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就是生殖冲动!_____<<围城>>中方鸿渐情感心理解读

文学是心灵的外化，是对人的情感心理的表现。钱锺书学贯中西，心理学是钱锺书在文学创作中十分喜欢也是非常熟悉并自觉运用的一种理论。我是“钱迷”，钱锺书的作品是我这几年朝夕相伴的枕边书。每读钱先生的作品，随处可见对心理学的文学运用。《围城》中的方鸿渐情感经历十分丰富，作为读者，如果能从心理学角度对文学欣赏过程中的人物心理活动作出感应和说明，一方面能领悟到钱锺书心理文学创作特色，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对人物心源的探察能力。 一、“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就是生殖冲动” 这是方鸿渐留学期间常自作聪明地对同学们说的一句话，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他和鲍**之间的关系印证。按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本我”就是按照快感的原则满足人本能的欲望，属于无意识的生物冲动。鲍**“熟食铺子”般的肉体唤醒了方鸿渐的性本我。夜幕下的甲板上，方鸿渐馋嘴似的吻了鲍**。但鲍**不肯太便宜了方鸿渐,故作纯情道:“你还没求我爱你！”，方鸿渐聪明地支吾道：“那我现在向你补求，行不行？”。方鸿渐非常清楚自已对鲍**除了生殖冲动别无其它，因此巧妙地选择了“补求”两字，既不想让“爱”字随便说出口，又直奔主题表达了“求”的意思，至于求什么，鲍**自然是心知肚明。这里，钱锺书运用了西方语言心理学上的“浮泛含混”方法。从心理学角度看，语言的含混浮泛，往往是和人物情事之晦昧、心理之杂糅分而不隔。心理越复杂，情事越暧昧，语言表达就会越含糊不清、浮泛不定。 与鲍**有了船舱上的“一夜性”后，看着下了船的鲍**屁颠屁颠地奔向自已的未婚夫，方鸿渐被刺激得心火直冒，失望和被损的骄傲心理情绪都不肯平伏。这里，钱锺书引用的是方鸿渐在柏林大学听过的心理学教授对爱欲的定义，并以此作为方鸿渐最佳的自我心理抚慰句：“方鸿渐明白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类而不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鲍**谈不上心和灵魂。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反正自已没吃亏，也许还占了便宜，没得什么可怨的”。看来，男女间单一的肉体吸引关系很多时候只需想通了“不吃亏”或“占便宜”就能排谴怨愤情绪而平伏心理状态。 二、“女朋友和情人事实上截然不同”(待续)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小说的线索上来看，全书以方鸿渐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和内地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并以围绕鲍、苏、唐、孙四个女人的恋爱婚姻贯穿全书。客观地说，恋爱婚姻的探讨，确实是《围城》的主题之一。作者其实在书中就已清楚地说明了：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ses,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有些评论者认为这两段话就是《围城》这本书的“题眼”，就是对“围城”这一意旨的最好解释。我却不这么认为。应当承认的是《围城》这部小说的题目就是原取于这两个国家的典故，愿意也确实是比喻婚姻的。但这两段话在全书中的作用仅仅是说明“围城”这个名词的来历，而绝对不是对全书意旨的最终解释。其实，作者在序言中就开明宗义地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社会是抗战时的社会；人物是指那些新老留学生与一些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强调的“人类”就是提醒我们往深里去探索，不要停留在表面。也就是说，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它的主题往往不是单一的，作者阐释“围城”的含义显然不仅包含婚姻恋爱。 在书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方鸿渐从欧洲留学回国到上海，因恋爱的失败及与名义上的亲家不和边辗转至内地，进入三闾大学这座“围城”。在三闾大学这个龌龊的“大染缸”里，方鸿渐深感这里同样不是他理想的归处，只好又回到上海。然而上海此时已被日军占领，时局险恶，方鸿渐因不肯为日伪服务而丢掉饭碗后又与妻子闹翻。最终结果又是再次筹划离开上海。这就把“围城”这一种人的心理状态比喻扩大到“人生万事”。这是对婚姻如围城的一个引申、深化。我们在书中也不难找到，主人公方鸿渐在文中曾多次感慨： 事实上，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在上海这两座围城来来去去最后终究没能找到答案。恋爱、婚姻、职业的失败，犹如潜藏在他身上的魔障。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生追求的苦闷与彷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当时抗战时期中国这座大围城下，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生活追求的苦闷与彷徨；或是二十世纪西方军事、文化、经济侵略中国社会的迷茫。 如果再细心深入地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围城”这一名词概念也可以上升为一种人生的哲理，超越了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它向人们探讨了人生的具体挫折，具体的失败，进而到人类精神困境的宏观展示。在《围城》的序里，钱钟书提醒读者：“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围城》的最终指向的对象是整个人类，是一种人生哲理的思考。在小说的后半部，关于这一哲理的讨论就有很多。如在书中的第八章里，方鸿渐回上海的船上与孙柔嘉谈起人和人聚散是个缘分，同船相遇的人也偶然也必然，方鸿渐发挥道： “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戏，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有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 而孙柔嘉则埋怨道：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是全书哲理阐述最多的一章，也是《围城》这部书主题意旨的中心，对全书具有笼罩性。最典型的哲理是方老先生送给儿子的老式自鸣钟，每个钟头要慢上七分钟。在小说的结尾，当方鸿渐睡死过去的时候，它突然打了六下： 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的夫妇不欢；那时侯，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则哲理寓言对现代人生的不确定性的表达，尤其深刻。那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钟就是方鸿渐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也是人的某种象征。他是时间的自我迷失，也是人在时间中的迷失、停滞和无出路。 综上所述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了《围城》这部小说的主题意旨：既表面上是叙写了关于婚姻、恋爱、职业等人生追求的彷徨与失落，进而暗示了人生如围城，人类因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欲求的向往终究是逃不掉失望的结果，从而最终引导人们对于人生感受的哲理意蕴的探索。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

赵辛楣结婚没有通知鸿渐只是在信末有“内子嘱笔敬问嫂夫人好”。柔嘉讽刺说辛楣并未把鸿渐放在心上，鸿渐说“他结婚不通知我，是怕我送礼；他体谅我穷，知道咱们结婚受过他的厚礼，一定要还礼。”看这些时觉得很感动，一是辛楣有这份心二是鸿渐能够理解他的这份心。

《围城》是中国作家钱钟书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47年。这部小说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的塑造和对周围人物的描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思想、生活、价值观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

这句“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是《围城》中非常著名的名言之一

以下是《围城》中的核心内容：

1 自我意识的反思与局限性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青年，他具有敏锐的自我意识和思辨能力，但同时也有一些缺点和局限性。他在追求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但也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限制，往往无法跳出自我思维的框架。这种反思和局限性在小说中通过方鸿渐的内心独白和与周围人物的互动得到了深刻的描写。

2 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的危机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生活，社会风貌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描绘了一些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的危机，比如方鸿渐的职业选择、家庭关系和爱情观念，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化转型和文化冲突的现实问题。

3 性别和身份的关系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方鸿渐的妻子王夫人、情人梅兰芳、朋友的妹妹孙**等，她们各自的身份、性格和行为方式，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和选择。小说也从女性的角度探讨了性别和身份的关系，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别问题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启示。

《围城》通过对人物和情节的描写，从多个角度深刻探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以及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这种深刻的思想性和多元的人物形象，使得小说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4 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

小说中展现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从家庭、友情、爱情到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描写。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互动关系复杂，既有真挚的感情交流，也有利益的斗争和权力的较量。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和背景，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5 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的多元性

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从方鸿渐的西方知识分子到王夫人的传统封建思想，再到梅兰芳的艺术家气质，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倾向。这种多元性和对话，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变革。

6 喜剧与悲剧的混杂

小说中喜剧和悲剧元素的混杂，也是其艺术特色之一。小说中既有滑稽有趣的场面，也有悲伤动人的情节，情感的变化和心理的波动也相当复杂。这种混杂和复杂，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本质，也为小说增添了一份真实感和生命力。

《围城》不仅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小说，也是一部多元化的文化作品，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和人类认知的多重挑战和选择。这些主题和元素，不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意义，也有普遍性和深度的人类思考和探索的价值。

《围城》这本书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不陌生。每每提及婚姻，我们都会想到钱老爷子那句著名的论断“婚姻是一座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带着对婚姻的疑问重读这本书才发现，我们其实对真实充满了误解。对于这本书，倘若带着两性小说的格局去读，恐怕钱老爷子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怒骂当代人活得狭隘了。

其实，他在书中描绘了男主方鸿渐留学归来择偶，结婚，就业，交友等一系列人生大事，生动地为读者展示出抗日战争初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旨在批判当时社会的虚伪与知识分子的胆怯，所以才有了“新儒林外史”之称。

而书中最令人深刻的还属方鸿渐的感情世界了。虽然不知道他长得是否英俊帅气，可是全书中出现与之有交集的女子林林总总五六人之多，她们每一个都惟妙惟肖，各有特点，可是方鸿渐选来选去，却最终还是一地鸡毛，真是令人一声叹息。那么，那些女子都和方鸿渐有着怎样的交集呢？

1浪漫邂逅鲍**

鲍**“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她出国学的产科，还是未婚夫为她掏的钱。

在回国的船上，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鲍**站不稳，方鸿渐便勾住了她的腰，他们彼此吻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在船舱里苟且发生了关系，还被房舱的阿刘瞧见，狠狠地敲诈了方鸿渐一笔，尴尬无比。

方鸿渐浪漫邂逅鲍**，谈不上心，更说不上灵魂，勉勉强强算是“吃肉”，本以为她会有些情谊，可惜鲍**只管排遣寂寞，她深知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到了目的地出于自保，她主动与方鸿渐划清了界限，自顾自的下船寻未婚夫去了，再也没有出现。

要说“婊子无情”，也许有些过分，只是没有了道德约束的方鸿渐既不算吃亏有没有上当，他只是自尊心有些过不去，被损伤的骄傲暂时无法恢复，如此而已。

现实生活中，男人们自是不会娶鲍**这类女人做老婆，可是肉欲的诱惑又有几个人能抵挡呢？被骗被耍才幡然醒悟，却忘记了《围城》早早告诉过我们鲍**这类女子惹起来，只会惹得自己一身麻烦。

2精明世故苏文执

苏文执是方鸿渐的大学同学，一位留洋的女博士，长相清秀，却被时光辜负。少了挑选余地的她，心里暗想着尽快找个不错的归宿，便在归国的船上“盯”上了方鸿渐。

当鲍**自顾下船，方鸿渐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她便迅速“补位”成功，再也不提风头被鲍**抢尽的沮丧。她给他洗手帕，替他缝扣子，甚至给他补袜子，善意的独裁里承担着女朋友承担的义务，却并未被领情。

方鸿渐始终对苏文执亲近不起来，甚至对她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这个女人不可爱。可是他对于苏文执的好意，又统统照单全收，心里想着拒绝，嘴上行动上处处都惹人误会，搞得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苏文执一定是方鸿渐的女朋友无疑了。

方鸿渐的软弱，造就了他与苏文执的误会。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月色照着苏**光洁美丽，方鸿渐全然丧失了抵抗媚力的决心，在她轻轻唤了一句“吻我”时，方鸿渐便没有推避了，轻轻的吻了她。

这个全然不会拒绝的男人，吻完才知事情不对，回家之后匆匆写了澄清的信件，可是已经太迟。苏文执本以为那是求婚的信件，拆开一看气急败坏，于是从中作梗，毁掉了方鸿渐的真正爱情。

3一生挚爱唐晓芙

方鸿渐从头到尾唯一爱过的人物便只有唐晓芙了，她“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是“摩登文明社会里的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唐晓芙是苏文执的表妹，却与表姐个性大相径庭。方鸿渐初次见她，便喜欢得无法自拔了，听说她有很多男朋友，甚至气得拿手杖打道旁的树。

“他看她的信，临睡前要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灯看信，看完关灯，还想着信的内容，忍不住又开灯看一遍”。他想与她见面，“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

可是越是心心念念，心便更加胆怯了。方鸿渐一面与苏文执暧昧不清，不敢拒绝，一面想着天真直率的唐**，与她通信，确实有些“渣男”作风。“亲吻”事件后，苏文执将方鸿渐在船上邂逅鲍**，玩弄自己感情的事迹添油加醋地全都告诉了唐晓芙，唐晓芙伤心欲绝。

当唐晓芙质问他时，他却也不敢给自己辩护一个字，只是站在雨里，“只等雨线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自己”。心软的唐**看着他，想他只要再等一分钟，便叫佣人去请他回来。可惜的是，方鸿渐连一分钟也没多等，“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

唐**不是全然的没有给他机会，担心他做傻事，还去了电话，只是方鸿渐误以为她是苏文执，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了她一顿，一场姻缘便这样收尾了。方鸿渐随后便踏上了前往湖南三闾大学的教学路，而唐**也因伤心病了一场，而后同父亲去重庆了。

唐晓芙是钱钟书十分钟爱的人物，也许是偏爱才不舍得把她许配给方鸿渐吧，她是文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读起来令人喜欢。

美丽的爱情和职场的时机一样，一生能碰到一两次便是幸运。能够抓住需要非凡的勇气，以方鸿渐的性格，错过唐晓芙是注定的。

4稀里糊涂娶了孙柔嘉

美好的故事总有着美丽的开头，糟糕的婚姻多半夹杂着糟糕的开始。方鸿渐与孙柔嘉订婚，本来就是一场阴差阳错。

文中有一段暗示极是，孙柔嘉在船上偷听方鸿渐与好友赵新楣的对话，赵将其比喻成一只张着大口的鲸鱼，而方鸿渐便是等待被吃的船只了。

当同事们都在造谣方鸿渐与孙柔嘉交往的时候，孙**来了个将计就计，顺势伸手拉住了方鸿渐的右臂，这下子向来胆怯的方鸿渐只得顺从承认了。

可是他心中压根就没有喜欢过孙柔嘉。“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这句千古流传的话，未免断章取义，那是方鸿渐在安慰自己的时候想的。

他们莫名其妙地走在了一起，威逼利诱地订婚，简略地结婚。要说围城的围字，也好像是一个动词，好比精明的孙柔嘉逐步建起了一座围墙，把方鸿渐逐渐地包围了起来。

待到生米煮成了熟饭，孙柔嘉深知人已到手，便再也不用伪装自己，卸下面具，一切都和婚前不径相同了。“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来自方鸿渐对孙柔嘉的吐槽。

糟糕的妻子势必会有两个天敌，一个是丈夫的好友，一个人是丈夫的家人。她离间方鸿渐与其唯一的朋友赵辛楣，又厌恶方鸿渐的家庭，搞得方与大家庭逐渐陌生。至此，她的围城终于建好了，可是只有两个人的孤岛上，整日都是喋喋不休的争执与谩骂，她真的幸福吗？

面对婚姻，伴侣的匹配度占婚姻成功的百分之六十。很多人的婚姻不幸源于择偶不慎，如方鸿渐一般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受不住威逼利诱，待到发现门不当户不对，彼此个性不合的时候早已为时晚矣。

结语：

婚姻是个神奇的东西，《围城》之所以如此出名，便是把婚姻的真相揭示的淋漓尽致，即便时光荏苒，他所表现的道理依然引人思索。

男人们该看看《围城》，看男主方鸿渐为何回国之后无论职场还是娶妻都高开低走。理性动物喜欢在有效的事情上投入精力，比如事业，对于感情多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所以男人们总逃不出心机女人为他们所建的围城，最后心里的不喜欢也都统统成了将就，还堂而皇之的安慰自己那叫缘分。

女人们也该看看《围城》，婚姻需要经营，但不需要算计，孙柔嘉假装温柔体贴留住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可是装的了一时却装不了一世。其次，小肚鸡肠的女人注定难以幸福。婚姻本就繁琐，很多女人的繁琐更是加重了这繁琐。书中孙柔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给丈夫施压的环节比比皆是，光是看书便对这个女人极度厌恶了。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场失败的婚姻没有哪个人是单纯的受害者。方鸿渐与孙柔嘉都是围城里的人，书中结局并没有揭示他们是否会离婚，他们也许会干脆破了这城，也许会像全天下众多拥有不幸婚姻的人一样，最终在这城里阉割自我与彼此，学着妥协，学着忍耐，学着用持久的亲情去淡漠早已畸形的两性情感，在这围城里继续着，不折磨不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