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教育家,其门下弟子三千余人,覆盖诗书礼乐教多个方面。根据史料记载,在鲁悼公九年的时候,孔子曾收到其弟子宰我不幸去世的讣告,当其他弟子准备搭建灵堂的时候,孔子却说宰我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宰我虽然是孔门著名的弟子,但是其情商和修养不高,所以孔子口出此言说以宰我为耻。首先,宰我是孔子著名的弟子之一。众所周知,孔子旗下有七十二位弟子身通六艺而被称为孔门七十二贤,其中七十二贤中最早跟随孔子的十位弟子则被称为孔门十哲,而宰我正是十哲之一。宰我的本名为宰予,字为子我,因此被称为宰我。宰我自小思想活跃,口齿伶俐,是孔子众多弟子之中比较出名的一位,也是孔门十哲之中位于言语科的首位。因为宰我能说善辩,伶牙俐齿,常常能够让人哑口无言,所以随从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常被派遣出使到齐国和楚国。后来宰我去世后被追封为齐侯、齐国公等谥号,后来更是被称为先贤并列入孔庙。
然后,因为宰我的情商和修养不高,所以孔子以他为耻。宰我因为思想太过活跃,虽然伶牙俐齿,但是情商确实不高,有疑问的时候往往会不加修饰地提出异议,并且表现欲非常强,辩论的时候语言攻击性太过激烈,使人下不来台。其次宰我经常向孔子提出各种怪问题,比如曾问孔子如果仁者掉进井里,你会看着他痛苦死去还是跟着跳下去这样的伪命题,孔子无奈之下便绕开话题,但宰我却越发猖狂,不仅公开直面质疑孔子学说,在孔门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昼寐夜兴,经常在课堂上睡觉,使得孔子用朽木以及粪土之墙这两个词语来形容宰我,可见孔子对宰我是非常厌恶的,以至于后来说以其为耻。
最后,虽然宰我这种独立思考以及敢于质疑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礼仪修养不高的确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宰我在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孔子当年的教育,大致分为四个方面,《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知识学问。当年孔子以《诗》《书》《易》《《礼》《春秋》等书作为教科书,教授弟子政治、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知识。“行”即指身体力行之意,孔子要求弟子们将他所传授的学问道德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体会并增长学问。因为孔子教学的核心是做人,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行”的作用,认为学问只有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才是真正的学问,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忠”即与人共事时的认真与真诚,所谓“与人谋而不忠乎”。这里所说的“忠”的对象,不仅包括上司,也包括朋友等。孔子教授弟子与人一起共事,只有真心对人,全力以赴,才能问心无愧。“信”指一个人与人交往时的诚心,即“言而有信”。这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种品格,“信”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多达16次之多。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意思是说一个人一旦没有信用,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可见,他认为“信”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原则。
后人根据孔子教学的内容,又结合体现在他的众弟子身上的教学效果,对他的教学提出了“四科”之说,也即将他的教学大致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其中的德行即指修养道德,言语则指口才演说能力,政事指政治才能,文学指文学才华。根据《论语·先进》记载,众弟子中,德行表现比较突出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言语方面突出的是宰我、子贡;政事方面属冉有、季路两人;文学方面则是子游和子夏。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本身并未做出具体科目的分类,他事实上所教授的内容比“四科”也要宽泛得多。
隋时,崔颐在所著的《八代四科志》中,即以“四科”为人物分类,“四科”的说法便随之沿用下来。
1、孔门十贤分别为: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
2、该言论并不是由某一人提出,而是根据《论语》“先进篇”一章中十大弟子而得名:“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门十哲,又称作四科十哲。其指中国儒家学派早期的十位学者,皆是孔子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开元八年即720年,塑孔门四科高弟十人坐像于孔庙,配享先圣,曰十哲。曾参以孝闻名,特塑曾子像坐于十哲之次。
林放字子丘,春秋末年鲁国清河(今属山东)人,为比干27世孙,传为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为孔子得意门生。 公西蒧字子上(应误,《孔子家语》作字子尚。“蒧”,通点,故又作公西点),孔子弟子。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宋封“徐城侯”。 鄡单,字子家。居山东聊从学,圣门七十二贤之一。唐元宗命崇祀,先师圣庙,追封铜鞮伯。宋真宗加封聊城侯。宋理宗,御制赞曰:杏坛受教子家其莫抠衣侍之善训思明,学业益进惟德斯馨宜崇厥祀宠爵聊城。
我国古代的文化是很博大精深的,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现在在世界上也是享有盛誉。而有两大派一直在争谁对中国思想影响最大,那就是儒家和法家。但是这两家的思想很奇怪,是在对立面的。儒家觉得性善,法家就认为性恶。可是这二者又有一些关系。像法家很著名的人物韩非子,他是儒家的学生,而韩非子在法家中的地位的确很高。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学习儒家的思想,最后却成为了法家的著名人物呢?
其实到了荀子这儿,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人性中有恶的东西,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所以在韩非子学习的时候,一定接受了老师的一部分思想,最后自己能提出来,也是很正常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与法家也是很吻合的,所以荀子其实联系了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他确实同意“礼”的重要性,这也是人性中善的一部分。但是“礼”有时候又促进了恶的发生,所以法就显得很重要了。法可以平衡这些弊端。他的这些思想,有一部分已经属于法学了。韩非子在他的影响下,将自己的思想融合进去,自然成为了法学的代表了。而且法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学法学的人几乎故乡都是挨着的,例如商鞅这个著名人物,他在没有去秦国的时候就是在魏国附近活动的,这一片地带有很多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个现象确实是很有趣,那么这是碰巧的现象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从他们国家的地理位置上看的话,他们处于几个强盛国家的中间地带,而他们的实力还有所欠缺,所以军队一直都很紧张,时刻要提防战争。人民百姓也是很担心他们的安危,他们觉得有公正的法律,才能保护好他们。只有活下去,才有其他的可能。所以这些思想影响到了那些法学的代表,为法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有一本书中记载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那个地带对法学的尊重与肯定。有一个国家派人去出使赵国,哪个国家的皇后出来见面。见到使者之后就问了三个人的情况。这三个人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可是皇后并没有夸奖这三个人,反而问使者,为什么你们的君王知道有这三个人的存在,不让他们做官呢?她认为,一个人有才能却不为自己的国家效劳,那么有什么用呢。
紧接着,她又问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早就隐居了,但是他有才能,不愿意跟随君王,皇后认为,如果自己有用却拒绝帮助国家,还不如杀掉他。法家的思想中就有这么一条,入过个体对国家没有存在的价值,杀掉也无妨。自秦以降,历朝历代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治理国家。虽然两者在许多观点上都截然相反,但也并非毫无联系。这一点在荀子和韩非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渊源,而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先贤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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