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这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
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屈原放逐，乃作《离骚》；贾谊被贬，作《吊屈》、《鵩鸟》诸赋；陈子昂作《登幽州台歌》，韩愈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莫不是愤激之作也。江淹《恨赋》写道：“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泪起。血下沾襟；亦复含酸茹叹，销落烟沉”。
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置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与之相对应的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要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陶渊明醉心田园诗，要心有所往也。
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
贬官士人始终怀有心有不甘的痛苦。杜甫《旅夜书怀》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语中的道破了所有贬官士人的心声：文学上的成名并非他们的本愿，官场上的失意却是他们终其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仕途困顿，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述怀，是一种缓解内心压抑的无奈选择。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廓清乾坤的性情很难改变，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天下国家和世道人心的的关怀，就无法忘怀世道人心，痛苦便无可解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抚枕不能寝，振衣独长想、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就是在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里，也莫不伴随着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长叹息。白居易中年以后放弃早期为民请愿的拾遗风采走上道家的退隐之路，内心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痛苦和煎熬，因为兼济是他的真正理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
贬官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愁、忧患、忧愤和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自古士悲秋，由于读书多，考虑的问题多，士人心中的积虑也多。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1]（第484页）刘禹锡亦尝自叙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
首先，与残酷的现实相对应的是贬官文学笼罩着悲剧的色彩。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溶进骨子里的的理想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心就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表现为文学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名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字里行间流露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想望而不得的苦闷，相思而难遇的忧伤。如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如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白居易闻琵琶女演奏琵琶，就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而作《琵琶行》。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不过借酒浇愁，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
与贬官士人愤激的心态相对应，贬官文学常常跃动着一种怨愤郁躁的情绪。由于被贬谪者大多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郁悱积于中，哀怨形于外，故见诸文字，发为歌诗。士人怀有极强的用世之心，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曲折艰辛的入仕经历和贬谪的遭遇加剧了他们心理的冲突，在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痛苦感慨中常流露出官场失意、功名事业未竟的失望、迷茫与悲愤。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范仲淹有《剔银灯》咏史，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
贬官文学多有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贬官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面对的是艰苦的旅途、荒凉的一与，等待他们的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对此，三国吴因触怒孙权被贬到交州（今越南河内）的虞翻云：“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见《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诗歌自然成为发泄内心痛苦愤懑的最好工具。贬官士人旅况的艰辛、漂泊天涯的苦楚必然表现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导致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士人的创作总是必然地受到生活积累和地位处境等主客观条件影响制约的。贬官文学不同于宫廷文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贬官士人不再是在宫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谁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甫弃官前在贬花州（即华州）途中也发出了翩翩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浩叹！是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又怎能不发出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我乡的感伤？
落魄的遭际、现实的难堪使得贬官文学中多醉眼朦胧的饮者和梦游人形象。落魄的士人醉酒和咏酒，借酒抒怀作不平之鸣，自有其心理的、精神的需要。饮酒于他们乃是壮志未酬的愤慨，心中无限哀愁的发泄。清醒时，致身通显的心理期待与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更多的思索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表现为贬官文学中的多梦现象：当升官梦伴着清官梦一起破灭的时候，他们感慨于南柯一梦，咀嚼着庄周蝴蝶梦，更多的人又做起了陶渊明的桃源梦。备受艰苦如屈原者唱世人皆醉吾独醒，屡受磨难如苏轼者浩然长叹人生如梦。
从艺术上来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贬官文学多有文学样式的创新。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而贬谪的经历，是他们的生活下跌到民间，无案牍之劳形的贬官士人，渐次摆脱名利等各种杂念的影响，能够更为充分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诗人的视野都比较开阔，多种题材都可以入诗，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往往能够探索出新的文学样式。刘禹锡在贬谪中以《竹枝词》吟咏风俗获得巨大成功，遂使竹枝词成为后世文人吟咏风俗的专用体裁。更有苏轼创豪放词，元白开文人以词唱和的新风。仕途的失意加重了士人的感伤情绪，政治上的挫折玉成了他们的咏史怀古诗，那种对历史和人生深刻思索，睿智而又隽永，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等。
贬官文学多具有强烈的主观情绪。初踏贬途的仓皇、身陷文化“蛮夷”之地的精神痛楚、才学难施的生命荒废之感以及在贬谪苦难中既坚守忠奸大义又竭力超越痛苦的心路历程必然要反映到贬官士人的文学创作中。在许多朝代中，对官员进行贬谪处罚的典型方式就是派遣到远离京城的城市去。在这些被贬谪的官员心目中，这些城市就是一种草野。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在他笔下这座城市的形象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完全是一幅荒郊僻壤的景象。柳宗元描写他被贬到的柳州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蛮烟瘴雨之地。苏轼被贬到黄州后，所描写的景色不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就是“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都是乡野江湖气象。实际上到了唐宋年间，上面提到的这些城市多已相当繁荣了。但在传统士人们的眼中，这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只有朝廷和草野。所以范仲淹到了岳阳城，登上岳阳楼，看到、想到的还是只有庙堂和江湖两极，而没有眼下这个闾阎扑地、舸舰迷津的城市。
贬官士人出于自身特殊的处境考虑，贬官文学多采取比兴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情志。贬官士人在政治上的孤危地位，使得他们在文学中或托儿女之情以写君臣之事，或以花草自喻，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自从屈原在《离骚》中开创“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后，贬官士人追随者日众。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借蝉自喻，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辛弃疾在《摸鱼儿》中用历史上的美人陈皇后遭嫉妒，比喻自己被排斥及政治上的失意。
有感于今昔身份的变化、处境的反差，贬官文学多用对比手法。贬官士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有关今昔的描写形成强烈对比，感旧伤今。秦观在新旧党争中遭到贬斥，经历过宦海浮沉与人事的巨大变化，词里就会反映出他个人痛感世事沧桑的抑郁情怀。如他在《望海潮》“梅英疏淡”中用大量笔墨描写旧时的欢宴游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当今重游时的伤感形成鲜明对照。追往事，叹今吾，至于后主李煜动辄发一通天上人间的慨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贬官文学言将尽时常常忍不住直抒胸臆。贬官士人满腹的惆怅无人诉说，无处倾泄，一旦有了发泄的机会，掩不住的情思愁结就喷涌而出，最后总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谁会凭栏意”的深长慨叹。如苏轼虽有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亦是不能释怀于我被聪明误一生的坎坷遭际，词中流露了人生如梦的感伤；陆游虽自号放翁，终也掩饰不了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辛，发出了身老沧州的浩叹；辛弃疾虽然是真的英雄创作英雄词，也会感慨白发生。就沿袭发展而言，从直抒胸臆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词人”的影响。
唐代几乎所有重要诗歌流派的大家、名家都遭受过贬谪，前人由此注意到贬谪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刘振娅《贬谪与唐诗》[3]指出贬谪对作家的影响可归纳为生活经历和创作情绪两方面，由此带来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变化。相关论文还有陶敏《唐人迁谪诗漫议》[4]，都是仅仅着眼于唐代。“文变染乎世情”，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贬官文学自屈原怨而赋《离骚》以来，代不乏名作，不只唐代有，那是历朝历代共有的，如宋代的广东、海南等地和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都成了统治者流放、谪贬士人的一个基地。因此，贬官文学应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本文从更本质的现实、思想、文化层面上挖掘更深层次上的成因。
贬谪的生活经历以及它给诗人带来的心态情感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诗歌内容和风格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贬官文学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人讲愤怒出诗人，中国人讲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生活的坎坷往往造就文章，政坛生涯的暗淡又常常伴随着艺术生涯的辉煌。坎坷的经历是贬官士人艺术上走向成熟和辉煌的推动力量。苦难是贬官士人的一笔财富，士人的清高与向往，做官的高贵与辉煌，贬官后的窘迫与尴尬，他们最有体会，这都是做文学的绝好素材。士人的官本就是靠作文得来的，贬了官以后，他们很自然地就把主要精力又放到了作文上。贬官后的生活也适宜士人集中精力发挥其艺术才能。从此，他们可以不再迎合朝廷之需，不再恪守规定的思维定势和艺术教条，由仕途的失败而走上创作的道路，感自己所感，言自己所言；以自己的审美准则为准则，以更广阔的心理的和艺术的视角进行自由想象和创造，从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独创性的艺术价值。同时，生活下跌又使他们走向生活的底层，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矿藏。民间的征夫思妇之声，痴男怨女之情，老百姓的歌哭哀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群体意识，具有更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贬官士人正是借助于老庄思想的启迪，化解了自己的失落与苦涩，心灵得以舒慰与解脱，触发了审美创造力，抒写出不朽的诗文。老庄思想与贬官士人注定有缘。林语堂说过，中国士人得势时信儒，失势时便信道。老、庄著作中直接谈论文艺特别是文学之处很少，但他们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确乎存在的，而且相当深刻、精辟，对后世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启迪甚巨。儒家学说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道家则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古代士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念成的满腹经纶，既不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就要吟啸风月、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给世间留下一些牢骚话了。问汝平生功业，苏东坡认为是黄州、惠州、儋州。东坡的一切不朽之作大都写在被贬之地，正是老庄让他心境空明，以一种虚灵的胸襟体悟世间的风风雨雨，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中创造出了水月镜花般明净秀丽的诗境。
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贬官文学的形成，还有其文化成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指出落魄文人有“发愤著书”的传统，贬官士人继承和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怨愤生文是文学心本源说的一个证据。情动于心，自然流露，容易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吟，为文而文。心有所怨，情有所寄，不能自已，激情来自于胸中积郁。贬官士人不但多愁，而且特别善感，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往往会为情造文，这也是贬官文学昌盛的原因。凡是能打动读者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几乎不能例外。贬官士人之间的唱和、倾诉，也是贬官文学繁荣的原因。士人贬谪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如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与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王勃离别之时想到海内的知己朋友，便觉得天涯若比邻了。
如前所述，贬官文学的发展，有其现实成因、思想成因和文化成因，它们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作用的。一言以蔽之，贬官的经历推动着士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人民，也推动着贬官文学走向繁荣和发展。
以下是本人关于贬官的文章，以咨参考。版权所有。
叩问苍天
人生识字忧患始。自古文人士大夫，识字伊始，也就是灵魂攀缘与斗争的开始。从大的看来，争取仕途得志，以实现政治理想；从小的来看，尽力求取遇合，以获得人生知己：由此荡漾开去的人生，百代相累，便逐渐创造了诸如贬谪之类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化。
伯乐难求，琴心难觅，官场又波谲云诡。不由得一声长叹：
“乡思无尽，进退维谷。入之，世事劳顿，知音何在？隐之，满腹经纶，岂甘沦落！”
曾经，我也怀疑，“士为知己者死”是不是太虚妄，直到听到管仲“知我者鲍子也”的欣喜呼喊；曾经，我也不解，“弦断有谁听”是不是太狭隘，直到了解到辛稼轩“换取东家种树书”的无奈哀号；曾经，我也迷茫，“西出阳关无故人”是不是言过其实，直到亲闻林则徐“再竭衰庸定不支”的悲壮徒劳……
越石父是幸运的，侯生是幸运的，那些得志的豪杰更是幸运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少数案例磨灭不了英雄穷途的宿命。之所以说是宿命，因为它俨然是一种必然。
于是，在灵魂的深处，请留下一片空地，给失路的英雄，以及或许将要失路的英雄——也许，还有你自己。请在这空地上种上星星，让这里星光闪耀，在黑的幕上缠绵悱恻。
那年的春天，春光明媚中，我懂得了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另一层含义；我知晓了驾车天涯、岂效穷途之哭的另一脉凄凉；我倾听了身受酷刑、留下一口气写历史的另一番惨痛……明主难遇遇难合，忠臣易得得难信。汉武不可谓不贤也，却做下了腐毒司马迁的千古罪案；康熙不可谓不智也，却把多少栋梁之才逼到比天涯还远的宁古塔。
我迟疑了，迟疑于去相信良臣的悲剧在于主的不肖。人们说，要是魏征再活几年，也不一定能逃离身首异处。当然，人死不可复活，因此魏征与李世民的佳话还有流传千古的理由。何况即使魏征活个百八十年，也不见得李世民没有耐力跟着作秀再作个十年八年。
昏君不识人，于是昏倒一大批志士；贤君有时也不识人，但最可怕的是识人而害之。书生之骨傲傲然，明主之鞭亦呛呛然。你休说“举世皆浊我独清”，朕的天下，海内生平；你莫道“我辈岂是蓬蒿人”，朕一声令下，天下英雄尽入毂中。仰天大笑滚出去，且去填词吧！
于是，在灵魂的深处，请留下一汪清泉，给被戕害的英雄——也许，还有你的先人。请在这清泉里撒满红叶，让这里红叶纷飞，在冷的湍急里，寻找宫人韩氏那样几乎不可求的流传。
我，一个未来的，或许祖先被戕害、或许自己将要失路的，英雄——或非英雄——在寻访了古之圣贤后，唯留下不知理又不知趣的、叩问苍天的勇气；但现如今，我猛然觉察到，我连叩问的勇气也没有。我只能暗暗祭奠，默默追怀。
可庆幸的是，当年檀道济“坏汝万里长城”的咒语成了真，君臣的纠葛已被尘封。于是，有些祭奠，有些追怀，也就终于只是祭奠与追怀了。
溪 居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①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②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③[1]注释译文注释①簪组：古代官吏的服饰,此指官职束：约束,束缚南夷：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谪：被降职或调往边远地区当时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 ②夜榜：夜里行船榜：此处读“彭音,意为进船此句指天黑船归,船触溪石而发出的声音 ③楚天：永州原属楚地[2]④束：束缚⑤南夷：这里指永州⑥谪：贬官流放⑦农圃：田园⑧偶似：有时好像⑨山林客：山林间的隐士⑩榜：划船⑾响溪石：水激溪石的声响⑿长歌：放歌[3]译文很久来为公务所累,幸好被贬谪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闲静无事,与农人的菜圃为邻,有的时候就像个山林中的隐士早晨耕田,翻锄带着露水的野草,晚上撑船游玩回来,船触到溪石发出声响独来独往,碰不到其他的人,眼望楚天一片碧绿,放声高歌[3]韵译：长久被官职所缚不得自由, 有幸这次被贬谪来到南夷 闲时常常与农田菜圃为邻, 偶然间象个隐居山中的人 清晨我去耕作翻除带露杂草, 傍晚乘船沿着溪石哗哗前进 独往独来碰不到那庸俗之辈, 仰望楚天的碧空而高歌自娱《溪居》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的诗作这首诗表面上自我排遣,也自得其乐,实际上曲折地表达被贬谪的幽愤,字里行间隐含了作者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情作品鉴赏公元810年（唐元和五年）,柳宗元在零陵西南游览时,发现了曾为冉氏所居的冉溪,因爱其风景秀丽,便迁居是地,并改名为愚溪这首诗写他迁居愚溪后的生活诗的大意是说：我久为做官所羁累,幸好有机会贬谪到这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来,解除了我的无穷烦恼闲居无事,便与农田菜圃为邻,有时就仿佛是个山林隐逸之士清晨,踏着露水去耕地除草；有时荡起小舟,去游山玩水,直到天黑才归来独往独来,碰不到别人,仰望碧空蓝天,放声歌唱这首诗表面上似乎写溪居生活的闲适,然而字里行间隐含着孤独的忧愤如开首二句,诗意突兀,耐人寻味贬官本是不如意的事,诗人却以反意着笔,说什么久为做官所“累”,而为这次贬窜南荒为“幸”,实际上是含着痛苦的笑“闲依”、“偶似”相对,也有强调闲适的意味,“闲依”包含着投闲置散的无聊,“偶似”说明他并不真正具有隐士的淡泊、闲适,“来往不逢人”句,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也太孤独了这里也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适这首诗的韵味也就在这些地方沈德潜说,“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唐诗别裁》卷四）这段议论是很有见地的[1]作者简介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贞元间中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诗其作品由刘禹锡保存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与微之书》教案设计一
教学设想：
作为私人间的书信，往往能够自由地抒写情性、深入地表达内心情感。白居易的《与微之书》一信在平实的语言文字里将自己饱满的情感诉诸笔端，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他丰富而细腻的内心感情世界。该文体现了白居易一贯的文风，它言淡而意丰，语简而情浓，意蕴丰富。它不只是抒情文体中的感人篇章，也是贬谪文学中的心灵小品。鉴于本课文言浅近的特点，拟着重引导学生品读对话文本，课堂教学以品“情”为主线，挖掘理解其丰富的意蕴，领悟其情感意蕴之美。
教学目标：
1、文言诵读目标：反复诵读课文，把握文意，积累文中重要的文言知识。
2、文学鉴赏目标：品读文本，感受抒情艺术，领悟本文丰富的情感意蕴。
3文化探究目标：了解贬官文化，探究贬官文学折射的情怀及抒情方式。
重点难点：
品读文本，感受抒情艺术及其浅近语言蕴含的丰富情感意蕴。
方法策略：
对话探究教学，诵读品味法，梳理归纳法。
课前准备：
学生课前自主预习文本，对照注释或查找工具书，理解疑难字词句，扫清字词障碍，读懂文本，并记下自己的阅读体会和疑问。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堂导入：元白友情
俗话说“文人相轻”，但在唐代文坛上，白居易和元稹却给后人留下了“文人相亲”的千古佳话。二人志同道合，感情深厚，交往密切，诗文唱和：得意时，以诗相诫;失意时，以诗相勉;同处时，以诗相娱;索居时，以诗相慰。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两人的友谊愈发迸溅出绚丽的火花，他们相互关心、相互慰藉，终于走出了于他们人生的沼泽之地。二人在宦海沉浮、患难与共中让世人看到了友情的高贵、圣洁和伟大!
二、诵读感知：整体把握
全班齐读全文，思考问题：
① 信尾说“此夕我心，君知之乎”白居易在信中向元稹主要倾诉了什么
② 请用简洁的话语概括书信中每段的大致内容。
本文主旨：抒写对远方故人久别的殷切思念之情。
大致内容：久别思念——读信感怀——奉报三泰(江州生活)——题书感慨
三、品读鉴赏：发现意蕴
白居易曾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他自己写诗作文就善于以情动人。元稹收信后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有元稹所作诗《得乐天书》为证：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请同学们细读课文，交流探讨：
① 白居易与元稹之间友情深厚，在这封书信中何以见得白居易是怎样表达出来的请结合书信的具体语句内容予以分析。
② 除了思念之情，行文中还流露出作者哪些情感你对白居易所言“此夕我心，君知之乎”中的“我心”是如何理解的
引导品读、体味情感，扣住文本语言，以学生为主体，相机引导品味，注意渗透诵读
1、书信开头——直接抒情，离别之苦和思念之切。研读开头
体会文中数次直呼“微之微之”的情感。
开头两次连呼“微之微之”：
直呼其字：关系亲密，情谊深厚;
反复呼告：久别思切，缠绵多情;
再呼微之：直抒胸臆，凄婉无奈。
(二呼：对未来之不可预测、命运之无力改变、会面之遥不可及等的无奈之情)
人生几何离阔如此——时间映衬
胶漆之心，置于胡越——空间映衬
开头“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 与后文的'哪些字句相呼应
(呼应句为第四段：“平生故人，去我万里”。)
开头抒离别思念之情，信末也清晰地表达了思念之情。
2、书信结尾——借景抒情，思念绵绵又哀愁万重。研读结尾
信手把笔
随意乱书
窗外山僧，或坐或睡——向往山僧之优游闲适
山猿谷鸟，哀鸣啾啾——烘托分隔两地之感伤
金銮殿后，庐山庵里——映衬宦海沉浮抒哀叹
笼鸟槛猿，相见何年——自喻迁谪苦期待重逢
开头结尾在抒发对老友的思念之情的同时，流露出哀伤之情，还有哪里的内容也呈现伤感色彩
3、读信抒怀——叙事言情，感念深情又愁苦悲凉。品第二段
危惙之际，唯惦老友——感念信任，交情深厚，令人感叹
惊闻友贬，垂死赋诗——震惊担忧，同病相怜，愁苦悲凉
以上三段内容在叙友情表思念的同时都给人以浓郁的伤感气息，而信中“三泰”却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流露出欢欣愉悦的心情。
4、三泰告慰——叙事蕴情，体贴关爱而恬然自安。品读三泰
①信中所写“三泰”是哪三件事请以简要文字概括。
身心健康，家人团聚;
生活自足，免于求人;
庐山建庵，风景怡人。
②在《琵琶行》中，白居易也曾描写自己被贬江州后的生活环境和境况，其具体诗句有哪些其心情处境感受是怎样的
诗句：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写贬后江州的生活环境：住宅杂草丛生，禽兽哀鸣，苦无知音。
心境：谪居卧病的失意寂寞、孤苦无聊，心情郁闷、伤感凄凉。
③对比之下，在这封信中白居易却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环境，说“不唯忘归，可以终老”，为何作者这样告诉朋友谈谈你对其“奉报三泰”的看法。
宽慰老友，体贴关爱，以免友人牵挂担忧;
鼓励故人，保重身体，乐观心态面对挫折;
安处逆境，襟怀旷达，寄情山水恬然自安;
掩藏苦痛，心怀抑郁，以豁达语言凄凉情。
鲁迅：人生得一知己足也，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二人在患难之中互相关心、互相慰藉，真可谓一对知心知己!料想乐天所言“此夕我心”微之当深明其心，颇有共鸣，以致微之收信后泪流满面，情不能已。
联系其他被贬文人，如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古代被贬文人，具有独特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他们多寄情山水，以文显情。既排遣了心中忧愤，也成就了自己的文学大业。
四、课堂小结：意蕴丰富
“此夕我心，君知之乎”
——平易切近中蕴涵深婉情思(深层挖掘，多元解读)
①对远方故人久别的殷切思念
②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慨无奈
③对友人真挚情谊的深深感念
④对被贬遭谪失意的悲凉伤感
⑤对重病患难好友的关爱体贴
⑥对贬所江州生活的恬然自安
⑦对仕途显达富贵的怀念留恋
⑧对闲适自由生活的向往企慕
……
五、课后作业：探究表达
从人与自然关系看，
地理景观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居民的性格与美学表现，
地理景观所隐含
的物色影响作品题材、
意象的选择，
而贬谪士人具有地景写作的优势；
就人际关系而言，
乡党中亲老乡贤形成的网络影响后辈并对当地文风
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贬谪士人带来了清新的文风；
就文化层面而
言，地方经济、工艺、政治、历史以及文教发展状况影响该地区人们
的生活态度、
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
而贬谪士人具有多元地域经验的
体验。
藉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贬谪文学呈现出与本土文学的风格
差异，此一风格差异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
势。因此，在处理小区域文学家的活动以及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时，地
域特性于文学传统的辨识是很有效的方法。有贬谪文学阅读经验者，
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
一部蔚为可观的贬
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
将过去主要以作家籍
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
转换为以文学创作地点为主的
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研究，
无疑是文学传播研究与地域书写研究的
一次积极探索，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当有更富意味的收获。
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
中国
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
而其鼎盛期则在唐、
宋两代。在这两代
中，又突出表现于元和、元佑两大时期。在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人
士中，柳宗元、刘禹锡、苏轼、黄庭坚堪为突出代表，白居易则可作
为承唐启宋的过渡人物。从屈原到柳、刘，经过白氏而至苏、黄，标
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
也显示了贬谪人士的三大心理流
程。
如果将屈原赋作中表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为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
模式，那么，上述三阶段的突出特点便是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发
展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着走向超越。
唐宋文人被贬后的作为 安永红 1、 接近人民，体恤民情。 因为贬谪，这些文人就接近了人民，有了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 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儒家一面“民为贵”一面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却喜欢劳动，主动接近劳动人民。是生活磨难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尤其是屡遭贬斥之后，他获得了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了解了民情，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一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一面勉励人民参战。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的爱国诗篇，使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赢得了“诗圣”的称号。 从宰相任上被贬同州时，元稹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联想到百姓的遭遇，他又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这种关怀，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 王禹偁敢于向宋太宗献《端拱箴》，对“聚民膏血”的统治者大为愤慨，对“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深切同情。贬官商州时，同情由于旱灾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于人民的蠹虫，就始终抱着羞于做官、关怀人民疾苦的态度。他学习商州民间的歌唱，热情地歌颂人民集体互助的艰苦而快乐的劳动。 景佑三年十月，欧阳修为范仲淹被贬而鸣不平，结果自己也被贬为夷陵县令。当时，年方三十的欧阳修不仅博览群书，还深入到社会最下层，体察民情，同情人民的贫困，广泛收集资料，反映人民的疾苦。苏轼屡经贬谪，在艰苦的岁月里不得不为衣食而躬耕，从而缩短了与人民的距离。从勤政爱民的思想出发，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谪官海南时，和少数民族也相处得比较融洽。 2、 寄情山水，抒发苦闷。 中国文人一直深受老庄超脱出世思想的浸润，当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是仕途——遭遇挫折时，便委身于自然山水，从中寻找精神寄托。长期的贬谪生涯，消蚀着文人积极用世的抱负，他们只好把心放在和谐纯美的自然山水中，静静地疗伤，静静地抚慰，抒发忧思。 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似乎非但没有抱怨，反而以山水为乐，遍游当地名川大山，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这些游记，往往于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对现实的不满。山水之乐，给了他精神安慰。他的山水诗，流露出一线恬然自适的欣慰，也表现出作者所向往的“云无心以出岫”的自由生活境界，但也处处显出被贬远荒的幽愤。 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到安徽滁州之后，一度借酒浇愁，寄情山水，经常悠游于水光山色之间与民同乐。所以，39岁竟然已有醉翁之号，还修建了醉翁亭。《醉翁亭记》写的就是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表达了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 他们的“穷愁著书”在很大程度是无奈的，他们的内心仍然郁闷不已，游山玩水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泄为山水诗”，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罢了。 3、体认世态，表述绝望。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不同的贬谪文人因为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 长安三年，当权的宦官外戚等等任务暗中对李白谗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写了不少诗歌抒发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如《行路难》、《梁甫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虽然高扬着胜利的信心，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也在无法排遣的悲愤中表述了他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 柳宗元初贬永州任闲职，情绪一度低落，曾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然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或讽刺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或讽刺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感情充沛，讽刺犀利，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与政治，表现了对世态的清醒体认，表述了极度压抑下的不屈。 因反对新法，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金山时写了《游金山寺》，诗人从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从长江的到海不回暗伤自己的宦游不归，流露了对宦途的厌倦情绪。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虽因亲友的营救和神宗的干预，苏轼未遭杀身之祸，而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贬谪黄州。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这飞来的横灾，彻底粉碎了他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后功成身退的幻想。沉重的政治打击和后来的丧子之痛，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情绪，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以及反映在创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风格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秦观在贬官后写的小词，表现他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时的绝望。在《千秋岁》与《踏莎行》中，有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对于自己的或是他所关心的人物的不幸遭遇，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抱怨态度。在《临江仙》与《虞美人》中，以一个被遗弃而无可控诉的女子的口气，表达了自己遭到当权派接二连三打击之后的郁郁不得志。 几遭黜落之后，即便是在范成大幕府期间，陆游仍然无法派遣报国无路的苦闷，只能借酒浇愁。“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可见他当时的抑郁心情。 4、推行改革，为民造福。 韩愈被贬潮州后，为了兴办州学，捐出了在潮州任上八个月的所有俸银，用于乡校的办学费用。韩愈在潮期间，还“以正音为潮人诲”，也就是推广唐朝的普通话、从事语言规范化的工作。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把中原的教育和文化带到了潮州，把原来一个近乎茹毛饮血的社会彻底革新。 被贬柳州，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他革除典卖男女的残酷陋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可以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当地迷信落后习俗比较严重，他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他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柳州人从不敢动土打井，在他的指挥下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了饮水当地的问题。柳州荒地很多，他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柳州四年，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5、不甘沉沦，关心国事。 李白虽然被人一直称为“谪仙”“诗仙”，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他对足够的强大统一非常关心，像盛唐边塞诗人一样，对保卫足够边疆的将士作过热情的歌颂，对天宝年间统治者不断向吐蕃和南诏发动不义战争作了尖锐指摘，对个别将领的屠杀邀功作了大胆揭露，对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密切关怀。即便是因为从璘之事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他都不甘沉沦，拳拳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 杜甫屡遭贬斥之后弃官而走，从此过上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多年饥寒的体验，使他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变忘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喜怒哀乐总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都会心痛得流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他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揭露了权奸的奢侈荒*，谴责了地方军阀的祸国殃民。无论他漂泊到什么地方，无论他自己的生活怎么困苦，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两遭黜落两遭罢官，都没有颓废陆游的爱国之心。即便是他在山阴度过宁静而又简朴生活的二十年间，参加了一些农业活动，与农民有着一些往来，写出了大量反映农村残酷现实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但仍然“寤寐不忘中原”，爱国思想愈益深沉。嘉定二年，他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这种不甘沉沦关心国事的爱国情怀，教育鼓舞了后代无数读者。 6、积极用世，锐意进取。 永贞之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是致命的，但他没有灰心丧志，更没有沉沦颓废，没有隐逸江湖林泉，也没有留连诗酒风月，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悲而不哀、怨而无悔的高风亮节。在迁谪远州的漫长岁月里，他虽然也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作起来，亢奋而不狂躁，执着而不拘泥，进取而不偏执。谪居朗州时，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竹鞭，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开朗豁达的心态，待时而起的雄心，放眼未来的锐气，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 范仲淹26岁考中进士，在地方上干了十年小官，始终保持着放眼未来的进取精神，后经晏殊力荐进了京城。可是，位卑言轻的他敢于阻止年轻的仁宗率百官为太后祝寿，不久就被逐出京。十年后，仁宗废后，范仲淹进言直谏，触怒皇帝被贬睦州。在地方上，他保持着百折不回的执着，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的意志，积极用世，大力治水。因为有功，再次进京并一再升职。吕夷简把持朝政任人惟亲，他晋献《百官图》于仁宗，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宰相以权谋私，表现了他超凡出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而升华的精神力量。仁宗不察，将其放逐知饶州。54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几经贬黜放逐，仍是壮心不已，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告吹，仁宗下诏解除范职。范仲淹于悲愤与无奈之下，激流勇退去了邓州。邓州期间，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他积极进取的一生，千百年来激励着许多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 7、悲叹忧愤，拍遍栏杆。 国有难，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被弃时，不是寄情山水，而是不停地上书朝廷希望再被任用，结果只有遭来更长时间的赋闲。这就是南宋许多文人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悲剧。他们的弃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被贬。他们悲叹国中无人，看着国土一步步地沦丧，只有带着满腔悲愤急得拍遍栏杆。 杨万里直言敢谏屡次上疏，得罪权相韩侘胄，罢官家居长达十五年，最后忧愤而死。无论是寓悲愤和讽刺于诙谐嘲笑之中，还是直接抒写爱国情怀，或是对农人的痛苦深表同情，都使他因为深切悲叹而不失为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 比如胡铨、陈亮、叶适，即便是或贬海南，或诬陷入狱，或劾归乡里，仍然不忘向当朝皇帝不断上书，以强烈爱国之心，以无比愤慨之情，义正辞严地指陈弊政，建议改革，进行备战，誓师北伐。但面对他们的，依然是南宋小朝廷的偷懦与苟安。 因为南宋一代当权的始终是投降派，陆游的报国理想始终遭遇冷酷现实的扼杀，这就使得他激荡着昂扬斗志的诗篇，始终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愤懑和苍凉沉郁的色彩。淳熙八年，辛弃疾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带湖，似乎流露了对政治的厌倦，过着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但由于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所以他的内心还是相当愤愤不平的。后来，抗金派被起用，他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由于韩侘胄的妒忌，他又被中途罢免了。韩侘胄出兵轻率，北伐大败。统治集团却认为是他煽动韩侘胄出兵的，这些流言蜚语的中伤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刺激，他于第二年怀着政治抱负没能实现的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 8、参悟佛经，寻求解脱。 白居易贬九江司马，到任后，他丝毫没有被贬的痛苦，反而借助宗经义、佛教来参悟人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表现出他旷达乐世的一面。可是，江州之贬，对“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避免牛李党争再次祸及自身，他不再过问政治了，不做朝官只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最后在洛阳度过了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使他丧失了前期“不惧权豪怒”战斗锋芒的，是他逐渐滋长的佛道思想。使他在自贬江州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得以解脱的，是他糅合了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于是，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就产生了。当然，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力所能及地为杭州人民筑堤浚井。 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表现得既矛盾又统一。贬官黄州后，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即早年已萌发的佛家思想。在此期的许多作品中，尽管交织着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态度，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仍是它的基调。他好佛教而不溺于佛，他追求的不是消极的一面，而是以乐观的安然的态度应物，保持对人生对事物的执著追求。于是，他更多地表现出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在贬谪时期的诗文中，包含着作者当时复杂而矛盾的人生感慨，其中包括了壮志未酬和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但因这一时期苏轼的佛家思想加深，因而在词作中形成了超脱旷达的风格。并且，两次遭贬后，他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于是，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发的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9、吃斋奉佛，归隐田园。 王维早期因伶人舞黄狮子之事，贬至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对其治下的开明政治积极支持。后因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的政局恶化，他早年信奉佛教的隐居思想就萌了芽，四十岁以后就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最终隐居终南别业，吃斋奉佛，生活极为优悠。即便安史之乱时追随玄宗不及，被迫作伪官，即便肃宗回京，他再度被贬，后又升值尚书右丞，他都对现实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态度，甚至嘲笑陶渊明弃官又做官。到了晚年，完全变成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徒了。他的山水诗，虽然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雄奇的自然景色，也有赠别的抒情佳作，但归隐后大部分的名作有着对现实的冷漠，有着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有人就把他推尊为“诗佛”了。 10、攀附权贵，重入仕途。 元稹自小孤苦，贫寒的生活，使他早期能与权奸作斗争，并创作新乐府，但遭贬之后与宦官妥协，攀附权贵，重新入仕，直至做到宰相官位。这种文人的变节行为，虽然有他自己难言的苦衷，却为时人所不齿。 南渡后避乱到岭南的朱敦儒，绍兴二年被召入朝，以好立异论，与主战大臣李光交通，被劾罢官。后来通过秦桧儿子被秦桧笼络，任鸿胪少卿，为时论所不满。 刘克庄，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理宗端平二年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淳祐三年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可能是这一连串的被免使他受到了打击，他于晚年竟然趋奉权奸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 无论是体恤民情，还是寄情山水，无论是失意绝望，还是为民造福，无论是忧愤悲叹，还是潜心向佛，无论是关心国事，还是积极进取，唐宋文人被贬之后的作为，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品节的忠直、志气的高洁。 从唐宋文人为自身不平之鸣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人性怎样受压抑，他们的良知怎样被扭曲，他们的情感怎样受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宋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的区别
由于环境等情况的变化，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与唐朝的贬谪诗人相比较，宋朝遭受贬谪的诗文家面对流放能以旷达的心态去面对，其主要与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诗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有关。
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待文士的方式比较优厚。唐朝与宋朝迁谪的地方大都在南方，但是面对南方的开发，宋代人要比唐代人更加重视，所以，同样是遭贬，同样是“投荒万死”，但是唐代人的贬谪生活就要比宋代人的贬谪生活更加困顿。
面对贬谪、面对流放，宋代人能以平和的心态、高旷的情怀面对，来进行叙写自己的贬谪生活，这除了宋代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唐代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宋代时期遭贬文人的思想与唐代时期的遭贬文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差别。随着当时儒、道、释进一步融合，人们对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人生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遭贬文人们承受忧患的意识也有了显著提高，在这一情形下，他们虽然身处逆境，然而始终没能被现实情况所拖累，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精神，在精神上可谓是达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这一点从宋代的著名文学家苏轼、欧阳修、黄庭坚等人遭贬后所创作的贬谪文学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苏轼的《与参寥子》、欧阳修的《戏答元珍》、黄庭坚的《书赠韩琼秀才》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宋朝诗人在遭贬谪、流放之后还可以以如此旷达的胸襟来面对，并创作出如此旷达的诗歌，这与诗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联系。由于宋代人普遍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比较欣赏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所以，在同样遭贬的情况下，宋人与唐人所创作的文学之不同，与此同时，宋代人还提出了：“自持”、“自适”之说。还有一方面，宋代人进行文学创作是为了宣泄心中的忧思，将文学看成是释放郁闷的工具，还有最重要的方面是宋代人还将文学看成是化解人生、安顿人生的良药。换言之，宋代人已经将诗中的愤懑之情淡化，而更加强调了其愉悦功能，诗人不再是苦楚焦虑的思维忧患者，而是明心见性的精神解脱者。在诗歌的表情达意方面他们“化劳心的哭吟为娱心的闲吟”，“化钟情的酸楚为乐易的闲暇”，“化执迷的怨怒为戏谑的调侃”，也从而唱出了与唐代人不同的贬谪诗歌。
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待文士的方式比较优厚。
他们虽然身处逆境，然而始终没能被现实情况所拖累，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精神，在精神上可谓是达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
宋代人还提出了：“自持”、“自适”之说。
宋代人还将文学看成是化解人生、安顿人生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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