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亚夫的精神有何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仅仅四字“有法必依”即可概括之。 

周亚父建功立业、治军立身源于这四字（细柳营不准文帝车驰，不跪），其取祸也源于此四字（反对景帝封王信为候，因高祖曾立白马之盟，结果导致景帝的嫉恨，死于狱中）。 

由此可见，中国之人治，甚于法治。为何，执权柄者逐利也。 古人云：“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即指此

等同于“雷锋精神”强调奉献，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全方位的挥洒自己的血与汗~

周亚夫（前199年—前143年），沛郡沛县（今江苏丰县）人，西汉时期名将，官至丞相。

一天晚上，营中突然发生混乱，嘈杂声连周亚夫的大帐里都能听见，但周亚夫始终躺在床上不动。 一会儿，混乱自然就平息了。

几天后，叛军大举进攻军营的东南，声势浩大，但周亚夫却让部下到西北去防御。结果在西北遇到叛军主力的进攻，由于有了准备，所以很快击退了叛军。 

叛军因为缺粮，最后只好退却，周亚夫趁机派精兵追击，取得胜利。

叛军首领刘濞的人头也被越国人割下送来。这次叛乱经三个月就很快平定了，战争结束后，大家这才纷纷称赞周亚夫的用兵之道。

但梁王却因为周亚夫没有及时救援，和他结下了仇。  七王之乱的平定，维护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

——周亚夫

徐州汉化像石最佳时间：四季皆可

汉代营建坟墓、祠堂和门阙并刻有画面的石块称为画像石。这样的墓葬称为画像石墓，也称为画像石室或石椁。

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距今近2000年的许多未留姓名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徐州汉画像石极少部分刻在石祠堂的壁上，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目前，我国发现汉画像石的地域很广，但发现数量较多而又比较集中的有徐州、鲁南、河南南阳地区、四川中部和陕西北部。

汉画像石是汉代“生不极养，死乃祟丧”的产物。死者的后代为了尽“孝”道，用青石砌造仿照人间住宅的墓室，还有些墓空前砌有祭奠死者的祠堂，画像就刻在墓的四壁、顶部和祠堂的壁上。豪门富户如此，流风所及，黎民百姓争相效仿。徐州汉画像石墓的出现除了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关外，还与当时徐州的自然条件有关。徐州周困多为丘陵地带，石材非常丰富。石灰岩质地细腻，硬度适中，便于雕刻。

徐州的汉画像石极其丰富，发现也较早。最早注意徐州汉画像石的是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一书中就有有关记载。清代晚期。沛县古泗水画像石就已被收存保护在沛县夏镇康阜楼下，后来徐海兵备道吴世熊移置徐州道署中保存，这是徐州汉画像石收藏保护的开始。但是同治以后，画像石虽然经常出土，却无人问津。民国初年。张伯英常常“石刻旁搜集到冢墓”，收集了一批包括铜山双沟(今属睢宁县)牛耕图在内的画像石。存于马市街杂货铺。解放后。张伯英的少子张恺慈将这批画家石及汉画拓片一并捐献给徐州市人民政府。

日本侵华时期，徐州沦陷，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徐州的矿产资源，还抢掠徐州的古代文物，将铜山洪楼的画像石砸碎准备装运，还将古泗水画像石送到车站准备装车，但被车站徐州装运工深夜冒着生命危险偷运出站，转移保护才幸免遭劫。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汉画像石的收藏和保护。1952年成立了徐州汉画像石征集保管组，将散置的建桥梁、砌厕所、垒猪圈、铺道路以及井台上、水溪边的画像石收集起来，加以保护。1952年以来。文物工作者还先后科学发掘了徐州市郊十里铺、铜山县茅村、新沂市瓦窑、睢宁县九女墩、邳州燕子埠、占城果园、沛县栖山、丰县华山等处完整的汉画像石墓近20座，汉画像石的数量已达到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徐州汉画像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有许多是描绘墓主人生前骄奢*逸的享乐生活的画面。如迎来送住、钟鸣鼎食、六博对奕、驰逐狞猎、射御比武、飞剑跳丸、驯象弄蛇、鱼龙漫衍、吞刀吐火等。其中吐火表演最为惊险，一人手操喇叭状物，鼓腮吹出熊熊燃烧的火焰，无怪乎张衡《西京赋》形容“吞刀吐火，云雾杳冥”！

秦汉时期，徐州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石刻中出现了男耕女织、捕鱼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场面。徐州为兵家必争之地，“风俗劲悍”，因此画像石中比武练力的场面也特别常见。铜山县洪楼出土的力士图。画面上雕刻7个力士：左侧第一人持剑执盾；第二人生缚一虎；第三人处于图中最显著的位置，怒目凝视，裸露膀臂，弓步蹲身作拔树状，树上宿鸟惊飞。使人联想到“鲁智深相了一相，先到树前把直掇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来”的《水淋》第七回鲁智深在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的故事；第四人手执牛尾巴，黄牛于背上；第五人双手执鼎耳，弓步蹬地，将鼎翻举过首，后面的一人抱犊，一有执壶。画面抓住了力士的瞬间动作，充分表现了力士拔山扛鼎的雄姿，仿佛在力士的体内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另一类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神仙世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相交）四神。有传说中的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创立天、地、人的始祖女娲，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交。有玉兔捣药、神兽守鼎、神仙羽人，也有神话中操有不死之药居昆仑百神之首的西王母，有为东王公、西王母夫妇看护树、禽、兽，随车出行的九头人面兽——开明兽，也有三足乌、九尾狐、九华灯、灵芝、麒麟等，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神奇浪漫的世界。

徐州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以剔地浅浮雕和平面线雕为主。根据图像表现手法的需要，又有许多变化，演变为各种雕刻技法。大大丰富了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力。其雕刻技法精湛娴熟，用刀健劲有力。画像石的创作虽然以刀作笔，以石为纸。但工匠们对线条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根据不同的需要。或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放。或粗壮有力，在坚硬的石块上创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创造了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珍品。结冰冷的石头注入了永久的生命力。徐州汉画像石古拙典雅，质朴自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构图布局繁密盈满，人物车马充天塞地、密不透风，主体画面以外的空白处还填以祥云瑞兽、飞鸟祥树。然而画面主次分明，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画面繁而不乱。密而不窒，取得了气氛热烈而有条不紊的艺术效果，成为徐州汉画像石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

由于画像石在雕凿前是先在石块平面上绘出画面。而后雕刻出物像，是绘画和雕刻两种艺术的结合。因此，我国的绘画艺术的诸多早期因素都可以从这里窥见端倪。例如包含了装饰图案画、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甚至写意画、连环画等。铜山县洪楼的一块画像石，画面分四格，第一格是主人邀请三人比武，第二格四人向同一方向徐徐行进，第三格是二人持戈戟正在你来我往打得难分难解，第四格是宾主揖手告别。这些画面无须任何文字说明，可以让人一看就懂，将此看成连环画的先河，是毫无牵强之嫌的。

徐州汉画像石的另一个特点是多鸿篇巨制。这和当时这里是帝乡，有彭城、下邳两个封国，皇亲国戚、王子候孙聚居于此分不开的。

徐州汉画像石的时代主要是东汉，沛县栖山、丰县华山发现的画像石比较早、都是西汉末和新莽时期的。徐州的汉画像石在东汉末年就逐渐消失了。徐州汉画像石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经常到这里考察和研究。随着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画像石被发掘出来。埋藏在地下近2000年的艺术珍品将散发出更为灿烂的光彩。

诺贝尔奖得主和不识字的母亲: 崔琦先生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6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 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丰县人，娘家是附近有名的富，然而由于家里固守着“女子无才使是德”的古习训，不让她接受教育。王双贤虽然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 王双贤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自己的4个孩子跟着三舅读书。崔琦的3个姐姐正是在母亲的坚持下，先后从大学毕业，这在当时曾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 1949年，崔琦鬲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崔琪只好辍学在家。一晃两年过去了，这可急坏了王双贤。1951年，王双贤毅然决定让崔琦去外地读书。这年秋天，崔琦在已移居澳门的三舅和已在香港定居的二姐帮助下抵达香港，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 崔琦在香港读书期间，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者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转告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就在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获得美国全额资助，进入伊利诺斯州一所教会学校时，他的父亲已是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作为唯一的儿子，崔琦本应回国为父尽孝，但王双贤却始终对儿子隐瞒了这件事，直到1959年夏天父亲去世，王双贤都没对崔琦透露一点儿消息。 在这以后的9年间，王双贤年老体弱，但决不因自己而影响儿子的学业。 被父母骂出来的教授: 顾豪爽，1958年生于新洲县双柳镇孙胡村，1978年9月考入武汉师范学院，1993年至1995年在华中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院长，教授，主持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毫米级微型薄膜复压器的限制”项目，1997年、1999年两次入选省“跨世纪人才”。 那年秋天，顾豪爽接到了高中入学通知书。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母亲有病长年卧床，家中4个弟弟妹妹要读书，都靠父亲一个人劳动挣工分，我这个长子怎么忍心！”于是，他找到父亲，说自己想辍学帮助家里干农活。谁知父亲听后大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我和你妈都是睁眼瞎，一个字不识，在外面连钱都不敢用，买东西还要你们去买！好不容易供你读到高中，我们指望你多学点儿东西，你还敢说不读了，快点儿滚到学校去报名！”母亲也劝：“娃，你们兄妹几个就把我当船，我就是累，也要把你们几个渡到河对岸。” 父母如此坚持，顾豪爽也不再说什么。五里路，每星期都要背米到学校搭伙。学校伙食极差，学生们一餐吃4两饭，外加一勺白水煮南瓜或是一勺腐乳水。缺少油水，同学们一个个饭量变得极大，到后来，4两饭三口就扒进嘴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豪爽的成绩每年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学校过得苦，但父母为供自己读书在家里过得更苦，如果不刻苦地读，就太对不起父母了。 1974年冬，顾豪爽高中毕业回家务农。1977年的一天，正在船上干活的顾豪爽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一条消息——全国恢复高考了！ 喜从天降！他赶紧到县里报名，又从阁楼上翻出旧课本，只复习了个把月，就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由于书本丢的时间太长，准备也不充分，顾豪爽考试时作文都没写完，这年他落榜了。 顾豪爽落榜的消息传开，被村里人当做笑柄。有人对他说：“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这个人就是刨土的命，怎么样考也考不取！”顾豪爽气得火冒三丈，他没有反驳那人，转过头就走，边走边想：“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顾豪爽开始刻苦复习。买不到纸，他就在废报纸上打草稿，买不到复习资料，他就和正在读高三的妹妹共用一本书。每天夜里，他在马灯下学到第二天凌晨3时，就是在长江上跑船时也不例外。 1978年8月，顾豪爽第二次参加高考，被武汉师范学院物理系录取了。体检通知书送到他家时，他正在长江上跑船，老父亲决定到江上追他。他在江上走，父亲就沿着岸追，一直追到黄州附近，父亲才追上他。之后，两人又连夜从黄州返回新洲，夜里12时父子俩才回到家。 看到梦寐以求的入学通知书，顾豪爽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我走了，家里怎么办？我在队里跑船，工分拿得比父亲还多；我一走，家里的事岂不是都要落到父亲头上？” 就像以前上高中那次一样，父母亲又把顾豪爽“骂”出了门。离家那天，顾豪爽背着一只自己打的小樟木箱，带了几件破衣服，一床烂铺盖出了门。他心情沉重，他想到的并不是浪漫的校园生活，而是一件事：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我这4年怎么过？ 哪知进了师范学院，学校不仅不收学费，每月还有135元的补助。顾豪爽掰着指头过日子，每天早上买个馒头，不买咸菜也不买稀饭，干啃下去；中午就买盘5分钱的小白菜，晚上再买盘萝卜；做作业用的草稿纸，是他找来的废卷子。 1982年，顾豪爽留校任教；1985年，他又考取研究生；1993年，他考入华中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永不沉沦的心——傅抱石教子的故事 傅抱石（1904—1965），江西省新余县人。青年时酷爱绘画、书法、篆刻。1933年得徐悲鸿资助留学日本，攻读东方美术史，毕业于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回国后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建国后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擅画山水、人物。崇尚创新，建树良多，创造出用笔有直有根、有折有圆、粗细、轻重、虚实变化万千的山石鼓法——抱石鼓。他的画法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别出心裁，线条纵逸挺秀，设色沉浑质丽，善于把水、墨、色融为一体。意境深道，绘出神仙般画幅，令人陶醉，是国画界与刘海粟、吴作人等齐名的现代国画大师。有《傅抱石美术文集》等数十种著作行世，影响至为深远。 在人民大会堂中有一张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高55米、宽9米的大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它的作者便是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1959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推荐下，傅抱石来到了北京，和关山月一起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这幅传世杰作。 傅抱石不仅在艺术上成就突出，而且在教育子女上也堪称楷模。他的儿子傅小石从小聪颖过人，上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是高材生，然而校门未出，却横遭厄运：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20多年，其间又遇车祸，造成跛足；1979年平反昭雪，却又乐极生悲，中风倒地，致使右半身偏瘫。面对厄运，傅抱石倾注全部的父爱，使傅小石能够面对命运的打击，不气馁，不屈服，坚持在艺术道路上摸爬滚打，终于成为艺术上的一个巨人。 傅小石是傅抱石的大儿子，自幼颖慧过人。3岁时，南昌举行儿童健康、智力比赛，他面对陌生大人的提问，对答如流，从容自若，居然荣获第二名。傅抱石分外喜欢小石，自小辅导他，教他握笔作画。有一次，傅抱石夫妇外出，有客来访。父母归来后，小石据情相告，父亲问他来客是谁，小石这才想起忘记请教客人的姓名，乃灵机一动，将一只空烟盒翻转过来，在上面画出来客的尊容。父亲看到画中人的面部特征，一下子便认出来了。 小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后，勤奋学画，曾在全国专业杂志《版画》上多次发表版画作品。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被选为班长。著名版画家江丰欣喜地对傅抱石说：“你的儿子是个天才。”小石的外公说得更甚：“这孩子是块材料，要是将来没出息，你们到我坟头去给我三鞭子。” 人生的道路从来是坎坷不平的。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将傅小石打入了“另册”。知子莫如父。父亲怎么也不相信儿子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借着赴京为人民大会堂作画的机会，约来了在北京双桥农场劳动改造的小石，见小石骨瘦如柴，表情拘谨，傅抱石的心头不禁泛起一股酸楚。他对小石说：“以后，你可以常来，我已经同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一则可以看我画画，二则可以跟我当当助手。记住，不管什么时候，画画是不能丢掉的。” 父亲的关怀，增强了小石继续作画的信心。他白天勤勤恳恳地劳动，晚上则通宵达旦地作画。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小石倾注7年的心血，完成了一部美术理论专著《图案设计新探》。著名画家黄永玉看了这部专著后说：“我认为这本书至少可以用五国文字出版。” 在父亲的教导下，傅小石还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郭沫若和胡风的作品。小石还与画家司徒乔的女儿司徒圆合作，共同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浪花集》。对傅小石的作品和为人，艺术大师刘海粟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不能用寻常的尺子去量。这是一颗热情的、不甘沦为平庸而虚度岁月的心，对祖国、生命、青春、历史、爱情、土地，平凡与不平凡的人们唱出的赞歌，是生命和艺术战胜亡、残疾的丰碑。”是的，当傅小石右半身偏瘫时，他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顽强地同命运抗争，锻炼用左手写字绘画。当傅小石的“左笔画”在首都和香港展出时，人们很难相信这一幅幅纵横不羁、峻丽飘逸的画作，竟出自一个残疾人之手。

　　性格分析

　　3月11日出生的人是个不断追求进步的个体，不论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是革新派或保守派，骨子里都一样是积极进取主义者。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如果与周遭环境断了联系或失去讯息，因而追不上时代潮流的话，很有可能就必须要和他们的事业说拜拜了；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大竞技场，唯有反应快和够聪明的人才能够生存。但是他们私底下的生活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轻松、爱作梦、爱和朋友或家人畅谈理念和梦想、喜欢自由自在地发挥想象力。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里，他们是靠着天赋的直觉，不断地帮助他们过关斩将。

　　3月11日出生的人认为停止不动就是退步，因为别人在你停止的时候就会超越你。其实他们的野心也不是太大，只不过是带着很笃定的清晰想法往前走罢了。假如他们从事某种工作，便一定会朝有机会晋升的职位去奋斗，但不至于太过钻营或不择手段就是了。他们的想法是，只要付出同等价值的努力，就必然会受到赏识，受到赏识就必有晋升的机会。姑且不论这样的想法是对或错，重要的前题还是先得看看他们工作的环境，或生存的生态是否公平而定。

　　爱情运

　　活在奔放浪漫中的罗马诗人--奥无柔斯，就是诞生在双鱼座。

　　本星族的人就像他诗中所描写的自己一样，着迷在肉体的快乐中。尤其是本日出生的人，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也就是喜欢情欲而且有旺盛的肉欲，不仅如此，他还吸引很多人，只因为他富有性魅力。所以本日出生的人随着双鱼座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称得上是爱情的顶尖高手，性欲是他高度满足和安慰的根源。但是，他那让人无法理解的性格，很难维持长久的恋爱关系。他往往会重复数次的热恋，或者和很多人分享只有性方面的短暂相会。如果长期维持这种男女关系，早晚会受到无法恢复的打击。但是也唯有这样才能及时停住脚步，进而转向真实的爱和深厚的精神。如果你选上本日出生的人，必须学会宽容对方的私生活和自由，更要忍受他那不讲理，而又暴力性的嫉妒。如果做到了，那么你一定会得到深重又浓密的爱情回报。

　　金钱运

　　在收入方面，本日出生的人较其它的双鱼座还要多。本日出生的人精力充沛，有干劲，而且有预知的能力，是一位具有商业才能的人。

　　可是，因为缺乏宽宏大量，所以有渐渐变成小气鬼的倾向，过多的财富犹如无止尽的情欲一样，把在此星座下出生的人的心紧紧的关闭。所以本星族的人应该特别小心，别走上这一条不归路。又因为缺乏经济观念，容易丧失财富，而在浮沉中打转，最后他将发现，财富并不是唯一的挂虑。

　　事业运

　　本日生的人很有商业才干，不但自有一套世界观，而且有多种兴趣，所以不用特别努力，也会在各行各业获得成功。

　　适合从事旅行或和水有关的事业。例如：船员、探险家、研究者、外科一生、化学家、护士或医院工作者等等，这些都是你会成功的职业。又演戏、**、音乐、诗等艺术活动也不错，本日生的你很有灵感，可以帮助别人。但若下错一步棋，也会变成危险的投机人物。“是罪人，还是圣人”是这个星座的基本特征。

　　健康运

　　3月11日出生的人大多非常注意他们的外表，而且很想给人留下好印象。

　　一般来说，他们最好多注意一下皮肤、头发、指甲和牙齿，多补充维他命并使用合适的产品，可以改善这方面的毛病。3月11日出生的人通常是个好厨师，而且也很喜欢在家中招待“该招待的人”，如此一来就可以结合公事与娱乐了。他们对食物的烹调与摆设，也展现了在美学方面的才华。3月11日出生的人最好不要吃太多乳酪、奶油或糖类的食品。至于运动方面，这一天出生的人可以从事较有活力的运动，但是竞争性的运动最好避免。

　　幸运数字

　　3月11日出生的人受到数字2(1+1=2)与月亮的影响。

　　受数字2影响的人通常是很好的同事或伙伴而非***；因此3月11日出生的人非常合群。月亮与海王星(双鱼座的主宰行星)的双重影响，使得3月11日出生的人拥有强烈的直觉，不过同时也有爱作白日梦的倾向。受数字11影响的人则大多对各种成双成对的事物很有兴趣。

　　适合你的恋爱对象：

　　1月13日3月2日4月26日5月16日6月24日7月14日8月4日10月19日11月19日11月28日12月18日

　　适合你的朋友对象：

　　2月6日2月27日4月22日5月21日6月28日7月19日8月18日9月25日10月25日11月6日11月23日12月13日

刘邦

（前256—前195），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史称“汉高祖”。字季，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农家出身，少有大志，有一次，他服徭役

刘备

（161-223），字玄德。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东汉末年，刘备起兵镇压黄巾起义，后参与军阀混战。多次驻

项羽

（前232-前202），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世代为楚国贵族。秦灭楚后，因避仇迁至吴（今苏州

朱元璋

（1328-1398），字国瑞，元末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祖居沛地，称帝后曾到沛寻根问祖。朱元璋出身贫穷

萧何

（？-前193），沛县丰邑人，秦朝时曾做过沛县掌管文案的小吏。公元前209年，萧何在沛县城中作为内应，杀掉县令，支持刘邦响应陈胜

华佗

（？--208）汉末著名医学家。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他的一生，也主要是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苏、皖、豫三省交界处救死扶伤，从事

刘禹锡

（772--842）字梦得。唐中叶的思想家、哲学家、优秀散文家和杰出的诗人。据《旧唐书》本传记载，为彭震惊人（另一说为洛阳人）。

张道陵

（34-156），道教创始人。原名线陵，字辅汉，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相传为西汉功臣张良的后裔。7岁通《道德经》、儒家五

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分别是：

1、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甘肃秦安西北）人，其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而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举家迁居四川绵州，曾任翰林供奉。因称李翰林。贺知章誉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李谪仙。中国人几乎没人不知道李白的，因为李白是站在盛唐诗坛高峰之巅的伟大诗人，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诗坛第一人。

2、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大诗人,现实主义诗人。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的诗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被称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3、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4、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与柳宗元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5、曹雪芹（约1715612～约1763），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清代小说家，诗人。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后因家庭的衰败使曹雪芹饱尝了人生的辛酸。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稿子。 《红楼梦》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思想认识深刻、艺术手法精湛，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6、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7、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

8、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9、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10、屈平（约前340－约前278）字原，通常称为屈原；芈姓屈氏。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