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逝》里可以看出鲁迅怎样的爱情观啊？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鲁迅先生用其特有的“忧愤深广”的底色，围绕涓生、子君这二个普通平凡的人，阐述了许多有关人生、爱情等哲理性的问题，《伤逝》中弥漫着一种既现实却又永久悲哀的味道，题材平凡，发掘很深，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灵魂深处。

《伤逝》让我感受到了先生比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要看得远、也看得真切，看得入骨。对于男女爱情，先生有切肤之痛，也有真知灼见。细读《伤逝》，先生在76年前的所言还让我这个生活21世纪的年轻人心有震撼。通过对《伤逝》爱情的解读，我对爱情有了一种理智、清醒的认识。

先生以其独特的角度和目光对爱情作了独特的解读：一是，爱情是否需要理性。毋庸置疑，爱需要激情，需要无畏的付出。人生享受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动与被激动的过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同样是在激情里，在激动与被激动中开始的，对于子君，她以爱情的全身心的拥抱来面对人生，“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在这里，子君一方面已经完成了自我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推向了非此即彼的非理性的生命归宿。但是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把拥抱了爱情之后，生活开始逼迫着他们向理性回归。随着涓生的失业，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了，在同居之前所有思考所未完成的部分，这个时候都需要他们去理性地打量和思考。对于涓生，在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之前，他是否有能力为爱情准备一切？没有！子君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情牺牲事业，一句话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之后，爱情也失去了依存之所。——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由此看来，涓生的变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负责任，更多的是对爱情理性思考的不足。二是，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有一句话不无道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爱情中的双方来说，爱情是一种心心相印，是两情相悦，是快乐的男欢女爱。在没有同居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心心相吸的一对，是精神的绝对互动。同居以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的生活把爱情中的男、女彻底地改造了。子君和涓生已经没有太多的精神上的交流，子君不再与涓生如婚前一样热烈地讨论人生、文学，子君感兴趣的是如何打理好这个家，今天做什么吃什么。在涓生看来子君变得越来越俗。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涓生开始从这个围城里逃离。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鲁迅没有回答，但他给了我们思考的课题。爱情不仅仅只是双方情感与激情的付出，还应有责任感。自由即意味着选择，选择则意味着承担，不是你忍受的问题，而是你应承担起责任的问题。

读《伤逝》时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先生在写他自己，为他自己的爱情想象一个结局。那个时候的他与许广平有着很深的爱情甜蜜。在巨大的幸福里他欢乐地象个孩子。可是智者毕竟是智者。他最终还是对他们的爱情表示了怀疑。所以他写了《伤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俭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鲁迅正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 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先生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从《伤逝》中的子君身上我似乎能找到许广平当时决断的影子。

假如爱情有一天渐渐的远去了，假如激情不再，假如有一天没有了Money。假如有一天子君回到了家庭，再也没有了“我是我自己的”那种勇气。假如鲁迅的子君放下了笔，不再是一匹害马而变得乖乖得象只家养的小猫时，假如她失去了他欣赏的那种气质，他们和他们战斗得来的爱情，究竟要走到哪里？鲁迅是怀疑的。

对于爱情所带给人的感觉能否维系人长久的一生，鲁迅是怀疑的。这怀疑是有价值的。

后来那个害马终于成了他的伴侣。为他洗衣做饭带孩子，也渐渐放下了战斗的笔。于是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远去。她只是他的一个伴侣。在他身后她写的回忆录里，她只是记录了他的生活琐细。而他的思想，与她的思想，早已经令人痛心地发现，离得有如此距离。

鲁迅先生晚年常常对着木刻的风中女子沉思良久这原因没有人说得清楚。萧红是困惑的，许广平说不清。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谜底。这是一个永远的耐人寻味的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又开始了他的孤独。他永远是孤独的，不管是在爱情里，还是在思想里。

我认为，《伤逝》中的涓生是一个在面对困难时缺乏勇气的人，性格上有严重的缺陷，比较脆弱，承受能力差。子君自从与涓生同居在一起，不再读书、学习，积极向上，只囿于个人的小家庭的幸福之中，没能够真正独立。做为一名年轻的知识女性，人格和精神要保持独立、情感要有所依托，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和爱情一样重要的工作和事业，这也是子君和涓生感情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之客观环境的改变，人也最易善变。涓生和子君爱情的失败，再一次宣告了个人反抗的无力，以及女子人格的独立须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倘若子君能够有自己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他们的爱情也许能够维系下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爱情也罢、婚姻也罢，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绝不应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爱情是失败的，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缺乏与社会、困难斗争的韧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爱情失败。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应是第一位的，但精神、感情同样重要。人若没有了感情和思维，那同动物又有何区别，生存的条件好，爱情、婚姻未见得长久，生存条件恶劣，同样有患难与共的真情。每个人都会有伤、病、死，一切人生的挫败、失意、沮丧、考验，只差一句话，只消多走一步，只需在坚持一次，得靠无形的推动，患难见真情。

爱情不应是在条件好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一旦发生变化，立即动摇，我想那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经得住困难和时间的考验，那才是值得人尊重、值得人珍惜的爱情。一样的生活，相似的情节，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结局是千差万别，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就如同一万个人看《红楼梦》，就会有一万种不同的眼光和见解。

现今的社会，人们在选择伴侣时，许多人都很现实，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经济条件、工作单位，现实的背后，是人的生活、物质乃至利益的需求，婚姻不再是纯粹的情感结合，而类似一种经营业，掺杂了太多的杂质，大家仿佛都明白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不能想象，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如此的现实，千古传颂的爱情可能将不复存在，这样的婚姻面临突来的生活变故之时，是否会应了一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呢？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我相信每一个善良、真诚的人都渴望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就如同一首歌中唱到的：“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得多。

歌剧伤逝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国歌剧是歌剧艺术于20世纪早期传入中国后与本土已有的音乐艺术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是一个宽泛的音乐戏剧概念,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尤其是戏曲音乐与歌舞音乐)与外国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中外戏剧、音乐相结合、相交融的结果。歌剧艺术在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经艰难坎坷,产生了近百部歌剧作品,其中虽然良莠不齐,但这些艺术实践为现在和将来中国歌剧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歌剧艺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什么样的歌剧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剧本文从总结和归纳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国歌剧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基本特征、总体风格入手,通过对《伤逝》这部在中国歌剧创作实践中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作品的分析研究,得出一些对当今中国歌剧创作实践的启示。全文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言提出形成较成熟的中国歌剧风格要清楚的三个问题,选取《伤逝》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及写作本文的意义。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歌剧的基本特征和早期创作。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歌剧《伤逝》的艺术特征。第三部分概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歌剧发展概况及《伤逝》的创作方式和创作思维对当今中国歌剧创作的启示的现实意义。结语部分回答了导言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并再次肯定了施光南和歌剧《伤逝》对中国歌剧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王一凤，女高音，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演员;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博士二年级，师从于丁毅、赵季平教授;硕士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师从于郎亦农教授。

第十二届中国声乐金钟奖(美声组)金钟奖获得者；

意大利博洛尼亚第23届CLETOTOMBA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获得者；第十三届意大利ALCAMO国际声乐比赛特别奖；第一届韩国春川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