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因为什么原因绝交，发生了什么事情？

鲁迅和周作人绝交的事情，已经成为一段公案。究竟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鲁迅兄弟都三缄其口，而鲁迅身边的人都没有怎么说，实际上，后世的我们，肯定是已经不可能再完全搞清楚的了。

（鲁迅旧照）

后世对两兄弟的事情，只有猜测。大致的意思，也就是因为鲁迅在北京买下一座大四合院后，把母亲与两个弟弟接到这个四合院里住。包括鲁迅始终不愿意和她同房的老婆朱安，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除了鲁迅让兄弟们白住以外，整个家庭，都主要靠鲁迅挣钱。由于鲁迅不接纳朱安，因此，鲁迅挣回来的钱，就全部交给周作人的日本老婆，让这个日本老婆管家。而这个日本老婆非但不感激鲁迅，反而觉得用鲁迅的钱是心安理得的。如果鲁迅想用什么钱，这个兄弟媳妇却不愿意拿出来。

这样一来，鲁迅和兄弟媳妇之间，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以至于这个兄弟媳妇给周作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而周作人又是一个软骨头，也认定鲁迅偷看自己的老婆洗澡。

鲁迅悲愤不已，不得不带着母亲，当然也包括朱安，离开了那个四合院，自己另外找地方住。兄弟俩从此形同陌路，直到死，都没有再和解过。

而后世反复争论的问题是，鲁迅究竟有没有看过兄弟媳妇洗澡。由于鲁迅不愿意承认朱安，因此，他一直努力压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郁达夫都嘲笑他说，鲁迅之所以冬天都不穿棉裤，就是因为冻着，就可以更好地压抑自己的欲望。正因为有这些话言话语传出，因此，很多人竟然对鲁迅偷看兄弟媳妇洗澡这件事，深信不疑。

我在这里不想分析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看兄弟媳妇洗澡的问题。我只想说，鲁迅两兄弟分开，其实是迟早的事。如果鲁迅早点认识到这个问题，让两兄弟早点分开，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周作人旧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民国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封建时代的大家族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鲁迅的家庭，当然也处在这样的冲击之中。

鲁迅很早就因为勤奋，考上了公派留学生。接着他也把弟弟周作人送到了日本留学。可以说，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两人都是受到了西方思潮的熏染洗礼的，都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从鲁迅不愿意接受他的母亲为他选定的老婆朱安，就可以看出，鲁迅确实是具有新思想的。

不过，鲁迅虽然接受了很思想，但是，他在家庭观念上，其实还是很传统的。如果不传统，他就不会答应他母亲，和朱安结婚。他会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行动非常激烈地反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接纳朱安，但是承认和朱安的婚姻。在遇到许广平之前，他一直没有想过再结婚，同时一直把朱安带在身边。

正因为鲁迅有很传统的家族观念，所以，当他当了教授，可以挣钱以后，才会把母亲和朱安，以及周作人、周建人兄弟都接到他的四合院里，让大家住在一起。同时做出决定，把自己所挣的钱，交给兄弟媳妇来保管。

（朱安旧照）

但是，鲁迅又不是非常纯粹的旧式家庭，并没有按照非常纯粹的旧式家庭的方式来。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鲁迅并不是一个家长。鲁迅在整个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的作用，也就是给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并没有对家庭实施管理，也没有在家庭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以至于兄弟媳妇竟然对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的话，而且鲁迅的钱，她还不许鲁迅随便支配。周作人也没有坚定地站在大哥一边，管教自己的媳妇。由此乐见，鲁迅确实是不具备权威的。

二是鲁迅并没有完善的家风。鲁迅实际上并没有对家庭进行过管理，因而他也没有建立什么家风。没有家风，因此家庭的运行就没有一个规则，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才造成了最后的闹剧。

三是鲁迅并没有做好表率作用。如果是旧式家庭，鲁迅是不能那样对待朱安的。鲁迅那样对待朱安，因此并没有起到表率的作用。既然鲁迅作为一个家长，并没有表率作用，因而周作人的老婆就觉得可以小看他，轻率地对待他，于是就有了那样不堪的闲言碎语出来。

鲁迅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显然不可能按照旧式家庭的方式来做。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分开单过。周作人既然都娶老婆了，就应该让他去自立自强。那样一来，两兄弟肯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矛盾了。

因为受不了周作人的妻子对自己的污蔑。鲁迅当时虽然和朱安结婚了 ，但是他并不喜欢朱安，所以就没有把自己的工资交给朱安管理，反而是给了自己弟弟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从小生活穷苦，最后在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时候和他结婚，而来到中国。

在鲁迅买了大宅子把全家人都接到一起住的时候。鲁迅把钱交给羽太信子，但是羽太信子不会持家，所以就一直在用在用鲁迅的工资挥霍过日子，导致鲁迅工资很高却只能负债度日。而且鲁迅曾经劝过羽太信子不要挥霍，但是羽太信子却觉得鲁迅碍事，所以一直想赶走他。而且当时的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人的的气焰非常嚣张，羽太信子也不例外。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和鲁迅吵架，而且还在外散播谣言，说鲁迅调戏她，并且偷看她洗澡。生性软弱的周作人一直听从妻子的谣言，所以也一直在找鲁迅的麻烦。

后面鲁迅为了图个安静，也为了不和弟弟周作人闹翻，就拿工资重新在城边买了一个小房子自己住，而他们的母亲也因为对周作人很失望，所以搬去和鲁迅住在一起，因此鲁迅还生了一场大病，幸亏有朱安照顾他才恢复过来。虽然后面鲁迅多次对周作人示好，但是周作人都不予理睬。

鲁迅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大文豪，他的智慧无人能及，为了不和自己的弟弟有嫌隙，也为了羽太信子不和自己，和弟弟吵架，所以才会搬离自己买的房子，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弟弟周作人一家住。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像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33。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每天的生活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方式34，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我们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35。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36。想像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37，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再看也知道他的态度了，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其实还是一个谜，很多的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更有甚者说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情人之类的．我见过不少于三种的说法，我觉得以上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 但是从周作人的绝交信看来，我觉得周作人认为鲁迅有对其妻有不轨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要不这么好的亲兄弟为何就会反目成仇．只有这件事才是可能的，金钱也不会导致老死不相往来啊． 当然这很大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是羽太信子对鲁迅的诬蔑．我个人认为这肯定还是跟这个女人有关，但鲁迅成为伟人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鲁迅朋友的一些说法，另一些说法就看不大到了． 当然鲁迅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我是不会带着恶意去推测他，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现在的一些传统的说法总是不能让人信服．

文化人吵架肯定不和平常人那样用一些粗鲁的言语，基本都是用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听起来并没有多么恶心的话吵架和骂人，让人感觉这并不是一场吵架，而是一场知识与学术之间的交流。

在大学里面，尤其是一些文学类专业，那里面的人个个都是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和这样的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不自觉的被熏陶感染，一句脏话都说不出来，就连他们吵架的时候，用到的词语都能让你学到很多知识。我就很有幸见过一次文化人吵架，那一幕真是让我终身难忘。

记得还是在我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们社团举办一个活动，当时策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几个部长聚在一起上料最后的执行方案，我们都知道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照片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两个人意见不合，就开始各自争辩自己的想法，最后他们的情绪都有些控制不住，好好的交流变成吵架，正好他们两个人又都是文学院的，就都开始引用一些古诗词来暗示自己的想法，我们当时听得一脸懵逼，因为很多诗句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知道它们的意思了，当时我也对这两个人刮目相看，心里不禁感叹：文化人吵架就是高大上！

那段活动交流的经历让我懂得了惹谁也不要惹文化人，要是一个文化人和你吵架的话，他在骂你可能你都不知道，让你连和他吵架的勇气都没有。

有瓜葛。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

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亲兄弟失和--周作人与鲁迅决裂真相(2)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本文节选自《周作人传》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参考资料：

http://culsinacomcn/y/2005-05-11/1740125975html

这是个很好的话题，也是个很重要的话题。说来话长，也恐怕说不好，所以我只能提供一些线索： 第一，注意这个写作日期，便可以知道周作人这《苍蝇》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心境了。具体地说，主要有这些：（1）那时与鲁迅决裂一周年；（2）上月（6月8日）周作人母亲搬出八道湾与鲁迅住到一起去了；（3）上月（6月11日）与鲁迅吵架，甚至是“骂詈殴打”情况比较严重和狼狈，这是不可想象的。（4）本月鲁迅和孙伏园等（是周作人的学生）去了西安讲学，实际上是让鲁迅放松一下心情，周作人当然觉得有点孤单，还在7月19日（与鲁迅决裂一周年的当天）写了给孙伏园的一封信《苦雨》。 第二，关于苍蝇这个话题，周作人比较的重视。（1）三年前即在1921年在西山养病的时候，写过的诗，表达了那时对苍蝇的厌恶；（2）三年后即在这1924年写了这歌颂苍蝇的文章，有明显是为苍蝇平反的意思，文中说自己的诗的“惭愧”，表达了他与鲁迅决裂以后的思想的转变；（3）过了将近一年时间，鲁迅在1925年3月发表了著名的《战士和苍蝇》那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就出于此，虽然鲁迅在一个月后又特注，战士是指孙中山，似乎是与周作人说的划清界限的意思，但这显然是针对《苍蝇》的；（4）到1933年周作人在编辑自己的《知堂文集》时，特意将这首诗和这篇文章都收录这本有限篇幅的集子中去了，可见他比较看重自己的文章，另外即使有了鲁迅的批评文章之后，他还是这么坚持，说明了自己的独立的立场。 第三，这篇说“花草虫鸟”的文章，是非常成功的艺术作品，文学性的科普小品文，……，这个我就说不来了，还是期待别的懂的人来说吧。我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了。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窗体底端

　　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窗体顶端

　　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后来鲁迅在小说《铸剑》里，把“宴之敖者”用做那个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态度和气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于他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鲁迅认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一点已无可疑。只是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逐出他呢，这原因人们还是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是因为男女情爱方面的纠葛。例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就引证了章川岛提供的一项材料：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间的调笑，甚至稍稍过“度”的事，通常只会发生在两个亲近友好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怀有敌意和恶感的人之间。已经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满怀敌意了。这里只举一事为例：鲁迅1934年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这“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许她的孩子到他这边来玩的事，鲁迅曾经说给增田涉听过。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事大概很给了鲁迅一些刺激。小说《孤独者》（收《彷徨》）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就在两兄弟还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就有这么深了。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是确实的。歇斯台里，通译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这在她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下面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所载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摘录一点她癔病发作的记载：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白太太、王大夫来，亦加劝喻。……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恶梦昏呓，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

　　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

　　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

　　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这里的“易”字当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发作”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看到“池上来诊”的记载，推想道：“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难怪后来鲁迅说起他，说“启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敌视鲁迅，还有人提出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郁达夫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也都谈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不仅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写作翻译这些方面长期合作，志趣相近，关系不比寻常。决裂之后，两人都不能忘怀旧日的情谊。1925年10月间，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

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宽大，把他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