分也未可知，等等。这一切正表明了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界，探讨人际吸引的研究还不多见，关于爱情本质的探讨就更少了。然而，现实却提出了开展此类课题研究的需要，爱是人类幸福和安定的心理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全社会的风气。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争取早日形成中国特色的人际感情或人际吸引理论体系，而斯氏的理论和研究则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李其维,金瑜(1994)：斯腾伯格三重智力理论述评。《心理科学》，第17卷，272-277。

李其维,金瑜(1995)：斯腾伯格智力成分理论述评。《心理科学》，第18卷，326-330,358。

沙莲香 (1987)：《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3页。

万明钢 (1995)：斯腾伯格的智力三重理论及其跨文化意义。《社会心理研究》，总24期，47-52。

Sternberg,RJ,& Grajek,S(1984)The nature of love JPerssocPsychol,47,312-29

Sternberg,RJ,& Barnes,M(1985)Real and ideal other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s

four a crowd JPerssocPsychol,49,1586-608

Sternberg,RJ(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Rev,93,119-35

聊天聊多了，是有可能喜欢上对方的，同样是可以让对方喜欢上你的。什么你不相信？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当你感觉到能和一个人聊很多的时候，其实已经证明你们有一定的契合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想法也有相近的地方，你说的他能懂，他说的你也理解，所以才会越聊越多，你们之间的心理能量的流动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感觉会让你们很舒服。基于这种畅快感，你有可能会喜欢上对方。而且越聊越多，互相分享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你们之间也会越来越熟悉，当你有熟悉感的时候，内心就会感到安全，在安全感足够的时候，喜欢上对方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聊天能满足人交流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很多人出现心理问题，其实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畅快交流的人，内心有多话不知向谁说，自我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如果生活中遇到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人，是应该很好的珍惜。

但也有可能会随着聊天的深入和增多，彼此暴露的比较多，会发现对方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从而破坏了对方在你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反而会因此而不喜欢对方。

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人们在刚开始交往时，都是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隐藏不好的一面，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会发现对方身上原来有你看不惯的地方。所以自古就有人哀叹，人生若只如初见。就是说我们初级阶段的交往总是令人回忆无穷，很美好。但在这种美好的感觉很难持续下去，大部分人总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和聊天的深入多少会有点失望。

所以聊天聊多了，会不会喜欢上对方，其实取决于你们聊天的内容，和你们之间的欣赏和包容够不够，如果足够的话，就会喜欢上对方，同样的也能让对方喜欢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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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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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情感性包括相互接近，相互吸引，相互排斥和相互疏离。

人际关系指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结成的心理关系、心理上的距离。交往双方在个性、态度、情感等方面的融洽或不融洽、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必然会导致双方人际关系的亲密或疏远。

人际关系包括三种成分：认识成分（指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动作成分（指交往动作）和情感成分（指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爱或恨、满意或不满意）。

其中情感成分是核心成分。人际关系反映了交往双方需要的满足程度。若交往双方能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时， 就容易结成亲密的人际关系；反之，则容易造成人际排斥。

过程：

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情感卷入和交往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往双方通过采用自我暴露的方式来增加相互间的接纳性和信任感。自我暴露水平越高，表明人际关系交往水平越深。

根据交往双方的情感卷入水平、自我暴露水平的不同，奥尔特曼（1973年）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分别为定向阶段、情感探索阶段、感情交流阶段和稳定交往阶段四个阶段。

研究意义：

豪斯顿（1988年）所言，研究人际关系的兴趣，良好人际关系有利于生活幸福、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而这都建立在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同样，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培养一代具有现代化素质的新人。 

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使社会和各种组织的生命力增加，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现代社会要求人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而且要求拥有健康的人际环境。良好人际关系，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产生很大的好处。 

有利于促进个体素质的提高和个体全面发展。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时间久了，会把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原则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调节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获得正确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社会角色，从而来提高个体的素质。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沟通与交往中建立起来的直接的心理上的关系。

人际交往的双方的社会角色会影响彼此的人际关系，但社会角色关系与人际关系不同。在人际关系中，社会角色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对方是不是自己所喜欢或者愿意亲近的人则成为主要问题。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面对面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可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没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就不会产生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一旦建立，就会被人们直接体验到。双方在心理距离上的趋近，会使个体感到心情舒畅；若有矛盾和冲突，则会感到孤立和抑郁。

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情感是人际关系的主要成分。人际间的情感倾向有两类：一类是使人们彼此接近和相互吸引的情感，另一类是使人们相互排斥和疏离的情感。

一般说来，良好的人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

1、定向阶段。定向阶段设计注意、选择交往对象，与交往对象进行初步沟通等方面的心理活动和行为。

2、情感探索阶段。在此阶段，双方探索彼此在哪些方面可以建立情感联系。随着双方共同情感领域的发现，彼此沟通会越来越广泛。此阶段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卷入。

3、情感交流阶段。人际关系发展到这一阶段，双方关系的性质发生重要的变化，双方的信任感、安全感开始建立，沟通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发展并有较深的情感卷入。此时，双方会提供评价性的反馈信息，进行真诚的赞许和批评。

4、稳定交往阶段。在此阶段，交往的双方在心理相容性方面进一步拓展，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私密性领域，沟通与自我暴露广泛而深刻。

心理学报 2009, Vol 41, No12, 1165−1174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 J1041200901165

收稿日期: 2009-07-07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7JAXLX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08JJDXLX270)、山东省“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2008GZ028)、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通讯作者: 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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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徐夫真1 张文新1 张玲玲2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济南 250011)

摘 要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608名初一至高二城市青少年,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的关系。结果发现: (1) 青少年疏离感年龄段差异显著,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 (2)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3)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同伴接纳的调节, 即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青少年; 疏离感; 家庭功能; 同伴接纳 分类号 B8442

1 引言

疏离感(alienation)是个体难以正常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不能与所属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或者同伴群体建立有效联结, 从而体验到的无助感、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消极情绪体验(Michael, 2003)。青少年期是疏离感发生的高危时期(Calabrese, 1990)。进入自我意识第二个飞跃发展期的青少年, 开始集中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根据Erikson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青少年经历着从自我分离到自我整合的过程(张文新, 1999), 在此过程中他们体验到自我内部的分离以及自我与环境或与他人的分离, 即产生疏离感。适度的疏离感有利于个体对自身的存在状态进行反思与探索, 建立自我同一性; 而强烈持久的疏离感却会导致自我同一性混乱, 危及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Erikson, 1968)。研究发现, 高疏离感是引发青少年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高疏离感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对外界环境进行消极的、敌意性的归因, 易于体验到孤独感, 更具反叛性, 他们往往采取退缩或者攻击等极端行为, 或者沉湎于饮酒、过度网络依赖等不健康的活动中(Michael, 2003; Sikkink, 1999; Thomas & Schare, 2000)。

家庭和同伴作为个体发展的微系统, 是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中最基本的分析单元(Bronfenbrenner, 1979), 对个体的发展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进入青少年期后, 尽管亲子冲突显著增多, 但父母仍然是青少年重要的依恋对象和支持系统(Steinberg, 1999)。青少年最初需要依靠父母权威的标准来建构他们有意义的生活。研究发现, 如果父母是独裁的、过分控制的、在感情上是疏远的, 个体就很难认同家庭并获得真正的归属感(Barrett, 2001)。有关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疏离感关系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疏离感的产生及其程度与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父母工作压力大的家庭或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体验到疏离感或疏离感增强(Bronfenbrenner, 1977)。疏离感较高的青少年, 其家庭成员的亲密性与适应性较差, 家庭功能中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和行为控制以及整体家庭功能均较低(汤毅晖, 黄海, 雷良忻, 2004)。过多的家庭冲突、家庭功能的瓦解(或分裂)

容易导致青少年对家庭的抗拒和与父母的疏离(Sandhu & Tung, 2004)。此外, 研究还发现, 与父母或家庭疏离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问题行为和药物滥用, 而这可能进一步引发青少年的高疏离感(Benjamin, 2004)。

进入青少年期后, 个体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与同伴的交往增多, 青少年期的同伴关系对个体社会性和情感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而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是情绪情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疏离感主要是因个体缺乏归属感所致(Bronfenbrenner, 1977), 而青少年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同伴群体(Furman & Robbins, 1985), 因此, 青少年的疏离感与同伴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已有研究发现, 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情感价值支持和信息来源, 高疏离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在同伴中寻求精神慰藉、获得归属感等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Eric, Martin & Michel, 2003), 被同伴接纳的青少年在疏离感水平上明显低于被同伴拒绝的青少年(徐夫真, 2007)。

近年来, 受到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Bronfenbrenner, 1979)和发展情境论(Lerner, 2002)等发展系统论的影响,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不仅强调家庭、同伴关系等发展背景对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且越来越多地关注发展背景的系统性影响, 即不同发展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联系对发展的影响。就家庭领域的研究而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抛弃过去单独探讨某个或某些家庭因素的作用的研究范式, 转向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Ross & Buriel, 2006)。研究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个体发展的物理环境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 也会通过影响父母教养行为以及亲子互动对个体的发展起作用(Neblett & Cortina, 2006)。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鼓励子女多进行交流和沟通、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化和支持(Shonkoff & Phillips, 2000; 刘浩强, 张庆林, 200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期望, 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0)。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而言, 不稳定的工作、持续的经济压力和低的社会声望会增加父母采用惩罚和专横等教养行为, 对子女支持较少, 负面评价和忽视较多(Baumrind, 1994)。具有学校疏离感的青少年报告的家庭支持和受教育期望均较低(Cole, 1991)。长期处于家庭压力情境中且缺乏父母积极关注的青少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敌意等消极情绪, 表现出低自尊、无力感、习得性无助和对自己生活的失控感, 这会因此使他们和家庭成员及朋友之间关系紧张(McCoy, Firck, Loney & Ellis, 1999; 刘浩强, 张庆林, 2005)。可见, 在家庭系统中, 家庭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少年疏离感的潜在因素之一, 它通过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等影响青少年的发展。鉴于已有关于青少年疏离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家庭系统中某一方面的因素或者变量的作用(Sikkink, 1999; 汤毅晖, 黄海, 雷良忻, 2004; Sandhu & Tung, 2004; Benjamin, 2004; Furman & Robbins, 1985), 而较少综合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 本研究拟同时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或机制。

家庭和同伴作为个体发展的重要情境, 一方面各自独立影响个体的发展, 同时又存在交互作用和联系。如果单独考虑家庭或同伴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将无法真正揭示它们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意义(Kerr, Stattin, Biesecker & Ferrer-Wreder, 2003)。因此, 从发展系统论的角度探讨家庭和同伴系统对青少年发展的交互作用模式将有助于揭示二者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机制。已有研究发现, 对于家庭环境不良的青少年而言, 同伴的支持和接纳能够缓解其心理压力, 增强移情能力和社会理解力(Donton & Zarbatany, 1996)。来自同伴关系与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发现, 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调节环境危险因素和儿童青少年的攻击(或受侵害)之间的关系, 尤其在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 积极的同伴关系具有更为突出的保护作用(Tania, David, Zhang, Yoolim, JoAnn & Xu, 2007)。由此, 我们推论, 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减缓家庭功能不良对青少年疏离感的消极影响, 同伴接纳能够降低青少年的高疏离感, 即同伴接纳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简言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以及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 我们假设, 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在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中存在交互效应,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受到同伴接纳水平的调节,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可能是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与

青少年疏离感关系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山东省五所普通中学初一到高二608名城市青少年为被试。其中初中被试334人(男生164人, 女生170人), 平均年龄1397±105岁; 高中被试274人(男生153人, 女生121人), 平均年龄1682±068岁。所选取被试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为102%, “1000~2000元”者为224%, “2000~3000元”者为238%, “3000~4000元”者为155%, “4000元以上”者为281%; 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小学或小学以下”水平者分别为28%和35%, “初中”水平者分别为186%和235%, “高中或中专”水平者分别为326%和388%, “大专(夜大、电大)”水平者分别为189%和168%, “大学本科”水平者分别为211%和148%, “研究生(硕士或博士)”水平者分别为60%和26%。父母职业是“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者分别为492%和441%, “蓝领”者分别为457%和414%, “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者分别为51%和145%。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疏离感量表 采用杨东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 2002)。该量表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分量表, 共52个项目, 其中有6个项目为测谎题。社会疏离感指与社会观念、价值、文化、目标等精神文化层次之间产生的疏离感, 包括24个项目, 如“我时常体验到有种无能为力感”; 人际疏离感指与他人(亲人、朋友、同学、邻居、集体等人际网络)在情感层次上产生的疏离感, 包括15个项目, 如“我感到自己孤独一人”; 环境疏离感指个体与其生活的自然、物理环境等物质空间之

间产生的疏离感, 包括7个项目, 如“我觉得自己和大自然之间有种疏远的感觉”。量表采用7点记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给予1~7分的评定, 得分越高, 疏离感越强。本研究中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分量表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080和086, 总问卷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22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以

McMaster 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为基础(汪向东, 1999)。该量表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六个分量表, 共60个项目。问题解决分量表包括6个项目, 如“我们常根据我们对问题的决定去行动”; 沟通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 如“当家中有人烦恼时, 其他人知道他为什么烦恼”; 角色分量表包括10个项目, 如“我们肯定家庭成员都尽到了各自的家庭职责”; 情感反应分量表包括6个项目, 如“我们相互都不愿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情感介入分量表包括7个项目, 如“如果某人遇到麻烦时, 其他人会过分关注”; 行为控制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 如“当发生了出乎预料的意外时, 我们手足无措”

。量表采用4点记分, 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完全像我家”分别给予1~4分的评定。1分代表健康, 4分代表不健康, 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不健康。在本研究中,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6~075之间, 问卷总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23 同伴提名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 本研究采用同伴提名法来评定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张文新, 1999; Coie & Dodge, 1983; David, 2006)。要求被试写出自己在班里最喜欢的三位同学、最好的三位朋友(积极提名)和最不喜欢的三位同学(消极提名)。将每个被试所得的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次数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 两者之差为社会偏好分数, 以社会偏好表示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 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查内容包括家庭收入、青少年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共五项指标。本研究所调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简称家庭收入), 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和“4000元以上”五个水平; 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

、“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六类; 父母职业包括“农民”

、“工人”、“医

生”、“教师或科研技术人员”、“机关干部或公务员”、“律师”、“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会计”、“军人”、“个体/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下岗失业人员”、“自由工作者”和“其他”, 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 “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Fuligni & Zhang, 2004)。参照有关研究, 我们在统计分析时, 分别将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分进行分析(Bradley & Corwyn, 2002)。

23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包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初步统计分析

对初中和高中两个年龄段青少年的疏离感进行初步描述统计发现, 在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上, 初中和高中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均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见表1)。

以年龄段、性别为自变量, 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为因变量, 进行2×2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考察初中和高中两个年龄段男女青少年的疏离感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 年龄段的主效应显著[Wilks’ λ=096, F(1, 604)=899, η2=004,p<0001]。单因变量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 高中生的社会疏离感[F(1, 604)=2473, p<0001]、人际疏离感[F(1, 604)=2081, p<0001]和环境疏离感[F(1, 604)=1634, p<0001]均显著高于初中生。性别主效应、性别与年龄段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Wilks’ λ=099, F(1, 604)=175, η2 =001; Wilks’ λ=099, F(3, 604)=104, η2 =001, ps>005]。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差异显著[Wilks’ λ=058, F(2, 604)=21980, p<0001], 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和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家庭收入、父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母亲职业与青少年社会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母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家庭功能各维度与青少年疏离感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功能各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显著负相关, 家庭收入与角色和行为控制、父亲职业只与沟通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同伴接纳与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而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功能的其他维度之间无显著相关(见表2)。

32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外源潜变量, 是模型中的自变量, 家庭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水平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其观测变量; 疏离感为内生潜变量, 是模型中的因变量, 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为其观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 Preacher, Curran & Bauer, 2006), 先检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疏离感的直接效应, 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分析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14)= 24884; RMSEA=0036; GFI=0990, CFI=0995, TLI=099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疏离感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γ=−014, SE=0077, p<001), 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在050~089之间(ps<0001)。

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加入家庭功能中介变量, 图2所示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67)= 247681; RMSEA=0067; GFI= 0946, TLI=0935, CFI=095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功能(γ= −018, SE=0020, p<0001)、家庭功能与疏离感(β=065, SE=0211, p<0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 但加入中介变量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疏离感之间的路径系数由原来的显著(γ=−014,

表1青少年疏离感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

年龄段男女男女男女

初中 346±098 357±095 306±078 309±077 378±147 366±134 高中 381±087 397±084 327±072 344±075 409±132 424±120

表2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社会

疏离感

人际

疏离感

环境

疏离感

问题

解决

沟通角色

情感

反应

情感

介入

行为

控制

问题解决026 031 019

沟通048 048 036 058

角色053 051 041 036 054

情感反应041 048 029 037 065046

情感介入053 054 038 029 057061052

行为控制022 024 019 027 030042023 029

同伴接纳−007 −013001 000 003 006 001 002 004 家庭收入−005 −009−004 −007 −004 −014−006 −003 −011

父亲职业001 007

−004 001 −008−004 −005 −004 −002

母亲职业−011−012005 −008−012−016−010−007−008

父亲受教育水平−007 −010−006 −011−011−017−014−010−011

母亲受教育水平−015−012−008−010−013−020−017−015−016注: p<0001; p<001; p<005, 下同。

图2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SE=0077, p<001)变得不显著(γ=−003, SE=0060, p>005)。

将社会经济地位与疏离感的路径系数约束为0, 约束模型中χ2(68)=248117。无约束模型中χ2(67)= 247681, χ

△2(1)=0436(p>005), 两模型无显著差异, 表明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33同伴接纳的调节效应检验

已有关于调节作用检验的研究表明, 理想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都不高(Marsh, Wen & Hau, 2004)。表2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同伴接纳除与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外, 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各维度之间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 符合调节效应检验的条件。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是家庭功能各观测变量生成的潜变量家庭功能, 调节变量为同伴接纳, 因变量为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观测变量生成的潜变量疏离感。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后(Marsh, et al,2007), 考察同伴接纳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是否显著, 以检验同伴接纳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分析结果的各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86)= 301357; RMSEA=0064; GFI=0942, TLI=0930, CFI=0950。同伴接纳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疏

离感的路径系数显著(γ=−006, SE=0061, p<005), 说明同伴接纳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作用中存在调节效应。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同伴接纳的调节作用。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调节变量分组, 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接纳水平组, 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接纳水平组。图3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 同伴接纳水平可以显著调节家庭功能和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即高水平的同伴接纳可以缓解家庭功能不健康青少年的高疏离感。

图3 同伴接纳在家庭功能对疏离感预测作用中的

调节效应

以上结果发现,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疏离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而同伴接纳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这预示着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与青少年疏离感的关系中, 家庭功能可能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对此, 我们进行模型整合验证。

整合验证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160)=346655; RMSEA=0044; GFI=0949, TLI= 0956, CFI=0966, 模型拟合良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疏离感之间路径系数不显著(γ=−004, SE= 0059, p>005), 同伴接纳与家庭功能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γ=-001, SE=0007, p>00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功能之间(γ=-015, SE=0023, p<0001)、家庭功能与疏离感之间(β=057, SE=0160, p<0001)及同伴接纳与疏离感之间(γ=-010, SE= 0019, p<001)路径系数均显著, 同伴接纳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与疏离感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γ=-006, SE=0054, p<005), 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在040~092之间(ps<0001)。这一结果验证了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4 讨论

41青少年疏离感发展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 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疏离感存在显著差异,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同(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 2002; 张进辅, 杨东, 2003; 徐夫真, 2007)。对其他文化中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 18岁左右的青少年最容易产生疏离感(Sandhu & Tung, 2004)。这一年龄对应于我国高二青少年。疏离感的年龄段差异反映了青少年自我发展的特点。根据Erikson的理论, 青少年期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 这一时期个体心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防止同一性混乱。同一性混乱是由个体的无目的感和疏离感引起的, 同一性混乱的个体缺乏生活的连续感、整体感、协调感, 体验到更多的疏离感(Erikson, 1968)。进入青少年期后, 生理的成熟和心理、社会角色的变化使青少年由对外部世界的注意转向内部世界, 关注内部世界中“本质的”、“本来的”自我存在, 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闭锁与疏离, 而倾向于自我意识和内省。在情感上努力摆脱对父母的依赖, 寻求自主和独立(张文新, 2002)。当个体自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能力持久地承担某种义务时, 他们往往会进入一个短暂的停滞期, 这一时期内, 他们似乎放弃了对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从正常的生活和交往中退出, 与他人或所属的群体相疏离。

另外, 高中阶段青少年的疏离感相对较高可能与他们的学业压力有关。在我国目前的教育背景下, 高中生面临的学业压力显著大于初中生。繁重的学习任务、同学之间的竞争以及学校、家庭和青少年本人对学业成绩的期待无疑是高中生最大的压力来源(楼玮群, 齐铱, 2000)。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相比, 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增多, 较少有时间和精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人际互动机会较少, 与周围环境相对疏远。我们认为, 课业负担日益加重和对学业成绩以及未来能否考上大学的担忧是导致高中生的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发现, 相对于社会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 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最高。这可能与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有关。相对拥挤、封闭的都市居住环境使青少年的生活空间逐渐与自然环境疏远, 本研究中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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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_有调节的中介效应_徐夫真

心理学报 2009, Vol 41, No12, 1165−1174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 J1041200901165

收稿日期: 2009-07-07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7JAXLX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08JJDXLX270)、山东省“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2008GZ028)、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通讯作者: 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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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徐夫真1 张文新1 张玲玲2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济南 250011)

摘 要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608名初一至高二城市青少年,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的关系。结果发现: (1) 青少年疏离感年龄段差异显著,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 (2)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3)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同伴接纳的调节, 即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青少年; 疏离感; 家庭功能; 同伴接纳 分类号 B8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