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继承了魏晋时期的美学观念,是魏晋时期美学中心思想的集中表达。文字对仗,韵律悠扬,意象纯粹,文笔风流。既有俯瞰天地,通达宇宙的磅礴;又有小楼玉帘弱女子的娇柔,思索,忧愁。并将其二者无违和感地完美结合。
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笔法和想象力使得魏晋时期文人的抽象意趣的把握能力被展示出来。唐代美学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美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因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发达,所以产生了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两家主要流派。
儒家学派是包含志于道和温和敦厚两方面的主要因素的,道家美学集中表现为意境理论的创立,创建了“味外之旨的审美标准。在上文提及了《春江花月夜》的意境之美,其意境的创造切合了唐代的美学思想,十分符合当时对于意境的审美构成和审美品格。
扩展资料
中国古典美学绵延千年,在于它坚持从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一体圆融关系着眼,探求审美现象的根源、实质和意义。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形成和奠基的时代,经历儒、道等学派的学说不断发展,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也在更新。
汉代美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先秦美学,而且使汉代美学养成了一种像外部世界扩延的气质和气魄。魏晋时期是中国美学的发展时期,形成了新的气象和张力,中国文字所蕴含的形式上的美得以淋漓极致地发挥,且山水画的产生对中国人抽象意趣的把握能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也就不难理解《春江花月夜》中所描写之景色为何如此生动空灵,也不难理解其文采风流之因了。唐代美学是魏晋美学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辽阔的版图、统一的局面及统治阶层的贞观培养起了包容天下、蕴含着浓郁的诗性智能和灵敏的诗性感受的文化品格,还有一种思想上的自由。
宋代主要发展市民美学,注重日常生活的行为表达,是唐代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开始暴露其虚伪性和不合理性,美学因而也形成了具有了近代个性解放色彩的浪漫思想观念。
荐 语
随着《军师联盟》大热,人们对于“三国”后续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乱世之奸雄曹操,心狠手辣的曹丕,野心家司马懿,以及阮籍、嵇康、山涛这些人在竹林中组成的小团体……精彩人物轮番登场,形成了极富个人色彩的魏晋时期。
而本书《魏晋风华》,则以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为线索,对这一时期做了一次系统解读,揭开魏晋美学的面纱,帮你读懂魏晋,读懂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怀~
作 者 简 介
魏风华
历史写作者、小说家、诗人。曾以《唐朝的黑夜》三部曲惊艳于历史写作圈,被誉为“创意历史”和“中国怪谈”写作的开创者、“中国的小泉八云”,本书就是他的代表作!
其诗歌和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花城》、《葵》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著有长篇小说《平安夜大冒险》、诗集《硬石镇》。2012年以《抗日战争的细节》荣登“新浪中国好书榜2012年度十佳人文社科好书”,其后相继推出畅销续集。
精 华 解 读
以下内容为《魏晋风华》一书精华解读,供广大书友们学习参考,欢迎分享,未经允许不可用作商业用途。
目 录
一 魏晋简介
二 曹魏政权
三 司马政权
四 竹林七贤
五 世族王家
六 世族谢家
正 文
一、魏晋简介
魏晋时期指什么?
魏晋时期,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
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激荡、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婉约不同,魏晋人物以率性不羁、旷达玄远著称。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魏晋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和争议最大的时代。
魏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曹魏政权把持朝政,代表人物有:曹操、曹植、阮籍、嵇康等。
第二阶段,皇位为司马氏所夺,改朝为晋(西晋),代表人物有:司马炎、王导、王衍等。
第三阶段,八王之乱后,西晋为北方诸民族所灭,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代表人物有:谢安、谢玄等。
魏晋时期三大特征
1 大分裂。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分裂时期,前后达三百年之久。
2 皇权衰退,门阀士族把持权柄。
3 老庄玄学盛行。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甚至喊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二、曹魏政权
海边的曹孟德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出生在一个复姓夏侯的家庭。父亲夏侯嵩投靠当权宦官曹腾做了养子,举家皆改姓为曹。这成了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
当年袁绍诛杀宦官,曹操也参与其中,曾有清流大臣质问曹操:“阿瞒啊,你本是宦官养子之后,有什么资格参加我们这样高尚而伟大的行动?”
曹操徐徐道:“干君何事?”
四字道尽曹孟德心中苦味,纵有美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又能如何?
辽地平定。秋九月,曹操凯旋。他特意走了一趟河北昌黎,登上附近的碣石山,眺望大海,苍茫如幕。
面对辽阔的大海,迎着潮湿的海风,人们总会结合自己的人生境遇而遐思万千。曹孟德也不例外。在人生的秋天,他在极目远望时,写下那首淡然而又百味杂陈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对于曹操来说,观海天之辽阔,感宇宙之无极,想人生之微茫。生命至此,谁能不动情?
难怪有人说,所谓“建安风骨”,孟德一人之风骨而已。魏晋开篇在这样一个浪漫的统治者身上,后面的故事有多精彩可想而知。
帝王亦名士
在曹操死后,曹丕代汉而建魏,并采纳尚书陈群的意见,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曹丕的才情虽不及父亲和弟弟,却也有着异于常人的风范。
据《世说新语》记载,“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文采斐然,深受曹丕喜爱。
在他死后,曹丕大为悲伤,亲临灵堂,对身边大臣说:“王粲在时,喜欢听驴鸣,你们可以各学一声驴鸣,为他送行。”
一时间,灵堂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鸣,就连曹丕本人也在其中。
七步成诗的曹植
曹丕和曹植兄弟俩,各自遗传了父亲一半的特质,曹丕狠辣有政治天赋,曹植禀赋中透着一股诗意,更受父亲的偏爱。可终究是曹丕夺了皇位,这时曹植是否能够保命,全在兄长一念之间。
《世说新语》中记载,曹丕夺得皇位后,曾让曹植七步中作诗,如果作不出,就要杀了他。曹植听了,当即便念出一首: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听罢曹植所作的诗,曹丕到底还是动了些许恻隐之心,放过了弟弟。
高贵乡公之死
曹魏政权,自曹丕之后传给了曹叡,曹叡之后传到了曹芳。此时,日渐老去的司马懿,被曹氏一族边缘化了。但他不甘心,于晚年发动“高平陵之变”,完全掌握住了魏国的实权,曹家皇帝成了司马家的傀儡。
多年后,魏帝曹髦年轻气盛,不堪被司马昭遥控和凌辱,竟召来三位大臣,意图诛杀司马昭。
一个闷热的早晨,曹髦义无反顾地挥剑登上了辇车。这一去,无疑是以卵击石,虽一路上司马昭的手下忌惮于曹髦皇帝的身份,不敢下手,但最终,他还是被心狠手辣的贾充派人一戈刺穿了,当场毙命!
三、司马政权
发现司马炎
经过高贵乡公一役后,曹家算是气数尽了。
在司马家灭了蜀国以后,魏元帝曹奂干脆就把皇位禅让给了司马炎,因此,司马炎成了晋的开国皇帝。不久后,他又灭了吴国,正式终结了三国时代。
关于司马炎的性格,有两个典型的故事:
司马炎与诸葛靓是小时候的玩伴,无奈一个成了皇帝,一个成了亡国叛臣之后。在一次宴会上,司马炎喝高了,对诸葛靓说,“你还记得小时候一起玩的事情吗?”此时,诸葛靓早已泪流满面,狠狠地说,“我不能学豫让那样吞炭漆身,矢志报仇,已经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你还用这话激我!”司马炎听后非常惭愧,闭门几日不出。
另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串门,看见大厅里,排列两厢的婢女上百人,一个个都穿着绫罗绸缎。饭桌上的器皿,也都是珍贵的琉璃杯。这排场比向来勤俭的司马炎,不知奢侈多少倍?随后,上了一道烤乳猪,皇帝吃了一口,顿觉鲜美异常,和自己从前吃过的不一样,就问王济,王济轻轻地回答:“这些小猪在被蒸前,都是用人奶喂养的。”司马炎听后,未等宴席结束,便提前告辞了。
司马炎这个人优点多多,别人夸他“仁以厚下,俭以足用”,一点儿都不过分!
傻皇帝司马衷的深情
司马炎死后,他的二儿子司马衷继位了。这位皇帝的智商,着实让人捏了把冷汗。“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就是从司马衷那里来的。
饥荒之年,饿死了许多人,这事传到司马衷耳朵里,他反倒觉得奇怪,“都饿死了?不会吧!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司马衷虽傻,却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八王之乱中,嵇绍以血肉之躯,掩护司马衷逃跑,在敌人的乱刀砍杀之下,司马衷大声道:“嵇绍是我的大臣,他是‘竹林七贤’嵇康先生的儿子,请你们不要伤害他……”士兵回答:“我们得到的命令是,除了皇帝之外,格杀勿论!”就这样,嵇绍死在了司马衷跟前。
后来,司马衷被劫持到了邺城,侍从要给他洗衣服,他说:“这上面有嵇绍的血,请不要洗!”
不见长安
八王之乱后,西北部少数民族趁虚而入,西晋就此灭亡。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
一日,司马睿膝头抱着年仅几岁的司马绍,恰逢有人从长安来,司马睿就问长安和洛阳一带的消息,想起中原沦陷,不觉间泪流满面。司马睿问儿子,“你觉得我们离长安远,还是离太阳远?”司马绍答道:“当然是太阳离我们远,我只知道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来。”
司马睿听了非常高兴,觉得儿子很聪明。隔天,司马睿把这件事情说给大臣们听,又问了司马绍同样的问题。可这时,司马绍却说,“太阳近!”正当群臣诧异之时,他徐徐说道,“我抬头就能看到太阳,却看不到长安!”
语毕,在座一些从北方南渡而来的老臣,不禁想起悠悠往事,潸然泪下。
四、竹林七贤
何谓竹林七贤?
竹林会集,主要活动时间在嘉平年间。此时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魏国朝野重新洗牌,时局异常混乱。
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却在机缘巧合之下,碰到了一起,他们啸聚竹林(今河南焦作云台山地区),索琴饮酒,纵情不羁,口言老庄,心怀玄远,以老庄之道慰藉当世情怀。
相视一“啸”
啸,一种歌吟方式,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守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魏晋时期多有名士之啸。史上记载,阮籍善啸,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
相传,阮籍曾在苏门山遇到隐士孙登,和他谈论上古玄远之道、修身养性之术,孙登寂然无语,只是呆呆地看着阮籍。后来,阮籍不再说话,也与那人对视。良久,阮籍忽有所悟,长啸了一声,兴尽而返。行至半山腰,忽闻山上传来一声长啸,如鸾凤之音,响彻山林,回头望去,那啸者正是孙登。后,阮籍写下《大人先生传》。
金兰之交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人。
因在山阳为官,结识了嵇康、阮籍,三人结金兰之好,并入竹林,老在一块儿喝酒。
可是,山涛的妻子韩氏心里却犯嘀咕:几个大男人,这样走得也太近了吧?一天,韩氏便以此事问山涛:“我想偷偷看一下,这两个你整天夸奖的人行吗?”山涛大笑:“有何不可?”
适逢嵇康和阮籍乘车前来拜访山涛,到了晚上,韩氏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嵇、阮二人,顿时被迷住了,只见嵇康身高八尺,如玉树临风;阮籍松颜鹤相,颇有得道仙人的气质。
转天,山涛问老婆感想。韩氏说:“我觉得,你的容止与才华,比不上他们俩;之所以跟他们成为朋友,靠的是你的见识和雅量。”
山涛笑答:“正是此话,他们二人也常说我在这方面超过他们!”
知夫者,妻也。
嵇康与山涛绝交?!
嵇康是曹家女婿,十分鄙视司马家的做事风格,因此对司马家采取彻底不合作的态度。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想要推荐嵇康做官,他却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志。
嵇康藉由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句,矛头暗指司马家。这件事传遍了魏国名士圈子。
其实,嵇康与山涛并非真的绝交,后来嵇康因吕安事件被捕,儿子嵇绍去探望父亲,嵇康说:“不要害怕!我死之后,有山涛叔叔在,你就不会成为孤儿!”父亲被杀之后,嵇绍果然在山涛的抚养下长大,并被荐举为官。
王戎曾说:“与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见其喜怒。”可以说,嵇康这份雅量,一直保持到了临刑那一刻。传说当日,嵇康被押上刑场,索琴弹了一首《广陵散》,不动声色,从容赴死。
此刻,在杀与不杀之间,司马昭还是犹豫的。毕竟嵇康是名士中的旗帜性人物,杀其人寒士心的事他必须考虑。但当洛阳的三千名太学生为嵇康求情,愿意拜其为师时,司马昭还是下了最后的决心。
于是,刀落了,升起的是光辉,照亮了后世千万名士的情怀。嵇康去了,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背影……
远远的,依稀听见嵇康说道:“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哎,可惜了当初没有教给袁孝尼,现在《广陵散》要失传了。)
刘伶嗜酒留其名
李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句诗说的是他自己,更是在说刘伶。
刘伶爱酒,数竹林七贤第一,“三十年”专注只做喝酒这一件事。据说,刘伶喝酒喝得很凶,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带着锄头跟在身边,说:“死便埋我!”
刘伶纵酒放达,常脱衣裸形于屋中,有一次,别人看见了,故意讽刺他,却被刘伶反怼了回去:“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小阮的故事
阮咸是阮籍哥哥的儿子,在竹林七贤中,酒量排在刘伶和阮籍后面,位列第三。
爱喝酒的同时,他也是知名的音乐家,为我们留下了由琵琶改造的乐器——“阮”。而在这儿,将为你着重讲述的,是一个源自于他的成语:
按照魏晋风俗,七月初七,要在庭院中晾东西,这实际上是各家炫富的机会。其他各家晾的尽是绫罗,而阮咸却在院子里晾了个粗布裤衩,别人问他,阮咸回答道:“未能免俗!”
当然,这里面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向秀心中的矛盾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自幼喜好老庄之学,是数一数二的庄子研究者。除了研究庄子,他另一个爱好是和嵇康一起“玩耍”。他们或是在大树下,光着膀子打铁;或是一个弹琴,另一个坐在草地上合掌倾听。
在好朋友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以后,向秀经一番强烈的心理斗争,最后还是决定到洛阳(司马家掌权之地)当官。
在大将军府,司马昭接见了向秀。对于杀嵇康,司马昭终是后悔的。在一丝愧疚中,他踞席而坐,问向秀道:“我听说先生有箕山之志,欲隐居泉林!可为什么又出现在我面前?”向秀望着司马昭,徐徐道:“巢父、许由自是狂狷之士,不值得去羡慕。您就说给我什么职位吧。”司马昭大笑,继而默然。
向秀终究不是个极端的人,他主张自然与儒教合一,认为天性即逍遥,而君臣之道也是天性之一。
王戎与妻子卿卿我我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琅琊王家人,是王祥(卧冰求鲤者)的族孙。王戎后来当了官,最终以司徒之位,位列三公。
王戎跟妻子感情非常好。妻子常称王戎为“卿”。在魏晋时,“卿”是不能随便叫的,所以王戎就对妻子说:“一个女人家,老称自己的丈夫为‘卿’,不合礼法,以后别这样叫了。”王妻娇嗔道:“亲你爱你,才叫你卿;我不叫卿,谁叫你卿?!”王戎听后默许。
嵇康、阮籍死后,某一天,王戎穿着公服,坐着专车,路过黄公酒垆。王戎回头对车上同坐的人说:“当年我跟嵇康、阮籍曾共酣饮于此酒垆!现在嵇公去了,阮公又去了,而我又为政事羁绊。今日视此酒垆虽近,却有山河之远。”
五、世族王家
琅琊王家
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王”“谢”原指魏晋时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他们虽不是家族鼎盛的唯一一个,却是魏晋最具代表性的。
王家的兴旺,始于魏晋南北朝第一孝子,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被认为是中国式孝顺的极致。孝是魏晋时所推崇的,虽然王祥家贫,却因“举孝廉”而出仕,一路官至太保,被授予公爵。
经过曹魏时的奠基,西晋时的发展,到了东晋王朝,王家官至五品以上的有161人,其中做到一品官的达15人之多,一度出现了“王(琅琊王家)与马(司马家),共天下”的局面。
王家人物关系图(局部)
东床快婿
魏晋时期,世族之间以联姻的形式互为支持,盘根错节。西晋时,王家、羊家、裴家、阮家就互联姻缘;东晋时,王家、郗家、谢家等也是如此。世族的婚姻,大多是先确定对方的家族,随后才确定具体人选的。
话说当日,太傅郗鉴在京口,遣门生带给王导一封信,求女婿。王导说:“君往东厢房,任意选之。”
门生归来对郗鉴说:“王家诸位公子郎确实都不错,听说来选女婿,一个个都挺矜持的,只有一个哥们儿坦腹东床,好像没听到这回事儿一样。”
郗公说:“就是他了!”
你道那人是谁?正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
这个故事后来演变为成语“东床快婿”,用来形容为人豁达,才能出众的女婿。
“雪夜访戴”的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的儿子,生性放旷自由,最具魏晋名士风度。
冬日傍晚,王徽之坐在庭院中,遥望暮色中大雪纷飞的世界,一阵欣喜,忽然想起了老朋友戴逵。徽之心血来潮,命侍从备船,当即要去拜访。经过一夜行船,黎明时分,王徽之终于看到戴逵的住处。可在戴逵宅前,他将拍门之时,居然出人意料地收了手。还没有见到朋友,他便转身上船,原路而返。
后来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道:“我本是乘兴去的,兴尽了便返回,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在另一个故事中,王徽之放旷,遭遇到他人雅量的正面交锋,故事就变得更有趣了。
在会稽山阴,王徽之曾去拜访郗恢。去时,郗恢还在里屋小睡。王徽之便在厅里等了一会儿,一眼瞥见郗恢那张珍稀的西域地毯,于是问郗恢的手下:“阿乞(郗恢)从哪儿得到此物?”
还没等手下回答,王徽之便命自己的随从把那毛毯卷起来送回自己家了。等郗恢来到厅里,看到自己珍稀的毛毯没了影子,便问毛毯去哪儿了。
王徽之随口答道:“刚才有个大力士背着跑啦!”说话时,脸色自然极了。
郗恢知道十有八九是王徽之在捣鬼,竟也没露出不高兴的神态。
这是魏晋时期最典型的故事,一个人放旷,另一个人就有雅量,放旷是一种高级的表现,而雅量就是一种更高级的表现。王徽之的放旷是自然不造作,而郗恢的雅量则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内在涵养。
六、世族谢家
芝兰玉树
陈郡谢氏,魏晋时期另一个顶级门阀。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为晋军大胜立下汗马之功,奠定了陈郡谢氏为东晋以及南朝的士族地位。谢家子弟,多有出类拔萃之辈。
有一天,谢安把子侄们召集到一起,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我总希望谢家子弟出类拔萃?”他的侄子谢玄,站起来,回答道:“就好比芝兰玉树,都希望能长在自己家的庭院里。”
这话虽自私,但也是人之常情,听完谢玄的话,谢安抚掌大笑。自此以后,成语“芝兰玉树”即用以比喻德才兼备有出息的子弟。
谢家人物关系图(局部)
谢安携妓出风尘
四十岁之前,谢安隐于会稽东山,是为高卧东山。这期间,朝廷屡次召其为官,均被拒绝了,最后朝廷急了,以谢安历年征召不至,而下令终身禁锢其仕途。
谢安中年时,家族遭遇了一系列变故,谢家位高权重的三人非死即废,家族在朝廷中眼看着就要失势了。此时谢安决定起于东山,出仕为官!当然,朝廷一听谢安要出山,巴不得呢,早把前面说的气话都给忘了。就这样,谢安带着一大帮美丽的歌妓来到京城建康,同时也带出了“东山再起”的成语,李白在诗中赞誉道:“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
小儿辈大破贼
在“淝水之战”中,谢玄一招诱敌之计,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得胜的消息传到京城建康时,在幕后指点江山的谢安,正在跟人下围棋。
看完书信后,谢安默然无言,把信件放在一边,继续慢悠悠地下着棋。
客人知是前线急报,便问战局如何,谢安并不抬头,二指夹着一枚棋子,徐徐答:“小儿辈大破贼。”其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所表现出的,正是典型的晋人雅量,并非该喜而不喜,而是该喜而不露喜悦之情。
谢灵运之死
谢安死的那一年,其侄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出生了。谢灵运自视甚高,赞誉曹植时,不忘自夸道:“天下有才一石,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只可惜,谢灵运成年时,恰逢魏晋门阀政治行至末路,东晋政权被刘裕所夺,后者出生寒微,建立宋政权后,崇尊儒术,并对二百年放诞不羁的世家大族进行打击。这样的背景下,有着魏晋名士风度的谢灵运生不逢时,一再被贬,终为奸人所害,以“谋逆罪”被处斩。
谢灵运死了,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死,也标志着魏晋风度的消亡。
结 语
从曹魏到司马晋,从竹林到兰亭,从嵇康之死到谢灵运之死,一个时代,慢慢合上了自己的书册。用作者魏风华的话说:
“在当下的时代,我们追寻魏晋,是因为那一代名士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性情率真、爱惜自我,他们高旷美好的品格,透过千年的时光震撼着我们的内心。我们追慕,是因为我们缺乏我们迷失并准备在污浊中继续执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怀念,是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拥有远比我们纯粹的深情。”
1、你问的应该是”魏晋时期的抒情诗“。没有”魏晋时期的汗情诗“这个东西。
2、”抒情诗“是诗歌的一种,这种诗以集中抒发诗人在生活中激发起来的思想感情为特征,主要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生活,因此不去详细叙述生活事件的过程,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具体描写人物和景物。而魏晋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抒情诗方兴未艾的时代。
3、魏晋时代的诗歌大致情况:
建安诗坛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主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四言诗又独具一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曹丕有“文士气”,“便娟婉约”(沈德潜《古诗源》),且七言诗首发嚆矢。曹植是第一个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也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钟嵘《诗品》)。七子驰骛诗坛,骋才使气,使五言之作蔚然走向高潮。
正始诗歌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为代表。正始诗歌变建安诗歌忧患民生、抒写政治理想为抒写个人的苦闷忧愤的情怀,变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格调为正始之音的隐晦曲折、远旨遥深的风格。阮籍《咏怀诗》、嵇康《幽愤诗》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
西晋诗歌,太康前后是诗歌的繁荣时期。“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代表着西晋诗歌的主流诗风,讲究形式,趋向骈偶,描写细腻繁富,辞藻华丽。左思以寒士愤懑不平的心态唱出了愤世之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左思风力”。西晋末东晋初,刘琨英雄末路的悲歌和郭璞游仙咏怀,亦能自成一格。
东晋诗坛,玄言诗歌兴盛,许询、孙绰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其诗“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谢混、殷仲文初涉山水,稍变玄言。惟独大诗人陶渊明,以平淡自然的诗风,一洗玄言风气,开田园诗之先河,使五言创作别开生面。
从以上引用文学史课本的话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绝对没有”汗情诗“这个东西。
4、你可能误读的来源是:
有的网上图书在收录《美的历程》时,对原作的下面这一句话搞错了。
抒情诗、人物画在这时开始成熟,取代那冗长、铺陈和拙笨的汉赋和汉画像石。
被误录入为:
汗情诗、人物画在这时开始成熟,取代那冗长、铺陈和拙笨的汉赋和汉画像石。
这种误录入在扫描时代出现频率很高。
5、你如果综合看这句话所在的段落就会明白:
《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辨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这种种夸张地对人物风貌的形容品评,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正是当时这个阶级的审美思想和趣味。北来,又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转向主体存在,也并不奇怪。“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衣袖和光环。这当然反映在哲学-美学领域内。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了哲学的首要课题。只有具备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才可发为丰富多样的现实性。所以,“以无为本”,“崇本息末”,“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事物之宗也。”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是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有了后者才可能有前者。而这也就是“圣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人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这不正是上面讲的那种魏晋风度的哲理思辨化吗?无为而无不为,茂于神明而同有哀乐,不是外在的有限的表面的功业、活动,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潜在性的精神、格调、风貌,成了这一时期哲学中的无的主题和艺术中的美的典范。于是,两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让位于魏晋的五彩缤纷的人格。抒情诗、人物画在这时开始成熟,取代那冗长、铺陈和拙笨的汉赋和汉画像石。正如在哲学中,玄学替代经学,本体论(内在实体的追求)取代了自然观(外在世界的探索)一样。这也很清楚,“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之所以会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
“魏晋风骨”,亦称“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士人们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其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不务正业”,“纵酒狂歌,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这种背离中国传统士大夫行为规范的现象,尽管有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但却反映了传统模式被打破后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认识价值的取向。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应学说遂成为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天人感应神学曾经是权威思想之一,作为权威思想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同时还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的心灵。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天人感应学说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人生无常、个体渺小、孤独生命的恐惧。人们的思想陷入极大地混乱、痛苦之中。一种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的感受将无情折磨,碾压着人们的心灵,致使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各种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便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董卓之乱以来,皇帝竟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们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啥,或劫以猎物,或挟以令诸侯,而上天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在传统士大眼中,无异于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被抛弃了,这对于那些熟读儒学经典的饱学之士来说,实在太残忍了,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他们痛苦、焦虑、迷惘、因此而言语癫狂、举止乖张、嗜酒成性。正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全面崩溃,这才使得人们在思想陷入极大混乱中,从谈玄开始,便诞生了“魏晋风骨”。
二、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无休止的争夺厮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党锢之祸、尤其是汉天子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后,“天人感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彻底崩溃,群体意识鲜活的生命瞬间完结、个体意识被唤醒,传统社会与个体、君主与个体的关系被打得粉碎。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士人们完全作为一个依附性的群体出现在社会和历史舞台上。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融入社会之中,通过把个体奉献给君主、国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传统发生了裂变,依附的主体坍塌,无措的恐惧和尴尬就顿时包围了他们。
人不能没有生活的目标,不能没有理想信念,这是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士人尤其如此。所以,一种思想的崩溃,必定会引起其它思想的构建。
随着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的发布,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帜杀死杀戮异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间构建了“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试图将个体人格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个体的理想价值,又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司马氏的屠刀最终使之流产。
竹林的名士们目睹了险恶后,用自己的言行构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封建伦理秩序而使人的思想行为回归自然。它以对王权的否定,对儒家礼法的抛弃,对社会的反叛为主要特征,通过对传统和社会的对抗而进行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但这种理论体系因为嵇康等人的被杀而不能稳固地长期占据士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提出的“内圣外王”则吸取前者的教训,将个体与社会、名教与自然、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外在的干进求禄糅合起来。东晋后期出现的儒、释、道三教互补 理论模式最终不断深化、完善为宋代理学,形成封建社会士人们新的精神支柱。
在上述重建的诸种思想模式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却成为了这一时代思想意识的主流。其具体特征表现如下:
清谈玄远的言语、放荡怪诞的行为,放任越礼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气质。这些思想行为使魏晋风度发挥到了极致。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刘义庆记载魏晋士人言行举止的《世说新语》,无不表现出这种对礼教鄙弃反叛,对个性生命极力张扬的特征来。
这就是,在魏晋士人看来虚伪的伦理关系远远没有刀光剑影中生命的存在有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也远远没有无拘无束、享受自由的理想实在。
因此,放弃入仕、超越名教,解除君臣关系变得合情合理,这便是魏晋风度对当时士人群体的一个重大影响。
结语从魏晋风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洒脱。阮籍的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刘伶恣意放荡,以宇宙之狭,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还有他们共同的竹林之游,酒醉不醒
然而,他们真的彻底忘记了作为士人,传统和现实赋予的责任了吗?真的能身心皆适,无牵无挂地皈依自然吗?
阮籍何以但愿长醉不愿醒,长歌当哭?刘伶以酒为命,裸身散发,嵇康服药笑傲,《广陵》绝响,阮咸等与猪共饮,发泄愤懑,都是在司马氏政权设置的罗网中进行无奈的挣扎,他们自残其身的醉酒、服药看似珍惜生命,实则残害性命;从他们行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逃避现实的外在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痛苦万状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率意独驾、恸哭而返”,正是其内心压抑、痛苦万状而又无由发泄的真实写照。可见魏晋风度是建立在烦躁与痛苦之上的无奈之举。传统和责任并不因他们建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烟消云散。相反,他们被抛入社会与个体无法调和之矛盾的万丈深渊。
谢谢邀请。自有史以来,中国在文化领域共出现了2次“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经过分析,很奇怪,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状况。
“剑雄品评”认为:首要的条件,竟是出现国家内军阀割据,不断的出现战争。这个让人很无语,难道,为了让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要置人们于战火荼毒之下吗?这个实在不是我们想要的。2次“百家争鸣”情况,具体如下:
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在西周灭亡后,西周王权开始衰落。在诸候争霸定鼎的混沌时刻,思想界已从“庶子不议”的禁锢状态走向充分活跃的“朝野横议”,同时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提供条件招贤纳士。这个时期是统治阶层与思想阶层面一拍即合、惺惺相惜的最好时期,也让人文艺术、社会思想、军事战略、自然科学、逻辑思辩等学说有了极大的发展。
且由于社会转型和国家分裂,当时名存实亡的“西周王权”对社会已无多大约束力。新思想文化的不断诞生发展,没有了统治阶级的压制,思想界已从“庶子不议”的禁锢状态走向充分活跃的“朝野横议”,“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出现了各思想代表人物创办私塾传授本派的思想文化理念。
并且,这个时期的思想界并不是依附于统治者身上,而是处于“双向选择”的良好互动之中,国家的分裂反而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由此,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创立发展起来的社会、艺术、科学思想学派,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的上百种学说,其中声名遐迩的是儒、道、法、墨、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文化。
但在此后的秦汉两代,国家已经统一,诸侯皆已消灭。人心思归,归为大一统,而统治阶级也为了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必须进行强力控制和约束。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打压,就这样,儒家学说成为了国家的圭臬,雄韬伟略的“秦皇汉武”竟成了繁荣发展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的终结者。
2、清末民初时期的“百家争鸣”。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颁布后,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约而同的,将“儒家学说”敬奉为圭臬(当然,别的学说也有很少的机会),而这个局面,在清末民初被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开始了。
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自顾自的搞起了“独立王国”,孙中山建立了临时政府后,被袁世凯北京政府所继承。反正是次第粉墨登台,国家陷于空前的战乱和动荡之中,今天和明天打。十分混乱。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对整个国家有绝对的控制权,于是,国家大分裂,又客观上为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宽容的空间。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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