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最早是什么时期出现的、谁的主意?

太监最早是什么时期出现的、谁的主意?,第1张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张国荣早期接受采访时,他提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所谓的四十之约,纯粹是一句玩笑话,因此也就不会实现。张国荣在华星通过《风继续吹》《Monica》等作品成功崛起,梅艳芳则登上歌坛女霸主的宝座。他们一起演出,共同成长,结下深厚友谊。张国荣和梅艳芳称霸歌坛的时候,还没有”cp“这个说法,但唱片公司确实是把他们当成金童玉女来包装的。

梅艳芳她是在一九九九年生病的,二零零三年离世的,哥哥是在梅艳芳去世前死去的。梅艳芳生病了四年,张国荣这是知道的,可是就算张国荣来劝阻,梅艳芳始终是没有去治疗,二人在同年去世,就像是约定好的一样。永远这个词如果用在人身上,那么张国荣和梅艳芳都配得上这个词,不管过了多久都会被人记住,他们做到了,永远的张国荣,永远的梅艳芳。

张国荣他和梅艳芳是有着一样不太幸福的童年的,之前都是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的,也受尽了别人的诽谤诋毁。但难得可贵的就是,他们都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把这种挫折化作动力。或许是人天生都会对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产生亲近感,后来张国荣与梅艳芳相遇,一见如故。

张国荣与梅艳芳他们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其实这也是好的,因为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纵有万般深情,纵有缘分深深,奈何只有友情亲情才可以一直陪伴对方,而爱情对他们来讲,双方都不是对方对的人。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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