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 哪些方面有影响

　　我们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自强，就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来。

　　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在近代这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上个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取得了自主，八十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说，“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你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跟父母是一种同样都是上帝子民的关系，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你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你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你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你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你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你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你死了，你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你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你的，你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的话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

　　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十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你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你伤害的轻重判五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十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你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你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你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你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你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你必须要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你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你的子女对你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你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你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其下能养”，能养是其下。

　　有人问：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国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三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你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你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去年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要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你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你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十五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技能的传授上，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你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你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你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你的脾胃，调和你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你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你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译：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又有什么用？”特别说明：”乐”在这里并非音乐的意思，而是礼乐！礼乐是外在的，而仁是内在的。

孔子身处乱世，面临贵族旧制的瓦解，社会阶层激烈变化，而文化方面也是圣贤不明、百家齐放。因此他力图复兴礼乐，希望挽回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

然而，他同时也认识到，所谓礼乐，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而内在的仁才是真正的人性核心和文化的根本。礼乐追根溯底也是发自人心的内在情感，对孔子来说，礼乐的真正意义就是正人心、塑造完美的人性心理。

所以，失去了仁这个内在核心，礼乐就不成其礼乐，而只省下一个无用的空壳了。这样的礼乐绝不是孔子所努力复兴和弘扬的礼乐。

扩展资料：

礼乐（礼节和音乐）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创造了人类的辉煌。虽然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过分重视物质利益，使得传统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冲击，已失去古典纯朴的的本质精神。

但是，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还是能起到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达到自我完善的作用。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

——礼乐

　　西餐入席礼仪。西餐的贵宾席同中餐规定完全不同。西餐通常采用长条桌，因此，在座位的排列上有其特点。通常以离主人座位的远近来决定客人座次的高低。离主人越近者，地位越高；反之，则地位越低。中国人请客时，很少考虑到男女比例问题。西方人则喜欢男女各半，入席时男女间隔而坐。

　　在入席时，由女主人陪同第一男主宾，男主人陪同第一女主宾入席。其他客人依次入席。男宾应为邻座的女宾拉开椅子，照顾她坐下。男女主人应分坐桌子两端。

　　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分布各地的众多民族，酝酿了丰富多姿的民间酒俗。有的酒俗留传至今。

　　一 传统的饮酒文化根基——酒德和酒礼

　　历史上，儒家的学说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正统观点，酒的习俗同样也受儒家酒文化观点的影响。儒家讲究"酒德"两字。

　　酒德两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其含义是说饮酒者要有德行，不能象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尚书·酒诰>>中集中体现了儒家的酒德，这就是：“饮惟祀”（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彝酒”（不要经常饮酒，平常少饮酒，以节约粮食，只有在有病时才宜饮酒）；“执群饮”（禁止民从聚众饮酒）；“禁沉湎”（禁止饮酒过度）。儒家并不反对饮酒，用酒祭祀敬神，养老奉宾，都是德行。

　　饮酒作为一种食的文化，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一很大家必须遵守的礼节。有时这种礼节还非常繁琐。但如果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下不遵守，就有犯上作乱的嫌疑。又因为饮酒过量，便不能自制，容易生乱，制定饮酒礼节就很重要。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深感长辈有责任，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这虽然是为饮酒行令者写的，但对于一般的饮酒者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古代饮酒有以下一些礼节:

　　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

　　古代饮酒的礼仪约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

　　在酒宴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叫酬），客人要回敬主人（叫酢），敬酒时还有说上几句敬酒辞。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一般不饮酒外，其它民族都是饮酒的。饮酒的习俗各民族都有独特的风格。

　　二 原始宗教、祭祀、丧葬与酒

　　从远古以来，酒是祭祀时的必备用品之一。

　　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巫师利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进行各种活动，都要用酒。巫和医在古代是没有区别的，酒作为药，是巫医的常备药之一。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活动中，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反映周王朝及战国时代社会制度lt;<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规定。如祭祀时，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古代是权力很大的，原始社会是巫师，巫师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天帝鬼神，并为人祈福禳灾。后来又有了“祭酒”主持飨宴中的酹酒祭神活动。

　　我国各民族普遍都有用酒祭祀祖先，在丧葬时用酒举行一些仪式的习俗。

　　人死后，亲朋好友都要来吊祭死者，汉族的习俗是“吃斋饭”，也有的地方称为吃“豆腐饭”，这就是葬礼期间的举办的酒席。虽然都是吃素，但酒还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少数民族则在吊丧时持酒肉前往，如苗族人家听到丧信后，同寨的人一般都要赠送丧家几斤酒及其大米，香烛等物，亲戚送的酒物则更多些，如女婿要送二十斤白酒，一头猪。丧家则要设酒宴招待吊者。云南怒江地区的怒族，村中若有人病亡，各户带酒前来吊丧，巫师灌酒于死者嘴内，众人各饮一杯酒，称此为“离别酒”。死者入葬后，旧的习俗还有在墓穴内放入酒，为的是死者在阴间也能享受到人间饮酒的乐趣。汉族人在清明节为死者上坟，必带酒肉。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举行家宴时，都要为死去的祖先留着上席，一家之主这时也只能坐在次要位置，在上席，为祖先置放酒菜，并示意让祖先先饮酒或进食后，一家人才能开始饮酒进食。在祖先的灵位前，还要插上蜡烛，放一杯酒，若干碟菜，以表达对死者的衰思和敬意。

　　三 重大节日的饮酒习俗

　　中国人一年中的几个重大节日，都有相应的饮酒活动，如端午节饮“菖蒲酒”，重阳节饮“菊花酒”，除夕夜的“年酒”。在一些地方，如江西民间，春季插完禾苗后，要欢聚饮酒，庆贺丰收时更要饮酒，酒席散尽之时，往往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过年，也叫除夕，是中国人最为注重的节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酒席，即使穷，平时不怎么喝酒，年夜饭中的酒也是必不可少的。吃完年夜饭，有的人还有饮酒守岁的习俗。正月的第一天，开始走亲访友，有客人上门，主人将早已准备好的精美的下酒菜肴摆上桌子，斟上酒，共贺新春。

　　新年尹始，有合家饮屠苏酒的习俗，饮酒时，从小至大依次饮用。据说饮此酒可以避瘟气。

　　朝鲜族的“岁酒”：这种酒多在过“岁首节”前酿造。岁首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岁酒”以大米为主料，配以桔梗、防风、山椒、肉桂等多味中药材，类似于汉族的“屠苏酒”，但药材配方有所不同。用于春节期间自饮和待客，民间认为饮用此酒可避邪，长寿。

　　哈尼族的“新谷酒”：每年秋收之前，居住在云南元江一带的哈尼族，按照传统习俗，都要举行一次丰盛的“喝新谷酒”的仪式，以欢庆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所谓“新谷酒”，是各家从田里割回一把即将成熟的谷把，倒挂在堂屋右后方山墙上部的一块小篾笆沿边，意求家神保护庄稼，然后勒下谷粒百十粒，有的炸成谷花，有的不炸，放入酒瓶内泡酒。喝“新谷酒”选定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家家户户置办丰盛的饭菜，全家老少都无一例外地喝上几口“新谷酒”。这顿饭人人都要吃得酒酣饭饱。

　　“菊花酒”由来已久，＜＜西京杂记＞＞曾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四 婚姻饮酒习俗

　　南方的“女儿酒”，最早记载为晋人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南方人生下女儿才数岁，便开始酿酒，酿成酒后，埋藏于池塘底部，待女儿出嫁之时才取出供宾客饮用。这种酒在绍兴得到继承，发展成为著名的“花雕酒”，其酒质与一般的绍兴酒并无显著差别，主要是装酒的坛子独特，这种酒坛还在土坯时，就雕上各种花卉图案，人物鸟兽，山水亭榭，等到女儿出嫁时，取出酒坛，请画匠用油彩画出“百戏”，如“八仙过海”，“龙凤呈祥”，“嫦娥奔月”等，并配以吉祥如意，花好月圆的“彩头”

　　“喜酒”，往往是婚礼的代名词，置办喜酒即办婚事，去喝喜酒，也就是去参加婚礼。

　　满族人结婚时的“交杯酒”：入夜，洞房花烛齐亮，新郎给新娘揭下头盖后要坐在新娘左边，娶亲太太捧着酒杯，先请新郎抿一口；送亲太太捧着酒杯，先请新娘抿一口；然后两位太太将酒杯交换，请新郎新娘再各抿一口。

　　满族人在举行婚礼前后的“谢亲席”：将烹制好的一桌酒席置于特制的礼盒中，由两人抬着送到女家，以表示对亲家养育了女儿给自家做媳女的感谢之情。另外，还要做一桌“谢媒席”，用圆笼装上，由一人挑上送到媒人家，表示对媒人成全好事的感激之情。

　　达斡尔族的“接风酒”和“出门酒”：送亲的人一到男家，新郎父母要斟满两盅酒，向送亲人敬“接风酒，这也叫”进门盅“，来宾要全部饮尽，以示已是一家人。尔后，男家要摆三道席宴请来宾。婚礼后，女方家远者多在新郎家住一夜，次日才走，在送亲人返程时，新郎父母都恭候门旁内侧，向贵宾一一敬“出门酒”。

　　“会亲酒”，订婚仪式时，要摆酒席，喝了“会亲酒”，表示婚事已成定局，婚姻契约已经生效，此后男女双方不得随意退婚，赖婚。

　　“回门酒”，结婚的第二天，新婚夫妇要“回门”，即回到娘家探望长辈，娘家要置宴款待，俗称“回门酒”。回门酒只设午餐一顿，酒后夫妻双双回家。

　　“交杯酒”：这是我国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传统仪节，在古代又称为“合卺”(卺的意思本来是一个瓠分成两个瓢)，<<礼记·昏义>>有“合卺而醑”，孔颖达解释道“以一瓠分为二瓢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醑（即以酒嗽口），合卺又引申为结婚的意思。在唐代即有交杯酒这一名称，到了宋代，在礼仪上，盛行用彩丝将两只酒杯相联，并绾成同心结之类的彩结，夫妻互饮一盏，或夫妻传饮。这种风俗在我国非常普遍。

　　婚礼上的交擘酒：为表示夫妻相爱，在婚礼上夫妻各执一杯酒，手擘相交各饮一口。

　　五 其它饮酒习俗

　　“满月酒”或“百日酒”，也是中华各民族普遍的风俗之一，生了孩子，满月时，摆上几桌酒席，邀请亲朋好友共贺，亲朋好友一般都要带有礼物，也有的送上红包。

　　“寄名酒”：旧时孩子出生后，如请人算出命中有克星，多厄难，就要把他送到附近的寺庙里，作寄名和尚或道士，大户人家则要举行隆重的寄名仪式，拜见法师之后，回到家中，就要大办酒席，祭祀神祖，并邀请亲朋好友，三亲六眷，痛饮一番。

　　“寿酒”：中国人有给老人祝寿的习俗，一般在50、60、70岁等生日，称为大寿，一般由儿女或者孙子，孙女出面举办，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酒宴。

　　“上梁酒”和“进屋酒”：在中国农村，盖房是件大事，盖房过程中，上梁又是最重要的的一道工序，故在上梁这天，要办上梁酒，有的地方还流行用酒浇梁的习俗。房子造好，举家迁入新居时，又要办进屋酒，一是庆贺新屋落成，并志乔迁之喜，一是祭祀神仙祖宗，以求保佑。

　　“开业酒”和“分红酒”：这是店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店铺开张，作坊开工之时，老板要置办酒席，以志喜庆贺；店铺或作坊年终按股份分配红利时，要办 “分红酒”。

　　“壮行酒”，也叫“送行酒”，有朋友远行，为其举办酒宴，表达惜别之情。

　　六 独特的饮酒方式

　　饮咂酒：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独特的饮酒方式，在西南，西北许多地方流传，在喜庆日子或招待宾客时，抬出一酒坛，人们围坐在酒坛周围，每人手握一根竹管或芦管，斜插入酒坛，从其中吸吮酒汁，人数可达五、六人甚至七八个人。饮酒时的气氛热烈。这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转转酒”：这是彝族人特有的饮酒习俗，所谓“转转酒”，就是饮酒时不分场合地点，也无宾客之分，大家皆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一个的圆圈，一杯酒从一个人手中依次传到另一人手中，各饮一口。这个习俗，据说来自一个动人的传说：在一座大山中，住着汉人、藏人和彝人三个结拜兄弟兄弟，有一年，三弟彝人请两位兄长吃饭，吃剩的米饭在第二天变成了香味浓郁的米酒，三个兄弟你推我让，都想将酒留给其他弟兄喝，于是从早转到晚，酒也没有喝完，后来神灵告知只要辛勤劳动，酒喝完后，还会有新的酒涌出来，于是三人就转着喝开了，一直喝得酩酊大醉。

　　七 劝酒

　　中国人的好客，在酒席上发挥得淋沥尽致。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往往在敬酒时得到升华。中国人敬酒时，往往都想对方多喝点酒，以表示自己尽到了主人之谊，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说明客人看得起自己，如果客人不喝酒，主人就会觉的有失面子。有人总结到，劝人饮酒有如下几种方式：“文敬”、“武敬”、“罚敬”。这些做法有其淳朴民风遗存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作用。

　　“文敬”，即有礼有节地劝客人饮酒，这是传统酒德的一种体现。

　　酒席开始，主人往往在讲上几句话后，便开始了第一次敬酒。这时，宾主都要起立，主人先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并将空酒杯口朝下，说明自己已经喝完，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客人一般也要喝完。在席间，主人往往还分别到各桌去敬酒。

　　“回敬”，这是客人向主人敬酒。

　　“互敬”，这是客人与客人之间的“敬酒”，为了使对方多饮酒，敬酒者会找出种种必须喝酒理由，若被敬酒者无法找出反驳的理由，就得喝酒。在这种双方寻找论据的同时，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得到升华。

　　“代饮”：即不失风度，又不使宾主扫兴的躲避敬酒的方式。本人不会饮酒，或饮酒太多，但是主人或客人又非得敬上以表达敬意，这时，就可请人代酒。代饮酒的人一般与他有特殊的关系。在婚礼上，男方和女方的伴郎和伴娘往往是代饮的首选人物，故酒量必须大。

　　为了劝酒，酒席上有许多趣话，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个够”， “感情浅，舔一舔。”

　　“罚酒”：这是中国人“敬酒”的一种独特方式。“罚酒”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最为常见的可能是对酒席迟到者的“罚酒三杯”。有时也不免带点开玩笑的性质。

　　藏族人好客，用青稞酒招待客人时，先在酒杯中倒满酒，端到客人面前，这时，客人要用双手接过酒杯，然后一手拿杯，另一手的中指和拇指伸进杯子，轻蘸一下，朝天一弹，意思是敬天神，接下来，再来第二下、第三下，分别敬地、敬佛。这种传统习惯是提醒人们青稞酒的来历与天、地、佛的慷慨恩赐分不开，故在享用酒之前，要先敬神灵。在喝酒时，藏族人民的约定风俗是：先喝一口，主人马上倒酒斟满杯子，再喝第二口，再斟满，接着喝第三口，然后再斟满。往后，就得把满杯酒一口喝干了。这样做，主人才觉得客人看得起他，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说明主人的酒酿得好。藏民族敬酒时，对男客用大杯或大碗，敬女客则用小杯或小碗。

　　壮族人敬客人的交杯酒并不用杯，而是用白瓷汤匙两人从酒碗中各舀一匙，相互交饮。主人这时还会唱起敬酒歌：“锡壶装酒白连连，酒到面前你莫嫌，我有真心敬贵客，敬你好比敬神仙。锡壶装酒白瓷杯，酒到成前你莫推，酒虽不好人情酿，你是神仙饮半杯。

　　西北裕固族待客敬酒时，都是敬双杯。主人不论客人多少，只拿出两只酒杯，在场的主人轮番给客人敬双杯。

　　八 酒令（觞令）

　　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酒令由来己久，开始时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监”。汉代有了“觞政”，就是在酒宴上执行觞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在古代就有了射礼，为宴饮而设的称为"燕射"。即通过射箭，决定胜负。负者饮酒。古人还有一种被称为投壶的饮酒习俗，源于西周时期的射礼。酒宴上设一壶，宾客依次将箭向壶内投去，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负者受罚饮酒lt;<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有鸳鸯吃了一钟酒，笑着说:"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的描述。

　　总的说来，酒令是用来罚酒。但实行酒令最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时的气氛。何况酒席上有时坐的都是客人，互不认识是很常见的，行令就象催化剂，顿使酒席上的气氛就活跃起来。

　　行酒令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行酒令的方式自然大不相同。文人雅士常用对诗或对对联、猜字或猜谜等，一般百姓则用一些既简单，又不需作任何准备的行令方式。最常见，也最简单的是“同数”，一般叫“猜拳”，即用手指中的若干个手指的手姿代表某个数，两人出手后，相加后必等于某数，出手的同时，每人报一个数字，如果甲所说的数正好与加数之和相同，则算赢家，输者就得喝酒。如果两人说的数相同，则不计胜负，重新再来一次。

　　击鼓传花:这是一种既热闹，又紧张的罚酒方式。在酒宴上宾客依次坐定位置。由一人击鼓，击鼓的地方与传花的地方是分开的，以示公正。开始击鼓时，花束就开始依次传递，鼓声一落，如果花束在某人手中，则该人就得罚酒。击鼓传花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方式，但多用于女客。

　　中华饮食源远流长。在这自古为礼仪之邦，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饮食礼仪自然成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的饮宴礼仪号称始于周公，千百年的演进，终于形成今天大家普遍接受的一套 饮食进餐礼仪，是古代饮食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饮食礼仪因宴席的性质、目的而不同；不同的地区，也是千差万别。古代的饮食礼仪是按阶层划分：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而现代饮食礼仪则简化为：主人(东道)，客人了。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这个“排座次”，是整个中国饮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古到今，因为桌具的演进，所以座位的排法也相应变化。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

　　家庭宴请，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主人则居末席。首席未落座，其余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大家都不能动手。

　　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2、4、6……右手边依次为3、5、7……直至汇合。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2、4、6、8，右手边为3、5、7。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古代婚礼中礼仪繁多，其中有新娘坐花轿过炭火盆，不过现在通常都是新娘在媒人的搀扶下直接跨了。然后在下轿前，新郎还得拉弓朝轿门射出3支红箭，用来驱除新娘一路可能沾染的邪气。

射礼是古代的礼仪。

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礼记·射义》

中国的饮酒文化

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分布各地的众多民族，酝酿了丰富多姿的民间酒俗。有的酒俗留传至今。

一 传统的饮酒文化根基——酒德和酒礼

历史上，儒家的学说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正统观点，酒的习俗同样也受儒家酒文化观点的影响。儒家讲究“酒德”两字。

酒德两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其含义是说饮酒者要有德行，不能象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尚书·酒诰》中集中体现了儒家的酒德，这就是：“饮惟祀”（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彝酒”（不要经常饮酒，平常少饮酒，以节约粮食，只有在有病时才宜饮酒）；“执群饮”（禁止民从聚众饮酒）；“禁沉湎”（禁止饮酒过度）。儒家并不反对饮酒，用酒祭祀敬神，养老奉宾，都是德行。

饮酒作为一种食的文化，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一很大家必须遵守的礼节。有时这种礼节还非常繁琐。但如果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下不遵守，就有犯上作乱的嫌疑。又因为饮酒过量，便不能自制，容易生乱，制定饮酒礼节就很重要。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深感长辈有责任，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这虽然是为饮酒行令者写的，但对于一般的饮酒者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古代饮酒有以下一些礼节：

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

古代饮酒的礼仪约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

在酒宴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叫酬），客人要回敬主人（叫酢），敬酒时还有说上几句敬酒辞。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民族中，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一般不饮酒外，其它民族都是饮酒的。饮酒的习俗各民族都有独特的风格。

二 原始宗教、祭祀、丧葬与酒

从远古以来，酒是祭祀时的必备用品之一。

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在中国古代，巫师利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进行各种活动，都要用酒。巫和医在远古时代是没有区别的，酒作为药，是巫医的常备药之一。在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活动中，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反映周王朝及战国时代制度的《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规定。如祭祀时，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古代是权力很大的，原始社会是巫师，巫师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天帝鬼神，并为人祈福禳灾。后来又有了“祭酒”主持飨宴中的酹酒祭神活动。

我国各民族普遍都有用酒祭祀祖先，在丧葬时用酒举行一些仪式的习俗。

人死后，亲朋好友都要来吊祭死者，汉族的习俗是“吃斋饭”，也有的地方称为吃“豆腐饭”，这就是葬礼期间的举办的酒席。虽然都是吃素，但酒还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少数民族则在吊丧时持酒肉前往，如苗族人家听到丧信后，同寨的人一般都要赠送丧家几斤酒及其大米，香烛等物，亲戚送的酒物则更多些，如女婿要送二十来斤白酒，一头猪。丧家则要设酒宴招待吊者。云南怒江地区的怒族，村中若有人病亡，各户带酒前来吊丧，巫师灌酒于死者嘴内，众人各饮一杯酒，称此为 “离别酒”。死者入葬后，古代的习俗还有在墓穴内放入酒，为的是死者在阴间也能享受到人间饮酒的乐趣。汉族人在清明节为死者上坟，必带酒肉。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举行家宴时，都要为死去的祖先留着上席，一家之主这时也只能坐在次要位置，在上席，为祖先置放酒菜，并示意让祖先先饮过酒或进过食后，一家人才能开始饮酒进食。在祖先的灵象前，还要插上蜡烛，放一杯酒，若干碟菜，以表达对死者的衰思和敬意。

三 重大节日的饮酒习俗

中国人一年中的几个重大节日，都有相应的饮酒活动，如端午节饮“菖蒲酒” ，重阳节饮“菊花酒”，除夕夜的“年酒”。在一些地方，如江西民间，春季插完禾苗后，要欢聚饮酒，庆贺丰收时更要饮酒，酒席散尽之时，往往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过年，也叫除夕，是中国人最为注重的节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酒席，即使穷，平时不怎么喝酒，年夜饭中的酒是必不可少的。吃完年夜饭，有的人还有饮酒守夜的习俗。正月的第一天，有的地方，人们一般是不出门的，从正月初二开始，才开始串门，有客人上门，主人将早已准备好的精美的下酒菜肴摆上桌子，斟上酒，共贺新春。

新年尹始，古人有合家饮屠苏酒的习俗，饮酒时，从小至大依次饮用。据说饮此酒可以避瘟气。

朝鲜族的“岁酒”：这种酒多在过“岁首节”前酿造。岁首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岁酒”以大米为主料，配以桔梗、防风、山椒、肉桂等多味中药材，类似于汉族的“屠苏酒”，但药材配方有所不同。用于春节期间自饮和待客，民间认为饮用此酒可避邪，长寿。

哈尼族的“新谷酒”：每年秋收之前，居住在云南元江一带的哈尼族，按照传统习俗，都要举行一次丰盛的“喝新谷酒”的仪式，以欢庆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所谓“新谷酒”，是各家从田里割回一把即将成熟的谷把，倒挂在堂屋右后方山墙上部的一块小篾笆沿边，意求家神保护庄稼，然后勒下谷粒百十粒，有的炸成谷花，有的不炸，放入酒瓶内泡酒。喝“新谷酒”选定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家家户户置办丰盛的饭菜，全家老少都无一例外地喝上几口“新谷酒”。这顿饭人人都要吃得酒酣饭饱。

“菊花酒”由来已久，《西京杂记》曾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四 婚姻饮酒习俗

南方的“女儿酒”，最早记载为晋人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南方人生下女儿才数岁，便开始酿酒，酿成酒后，埋藏于池塘底部，待女儿出嫁之时才取出供宾客饮用。这种酒在绍兴得到继承，发展成为著名的“花雕酒”，其酒质与一般的绍兴酒并无显著差别，主要是装酒的坛子独特，这种酒坛还在土坏时，就雕上各种花卉图案，人物鸟兽，山水亭榭，等到女儿出嫁时，取出酒坛，请画匠用油彩画出“百戏”，如“八仙过海”，“龙凤呈祥”，“嫦娥奔月”等，并配以吉祥如意，花好月圆的“彩头”

“喜酒”，往往是婚礼的代名词，置办喜酒即办婚事，去喝喜酒，也就是去参加婚礼。

满族人结婚时的“交杯酒”：入夜，洞房花烛齐亮，新郎给新娘揭下头盖后要坐在新娘左边，娶亲太太捧着酒杯，先请新郎抿一口；送亲太太捧着酒杯，先请新娘抿一口；然后两位太太将酒杯交换，请新郎新娘再各抿一口。

满族人在举行婚礼前后的“谢亲席”：将烹制好的一桌酒席置于特制的礼盒中，由两人抬着送到女家，以表示对亲家养育了女儿给自家做媳女的感谢之情。另外，还要做一桌“谢媒席”，用圆笼装上，由一人挑上送到媒人家，表示对媒人成全好事的感激之情。

达斡尔族的“接风酒”和“出门酒”：送亲的人一到男家，新郎父母要斟满两盅酒，向送亲人敬“接风酒，这也叫”进门盅“，来宾要全部饮尽，以示已是一家人。尔后，男家要摆三道席宴请来宾。婚礼后，女方家远者多在新郎家住一夜，次日才走，在送亲人返程时，新郎父母都恭候门旁内侧，向贵宾一一敬“出门酒”。

“会亲酒”，订婚仪式时，要摆的酒席，喝了“会亲酒”，表示婚事已成定局，婚姻契约已经生效，此后男女双方不得随意退婚，赖婚。

“回门酒”，结婚的第二天，新婚夫妇要“回门”，即回到娘家探望长辈，娘家要置宴款待，俗称“回门酒”。回门酒只设午餐一顿，酒后夫妻双双回家。

“交杯酒”：这是我国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传统仪节，在古代又称为“合卺” (卺的意思本来是一个瓠分成两个瓢)，《礼记·昏义》有“合卺而醑”，孔颖达解释道“以一瓠分为二瓢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醑（即以酒嗽口），合卺又引申为结婚的意思。在唐代即有交杯酒这一名称，到了宋代，在礼仪上，盛行用彩丝将两只酒杯相联，并绾成同心结之类的彩结，夫妻互饮一盏，或夫妻传饮。这种风俗在我国非常普遍，如在绍兴地区喝交杯酒时，由男方亲属中，儿女双全，福气好的中年妇女主持，喝交杯酒前，先要给坐在床上的新郎新娘喂几颗小汤圆，然后，斟上两盅花雕酒，分别给新婚夫妇各饮一口，再把这两盅酒混合，又分为两盅，取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之意，让新郎新娘喝完后，并向门外撒大把的喜糖，让外面围观的人群争抢。

婚礼上的交擘酒：为表示夫妻相爱，在婚礼上夫妻各执一杯酒，手擘相交各饮一口。

五 其它饮酒习俗

“满月酒”或“百日酒”，中华各民族普遍的风俗之一，生了孩子，满月时，摆上几桌酒席，邀请亲朋好友共贺，亲朋好友一般都要带有礼物，也有的送上红包。

“寄名酒”：旧时孩子出生后，如请人算出命中有克星，多厄难，就要把他送到附近的寺庙里，作寄名和尚或道士，大户人家则要举行隆重的寄名仪式，拜见法师之后，回到家中，就要大办酒席，祭祀神祖，并邀请亲朋好友，三亲六眷，痛饮一番。

“寿酒”：中国人有给老人祝寿的习俗，一般在50、60、70岁等生日，称为大寿，一般由儿女或者孙子，孙女出面举办，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酒宴。

“上梁酒”和“进屋酒”：在中国农村，盖房是件大事，盖房过程中，上梁又是最重要的的一道工序，故在上梁这天，要办上梁酒，有的地方还流行用酒浇梁的习俗。房子造好，举家迁入新居时，又要办进屋酒，一是庆贺新屋落成，并志乔迁之喜，一是祭祀神仙祖宗，以求保佑。

“开业酒”和“分红酒”：这是店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店铺开张，作坊开工之时，老板要置办酒席，以志喜庆贺；店铺或作坊年终按股份分配红利时，要办 “分红酒”。

“壮行酒”，也叫“送行酒”，有朋友远行，为其举办酒宴，表达惜别之情。在战争年代，勇士们上战场执行重大且有很大生命危险的任务时，指挥官们都会为他们斟上一杯酒，用酒为勇士们壮胆送行。

六 独特的饮酒方式

饮咂酒：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独特的饮酒方式，在西南，西北许多地方流传，在喜庆日子或招待宾客时，抬出一酒坛，人们围坐在酒坛周围，每人手握一根竹管或芦管，斜插入酒坛，从其中吸吮酒汁，人数可达五、六人甚至七八个人。饮酒时的气氛热烈。这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转转酒”：这是彝族人特有的饮酒习俗，所谓“转转酒”，就是饮酒时不分场合地点，也无宾客之分，大家皆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一个的圆圈，一杯酒从一个人手中依次传到另一人手中，各饮一口。这个习俗，据说来自一个动人的传说：在一座大山中，住着汉人、藏人和彝人三个结拜兄弟兄弟，有一年，三弟彝人请两位兄长吃饭，吃剩的米饭在第二天变成了香味浓郁的米酒，三个兄弟你推我让，都想将酒留给其他弟兄喝，于是从早转到晚，酒也没有喝完，后来神灵告知只要辛勤劳动，酒喝完后，还会有新的酒涌出来，于是三人就转着喝开了，一直喝得酩酊大醉。

七 劝酒

中国人的好客，在酒席上发挥得淋沥尽致。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往往在敬酒时得到升华。中国人敬酒时，往往都想对方多喝点酒，以表示自己尽到了主人之谊，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说明客人看得起自己，如果客人不喝酒，主人就会觉和有失面子。有人总结到，劝人饮酒有如下几种方式：“文敬”、“武敬”、“罚敬”。这些做法有其淳朴民风遗存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作用。

“文敬”，是传统酒德的一种体现，也即有礼有节地劝客人饮酒。

酒席开始，主人往往在讲上几句话后，便开始了第一次敬酒。这时，宾主都要起立，主人先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并将空酒杯口朝下，说明自己已经喝完，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客人一般也要喝完。在席间，主人往往还分别到各桌去敬酒。

“回敬”：这是客人向主人敬酒。

“互敬”：这是客人与客人之间的“敬酒”，为了使对方多饮酒，敬酒者会找出种种必须喝酒理由，若被敬酒者无法找出反驳的理由，就得喝酒。在这种双方寻找论据的同时，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得到升华。

“代饮”：即不失风度，又不使宾主扫兴的躲避敬酒的方式。本人不会饮酒，或饮酒太多，但是主人或客人又非得敬上以表达敬意，这时，就可请人代酒。代饮酒的人一般与他有特殊的关系。在婚礼上，男方和女方的伴郎和伴娘往往是代饮的首选人物，故酒量必须大。

为了劝酒，酒席上有许多趣话，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个够”， “感情浅，舔一舔。”

“罚酒”：这是中国人“敬酒”的一种独特方式。“罚酒”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最为常见的可能是对酒席迟到者的“罚酒三杯”。有时也不免带点开玩笑的性质。

藏族人好客，用青稞酒招待客人时，先在酒杯中倒满酒，端到客人面前，这时，客人要用双手接过酒杯，然后一手拿杯，另一手的中指和拇指伸进杯子，轻蘸一下，朝天一弹，意思是敬天神，接下来，再来第二下、第三下，分别敬地、敬佛。这种传统习惯是提醒人们青稞酒的来历与天、地、佛的慷慨恩赐分不开，故在享用酒之前，要先敬神灵。在喝酒时，藏族人民的约定风俗是：先喝一口，主人马上倒酒斟满杯子，再喝第二口，再斟满，接着喝第三口，然后再斟满。往后，就得把满杯酒一口喝干了。这样做，主人才觉得客人看得起他，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说明主人的酒酿得好。藏民族敬酒时，对男客用大杯或大碗，敬女客则用小杯或小碗。

壮族人敬客人的交杯酒并不用杯，而是用白瓷汤匙两人从酒碗中各舀一匙，相互交饮。主人这时还会唱起敬酒歌：“锡壶装酒白连连，酒到面前你莫嫌，我有真心敬贵客，敬你好比敬神仙。锡壶装酒白瓷杯，酒到成前你莫推，酒虽不好人情酿，你是神仙饮半杯。

西北裕固族待客敬酒时，都是敬双杯。主人不论客人多少，只拿出两只酒杯，在场的主人轮番给客人敬双杯。 八 酒令（觞令）

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酒令由来己久，开始时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监”。汉代有了“觞政”，就是在酒宴上执行觞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射礼，为宴饮而设的称为“燕射”。即通过射箭，决定胜负。负者饮酒。古人还有一种被称为投壶的饮酒习俗，源于西周时期的射礼。酒宴上设一壶，宾客依次将箭向壶内投去，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负者受罚饮酒。《红楼梦》第四十回中鸳鸯吃了一钟酒，笑着说 ：“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 总的说来，酒令是用来罚酒。但实行酒令最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时的气氛。何况酒席上有时坐的都是客人，互不认识是很常见的，行令就象催化剂，顿使酒席上的气氛就活跃起来。

行酒令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行酒令的方式自然大不相同。文人雅士常用对诗或对对联、猜字或猜谜等，一般百姓则用一些既简单，又不需作任何准备的行令方式。

最常见，也最简单的是“同数”，现在一般叫“猜拳”，即用手指中的若干个手指的手姿代表某个数，两人出手后，相加后必等于某数，出手的同时，每人报一个数字，如果甲所说的数正好与加数之和相同，则算赢家，输者就得喝酒。如果两人说的数相同，则不计胜负，重新再来一次。

击鼓传花：这是一种既热闹，又紧张的罚酒方式。在酒宴上宾客依次坐定位置。由一人击鼓，击鼓的地方与传花的地方是分开的，以示公正。开始击鼓时，花束就开始依次传递，鼓声一落，如果花束在某人手中，则该人就得罚酒。因此花束的传递很快，每个人都唯恐花束留在自己的手中。击鼓的人也得有些技巧，有时紧，有时慢，造成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更加剧了场上的紧张程度，一旦鼓声停止，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接花者，此时大家一哄而笑，紧张的气氛一消而散。接花者只好饮酒。如果花束正好在两人手中，则两人可通过猜拳或其它方式决定负者。击鼓传花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方式，但多用于女客。如《红楼梦》中就曾生动描述这一场景。

酒之最

人类最先学会酿造的酒:果酒和乳酒。

我国最早的麦芽酿成的酒精饮料：醴。

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

我国最早的机械化葡萄酒厂：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我国最早的啤酒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最早的酒精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第一个全机械化黄酒厂：无锡黄酒厂

记载酒的最早文字：商代甲骨文。

最早的药酒生产工艺记载：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

葡萄酒的最早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麦芽制造方法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古墓出土的酒，现存故宫博物院。

目前产量最大的饮料酒：啤酒。

目前国产价格最贵的酒：茅台酒。

传说中的酿酒鼻祖：杜康、仪狄。

最早提出酿酒始于农耕的人：汉代刘安《淮南子》，“清盎之美， 始于耒耜”。

最早提出酒是天然发酵产物的人：晋代的江统《酒诰》。

现已出土的最早成套酿酒器具：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

现已出土的最早的反映酿酒全过程的图像：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庖厨图》画像石。

已发现的最早的蒸馏器：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

最早的酿酒规章：周代，见《礼记·月令》。

古代学术水平最高的黄酒酿造专著：北宋朱肱的《北山酒经》。

最早记载加热杀菌技术：北宋《北山酒经》。

古代记载酒名最多的书：宋代张能臣的《酒名记》

古代最著名的酒百科全书：宋代窦苹的《酒谱》。

最早的禁酒令：周代的《酒诰》。

最早实行酒的专卖：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酒价的最早记载：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官卖酒，每升四钱。

最早的卖酒广告记载：战国末期韩非子《宋人酤酒》：“宋人酤酒， 悬帜甚高”，帜：酒旗。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是研究《诗经》学者关注最多的，但各个阶段对它的解读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阶段也存在差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关雎诗经解析，希望大家喜欢。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作《诗》或《诗三百》。汉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而被尊称为《诗经》。《关雎》因其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备受关注。从它产生的西周时期到现在，对它真正内涵的解读传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传统“诗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社会背景的现实性，使得历代“诗学”对《关雎》的解读有着多种不同的版本。《关雎》在历代的解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本文以对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性解读来进行梳理探析。

关雎

诗人：诗经

朝代：先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一、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诗经》的“礼乐”功用

最早对诗歌下断语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它从“诗”的作用方面着手，显然带有十足的功利性。西周时期，《诗经》是“礼乐”治国的宗法制度的外部体现，主要用于诸侯贵族的祭祀、宴飨、朝聘、庆典等各种重要场合。按照当时礼法规定，具体场合演奏相应的音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诸侯朝聘时弦《诗》、歌《诗》的场景。据《仪礼》记载，《清庙》用于周王朝的宫廷宗庙祭祀，《关雎》用于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

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诗经》是几经礼化整合传承礼义的载体。孔子不但以《诗经》作为教科书来教授弟子，而且从多方面评价《诗经》。《论语阳货》篇从《诗经》的功用角度，以“兴”、“观”、“群”、“怨”说明“事君”、“事父”四种方式，《泰伯》篇则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诗经》推崇到至上的地位。《礼记仲尼燕居》所载孔子对其论断与《论语》文异而义同。这些美誉既着眼于个人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放眼于事父、事君的宗法制下“齐家”和“治国”，更反映出当时诗、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遍及宗法制度下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是研究评价《诗经》的各家都不能避开的，而且常把《关雎》作为整部《诗经》的纲领来研究。

孔子言“《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是说《关雎》虽有快乐之音而不过分，虽有悲哀之情而不凄伤。“不*”、“不伤”都处于温柔敦厚的中正平和的程度。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对《关雎》中君子从“好色”到“礼”的转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这正好注解了孔子对《诗经》进行“思无邪”的概括，即《诗经》虽然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篇和“变风”、“变雅”等下层人民的呼吁，但最终这些都处理好了儒家所倡导的“情”与“礼仪”之间的关系，属于最后都归于中庸平和的情思。

据此，《关雎》可理解为：雎鸠和鸣的河边，君子对“窈窕淑女”一见钟情而对其进行热烈追求，但因淑女的拒绝而求之不得，遭到碰壁的君子因为思慕淑女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是对心仪的淑女充满思念之情，二是反思自己的追求行为，于是再次追求“淑女”时，则以钟鼓琴瑟之乐取悦于她。因为钟鼓琴瑟本身就是礼的象征，用琴瑟钟鼓友、乐于她，正是对淑女以礼相待之意。因而君子从好色到“反纳于礼”的过程，正是礼的发现与运用过程，故而对“《关雎》之改，其思益也”的评价，就是对君子反思回归并依礼而行的赞赏。可见，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从诗歌的功用角度出发，以礼乐文化整合下的礼教来解释《诗经》是当时的基本特征。

二、汉代“经学”对《关雎》的意识渗透

随着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渗透，董仲舒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雄心，使之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从一家之说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经典也被尊奉为知识与思想渊薮的“经”，经学也变成士人进禄致仕、经世致用的不二法门而随之称霸天下，造成了汉代整个社会奉儒治经蔚然成风。因而也出现了众家解诗的繁荣局面，产生了“诗经学”或叫“诗经阐释学”，最著名的有鲁、齐、韩、毛“四家诗”；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的属于今文诗学，又被称作“三家诗”在西汉十分盛行。并设置“经学”博士，但三家诗大都已经亡佚，清人王先谦对三家诗曾进行过辑佚。而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属于古文诗学，即学者所谓的“毛诗”。

《关雎》被置于《诗经》之始，历来是“诗学”重视的对象，汉代众家解《诗经》都对《关雎》反复推敲，从四家诗都将《关雎》作为关注的焦点来诠释中可见一斑。

鲁、齐、韩三家诗大致相同，都把《关雎》视为讽世刺时之作。鲁诗“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齐诗“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韩诗“《关雎》，刺时也”。“三家诗”都把《关雎》中普通的男女爱情之作上升到了人君与后妃关系的诗作，把《关雎》附会成刺诗，讽刺康王沉迷女色，贻误朝政。期盼诗中的男女之情终归于礼，借古鉴今讽谏君主谨戒好色*逸，要求后妃具有“淑女”的贞淑贤静，从而达到旺家兴国。今文三家诗之所以把《关雎》的主旨归于讽谏君主后妃的刺诗，这与汉代的社会现实和今文经学家的政治诉求有关。

人类由野蛮蒙昧进入到文明有序的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与伦理观念日益加强，从反思和总结中认识到强化稳定的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所以男女夫妇之礼被放到了“万世之始”的重要地位。在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伦理关系中。《周易序卦》把“夫妇”之礼放在首位，并且指出夫妇之道亦需久恒。对于国家来说，帝王的婚姻匹配更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兴衰。汉初刘邦死后，吕后专权专横，几乎颠覆了汉家社稷。后来窦太后、王太后又连续干预朝政，汉武帝宠爱后妃也多次不同程度地影响政治。比起《关雎》中所赞淑女的贤惠贞淑，她们相差甚远。当时士人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具有社会代表性话语的《关雎》说成刺诗，反映了西汉经学家劝诫帝王正确对待“人伦之始”的大婚，不要过分贪图美色而忽视了贤德，要匹配爱慕有贤才之女，而保天下的长治久安。根据“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理论，帝王应该先治理好后宫，再由内到外、由己及人、由近到远，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毛诗”较“三家诗”晚出，主要在民间传播，“毛诗”学派要涉足政坛，其理论必须要有政治上的优势，所以没有步前三家后尘于讽刺进谏，而立足于赞美“后妃之德”强调“上以风化天下”，从帝王统治角度出发把《关雎》阐释为“经夫妇”、“厚人伦”移风易俗进行教化的工具，这样就迎合了帝王统治天下的心理。《毛诗》广泛吸收了前人诗学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学术和政治意义的完善，最终集《诗经》学礼化之大成，在西汉末期被立为学官。东汉以后《毛诗》逐渐风化天下，而其余三家诗日渐衰退，以至后来大多亡佚。我们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就是毛亨所传“毛诗”。

《毛诗》每首诗都有序，其余各诗序都比较简短，只有《关雎》的序比较长，洋洋洒洒蔚然成篇，被称为《诗大序》，即学者专称的《毛诗序》。毛氏开宗明义地把《关雎》的喻义美赞为“后妃之德”，也对《诗经》进行了纲领性理论概括，把它看作弘扬王道之音，进而风化天下的工具。《毛诗》没有把《关雎》解释为“刺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风雅正变”理论。《诗大序》认为西周初期的《周南》、《召南》代表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王道声音，而把西周后期政治衰乱中比较有讽刺意味的作品称作“变风”、“变雅”，认为“变风”、“变雅”创作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王道衰，礼义废”，这样才造成了天子失政，诸侯失纲，大夫僭越，民不聊生，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继而也就有了讽世刺时的“变风”、“变雅”。《关雎》则是《周南》首篇，是礼义典范的王畿之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表率，所以毛氏不能将《周南》中的第一篇《关雎》作为刺诗，而从帝王治国由内而外注重后妃之德、风化天下出发，用《关雎》为“后妃之德”垂范：忧虑君子进谏贤德之人，而不能过分沉溺于美色，爱怜窈窕贞顺的女子而注重其贤淑之才，且还要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

三、朱熹及后代对《关雎》的新解

对《关雎》解读自东汉以后变化不大，直到宋朝理学时期又有新解，理学大师朱熹就与《毛诗》的解释有很大差异。朱熹晚年本着“尽去《小序》，尽涤旧说”的目的做《诗集传》。但他并未“旧说”尽去，而是对其进行了许多扬弃。在《关雎》喻义问题上仍沿用“后妃之德”之说。朱熹在解读上确实有自己的一番见地，他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把《关雎》最终落在了“配君子而成内治”上，而古代中国历史上固有的圣人情结，使朱熹把《关雎》中的君子与淑女附会于文王与大姒“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周之文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圣人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对世人起着垂范性的教化作用，认为《关雎》是教后人，以文王和大姒的婚姻为典范。

朱熹又从《关雎》推到《周南》进行解释：认为《周南》中《关雎》、《桃夭》、《兔》、《》、《葛覃》五首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只是其中的个体代表，是借言后妃之德而阐明文王因为身修而达到的国治之效。由此又把修身、齐家推广到治国、平天下，彰显了其由内而外的治家治国之道。朱熹把君子与后妃落实到文王与大姒，本意可能并不为附会历史，但是把历世高山仰止的文王夫妇树立为齐家的典范来让后来者效仿，一方面为此诗提供了历史例证，契合了世人的圣人垂范情结；另一方面也以文王的文治武功来证明“修身齐家”做好后能使国治天下归。

《关雎》作为《诗经》首篇的也被后代大师们所关注。随着“诗学”的发展，清代学者不再固守汉儒解读《诗经》的路径。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而君子和淑女都不是对某人的特指，更不见得要附会至文王夫妇。崔述的《读风偶识》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解释《关雎》也都不再拘泥于“后妃之德”，尤其方玉润觉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皆相宜。显然已经透过经学解读的藩篱向外拓展，开始倾向于从诗歌审美方面关照《关雎》。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以古史辨派开创的现代“诗学”已经跳出经学解读的重围，开始真正从文学审美角度审视《关雎》。现代“诗学”基本都把《关雎》看成是有关恋爱婚姻的诗歌，但具体观点之间也存在差异。闻一多和胡适认为《关雎》是展现初民男女爱情的恋歌，而郑振铎先生则解释为描述婚姻的结婚乐曲。

综上所述，我们从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各个时段的文学作品及一些对先人优秀作品的解读都不是空穴来风，各家都会把自己的作品或对前人作品的演绎，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当时的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拥有话语权。学术话语一旦与主流意识相结合，那么它就拥有了坚实的基础与后盾，从而成为权力话语。这也是为何一些文人政客竭力把自己的著述向权威性话语靠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