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林与徐志摩的爱情

林与徐志摩的爱情：林与徐志摩的爱情是什么？他真的爱过吗？让让我们来看看林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

1931年夏，徐志摩在猛虎集序年承认自己二十四岁之前与诗歌无关。那是在十年前，他因为一种奇怪的风和奇怪的月光而倾向于在一个树枝上表达自己，一种深深的忧郁抓住了他，这种忧郁逐渐影响了他的气质，最终使他成为一个诗人。徐志摩这里所说的整个十年前是指1921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在伦敦结识了和他的女儿林，他的新诗创作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当他遇见林时，徐志摩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林则相反，只是一个穿着白衣、身材修长的十六岁少女。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诗人心中永恒的物质和梦想一个被诗人诗意化的女人无数次的s理想，一个脱离了现实，只存在于梦中的女人。徐志摩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无数动人的情诗，甘愿做她裙下的一株野草。1922年，林在英国，她萌生了与志摩结婚的念头。林说她必须和妻子张幼仪离婚才能。

林与徐志摩的爱情，同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提出与前妻张幼仪离婚。张幼仪虽然觉得太突然，但还是理智的对待这件事，然后带着孩子远走德国留学。事实上，徐志摩也成了第三者，因为林已经和梁思成订婚了。有趣的是，作为父亲，甚至犹豫是否默许女儿与徐志摩的爱情，忘记了自己已经把心肝宝贝许配给了梁家。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的影响很大，他是林的引路人的文学之路。林曾亲口告诉她的孩子们，徐为林写了许多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偶然。

林和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是什么？然而，她对诗人有一种不可信的直觉的热情。徐志摩她的浪漫和优雅是她欣赏的，但也超出了她的理解，所以她可以不要以同样的热情回应。最终，与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和庐隐不同，她没有t开始追求自由的爱情，后来她被爱情困住了。她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名门，视野开阔，知识广博，去欧美留学。就像张幼仪评价林一样，当她知道徐志摩爱谁的时候，她曾经说过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个思想更复杂，外表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人。

林和徐志摩的爱情结局是怎样的？林对徐志摩的爱你是我心里的一点光，最后因为她的智慧而放弃了。选择终身爱人要考虑很多因素。林认识徐志摩时，她才十六岁。她可能被许的个性，热情和他对自己的疯狂的爱。他的出现是她人生中的一次奇遇，但并没有让她放弃家里为她安排的主流人生道路。

林，这个徐志摩一生追求的陌生女孩，终究没有给徐志摩一个未来。她的家庭背景、教养以及她天生的理性都促使她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自由的诗人和稳重优雅的建筑师之间，她必须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

林她的朋友威尔玛女士曾经说过：银辉人们对徐志摩的记忆总是离不开文学名人的名字，如雪莱、曼斯菲尔德和伍尔夫。我猜想，许在对她的深情中，可能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带领她走进了英语诗歌和戏剧的世界同时，也迷惑了自己。我觉得银辉和志摩的关系不是爱情而是浪漫，更文艺一点。在我的印象中，银辉是被徐志摩搞糊涂了的个性，热情和他对自己的疯狂热爱。然而她才十六岁，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世故。他只是他父亲旁边的一个女学生。徐志摩她热情的追求并没有引起这个没有经验的女孩的回应。他的出现只是她生命中的一次冒险，所以她赢了don’不要拒绝她家人为她选择的婚姻。

1915年，徐志摩在家人的逼迫下和张幼仪举行了婚姻。虽然这在徐志摩看来是一次封建的包办婚姻，而且也束缚了他的天性，但是不得不说，这段婚姻在徐志摩的生命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张幼仪的存在改变了徐志摩的人生。婚后不久，徐志摩就离家去异国求学，张幼仪在家照顾他的双亲。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到了林徽因。两人一见钟情，而徐志摩对婚姻的热情也因林徽因而燃烧起来，哪怕此时的张幼仪身怀有孕，徐志摩也不闻不问。这是徐志摩的潇洒所在，也是他的负心所在。

1922年，徐志摩和林张幼仪正式离婚。但是离婚后的徐志摩却没能如愿把林徽因娶回家，因为林徽因是个太过聪明的人：他能对张幼仪做出那样的事情，怎能不让林徽因心寒呢？而且，这样一个多情的才子，与其做丈夫，不如做朋友。

1924年，在泰戈尔的生日宴上，徐志摩又认识了陆小曼。两人不久便坠入爱河爱河，但是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却历经坎坷，直到1926年两个人才正式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更多的也不是美满，而是争吵。

1931年，林徐志摩在去参加林徽因演讲会的旅途中，飞机不幸坠毁，徐志摩也未能生还。

徐志摩的一生也这样落幕了。

关于自己的感情生活，徐志摩没有任何的评价，也许就像那句话说的，会有一天：无字碑头镌字满，功过自有后人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他的快乐就是他的指引，而且能带给他不一样的风景，让他有更美丽的选择。

因为彩虹是雨后天晴的一抹七彩颜色，是美丽，也是幸运，能把你比作是那道彩虹，那就说明你就是他的小幸运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但也有人骂徐志摩是诗坛“小丑”。对前人的否定与批判当然能引以为鉴，但肯定与赞扬更加符合审美心理，于社会于历史也更有积极意义。鲁迅先生说得好：“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同样，我们看待徐志摩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像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一、不竭的创作源泉

徐志摩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对于“爱、自由、美”的顽强不悔的追求。纵观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颇多传奇色彩：他生于富商之家，不继父业却成了诗人；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一生谢绝旧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与平民百姓交好甚至与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楼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与出身名门、贤淑端庄的张幼仪离婚，追求林徽因不成，后遇陆小曼两人爱得感天动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他至情真率的个性。他的这些石破天惊的举动，尽管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都是他听命于心灵呼唤的自由选择。他正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以抗衡恶俗，救助他人。他在写给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的离婚、再婚，无非是想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感情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那么，他真是个怪人么？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正是这近乎傻、近乎痴的求真精神，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人世间极为难得可爱的真人――“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也正是这可贵的求真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

二、虔诚的创作态度

徐志摩吸收和承继了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艺术，为自己树立了理想目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徐志摩，他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信仰而竭力地歌唱。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的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徐志摩诗中的恋爱，指的是这种对于单纯的信仰即理想的人生的虔诚追求。

徐志摩“爱，自由，美”的人生理想，“爱”是最核心的内容，有了理想的爱，人生才是美好的，也才是生命自由的真正实现。他认为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大多是不纯粹的，那就不值钱。须知真爱无罪，就怕爱而不真，做到真字的绝对义那才做到爱字。当一个人的心上还有上帝时，还觉着“怕”时，那他的思想就没有完全叫爱染色，他的情就没有到晶莹剔透的境界，那就好比一块光泽不纯的宝石，价值不高。“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如何少得一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整个，整个化入整个，像糖化在水里，才是理想的事业，有了那一天，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这样全身心地爱过，而且他也得到了这样的爱。尽管当时他们的爱并没有得到世俗的理解，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有了交代。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在爱的理想王国中，他主张做精神的贵族，物质的平民。他认为在奢华的生活中难有真爱，在俭朴的生活中，爱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华的生活中，即使有爱，不能纯粹，不能自然，像是热屋子里烘出来的花，半天就有衰萎的忧愁。遗憾的是，徐志摩的对爱的这一番真情告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为世人所了解，否则他的离婚、再婚何至于遭遇诸多的非议与嘲讽？又遗憾的是，徐志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在盛行，婚姻与爱情无关，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却视徐志摩擅自离婚、自由恋爱为大逆不道。可以想象，在当时环境下诗人为追求自己的真爱、实现其真爱的理想是何等的艰难，真爱的孤帆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破冰前行,而他居然做到了！《爱眉小札》是他的丰碑，他在书写他的爱的同时，也书写下他自己的尊严。在爱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个至高点。尽管徐志摩反抗礼教，追求理想的真爱，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努力，最后以不完美的情感悲剧而告终，但他的爱情历程见证了真爱的痛并快乐着，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徐志摩的爱情诗为他的诗名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但这类爱情诗又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艾青说他“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就体现了批判的意向。徐志摩江南才子型的温情在他的爱情诗中有鲜明的展示。但对此理解若是过实了，难免要产生误差。好在人们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警觉。朱自清说：“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讲：“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当作单纯的情诗来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这些评论都精辟地指出了徐志摩的“假想”的恋爱。

三、善与美的创作主题

徐志摩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只是一团同情心，一团爱，从没有疑心，从不会妒忌，他是朋友们的链锁，谁也不能抵抗他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如果说爱是他的出发点，那么善与美便是他理想的终点，是他创作的主旋律。徐志摩与林徽音、梁思成的莫逆之交是最令人感动的。当徐志摩不顾一切地听从心灵的呼唤，追求他心目中的女神时，林徽音这位留过洋但又不失传统理性的才女，因不愿破坏他人的幸福、承受第三者的罪名，而听从父母之命，选择了梁思成，留给徐志摩一生的思念，造成了徐志摩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自己心中的恋人却成了他人的妻子，尽管心在滴血，尽管泪往心流，尽管难以忘怀，尽管情不自禁，但诗人尊重她的选择。他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并化作最真挚的友情，以兄长般的情谊无私地照应着他们的生活。梁思成与林徽音，曾经的情敌与恋人，终因徐志摩的真心相待、坦然相处而成为日后最好的朋友。

更为可贵的还有徐志摩对女性的尊重与关怀。在那男尊女卑、三妻四妾的社会，有的是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他们把女性视为他们的“战利品”、“玩物”和“家奴”，女性在他们面前谈不上人格，更没有尊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徐志摩对纯真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赞美便显得弥足珍贵。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了平等的地位，而且他还大声呼吁女性应与男子共同继承并且继续生产人类全部的文化产业；给“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句造孽的格言以报复，并给男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反证；同时期望女性把温柔都给了她的郎的同时，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这样的呼吁与期待，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无疑是黑夜烛光，沙漠甘露，寒冬炭火。这样的换位思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女性是何等的真！何等的诚！何等的善！可见真、善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也是贯穿其作品的不变主题。

有些人虽有长长一生，灵魂中因失去了真，生命如同一段朽木，一潭死水，一片荒漠！徐志摩的一生短暂得如同一缕飘向天空的轻烟，甚至没来得及领略中年的成熟便消失了，但他却被长久地谈论着而为人们所不忘。做人，率性天然；论爱，晶莹剔透；待友，以心换心；为文，至情至善。真是他的魂，他的梦，他的根,也是徐志摩创作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应巧姿，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浙江金华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大学语文教学。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1、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私语》）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对此，林徽因后来在《纪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评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2、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以及翻译诗数首。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但实际不然。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他于1922年5、6、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3、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如今失去了。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认真解读。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4、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两处“风”所指当相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