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的苦难,但战争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中国文学界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敌寇的正义事业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抗敌卫国,同时也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富于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忠诚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神圣责任,还形成了新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抗战文学而“救亡”也成为首要的文学叙事,占据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左联就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艺组织书》,强烈 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1]同年11月,左联又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不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而且把“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列为“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中的首位[2]

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和具体的作家创作中,抗战文学在主题、风格和形态上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正是通过对这种差异的考察,叙述不同区域抗战文学的形态特征与主题演变,并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进行整体上的评估

一、沦陷区的抗战文学

在最先燃烧起抗战烽火的东北沦陷区,一批曾经在东北战斗生活,后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如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怀着对故土的深情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斗争在这些东北作家群的抗战小说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罗烽的《一条军裤》和《特别勋章》、白朗的《生与死》等等,都是东北沦陷区抗日小说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东北作家群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也不是一个拥有共同创作纲领的文学社团,但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创作题材也大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的作品共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尤其是其中的不少作品是在“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写作发表的,对于反对投降坚定抗战信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已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在上海“孤岛”,进步的抗战文学得以在敌人的夹缝中继续存在,并产生了几部很有影响的抗日小说比如谷斯范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新水浒》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它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形式,在用语、句法上既力避旧章回小说中惯用的滥调套语的文言字汇,又克服了新文学某些欧化倾向这种新鲜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式一下子就赢得了“孤岛”民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在“孤岛”特殊环境下,高举抗日旗帜,进行“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影响广泛的作品程造之的《地下》是“孤岛”中另一部份量较重的抗战文艺作品可以说,这篇小说是一部针对汪精卫投降日寇鼓吹所谓“和平运动”,而高举抗战旗帜的力作正因为有程造之、谷斯范这样一批充满爱国 的青年作家义无反顾的努力,才使日寇包围下的“孤岛”的抗日文学呈现出奇异的景观

二、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抗战小说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描写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战地纪实小说；二是以农民的觉醒及其抗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抗战初期,战地纪实小说创作形成热潮,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战争事件的平实的记录和对前线将士战地生活目击式的零散描述,被诟病为“前线主义”丘东平是这一时期抗战文坛上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战地纪实小说注重写人,写那些具有独特战斗经历的爱国军人,写他们的战斗遭遇,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在抗战初期众多战争小说中,丘东平的作品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他最集中地描摹了爱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外,还缘于他的笔端能够触及人物灵魂的深处,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气质,虽然其中的不少情绪是作者自己某些定型的知识分子的感觉投射,但充满了悲壮的真实,具有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与丘东平抗战纪实小说取材相似的还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这些小说都赞颂了 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

但无可否认,抗战时期描写正面战场塑造抗日军人形象的有分量的小说太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作家缺乏军队火线生活的切身感受(如丘东平那样既是抗日军人,又是作家,并能即时进行创作的不多),另一方面优秀的小说作品离不开典型塑造和艺术锤炼,战时的动荡生活难以为作家提供进行充分艺术思考的条件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战争中,却没有战争的经验,因此直接描写战争是困难的然而抗日的热情却不允许他们冷眼旁观,于是,他们便在以往熟悉的创作领域中进行新的主题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主要表现在那些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乡土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两大“支柱产业”,从新文学诞生到抗战,一直都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题材和主题,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小说,几乎都出现在这两大题材中抗战开始后,很多作家都撤退到了大后方他们都没有战争经历,没法直接描写战争,但他们却不甘心,他们要用笔为抗战贡献力量,于是,凭着“一点抗战的 和对故乡风物的怀念或回忆”,吴组缃写了《鸭嘴涝》,陈瘦竹写了《春雷》,李辉英、王西彦、端木蕻良、于逢、艾芜、靳以、邵荃麟等,也都及时地在传统题材上进行了新的主题转换,写出了《万宝山》、《眷恋土地的人》、《大地的海》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乡土抗日小说而巴金、姚雪垠、碧野、郁茹、司马文森、田涛等以描写知识分子题材见长的作家,也在抗战大潮的推动下,创作出了《火》、《春暖花开的时候》、《风砂之恋》、《遥远的爱》、《雨季》、《涛》等青春抗日小说由于作家熟悉这些生活,也有着这类作品的创作经验,因此,表现农村抗日游击战和抗战烽火中农民觉醒题材的作品不仅在战时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成为战时小说最有成就的一个部分

三、解放区的文学创新及成就

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后来的解放区,不仅是政治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特殊政治区域,而且是文学上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开掘并取得突出创作成就的文学新天地在解放区这个“新的世界”里,小说创作在表现“新的人物”上取得了两大创作实绩：

其一,以新的主题表现人物新的精神面貌就战争小说而言,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抗战小说主题多是表现农民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被迫起来反抗的觉醒过程,或是表现 爱国将士在当局消极抗战政策的挤压下艰难抗日的情形而在解放区的战争小说中,主人公往往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由于 实行的是与 完全不同的抗日民主政策,注意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因而翻身解放的根据地人民政治觉悟高,抗战热情高涨他们积极主动投身抗战,支援抗战,为抗战献身无论是孙犁小说中那些不为儿女私情所羁绊,深明大义支持丈夫离家打日寇的根据地妇女,还是华山小说中巧与敌人周旋,胜利完成了十万火急送信任务的儿童团员,抑或是邵子南笔下那智勇双全、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民兵英雄,在这些人物身上没有来自生活环境的压抑和苦闷,有的是抗战热情和智慧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最善于表现战争中英雄人民高尚品格和崭新精神风貌的是孙犁的短篇战争小说孙犁的战争小说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他不去描写战争的巨大场面,连具体的战斗场景也很少正面表现,而是从严峻的斗争中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现象来作为自己作品的题材,着重发掘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战争时期根据地农村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些“家务事,儿女情”总是紧扣着战争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因而人们能够从中处处感受到战争的气氛,触摸到波澜壮阔的时代脉搏的跳动如夫妻团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一般情况下容易把它写得缱绻缠绵,但在孙犁笔下却充满着悲壮和无私的美,从而洋溢着根据地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的美好胸怀和他们对战争胜利的急切盼望与无私奉献

其二,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实践文学与民众的真正结合解放区作家在深入社会、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刻苦钻研中国民族文学传统和民间文艺形式,熟悉人民的语言,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战争小说创作中,涌现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新章回体小说这些以根据地人民英勇抗击日寇为题材的新战争英雄传奇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表现技巧,如突出人物的传奇色彩,精心设置构筑故事情节,使其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同时摒弃了古代章回小说不合时宜的固有程式和俗言套语,使小说具有章回上的自然连缀串联,保持人物和情节的整体感作为战争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式,解放区章回体新英雄传奇小说,由于采用了民间和古典的通俗文学形式,适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它的历史局限和艺术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只吸收文学民族传统而拒绝借鉴外国文艺,致使作品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刻画人物的方法过于单纯,使作品的人物形象或多或少地患了贫血症而不够丰满和深刻复杂

四、抗战文学的多元化形态与历史评估

以张扬民族意识、强化文学救亡功能为基本特征的抗日救亡文学思潮,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存在着文学的救亡使命和文学自身使命的尖锐冲突这表现在创作上,追求直观性的审美方式,单层直线式的情节渲染,对现实的政治评价、道德评价未经审美中介直接表现出来,从而使读者只能达到一种短暂迅速的阅读 ,而无法获取丰富久远的美感享受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左翼文学观虽然在当时具有影响力,但其他各种文学观念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形态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形成为一种相对统一的战时文学观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文学的教化功能被强调到了极端的地步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正如夏衍所说：“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不再是少数文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新的定义的人正在有效的发扬这工具的功能,不同意这定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了是汉奸的一种了”[3]《抗战戏剧》创刊词也宣称：“戏剧一切的文化领域中,在一切的宣传教育的方法上,是动员民众最有效最适合的方法”,它的重要使命,“是组织民众”[4]创作中民族意识、战争意识等二元对立意识的强化,使文学的战斗性有所增强,而在不少情况下,生活的复杂性却表现得弱了,简单化了,造成了主题上盲目乐观主义,题材上的过分狭窄,甚至助长了抗战八股、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滋生和发展面对抗战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现了自觉解决的明显趋势文学路向的新调整并非偶然就现实来说,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与政治上的腐败,使许多作家开始从梦幻中惊醒,脚踏大地,面对人生抗战一年来,许多作家在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矛盾和困惑,也促使他们开始总结抗战文艺的得失,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创作路径进行反思和调整这次调整,对于30年代后期,乃至整个40年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开始了在现实主义主潮之下,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以主情的现实主义为其审美特征的七月派文学思潮,逐渐成为40年代现实主义主潮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历史剧创作潮开始勃兴尽管在国统区、在孤岛、在解放区,历史剧的创作呈现为不同的审美形态,然而在总体上,历史剧的创作,其主旨却基本一致,他们希冀用赞美民族历史的辉煌来提高民族自信力,用讴歌历史上的抗敌英雄,向浴血奋战中的军民灌注民族生气讽刺与暴露文学思潮的涌现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把暴露与讽刺的锋芒指向了抗战阵营内部的黑暗面这与当时清一色的以歌颂与赞美抗战“英雄人物”的理论和创作格调发生了抵牾,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展开了最初,论争囿于政治层面上的评析,一些理论家认为“华威”形象的塑造有损于抗战阵线的形象,会剥蚀抗战必胜的信念特别是《华威先生》被日本报刊译载,进行“反宣传”之后,否定“暴露与讽刺”的理论倡导者们更是抓到了“把柄”,并对其他一些暴露讽刺抗日阵营内部黑暗面的作品也大加非难,如《残露》、《乱世男女》等这显然是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否定文学具有反映生活的特性,片面夸大文学实用性的工具论观点后来,论争逐渐转入文学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塑造新时代的真正的典型人物,以及如何统一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作了深刻的剖露他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相交错的,“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 ,自私卑劣”,人民大众“身受那些荒* ,自私卑劣的蹂躏”[5]以《华威先生》开其端,这一类作品显露了从抗战初期的盲目乐观到对现实的冷静思考由着眼于壮烈场面的描写到以憎恶之情鞭挞黑暗现实,标志着创作对生活由表层到深层的开掘,反思文学的悄然兴起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作家的目光开始具有更大的挑剔性反思,这是一个达人的胸怀；反思,也是一个民族的胆量民族的活力来自沉痛反思之后的自新巴金、老舍、曹禺、师陀等作家,在低沉、痛苦心情下创作的一批具有反思品格的作品,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最辉煌的收获至于在解放区,新的文化环境的建构,更开创了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的新时期

文学路向的调整虽然使抗战文学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论,抗战文学形态仍然是统一的,抗战文学精神始终是一体的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年代是灾难的年代、痛苦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人们就不会再对文学提出美而求全、精而求妙的要求,对带有强烈功利性的救亡文学思潮席卷抗日文坛这一特有的文学现象,也将会充分理解由于战时的战争小说以服务于战争这个现实为基本目的,因此战时的战争小说便具有特别强烈的战时文化色彩这种战时文化色彩主要表现为对直接功利性目的的强调文学的战争化,从文学的角度讲,的确是文学本身的某种程度的异化从创作的实际看,抗战时期的战争小说的确精品不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文学的必要的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都未能创作出多少重要的作品说到底,文学毕竟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的一个小小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中的一个小小部分很难想像,在一个民族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时,作家还可以不闻不问窗外事,一心一意创作所谓不朽的留之后代的伟大作品战时的中国抗日小说,是民族的生命之舞它们是在炮火、恐惧、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诞生的用纯粹的文学价值标准来衡量它们,它们的成就和价值的确不能算是巨大,它们不过是特殊时空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但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它们独特文化价值的基础后世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只有立足于这样的基点,即它是一种战争化的文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才能够对它们作出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最近正在看一篇长篇小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虽然暂时只看完《家》这篇，发现巴金老爷爷对其中的人物刻画可谓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让我铭记于心。深刻的感受到巴金老爷爷不愧为伟大的作家。

现在正在读第二本，当我读完第一本《家》后，给我的感觉真可谓身临其境，巴金老爷爷透过对一个大家庭的描写折射出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厌恶与憎恨，痛斥了人与人在交往中黑暗、违心和奉承，通过三兄弟间性格的不同和对未来社会的不同看法进行了层层更加深入的分析，真让人眼前一亮。在三兄弟中我最欣赏的是老三觉慧他是一个对前途未来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相信旧社会一定会过去，旧制度一定会被舍弃的有志青年，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和老大觉新的性格刚好背道而驰，就像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有任何交叉点一样，也就注定着他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老大觉新的性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懦弱到极点的那种人，在以前就称他为“无抵抗主义”，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身边最亲的人死的死，走的走。虽然他感到无比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却并没有让他改变自己的性格，只是在思想上有了些许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足以让他有所行动，他还保留着那分懦弱。而三兄弟中的老二觉民则是站在觉慧那边，但他并不象觉慧那样冲动，有着沉稳的性格，在必要的时候也回积极主动的争取幸福，从这点上来说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因此在整个大家庭中，只有觉民和觉慧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其他人则全是旧社会，旧体制的拥护者，可见觉民、觉慧和这个大家庭的隔阂有多么深，所以觉慧除了恨透了这个旧社会、旧体制外，也恨透了这个只有旧体制和旧制度的大家庭，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以此表明他抵抗这个旧社会的决心。

整本书就是围绕着觉民、觉慧两兄弟怎么和那个旧社会、旧制度作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整篇文章以“家”为主题贯穿始终，让人看了此文来源于文秘家园不释手、欲罢不能。

年轻的眼睛，年轻的心——《家春秋》读后感- -

巴金写作《家春秋》是不满30岁，读完这部作品，心理起伏不是很大，大概是类似的题材看到的比较多，差不多的故事，我有几点看法：

笔法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1，文笔很干净。看《家》，虽然仅仅看了几页，但是一个简洁、明快、大气的笔触已经跃然纸上了，景物的描写，对于月光的注释，令我耳目一新。没有家长里短的叙述，有一种大家庭子弟的眼光，比较脱俗，当然，老舍的“俗”也不是不好。

2，中心人物的描写牵动着我的眼光。你可能不喜欢觉新，但是你不能漠视觉新。巴金在觉新身上投入弄笔重墨，不管是他处理事务也好，还是他的感情生活，觉新的身影总在读者的眼前挥之不去，而且有时候搞得读者胸口发闷，对于自己一个不喜欢的人这样牵挂，简直是一种折磨，巴金的觉新，自然成为文学人物里面一个经典形象。后来孙道临演绎得也比较成功，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陈道明演可以不可以？王志文呢？

3，语言描写平中出奇。在日常生活对话中，巴金笔下人物的语言中规中矩，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比较合拍，而发生冲突时的语言刻画，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可恶的觉英和淑华的对话，觉民和克安的对骂，让读者为正面人物的命运牵挂，恼恨反面人物的语言，写活了。不过我觉得，对于觉民的心理活动，语言描写，特别在平常的叙述中，有些理想化，少了生活的积淀，不是微笑就是冷笑，略显脱离生活，和觉慧比较起来，差异性不大，看完《秋》，差不多就会把觉慧忘掉，让觉民弄混了，语言的描写不够鲜明。

4，景物描写。一件事情，只要提上一千遍，那人们肯定记住。高家的大花园，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厌其烦。人是怀旧的，巴金的笔，景物描写也没有脱离开这个令他感伤的地方，好像我们现在的“忆童年”，不同的人不同的写法，巴金的年轻的眼睛，到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的关于月光的描写，想起来老舍的《月牙》，不断的点到月光，每次有不同。

5，关于人物。粗分一下，男人女人。从思想性和道德性来看，巴金比较同情女人。从三兄弟的眼睛里面，除了那几个姨太太以外，都是好女人，特别是自己亲属，这也难怪，感情发挥作用。围绕着觉新的几个表妹，表姐，老婆，丫环，宛如大观园里面的金钗们，让人怜爱。一时间，被善良的女人们包围了，让男读者们垂涎欲滴，乐不思蜀。恨不能冲进小说，替代觉新的交色扮演，好好的享受那几段错过的缘分。

而周伯通们，郑国光们，克明们的描写，在巴金自己的嘴里说，是重点刻画的人物，是对立面，他们的角色，并非无足重轻，正是这些人决定了人物的命运，通过巴金的笔，一个个面目可憎，死守礼教的“坏男人”们，用他们的手段撕扯着读者的心理，这种折磨，才令人印象深刻。

6，故事的选择。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并不多，匕首，投枪比较多，而巴金的《家春秋》，却似徐锡麟怀抱的炸弹，不断地投向旧世界的人群。选择多少人物？选择怎样的人物？选择怎样的冲突？情节？年轻的巴金，用一个大家庭的兴衰，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冲突，用年轻人的决裂和幻灭，为不同的人指出了不同的道路，文学是救国的，是治病的，洋洋洒洒三卷俊文，虽比不得《红楼梦》，却可作为我们回忆五四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写作特点的良好教材，特别是出自一个年轻人的笔下，尤为可贵。

当我流着眼泪读完《家》后，心中充满复杂的情感……

《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富有典型的形象。每个形象都写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人物不下于七十个，其中既有专横，衰老的高老太爷，荒*残忍的假道学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又有敢于向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刚烈丫头鸣凤，温顺驯良的梅芬，善良厚道的长孙媳瑞钰等；以及受新潮思想、向往自由平等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悟者和叛逆者的形象。

小说着重刻画了觉新这个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处于“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孝”的熏染。他的一生陷入极大的矛盾痛苦中，大大加强了这个人物的悲剧力量。

高家正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那些高家子弟正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例如：高家中专横、衰老、腐朽的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他代表的正是政府机构中腐败、贪婪的官员。那些官员仗着自己的官职，随意支配人，在无形中，人们对他产生了怨恨，对他也产生了无形的威胁。还有像狡猾贪婪的四老爷克安的贪官，他们运用自己的小聪明,毫无顾忌地从公家手中“榨钱”，行贿受贿是样样不缺。社会中也有像腐化堕落的败家子五老爷克定的青少年，他们整日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他们由于承受不了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自甘堕落。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乌云”，但它永远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辉。

这个社会永远都在进步，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它。在途中，它也曾发射出许多水花。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

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在梅林里的憧憬，他在洞房外月下的独叹，他在面对梅前来避难时借酒抒怀，点点滴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懂风情，有学养，会思考有灵气的觉新形象。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这选择恰恰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悲剧的意味更加耐人寻味，其实， 觉新的思索结果常常是源于长房长孙的所谓“责任”，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责任”往往是封建制度的一种无形的工具，其不合理的部分让觉新倍尝心酸，屡受沧桑。而也是这种责任感的驱使，当弟弟要离开这个“家”，奔向光明时，他又掏出了与死去的瑞珏共同为三弟准备的盘缠。不要小看这一笔的处理，他使整个高觉新的思想轨迹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使人物的层次变得丰富而，统一。难怪当三弟怒斥大哥无能的时候，瑞珏挺身而出说：“他不是这样的”。理解他的人知他是顾全大局，顶天立地的男儿绝不是无能无用之辈，看过全剧，观者当与瑞珏一样理解了觉新吧？赵志刚在这部戏中的表演稳中推进，真实朴素，层次分明。再赞！还有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是鸣凤，鸣凤的纯洁美好，历来是《家》中颇受喜欢的人物。而青年演员陈是的表演没有之前一些演员的轻浮和过分的卑微，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她的清纯，不着点染的神情以及舒展自然的形体处理，也成为了该剧的一个亮点。

觉新是封建制度的继承者，同时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

作为在“五四”之前成家立业的人，她接受了封建正统观念，奉为行动的准则。被克明选为接替他挽救高家命运的人。同时，他又是封建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双方父母的小小意见，毁灭了他和梅的婚姻，愚昧的封建迷信，又夺去了他爱妻的生命，虽然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对他有所触动，但他难以摆拖封建思想的束缚。（他本来跟梅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有一天梅的母亲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觉新的母亲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他们也没有反抗，痛苦的接受了，觉新娶了瑞珏，梅后来郁郁而死；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引起了陈姨太、四太太、五太太、和几个女佣的焦虑，起初她们还背着人暗暗地议论。后来有一天陈姨太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对克明几弟兄正式讲起“血光之灾”来：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的血。唯一的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迁出公馆还不行，产妇的血光还可以回到公馆来，所以应该迁到城外。出了城还不行，城门也关不住产妇的血光，必须使产妇过桥。而且这样办也不见得就安全，同时还应该在家里用砖筑一个假坟来保护棺木，这样才可以避免 “血光之灾”。五太太沈氏第一个赞成这个办法，四太太王氏和克定在旁边附和。克安起初似乎不以为然，但是听了王氏几句解释的话也就完全同意了。克明和大太太周氏也终于同意了。长一辈的人中间只有三太太张氏一句话也不说。总之大家决定照着陈姨太的意见去做。他们要觉新马上照办，他们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这些话对觉新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和平地接受了。觉新回到房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瑞珏，瑞珏也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只是哭。后来瑞珏难产，她叫着觉新，要他进来，可是封建思想和两扇大门却把他关在了外面，瑞珏终于死了。） 他终于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出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和毁灭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2002年全国文艺界为了在今年祝贺巴金老人100岁华诞，筹措拍摄20集电视剧《家·春·秋》，曾征询巴老的意见，巴老说：“坏人别太坏，觉新要活着。”巴金理想中的高觉新是慈善的、性情的，他理想中的家庭是温馨的、互爱的。我国古语云：人之将老，其言也善。诚哉斯言。

觉慧大胆、幼稚是觉慧性格的主要特征，觉慧是受“五四”思想冲击的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投进高家这个死气沉沉大家庭的一颗活种，他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毫不顾忌、毫不害怕、毫不妥协。他积极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为之忘我地运动，反对封建家长压制青年，公开支持觉民抗婚，主张年青人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鄙视克安、克定荒*无耻的生活，追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分娩，同情下层人，主张人格平等，爱仆人鸣凤，他最后离家出走。揭示了他反抗的坚定性，他的幼稚主要表现在对周围的一切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认为旧家庭里的一切就是一个复杂的“结” ，没有办法把它解开。

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走马观花中,我很快地把它读完了,在读这部名著时,我的心充满了悲愤与怜悯,即使现在读完了,我的心还是被其中的主人公占据了,我的心在燃烧,我的思潮在翻滚,我是在悲愤,是在惋惜,是在痛心啊!但我暗暗为自己庆幸,因为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生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我们不会重蹈这是最大的幸运啊!

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前他屈服了,接受了,忍受着别人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对待,但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被迫与所爱的梅分离,娶了另一个少女,梅却被嫁到赵家受气,不满一年即守寡回娘家,最后含恨而终他也热烈地爱着她的妻----一个善良贞静的女子,但他却不能保护她,让她任人摆布,听着她在为他生第二个孩子时的痛苦的呻吟声却不能进房看她,知道妻因难产而殒逝却不能与之见最后一面,却只能够忍受他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后,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终于帮助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的”家”!

我讨厌觉新这样的人,他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无能,他不去争取他所爱的梅,也不能保护他所爱的妻,他还是一个男人吗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一直维系的家扼杀他最爱的两个女人的生命,是他的懦弱害了她们啊!他的顺从扼杀了他自己,也摧毁了她们然而,他却是最值得人同情的,前途失去了,美景幻灭了,一切都在黑暗中挣扎,没有幸福可言,更没有希望所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人物!这是怎样一个吃人的世界!我诅咒这个黑暗的世界,但对于觉新,我就能够憎恨他吗他是最大的牺牲者啊!我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二哥觉民,拥有进步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进步之间,然而,就是这样,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的帮助,赢得了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他可以说是<<家>>中最幸运的一个了!

三弟觉慧,不但拥有进步的思想,而且意坚定,他最初与俾女鸣凤相爱,但无情的长辈把鸣凤迫得投湖自尽,这成了觉慧心中一道永远的痛!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讨厌觉慧,因为他的自私,连鸣凤向他诉说一切的机会都给扼杀了,他还曾想过放弃鸣凤,让这样一个十七岁的纯结少女嫁给六十多岁的老头做姨太太,任人糟蹋,然而,鸣凤为他牺牲了,她为他留下了一具清白的湿淋淋的尸体,和一个苍白的吻觉慧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终于摆脱了这个家,然而,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爱情,或许在那个时代,爱情的位置是何其次要的,但在今天,在我看来,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满的

那个黑暗的年代永远地过去了,但<<家>>在批判那个时代的同时正昭示着青春的可爱,对啊!青春是多么的可爱,我们正处于美好的青春岁月中,我们充满了激情,我们的心里洋溢着爱!

只要心中还有梦,就能忍住多少痛

只要心中还有爱,那就离快乐很近,离幸福不远了!

巴金的介绍

巴金（1940－2005 ）现当代著名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在发表小说《灭亡》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巴金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从小目睹封建大家庭内部腐败堕落、勾心斗角的生活方式，封建专制主义压迫、摧残年轻一代的罪恶行径，他对封建制度、封建家庭的痛恨和对自由生活的热情向往，充盈于作品之中。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使用笔名“巴金”。小说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腥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最后，他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灭亡》以后，出现了巴金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1928年底巴金回到了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底梦》、《萌芽》、《砂丁》、《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小说，极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这个时期的作品从题材和主题看，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反映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生活，通过歌颂他们的献身精神表达作者对光明的追求，如《新生》及《爱情三部曲》。前者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在杜大心牺牲的激发下先后走向革命的故事。后者既写革命，又写爱情，写了革命与爱情的冲突，还写了死亡，而作者的总体构想却是写“信仰”。“信仰是主，用死来证实信仰，用友情来鼓舞信仰”，作品中周若水、吴仁民等一群青年的热情献身精神，原来都是由“信仰”支持着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是最能体现巴金这个时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并主编《收获》杂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的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同时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巴金的创作以中、长篇小说为主。纵观由《灭亡》经过《家》到《寒夜》的创作道路，在这位热情勤奋的作家笔下，两大主要题材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一是以《灭亡》为起点的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题材，另外是以《家》为起点的表现家庭生活的题材。前者发展到《爱情三部曲》已经达到高峰，后者在《激流三部曲》中方兴未艾，中经《憩园》，直到《寒夜》才达到高峰。在这两大主要题材中，巴金以写家庭生活题材见长，成就也最高，代表作是《家》和《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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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常常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和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布莱克在法国革命时期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冲破了18世纪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自己写诗、自己配画、自己雕刻的诗人。他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这两组有关“人类灵魂两种相反的状态”的诗歌至今多受喜爱。而罗伯特·彭斯这个下地之余、自学成才的诗人长期致力于搜集、整理、改变苏格兰民歌、民谣，赋予其新的生命。这样他不仅发展了民歌的传统，又为浪漫主义做出了贡献，因为民歌的复兴也是浪漫主义的潮流之一。他的《往昔的时光》（Auld Lang Syne）、《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最出名、流传最广。

中期的浪漫主义作家是高举浪漫主义大旗的两个浪漫主义的奠基人威廉·华兹华斯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前者写自然、写人性，虽说文字极其普通，但是普通中的崇高让人敬仰，至今人们还在吟咏他的《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和那些关于一个名叫露西的姑娘的组诗；后者的超自然、神秘主义的诗歌，不同凡响，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和《克利斯特贝尔》（Christabel）是他的超凡的想象力的伟大见证。

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才暗淡之后，不过十年，英国的文坛上就崛起了一代新的诗人：他们是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波西·比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这三个诗人也都是在法国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写诗，都是民主派，都遭到社会的迫害，都是不幸的英年早逝。拜伦的《唐璜》（Don Juan,1818—1823）被雪莱坚持认为“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不朽的”。雪莱更是以他的一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1819））被全世界铭记。济慈一生短暂，但他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大量的杰作：《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1819）、《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1819）等颂词使济慈跻身于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之列。

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诗歌主要被分为两个比较大的流派，都是根据诗歌的风格来进行区分的，其中一个就是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其次就是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这两种风格是在文学史上最常见的，李白并不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他在屈原的基础上，继续把浪漫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李白在开创属于自己的浪漫主义道路的时候，在诗歌当中加入了大量的想象和夸张的比喻，与屈原的浪漫主义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一、《离骚》

在战国时期，屈原所创作的《离骚》一直都被人们认为是文学史上浪漫主义风格的开山之作，是因为《离骚》当中首次出现了香草美人这样一个文学意象，而屈原也用这一个文学意象把自己的整体诗歌都修饰的更加的完美，因此就具有了浪漫主义的倾向。所以早在李白之前，浪漫主义的风格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因为屈原的去世，这种风格没能够流传下来而已。

二、想象力丰富

在唐代，李白又被称为诗仙，主要就是因为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是无人能及的，而且他在浪漫主义诗歌这一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李白的浪漫主义与屈原的有很大的不同，李白的浪漫要比屈原的更加大胆，要更加的有想象力，李白总是在自己的诗歌当中加入大量的想象的元素，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利用一些梦境或者是想象，能够让浪漫主义变得更加的浪漫。

三、夸张手法的运用

李白的诗歌当中除了丰富的想象力之外，夸张也是他经常会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李白的一些诗歌，基本上都是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在这种情怀的刺激之下，他的诗歌往往都会散发出一种特别张扬，大胆的感觉。在他的很多诗歌当中，都有着对于景色特别大胆的描写，但是这些景色并没有让读者觉得非常的恐惧，反而觉得非常的浪漫，这就是李白的厉害之处，浪漫主义的风格在李白的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艾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20世纪30年代,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意象是是土地和太阳。太阳与土地是最能概括艾青诗歌特色的两个概念。诗人对于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常常借助太阳这一意象得以表现。