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一、时间和概念的区别

　　现实主义是一种以写实性的形象和形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概括来表现社会现实和人生经验的文学类型而浪漫主义是一种以充满激情的艺术形象来表现理想追求、主观情感和某种社会心理的文学类型它们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由法国画家库尔贝和作家夏夫列里提出来

　　艾布拉姆斯所说的第一种隐喻是将文学比喻为“镜子”,以突出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由此可见,一般的,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

　　就西欧说,现实主义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巴尔扎克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的《人间喜剧》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此外,代表作家还有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等等

　　和现实主义一样,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的表现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就已有雏形以表现幻想和感情为基本特征的浪漫精神是文学生成的一个重要源头,所以艾布拉姆斯将这第二种隐喻比喻为照亮人生启迪心智的“灯”,以突出浪漫主义的本质是表现和抒情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代表作家有诗人拜伦和雪莱,他们不仅写下瑰丽的诗篇,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以实际行动和鼓舞人心的作品有力地支持了近代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题材与主题

　　“客观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规定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模仿说”,要求作家在把握生活时,必须对生活现象作细致入微的观察,强调作家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生活,而是按照现实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区表现生活所以现实主义在表象形态上具有再现生活原貌的特点,具有真实性

　　但真实性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作家只是记录生活现象,丝毫不介入其中,作家还要有所选择

　　与现实主义相反,浪漫主义强调想象具有创造性,并把自然视为人的本性浪漫主义通过对自然的强调,要求文学表现真实的情感,把诗的抒情视为人对自身热情和生命力的释放遵循理想化的原则,只要能表现理想的与希望的生活,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也在所不惜,这样,所塑造的艺术世界不是模拟现实的“镜像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由以下的诗歌可见分晓：

　　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

　　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乐

　　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甜蜜呵,但愿你给予我

　　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拜伦《西风颂》

　　在这首诗里,诗人用优美而蓬勃的想象写出了西风的形象那气势恢宏的诗句,强烈撼人的激情把西风的狂烈、急于扫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那句“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更是时时从我们口中传出在这里,西风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种打破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西风精神诗人以西风自喻,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

　　三、写作手法

　　现实主义具有写实性,追求再现现实生活的效果,使虚拟的艺术世界像现实生活一样为了追求艺术表现的真实性和真实感,现实主义特别注重写实白描和细节描写,因为这样容易让人产生真有其人其事的感受

　　且看下面的例子：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鲁迅《故乡》

　　鲁迅通过对闰土的外貌做详细的描写,一个卑微的农民形象便跃然纸上不过很明显的,这种对生活再现的效果是经过艺术概括的巴尔扎克也曾说过,要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寻出隐藏在无数人物、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着说明,现实主义文学在表现形态上的写实性,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对现实生活材料精心筛选和艺术加工之后的艺术概括的结果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按照希望的样子来反映生活,富有主观色彩,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西风颂》中,气势豪放,想像奇丽,境界开阔,充满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展开想像的翅膀,比喻奇特,形象鲜明,枯叶的腐朽、狂女的头发、黑色的雨、夜的世界无不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四、人物形象的刻画上

　　卢卡契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典型在希腊文中是模子的意思,意谓典型就像同一个模子可以铸造出许多同样的东西一样,也是通过一个形象反映一类人的特点,可见“模子”这个术语最初的意思是强调形象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这就与现实主义是“模仿说”的观点不谋而合

　　恩格斯也曾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蕴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在东西人物身上所显示的人生或人性的普遍性,是人的社会性,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典型的重要性

　　但浪漫主义的人物形象主要是英雄、奇人且看《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这大圣拨转云头,径回东路,霎时按落云头,立在红砖壁下八戒见了欢喜道：“师父,师兄来了!来了!”三藏即与本庄老者同沙僧出门接着,同至舍内把芭蕉扇靠在旁边道：“老官儿,可是这个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贤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宝贝,甚劳苦了”行者道：“劳苦倒也不说那铁扇仙,你道是谁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名唤罗刹女,又唤铁扇公主我寻到洞外借扇,他就与我讲起仇隙,把我砍了几剑是我使棒吓他,他就把扇子扇了我一下,飘飘荡荡,直刮到小须弥山幸见灵吉菩萨,送了我一粒定风丹,指与归路,复至翠云山又见罗刹女,罗刹女又使扇子,扇我不动,他就回洞是老孙变作一个 焦栝虫,飞入洞去那厮正讨茶吃,是我又钻在茶沫之下,到他肚里,做起手脚他疼痛难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饶命,情愿将扇借与我,我却饶了他,拿将扇来,待过了火焰山,仍送还他”三藏闻言,感谢不尽,师徒们俱拜辞老者

　　这里塑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形象,来解救人们于水火之中

　　五、本质特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现实主义的内涵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因此,“再现”便成为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

　　艾布拉姆斯说过,“‘表现’是浪漫主义用得最多的术语之一”表现性规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类型的基本特征,使浪漫主义文学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和艺术的表现方式上,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是与浪漫主义并驾齐驱两大思潮,各有其魅力

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相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于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之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最苦难者，生命最贫乏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提供信任感。简言之，需要某种温暖的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愈来愈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反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 根据很权威的性格MBTI性格理论，理想主义者=直觉+情感

“理想主义者”型的人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基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念做出决定。这是一类关心个人成长和如何理解他人与自我的人。

“理想主义者”做人的原则是：“真实地面对自己”，是四种类型中精神上最具哲理性的人。“理想主义者”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善于容纳他人。

“理想主义者”好像永远在寻找生存的意义。他们非常崇尚人与人之间和各种关系中的真实和正直，容易将别人理想化。许多“理想主义者”本能地喜欢帮助别人成长和进步。“理想主义者”是很好的传播者，被人们认为是促进积极变化的催化剂。

他们天生能够理解别人的情感，关心他们在生活、工作中碰到的人们（如同事、病人或客户、雇员）的需要。

对于“理想主义者”型的人而言，一份好的工作应该是对他们个人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常规工作或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理想主义者”崇尚和谐，不愿意在一种竞争激烈或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发展。他们喜欢民主、能够激励各种层次的人们高度参与的组织。他们会被那些促进人性价值的组织或那些允许他们帮助别人完成工作的职业所吸引。

优势

1 对别人的情绪敏感，能理解、体会别人的心情，善于安慰、鼓励别人

2 对文字、语言敏感

3 善于分析、总结

4 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5 能理解复杂的理论概念，善于将事情概念化，善于从中推断出原则

6 擅长策略性思维

潜在弱点

1 有仅仅凭个人的好恶或价值观来决定事情，并希望别人也以同样的角度或标准来处理问题的倾向。

2 有时他们心里老想着别人的问题，可能会过于陷于其中，以至于被其困扰。

3 有时容易将别人或事情理想化，不够实际。

4 不是特别善于管束和批评他人，尽管常常自我批评。有时会为了和睦而牺牲自己的意见或利益。

5 有些“理想主义者”比较容易动感情，情绪波动较大。

理想对应着现实，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对手。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碰到适合的环境，它也可能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和实践的结合对理想主义而言是必须的，为人类设计的蓝图只有在社会全体的试验田里开花结果，才能证明理想的价值。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义的目标，也是它的首要意义。

柏拉图为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设计了一种制度，他坚信消除财产公有和取消家庭的共产主义能够让城邦的护卫者一心一意地保护城邦，坚信最有智慧的人一旦愿意承担最高的统治工作，这个城邦就是正义而完满的。可惜这都是说说而已，他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因毒害青年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拿着自己的方案去帮助小邦立法，差点被贩为奴隶。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虽然相信存在一个“幸福岛”，但他没有选择当一个实干家，而是老老实实的操持着自己的学园，还精心培养了一个学生：马其顿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不能说亚历山大日后实现的霸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帝国和征服早已远离了昔日的理想国，但理想借助英雄改写了世界历史。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故事跟这段往事有点相似。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列奥·斯特劳斯在大学校园里终老一生，不担任社会公职，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成分被他的第三四代传人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利器，也成为促使美国变成新帝国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思想变成了行动，不如说斯特劳斯的理想主义为21世纪的美国指明了方向。

布什显然不能和亚历山大相比，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承担了哲人的理想。理想主义在鞭策社会趋于完善的同时也肩负着制造英雄的任务，这是理想主义的第二个作用。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刹那，他肯定会相信，能够逃脱风暴、饥渴和死亡的威胁是命运女神的眷顾。事情一旦到了生死这份上，理想不理想的就不重要了，理想主义看重的，是在遭遇艰险的历史时刻，敢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挺过来的人。那些开拓者是最具有理想主义成分的偶像，他们经过大风大浪但初衷不改，理想主义经受了现实的洗礼而愈加光彩夺目。

但理想主义选择和制作英雄的活动只存在于每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理想创造神话，现实消解神话，尤其是民主社会的现实，更令理想主义尴尬万分。我们的时代是理性主义的，理性奉行的是现实标准，当今的英雄没有几个敢于构想亚历山大的事业，中产阶级也不再是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理想主义逐渐受到制约而被边缘化了，人们对“社会乌托邦”的灾难性后果感到恐惧，而不再对最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所欲求。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就是身边的伊甸园，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

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从根本上释放了人性的全部欲望，而且在一个平面上将追逐不同欲望的行为等量齐观。但理想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要为这种平静的生活注入一丝灵气，以它的卓而不群证明它的高贵。

有些人也正在借助着这股灵气为理想主义大厦增砖加瓦。雷锋就是我们身边的理想主义英雄，摒除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道德符号，雷锋确实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全理想主义的典范，他把助人为乐当成最大的快乐，他把有道德的行为当成生活理想。雷锋的理想主义就是将德行贯穿于人伦物用，这让我们想起了从“遵德性、道问学、致良知”到“人人皆可为舜尧”的中国儒家传统。

理想主义认可的英雄越来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种历史趋势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评价身边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往往以让现实更美好的名义开始行动，那么考量真假理想主义的标准就不在名义，而在“行动”。它的目标虽然不必是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但至少是在朝着有利于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

真正的理想主义越多，我们的社会也就越完善。社会对理想主义的宽容和容纳程度证明了其成熟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值得赞扬的，它允许一个旨在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存在。这也是理想主义的第三重意义，即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不同点如下：

1、为人生与为自我

文学研究会注重与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来反映社会，关注人生。他们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这样陈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创造社则是直接而猛烈地抨击社会现实中的弊端，企图改造社会。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2、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文学研究会鲜明地打出现实主义的文学旗帜，提倡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反对纯文学观点，并十分注意研究和介绍俄国、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

在创造社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扩展资料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1920年底开始筹备，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者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孙伏园、耿济之、朱希祖、瞿世英、王统照、蒋百里、郭绍虞、许地山、周作人共12人。后来该会的活动中心转到上海。

创造社是五四时期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何畏等，是该社最早的成员。他们以多种刊物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发动猛烈攻击，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创造社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而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对。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大流派：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1790年，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7～1797年)发表了《法国革命论》一书，以极大的激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成为欧洲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伯克在书中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代人的“合作事业”，不能用颠覆的方式对之进行改革；法国大革命是以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为依据的，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基础，因而它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它还将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因而决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的事例、随意地改变本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会秩序。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书，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后来，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等，就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赞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史观。

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这派史学家还抓住理性主义史学中的非历史观念，以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特性理论为武器，否定历史上所有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义，并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释，在尊重历史的口号下，极力为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

我们必须看到，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地说来，只有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是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旨在为复辟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攻击法国大革命、并否定所有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否定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任何效法法国革命的行动、从而维护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与欧洲的封建势力联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也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他们几乎全都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拥护过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随着后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他们才转而仇视大革命的；他们对现状不满，却又害怕任何社会变革；他们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想在旧制度和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并在贵族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结果自己却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软弱性。 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前期)和科贝特等人。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改革现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而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寄希望于恢复中世纪的宗法生活，以至于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阵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派。他们这种向过去寻求斗争武器以对抗现实社会的做法，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进程中发生急遽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会变得动摇起来，从而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浪漫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及其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

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在有关中世纪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提出了与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针锋相对的见解。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撰写中世纪史，将中世纪的市民阶级理想化，并以此为近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寻找历史根据，因而他们也就非常重视对近代史─作为中世纪历史的必然延续─的研究，尤其热衷于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史，并且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将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有机发展理论结合起来，把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看成为一个不间断进步的过程，并且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乃至于革命运动都纳入到了这个进步过程之中。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同样非常重视对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反对保守派史学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作对神秘主义解释及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保守派史学家把封建帝王的征讨业绩、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作为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对它们进行了大肆渲染和美化。自由派史学家则着意于探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点问题，并把历史上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反抗精神”和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自由精神”说成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把市民阶级看成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和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梯叶里甚至将“民族”与“第三等级”划了等号，认为第三等级构成了法兰西民族，而贵族和僧侣则是法兰西民族的外来压迫者。

自由派史学家也充分肯定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还宣扬神意、把本民族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优越民族。但是与保守派不同，他们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教会统治，而是为了肯定宗教改革和新教在欧洲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为建立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寻找宗教上的依据。

自由派史学家与保守派史学家在运用历史主义观念阐释历史运动的时候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保守派史学家把历史运动说成是完全由“前在因素”和“民族本性”决定的无意识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和无能为力的。自由派史学家则在接受了历史主义观念的同时，承认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动作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史学家还第一次把阶级斗争作为说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的钥匙，其中梯叶里首先把法国中世纪史写成了第三等级与僧侣及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后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又把阶级斗争观念运用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受到了世人的好评。

上述3派浪漫主义史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保守派史学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里曾经称霸一时，但主要也是在德国和俄国等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里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西欧和美国，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则是自由派史学。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守派史学虽然有政府做后台，但是在与自由派史学的论战中仍然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派的辉格史学最终战胜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学，形成了辉格史学长期操纵英国史坛的格局。在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德国和俄国，也分别有海德堡学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终在与保守派进行抗衡。1830年以后，在欧洲浪漫主义史学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就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两家。就总体而言，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①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

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物。他们往往人为地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固定的和先验的现代标准进行褒贬，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尤其是对中世纪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在史学方面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虽然倡导历史进化思想，但是却把历史的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了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裂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和做法，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由此可见，西方史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

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由浪漫主义史学家信奉和推广开来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尽管它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却不愧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繁荣、推动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而使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历史进化理论，使得由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基本确立起来的历史进化理论更具有历史基础、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维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还是赫尔德学说的进一步普及，无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提出、还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赋予历史进化理论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使之摆脱了原先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尴尬，从而将历史进化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历史主义原则也逐渐地被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各部门所认可，从而使得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相关课题、并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大大加速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跃居人文社会学科的首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②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地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些首先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法国的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主要是西欧)始终贯穿着市民阶级(在法国则为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引起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他们甚至认为，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正确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他们看到了引起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们已经能够把阶级关系理解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主要途径。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他们的笔下，“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他们对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讴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一旦确立起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接近“永恒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所在。

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是对旧的唯心史观的一次有力的冲击。旧的唯心史观往往把历史变革的原因归结为少数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它归结为阶级之间的对抗，归结为人民(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旧的唯心史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人们的头脑里寻找所有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质利益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变动，从而把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点移到了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面。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并未能科学地揭示出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达到科学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仅限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之内，而并未把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全过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新的君主立宪体制。大多数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7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宣告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于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趋向保守。当1848年革命使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时候，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也就发生了更加彻底的蜕变。甚至连基佐那样的“天才历史学家”，也转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咒骂阶级斗争“是一种灾难，一种耻辱”，最后竟然著书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说明。

③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这样一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容，历史著作(尤其是本国史的著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这既推动了专业领域里国别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荣，也为一般民众阅读历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选择余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作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④促进了近代语言学和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并不重视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国别史研究的需要，却又促使欧洲各国史学家不得不去广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的史料。与此同时，除了研究本国历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把民族语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就激发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的热情，并促使他们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于是，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语言学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1、浪漫主义文学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成就最突出的在于诗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诗体长篇小说的创造。诗体长篇小说是在诗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视野宽广，扩大了诗歌反映现实的范围。

2、浪漫主义文学惯用对比、夸张和想象，用词也倾向于华丽一路。浪漫派寻求强烈的艺术效果，追求异乎寻常的情节，描写异乎寻常的事件，刻画异乎寻常的性格，塑造出超凡、孤独的叛逆形象，这些都离不开对比、夸张和想象的手法。

3、忧郁感伤的情调为浪漫派作家所爱好。忧郁是浪漫主义者与周围现实不相协调而产生的精神状态，既有贵族的怀旧式的忧郁，也有资产阶级不满现实的忧郁，“世纪病”即是忧郁病，勒内乃其典型。

具体作品：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

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

扩展资料：

浪漫主义起源的社会背景：

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

对习惯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史术语的人来说，下面的观点，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观察，“有一种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其杂乱、多变的性质难以用单一覆盖性术语来概括）已经持续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它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对于这一文化倾向而言，最能总括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而在风格和感觉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按照这种说法，拜伦、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属于现代主义的产物，以攻击现存社会秩序为特征的现代派大师。或者，——换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态之一种。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方面把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突破了英语世界主要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习惯性范围，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新奇的看法：“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在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谈论浪漫主义的限制。众所周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早已经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占据了专门的一章，而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被当作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赛亚·柏林的看法。怀特海的科学史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分析了英语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科学思想的批判，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根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派形象有意义地促成了他一生中寻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的形成”，“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poetic force）”，“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面对这种走向“无边的浪漫主义”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持守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藩篱，根据浪漫主义诗人给定的轴心，在“诗人—语言”两大传统范式之内，通过限定研究对象和精心梳理研究术语等，沿着艾布拉姆斯、弗莱、保罗·德曼等人的内在性研究思路[ii]，继续探索诗人的想象力世界和诗歌修辞的语言问题。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渗入，这条由浪漫主义诗人自己开辟，在新批评手中走向成熟的研究道路，其潜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不过，这种主要以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为对象的内在性研究，自然也会遭遇到“还原得越多，给予得越多”的现象学境遇。根据精心界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准，我们“发明”了诸如屈原、李白之类的汉语“浪漫主义诗人”，也把此前公认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行列，甚至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元话语，“发明”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内在还原之路的现象学境遇的历史形态。事实上，严格的范围限定和术语定义等举措，只要不是意在迎合既有视域和能力的要求，最终都将会循着现象学的内在还原之路，走向更为丰富开阔的存在。

因此，循着浪漫主义广阔和混杂到近乎不可定义的现象，在漫游中寻找可能的边界和入口，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至少，会是一种与内在还原之殊途而同归的道路。或许，在抵达终点的漫游过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会走上一些此前无人注意到的林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