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在彭泽通往浔阳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位身体健硕,面带笑容的中年人,他就是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回家后不久,他写出了自己这一生最好的文章《归去来兮辞》。这一年他41岁。
这一年浔阳的春天,来的似乎比往年都要早。乍暖还寒时节,寒风直往人的衣服里钻,早晚肆虐个不停。而陶渊明的心情,此刻却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是刚刚从沙场上载誉而归的老将军,怡然自得,箭步如飞。
我们不禁为之困惑:陶渊明自小胸怀大志,欲成就官场事业,今日壮志未酬就辞官回家,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他已经心灰,想忘却过去?
也许他真的就忘了,不忘也只是平添烦恼而已,毕竟已不再年轻,气血不比当年。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归隐的念头时不时在头脑中折磨着他,这一次的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了。坦白的说,对于官场上的那一套尔虞我诈,他已经受够了。
到家之后,看到小儿子正倚着门等着他回来,陶渊明的心里顿时一片暖意。家人团聚的欢乐冲淡了他对外界仅存的一点点依恋,从此他自称园中的小路为“三径”,只与当时号称浔阳的另外两隐刘遗民、周续之等少数友人来往。到了农作之时,亲自农耕,乐此不疲,俨然一位忘忧的隐士。后来他有诗形容自己的入仕: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如此对过去的悔恨,好像真就对应了他如今的快乐。
(二)
然而在《归去来兮辞》中,我们发现,诗人并没有乐到最后,细细品读之后,一声声的叹息和一个失落的灵魂便栩栩然于纸上了。
关于名和利,陶渊明很清楚,无非是过眼烟云,他也想开了。唯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没有人认同他的志气与才气。忙碌了十多年,也只给了他祭酒参军的小官做做而已,至于县令,几经算开恩了。于是归去。
人之将死,诗人在归隐之后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无奈。站在时间的此岸,彼岸就是过去,而过去的一切,既无法追回,也无法触摸。换句话说,过去已经死了,生命在消逝,谁都无法回到过去。于是,他写道: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行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也许,他想起了孔子那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确,在仕宦梦破灭之后,诗人的人生价值只有寄托虚无,寄托山水之间了。
(三)
无论是快乐,或者痛苦,对诗人来说都不重要。快乐是暂时的,痛苦深埋心底相对长久,但相对于人生之河又显得那么倏忽既散。这样,诗人所要找寻的精神归宿只能是自然,即潜心于道。
然而诗人又叹到: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可见他深知自己无法达到真正的归隐,完完全全的物我合一。所以陶渊明选择的是痛苦。他很清楚人类的弱点和性格的局限性,这从他后期写的大量反映政治的诗歌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正因为痛苦,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更显得庄严肃穆,这种真正的人格境界让许多虚伪的文人为之汗颜。称其伟大,决不为过。由此他的诗和他的文章,更多了许多人生的思考在里面,平淡之中,哲理永远。
无疑,他的伟大来源于他的真实。北宋的欧阳修说:“东晋无文,惟《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只因为他的真实,真实的痛苦让所有同时代的奢侈倚靡之文失了颜色。这种真实让人不敢正视。
(四)
德谟克利特说:“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道出人生的真实。也道出了人生的虚幻。
陶渊明的人生痛苦正在于对将来的无能为力。无法成功,只有归去。于是他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个桃花源,一个体悟生命的精神高地。快乐何其短暂,何其浅薄,伟大的陶渊明,伟大的哲人!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有句话至今仍发人深思:“我们的命运并不因为它不是真实的而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命运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时间是吞噬我的河流,而我正是这条河流……世界的可悲在于它是真实的,我之所以可悲正因为我是博尔赫斯。”
事实上的陶渊明正是如此,他无法逃避,即使归隐也无法安心。他也明白,就算自己真的实现了官场上的追求,也不过是更多的虚空。早一天回归自然,寄情山水之间,也算是明智的。此后陶渊明在矛盾中挣扎了一生,这篇辞仕归隐的宣言书是他灵魂的最强烈的绝唱。正如博尔赫斯一样,陶渊明完成这篇辞赋时也一定在想:
我之所以可悲,正因为我是陶渊明。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陶渊明归隐是对污浊的现实社会绝望后作出的一个超脱的选择。他不愿同流合污,坚持高尚的志趣是对黑暗官场的反叛。古有“学而优则仕”之说,本来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职。若从这个角度看,陶渊明似乎是消极避世的。然而“世与我相遗,复驾言兮焉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陶渊明归隐是对污浊的现实社会绝望后作出的一个超脱的选择。他坚持高尚的志趣是对黑暗官场的反叛,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本中,选有大量的陶渊明的作品,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往往是这样引导学生评价陶渊明的:他是一个在东晋黑暗乱世中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极有才华的、并且很正直的知识分子。我们赞扬陶渊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与黑暗的世俗的决裂。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如此引导学生认识和评价陶渊明是片面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陶渊明归隐的认识和评价也如此。一,如果把陶渊明的归隐看成一种强烈的“出世”情怀,那么他还有比这更为强烈的“入世”情怀。作品《归去来兮辞》被认为是陶渊明刚刚归隐时的作品。这首诗表面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愉悦,但在字里行间却流露着无奈和不甘,即企图“入世”的情怀。其中有这样的文句: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我们不禁要问:作者转来转去,翘首张望什么呀?莫非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那或许就是他的“入世”情怀。“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很明显,他虽归隐了但仍心神不定,他想着什么,莫非想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陶渊明在公元427年去世,在422年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更能说明他晚年的心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存。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这首诗借精卫填海,刑天舞戚的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用以寄托一种慷慨不平的情怀,同时寄托诗人壮志难酬的感慨。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从41岁归隐一直到晚年,作者这种“入世”的情怀就一直存在。作者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渴望有所作为,实现心中的梦想,但现实的残酷又迫使他走入了田园,人在田园,心又时刻在官场。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他是在出世和入世的夹缝中生存,是在理想和现实间徘徊,是在“出世”和“入世”间徘徊。当然这在文学史上并非个性,而是众多文人的共性。笔者认为,这才是教学中对陶渊明及其归隐正确的认识。二, 对陶渊明归隐的赞扬毋庸置疑,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值得否定:其一,陶渊明是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黑暗的乱世中如果每个正直的有才华的读书人都像陶渊明一样因为社会黑暗、壮志难酬、热爱自然与美酒而归隐,那么这个社会的良知何在?再说他也并非完全怀才不遇。。在《归去来兮辞》序言中写道:亲故多劝余为长吏……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这是说,他受到当时的建威将军刘敬宣和他的家叔(任太长寺卿)的使用,但他却“寻陈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其去”,“在官八十余日”,《晋书》又载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后朝廷又征召他为著作郎,他拒绝了,东晋恭帝元熙年间,陶渊明又多次受到州刺史王弘的征召,他也拒绝了。可见,并非怀才不遇,而是个人的期望值过高,对社会的成见太多罢了。他或许渴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有一个明天子在上,可以发现自己,然后大展宏图,然而,哪朝哪代是绝对的清明,哪位君主是绝对的圣贤,历史上有几个太宗李世民呢?再说即使是大唐盛世,个人仍要敢于表现,才会被社会所认可。在教学中,笔者认为要让学生认识到这点,让学生学做一个有才华但要勇于展示,服务于社会的人。其二,陶渊明是一个在困难和挫折面前退缩,试图把自己隐藏在山水、美酒、诗文之间的人。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现实固然黑暗,但在黑暗的现实中也可在官场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这样也可保持自己良好的品行,不一定非要归隐。笔者认为教学中应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做一个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争取有所作为,不在困难面前退缩的人。其三,对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大加赞扬的时候,我们应认识到这是陶渊明在社会交往中蔑视社会规则,甚至是狂傲的表现。《晋书》载:有一次,郡太守派督邮(官名,代表太守督察政务)到彭泽县视察政务,按官场规矩,县属官员应该整冠束带拜见,对此,陶渊明感叹地说:“我岂能为区区五斗米的薪水屈膝,毕恭毕敬的侍奉这乡野鄙夫。”这固然是一种对世俗的反抗,但身在官场,就得按官场的既定规则办事,而陶渊明对社会规则是何等的漠视。人处于社会中,就要按照社会规则办事,官场上,不同的级别应有不同的礼制,封建社会中下级对上级施政府所规定的礼这是无可厚非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也教育学生要懂礼貌吗?以上三点,是笔者的一种粗浅的认识,但在教学中如果在赞扬陶渊明之余,批判其不好的举动,也不失为一种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教育方式,起码让学生学会了客观的一分为二的思考、认识问题。三,对陶渊明矛盾心理原因的探悉。笔者认为,造成陶渊明“入世”情怀的原因在于中国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造成陶渊明“出世”情怀的原因在于中国道家思想的长期感染。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要求每一个读书人忠君报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而当读书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时,便会想到道家的“自然而然”“无为而为”“顺其自然”,就藏身于山林,在美酒、诗文,游乐中过日子。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儒家和道家的熏陶下成长,都是在建功立业和渴望归隐之间徘徊。文学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李白,一方面大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足显他的入世情怀之强烈,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被“赐金放还”后又说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话,足见其思想的矛盾。
浅析陶渊明归隐原因
陶渊明(约352年—427年)字元亮或云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陶渊明诗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陶渊明被称隐逸诗人之宗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体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新境界从古至今有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人生哲学及冲淡渺远恬静自无与伦比艺术风格而位隐逸诗人归因也有着同说法底原因让位才人归隐田园呢现我位才士归因谈谈自己几点看法:
原因、儒家文化影响怀才遇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壮志由于门阀制度存庶族寒门出生人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垄断样情况下陶渊明理想难化现实理想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二十九岁高龄 才出仕官终其生所做也过祭酒、参军、县丞类芝麻小官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得苟合取容降志辱身和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多年来经历使思想发生了质变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宁静与澹泊此又
彭泽县令因愿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解印挂职而归从此结束了仕途努力和曾经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原因二、孤高傲性、归隐——人生抉择
受魏晋玄风熏陶陶渊明大特点质性自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群任真自得里所说颖脱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人率真天性《宋书"隐逸传》叙陶渊明饮酒风度说:贵贱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去’其真率此郡候潜值其酒热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渊明种修边幅着行迹任内心情感被沈约目之真率谓相当准确颜延之《陶征士诔》说陶渊明物尚孤生人固介立也说具有正直守志、独立世表、孤高群性品质
性情从来与世俗合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与俗人相异正种真率耿介独特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求之嫌;欲隐则隐去之高性体生命真正本质决定人生选择直接因素
原因三、崇尚自性情
崇尚自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思考陶渊明所崇尚自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客观物质性自界种状态非人、本来此、自而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依靠自身固有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条件
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朴素而归真陶渊明入世十几希望返归自己本来、未经世俗铜化、天真性情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归园田居》其)质性自、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质性天此受了绳墨约束所谓久樊笼里复得返自(《归园田居》其)表达了返回自喜悦
总结
从陶渊明归隐生活看出陶渊明向往社会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社会;追求人生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人生;喜爱人生环境也恬静而充满自之趣乡村由于些追求使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 远外貌其背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憎恶与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焦虑所说陶渊明归隐原因多种说法各种各样我们里只对其浅浅分析探讨
影响、
陶渊明当时只隐士著称平淡自风格与当时崇尚华丽文风合萧统第问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人了宋朝特别通过苏轼、朱熹弘扬及汤汉对其作品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文学史上崇高地位
国士大夫精神上归宿五斗米折腰成了士大夫精神世界堡垒而平淡自成了们心崇高艺术境地
菊和酒已经成了陶渊明象征追求酒铸成物我两忘境界;而菊成了化身象征着高情远致意向除二者之外还有孤云诗歌孤独者自白其诗歌日常生活诗化情景事理浑融平淡警策朴素见绮丽
杂诗十二首其五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
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杂诗十二首》中的第五首,即本诗是对第三首“盛衰不可量”,“眷眷往昔时”的呼应与扩展。前四句是站在现在看昨天,昨天的生命意象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中间六句是站在现在看今天,今天的生命意象是“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以下四句是站在现在看明天,明天的生命意象是“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暗示了生命是一叶前途未卜、漂泊无定的孤舟。“藏舟于壑,以为安固,但夜半尚有有力者负之而走”(《庄子·大宗师》),壑舟的意象,暗示养生以延寿的徒劳和惜生保命的枉然。它把时间隐喻为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这个巨人在不知不觉中已把生命之舟背负而走。生命之舟又暗含着时间如流水的意象。人想在时间巨人的手中挣扎一番,舟想在时间急流中停留片刻都是不可能的。从现在看未来,生命的明天不是以年、月、日来计量,只能以“须臾”、“几许”来推测了。在茫茫的时间的水面上,不知生命之舟将在何处停泊。“未知止泊处”,既暗示了生命之旅的不可预料性,又暗示了停泊是生命之舟的必然归宿。从而预示和隐含了变奏之七生命终点的主题。
答案一:
在他的为人和作品两方面:既重视其作品,也重视其人品;既重视其作品的评论,也重视其生平的考证。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典型,又是士大夫精神上的家园,他为后代的士大夫筑起一个精神上的“巢”,一道精神上的“屏障”,使他们求得内心世界的安宁。
答案二: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陶潜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陶潜一生才写了约一百三十首诗、十篇文与赋,在当时的文坛上又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能占有如此重要的经典位置,这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而我觉得这与他为人、为文的“真”是由十分真切的关系的。正是他的“真”让我们印象深刻。
答案三:
士大夫不得意的时候,陶先生给他们了一条精神上的出路,即不为五斗米折腰,自过自的田园生活。作为一个有身份,有文采,有名望的隐士(这其实不太算隐士了)。士大夫当然愿意在失意时候以陶渊明自诩,寻求精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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