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简介

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是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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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陈玄祐的唐传奇《离魂记》叙写了张倩娘离魂以求爱情婚姻的故事。元代的郑光祖创作的杂剧《迷情琐倩女离魂》，故事题材来源于《离魂记》，但他在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上又有所改动。本文将对两部作品在情节和矛盾冲突上的变动内容、变动原因及其作用做出分析。

　关键词：《离魂记》；张倩娘 ；《倩女离魂》；张倩女

　陈玄祐的《离魂记》叙写了女主角张倩娘离魂以求爱情婚姻的故事。这一类故事，始见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庞阿》。唐代颇有敷衍为传奇的作品，《太平广记》中另收有《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都是叙写唐人离魂的故事，但描写较《离魂记》更为简略。元代的郑光祖所创作的杂剧《倩女离魂》，题材来源于《离魂记》，但又有所改动。

　一、变动内容比较

　《离魂记》写张倩娘与表兄王宙从小相爱，父亲张镒也常说将来当以倩娘嫁给王宙，但二人成年后，张镒竟以倩娘另许他人，倩娘因此抑郁成病，王宙也托故请调，与倩娘诀别，不料倩娘半夜离魂追来船上，于是一起出走，遁居蜀地五年。作者以离奇怪诞的情节，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歌颂了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

　《离魂记》之后，出现了大量戏曲类派生文本，如元代赵公辅的杂剧《栖凤堂倩女离魂》、郑光祖的杂剧《迷情琐倩女离魂》、阙明南戏《倩女离魂》及王骥德的杂剧《倩女离魂》等，流传至今的却只有郑光祖的《迷情琐倩女离魂》。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本事出于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但在情节上有所改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名字之改动。改《离魂记》原主人公名字张倩娘和王宙为张倩女和王文举。

　2、故事发生背景之改动。两位主人公的关系由青梅竹马改为指腹为婚，成年后倩女对王文举一见钟情；改张父背信将倩娘另许他人为张母以“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为借口，迫使王文举进京求取功名后方能与倩女成婚。

　3、结局之改动。改传奇小说中倩娘之魂与王宙遁居蜀地五年为倩女之魂与王文举一同赴京后，旋即中举回乡，又增加了王文举修书报喜，“同**一时回家”，病中的倩女以为文举另娶，悲恸欲绝等情节。

　除此之外，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较陈玄祐传奇《离魂记》，在矛盾冲突的处理上也有所调整。就矛盾双方而言，《离魂记》中倩娘与王宙二人内心情感一致，并肩与父亲张镒之间有矛盾；而《倩女离魂》当中，张倩女独自一人，与以张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进行斗争，王文举并没有像《离魂记》中的王宙那样坚定不移地跟倩女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就矛盾性质而言，《离魂记》中王宙与倩娘私下里爱慕思念着彼此，而父亲张镒在不知此情的状态下，将倩娘许配他人；《倩女离魂》则不同，张母的功名门第观念甚重，以“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为由，使倩女与王文举的爱情不能顺利发展。 就矛盾发展过程而言，《离魂记》中王宙见倩娘“亡命奔来”，喜出望外，欢喜雀跃；而《倩女离魂》中，王文举对追赶而来的倩女灵魂却再三责备，以“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私自赶来，有玷风化”这些封建教条来怪责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动呢？下面将联系作者的身份、生存环境及写作目的来进行分析。

　二、变动之原因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时代，在思想上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在政权运作、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建功立业，始终持儒家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陈玄祐生活在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同其他文人一样功名心特重，安史之乱后，这种观念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再加上当时重视进士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影响着陈玄祐，创作《离魂记》与他积极入世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唐代科举考试没有采取糊名制，考生的名声就显得相当重要，文名高、又有权贵或文坛前辈推荐的考生容易被录取。唐五代时人们“好奇”，喜欢谈论奇人、奇物、奇事；又有以传奇小说行卷之风，很多作家在创作传奇小说时只是“为奇而奇”，希望自己能够出奇制胜。《离魂记》运用浪漫手法，幻设奇妙情节，成为传奇小说步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陈玄祐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虚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也是有意“为奇而奇”，为名声而作。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创作目的，和陈玄祐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这种身份，造成他写作《离魂记》时只是为了让天下人认识自己，并没有在作品中寄予太多的社会责任和思想，也没有在作品中倾注多少社会现实因素。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蒙古人进入中原以后与汉民族杂居，出现了文化上的融合，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因为元朝统治集团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乃至、，在中原地区也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不到百年的历史中间中断科举七十多年，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加上儒学影响力的淡化，导致了文人地位下降。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泉林，或留连市井，人格相当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郑光祖就是其中一个。作为民族文化压制下的文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通过创作来反映自己追求平等的思想。

　由于程朱理学影响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可以成风。” 理学家们痛感道德沦丧，这从反面说明了价值观念在变化，说明《倩女离魂》中张母出尔反尔，导致倩女离魂追求自由爱情婚姻，作出反抗封建礼教思想和功名门第观念的行为，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郑光祖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书会才人，通过自己的杂剧作品来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主人公的行为来传达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

　三、变动之作用

　《倩女离魂》在《离魂记》的基础之上做出调整，成为之后派生文本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那么，这些调整究竟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这些调整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性格更加鲜明。《离魂记》中，倩娘与王宙青梅竹马，虽然张父由于不知情，失误拆散了这对有情人，但是二人却坚定地站在一起，王宙与倩娘的魂魄在蜀地过了五年幸福生活，两人面对的困难是争得家人的理解。陈玄祐在《离魂记》中塑造了大胆叛逆的倩娘形象和重情重义的王宙形象，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愿望，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倩女离魂》中，调整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之后，主人公只有倩女一人。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女性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斗争要比男性困难很多，郑光祖将倩女一人定为主角，具有深刻的意义。在《离魂记》中王宙面对倩娘的大胆追求，他全力欢迎和支持，内心与她相通，而《倩女离魂》中王文举与此不同，甚至猜疑和责难倩女；《离魂记》中张父并非故意阻碍两位青年男女的爱情，而《倩女离魂》中，张母却是硬逼着王文举取回功名后方能成亲。从这些情节的处理中，可以看出倩女追求爱情的斗争要比倩娘作出更大的努力。正是在这努力追求的过程中，充分揭示了倩女性格的发展，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表现了倩女的大胆、坚定和执著。

　其次，这些调整深化了作品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和进步意义。《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云：“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 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承认事实婚姻，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恋思想已有所改观。《离魂记》中倩娘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当时婚恋领域比较自由、开放的氛围中还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这部作品反映了青年不服从封建礼教的规定，具有反抗封建道德的作用，但作者没有进一步展开这对青年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经过调整之后，郑光祖把这一题材放到了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从而具有了浓郁的时代特色。倩女一方面与母亲的封建功名门第观念做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王文举的封建礼教意识做斗争，她的斗争不象倩娘只是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而是增加了反抗封建功名门第观念和否定封建礼教的深层意义。可以说《倩女离魂》比《离魂记》具有更重要的进步意义与社会价值。

　从《离魂记》到《倩女离魂》，郑光祖在这一浪漫爱情故事中，注入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因素，既表达了进步的爱情观，又达到了抨击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道德观念的目的，实现了通过杂剧作品承担社会责任。比之《离魂记》，《倩女离魂》可以说是一部更具内涵，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 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第二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 乔力主编文言小说精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4] 程国赋著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郑裕敏从《离魂记》到《倩女离魂》[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5

　[8] 董霞《倩女离魂》与《离魂记》之比较[J]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作者介绍：刘莉莉（198502），女，河南安阳人，信阳师范学院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有些东西在我眼前出现的频率太高了，而且自己又觉得它用不着，所以我就会随手把它丢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就会很出乎意料，已经丢弃的东西突然我又需要了，这时候我就会感觉有遗憾，因为把它丢了而感到遗憾。

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当我们丢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它又有作用了，我们就会感到有遗憾。但是这种遗憾是可以弥补的，我们可以去超市或者在网上重新买到它。有一种东西丢失了之后是弥补不了的，那就是感情。

我曾经就轻易地丢失了一段感情，这件事情到现在我都感觉非常的遗憾。

那时的我年少轻狂、心比天高，总认为自己是个很优秀的人。那时候我总是认为自己能够娶个白富美，直接走向人生的巅峰。可这时我的身边偏偏出现了一个丑小鸭，她对我一直很关心、很照顾。在我落魄的时候，她把省吃俭用的钱都给了我。

我对她并没有喜欢的感觉，我也觉得她根本就不是我的菜。她也没有明确表示喜欢我，就是在我身后默默的支持我。即使我有时候对她大呼小叫，她都会包容我。我感觉那时候我都没正眼看过她，也不知道她到底觉得我哪里好，竟会如此死心塌地的对我。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我要回老家了，家里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们已经决定年底结婚了。我等了你那么久，已经累了。”我连她上次回家的原因都没过问过，她居然去相亲了，而且年底就要结婚了。看来我确实是太不关心她了，只是一味的接受着她的付出。

这段感情我就这么轻易的丢失了，丢失了之后我才发现她对我是那么的重要，这件事真的让我抱憾终生。其实我的心里面是有她的，只是我一直没有去正视。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她最终成为了别人的新娘。感情丢失了就真的弥补不了了，也只能怪自己没有好好珍惜，自己也不配得到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